《反通脹戰爭》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 作者：倪金節
-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8-11-1
- ISBN：9787807473848
《反通脹戰爭》（倪金節著，海天出版社出版），通貨膨脹這一現象總是伴隨著金融危機發生，而這本《反通脹戰爭》不在於提供一個高度理論化的闡釋，而是用通俗的筆法記錄史上歷次及這一輪全球性通貨膨脹，對通貨膨脹的來龍去脈作出通俗化解讀。並總結世界各國政府以往治理通脹的成功經驗，最後就中國的通脹現狀、應對與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告訴讀者如何應對正在面臨的通貨膨脹、有效防範財富縮水的風險。
一場全球與通貨膨脹的戰爭，中國如何應對與治理通脹？一場個人與CPI賽跑的戰爭，我們如何打贏財富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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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節， 財經評論員，專欄作家。現供職於《環球財經》雜誌社。長期為《上海證券報》、《第一財經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每日經濟新聞》等財經媒體撰稿，並深入跟蹤觀察研究全球通貨膨脹的發展趨勢，為國內系統專註研究全球通脹的權威人士之一。
縱覽全球通脹風雲 揭秘物價飆漲玄機
解讀油價金價真相 探討財富保衛方略
《反通脹戰爭》採用專業的視角和通俗的語言，全景般描述了全球正在面臨的通脹形勢及美國、日本、越南等各國高通脹的成因，詳盡分析全球物價、油價、房價、糧價等飆漲的原因，深層解讀了究竟是誰製造了全球通貨膨脹，並總結世界各國政府以往治理通脹的成功經驗，最後就中國的通脹現狀、應對與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告訴讀者如何應對正在面臨的通貨膨脹、有效防範財富縮水的風險、從而保護自己的財富不被通貨膨脹掠奪。
一場全球與通貨膨脹的戰爭，中國如何應對與治理通脹？
一場個人與CPI賽跑的戰爭，我們如何打贏財富保衛戰？
本書作者是一名優秀的財經評論員，他用自身敏銳的視覺、歷史的脈絡、靈動的字元，深入淺出的介紹了全球通脹的“前世後生”。 …………周春生，長江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
本書作者不僅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經濟和金融全球化時代的全球通漲圖景，重要的是，也為我們抵禦通貨膨脹風險提供了很好的建議。…………管清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能源項目主任
本書作者從業財經媒體行業數年，目睹了這一輪全球性通貨膨脹的興起，目睹了這一輪通貨膨脹在世界各國製造的一齣又一齣悲喜劇，寫成此書，其目的不在於提供一個高度理論化的闡述，而是用通俗的筆法記錄歷史上和這一輪全球性通貨膨脹，對通貨膨脹的來龍去脈作出通俗的解讀。
……………………梅新育，國家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本書作者以高屋建瓴之視角，從主要產品角度梳理了本輪全球通脹的的表現，深入剖析了全球通脹的根源，總結並展望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式。文筆洗練，深入淺出，值得品讀。
…………………………張明，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
全球通脹與次貸危機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威脅，很多國家正在被高通脹所困擾。讀完此書，你將對通貨膨脹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並能從書中找到應對通脹，防範財富縮水的良方。
…………………………馮科，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
本書作者為我們精心描繪了全球通脹時代的圖景，並從國際貨幣格局的視角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剖析。本書討論的主題契合了國際金融形式的歷史性變遷。在全球化紅利消耗殆盡的今天，無通脹伴隨的高增長已成奢望。我們的生活將因此大為改觀，這是我們不應忽視這本書的原因。
“專業”與通俗”這兩個詞似乎總是對立的，原因就在於能將其很好揉合在一起的人少之又少。然而，本書作者兼具新聞人筆觸之敏銳、制史者資料之詳實和經濟學者的理論邏輯，得以優美流暢的文筆來闡述全球通脹之前世今生。而我最欣賞的是文學之間的起承轉合，和文字之外不徐不緩的節奏。相信讀者從中不僅能讀出時下經濟之風雲變幻，而且還能獲得一種淡定從容的美感。故推薦之。
…………吳志峰，國家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此書是我看過的分析目前的全球通脹的讀物中最好的！
………………陳宇峰，日本早稻田大學21COE-GLOPE研究中心研究員
全球通脹與次貸危機
——世界經濟的雙重威脅
周春生 著（長江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 2008年10月）
當前，除了次債危機困擾全球經濟以外，全球範圍內的通貨膨脹也是影響各國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最大威脅。而本輪的次債危機和通貨膨脹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首先，美國的次債危機本身源於通貨膨脹背景下的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其次，在本輪次級債危機下，全球信貸市場的信用急劇收縮，促使融資成本提高，加劇通貨膨脹壓力；再次，次貸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步入衰退，國內總需求下降，經濟放緩。
為了擺脫經濟衰退的困境，美聯儲採取激進的貨幣政策（不斷向市場註資或降低名義利率），以救助財務狀況惡化的金融機構。而美國的弱美元政策，導致國際期貨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如石油、鐵礦石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進而其他國家就必須承受因原材料價格上升，所造成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生物能源的興起，使得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氣等能源價格的上漲，傳導至農產品中，糧食也出現了大幅上漲現象，從而加劇了通貨膨脹壓力。實際上，比通貨膨脹更可怕的通貨膨脹預期。一旦預期形成，通貨膨脹將會自我放大，甚至形成全面通貨膨脹。人們將會購買具有保值功能的“硬資產”，以及會突破“貨幣幻覺”要求提高工資。在此“價格工資螺旋”下形成全面通貨膨脹。
展望未來，全球的通貨膨脹仍將持續。首先，中國、印度等國家經濟保持著高速增長對石油、鋼鐵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仍十分旺盛，從而強勁的支撐全球能源價格的高位運行；其次，美元持續貶值預期也導致投機部位轉移至大宗商品，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再次，資源短缺性本身決定了其價格仍將不斷上漲。雖然，國際油價近期跌了30%左右，每桶大約106美元左右，但是比2002年仍增長7倍左右。未來，石油供給的緊張狀態也促使全球通貨膨脹仍將持續。總之，本輪次債危機引起的金融體系的崩潰，所導致的全球通貨膨脹仍將延續，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賴於廉價的生產要素資源。而如今能源價格提升、土地價格以及勞動力價格上漲都是經濟糾偏的自然趨勢。雖然說在過程中，必須要經歷陣痛，但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以及產業升級。
當前，次貸危機的風暴肆虐全球。實際上，歷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總是不可準確預期的，其危害及影響力也是逐漸顯現的。本輪次級債危機也不例外。從2007年4月第一家美國次級抵押貸款服務商申請破產保護開始，直至以美國為首的各國央行紛紛向金融市場註資的時候，許多金融專業人士才如夢初醒，意識到次級債危機的嚴重性。套用巴菲特的一句名言來說，就是“只有在潮水退掉的時候，才能發現誰沒有穿褲子”。在此“多米諾骨牌”效應下，一場席卷全球的次貸危機爆發。華爾街“五大投行”的相繼倒閉、出售或改製，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企業被政府接管，次級債危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可以說，次級債危機已經給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帶來了一次深刻的血的教訓，其所帶來的流動性衝擊和巨集觀經濟風險預警發人深省。次級債是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的資產證券化產品。而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則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原本BBB級以下的次級債券，經過投資銀行的包裝，搖身一變就成為了AAA級的投資產品，再通過金融衍生工具的放大，次級債的風險也被成倍的放大。但由於美國2007年之前的房地產市場一直處於繁榮景象，次級債風險被掩蓋了。
21世紀初，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一直採取降低利率的方式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大量的流動性資金涌入金融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化。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全面複蘇，通貨膨脹壓力重新顯現。在2004年6月以後美國變更了利率政策，將巨集觀調控方向轉到縮小流動性上，此後17個月連續加息，至2007年1月利率達到5.25%。由於高利率的次級抵押貸款用戶因無法承受不斷增長的利息，同時美國房價也出現下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用戶即使他們出售房地產也償還不了本息，因此，違約率開始上升，成為此次次級債危機的起源。
但從根源來說，主要還是由於穆迪等信用評級機構違反職業操守、政府監管不力、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桿效應、產品設計缺陷等因素導致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次貸危機開始出現向更廣、更深、更持久的方向演變趨勢，即從次貸領域向優質房貸、消費信貸、公司信貸等領域蔓延，威脅全球經濟。
“一個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次債危機亦是如此：美國經濟衰退將拖累全球。次債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將帶來美國國內需求下降，導致全球貿易出現萎縮，預計日本、歐盟和一些亞洲經濟體的出口，特別是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受影響程度大。此外，隨著次債危機的更廣更深的擴散和蔓延，許多國家也將可能出現金融危機，在此影響下，全球經濟面臨下滑趨勢，滯脹風險加大。在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脹壓力的雙重壓力下，各國應當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應對次債危機帶來的危害。否則，全球滯脹時代將到來。
友人倪金節是一名優秀的財經評論員，他用自身敏銳的視覺、歷史的脈絡、靈動的字元，深入淺出的介紹了全球通脹的“前世後生”。相信對讀者瞭解全球經濟運行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本書的作者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寫作此書，體現其積極進取的職業態度。應其要求，我欣然為其作序，希望他能繼續追求卓越，再創佳文。
最美好的時代，最糟糕的時代
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寫到，“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
是的，當今世界和狄更斯筆下描述的時代也非常相像。在資訊高度發達的全球化3.0時代，我們不少人能夠享受喝著星巴克、穿著阿瑪尼、唱歌在錢櫃般的現代人生活，這與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相比，的確是最美好的時代。但是同時我們每個人又不得不忍受物價大幅度攀升，而實際工資水平卻不能同步增長的苦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最糟糕的時代。縱使是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時期，物價的真實漲幅也沒有今天這般離譜。30美元和150 美元的原油價格，給世界經濟帶來的麻煩當然是天壤之別，民眾所遭受的生活壓力更是不能同日而語。
對於本輪全球通脹，人們將其普遍歸咎於能源和食品價格的飆升，問責於國際投機資金的炒作。特別是自2001年以來，油價、銅價、金價和糧價等基礎產品連續暴漲，短短幾年間都實現了3到8倍不等的漲幅。實際上，從過去30年的歷史價格變遷來看，全球大宗商品的漲幅其實並不過分，並落後於世界各國收入和財富增長。根據瑞士信貸提供的數據，在同一時期，全球基礎貨幣發行增加6倍，G3（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工資增長2倍，新興經濟體工資增長7倍，全球財富更是勁升21倍。問題的核心在於油價自從2000年來暴漲近6倍，銅價暴漲7倍，小麥價格一年內也狂翻一倍。
“像鱷魚一樣凶殘，像全副武裝的強盜一樣令人心驚肉跳，像殺手一樣致命。”美國前總統里根如此形容上世紀70年代的通脹，30年後，全球通脹的幽靈再次降臨，里根總統的比喻讓我們對全球通脹形勢的繼續惡化憂心忡忡。
當前，物價牽動著每個人的神經，全球性的高物價已經成為整個國際社會關註的焦點，解決全球通貨膨脹問題也已成為世界各國央行行長的 “心病”。在我看來，本輪全球通脹的頑固程度遠勝於歷史上的任何一次。畢竟，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世界經濟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供應的廉價工業產品，和IT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的帶動下，得以維持年均2%—3%穩定的物價水平，但現在以勞動力為代表的全球生產要素價格都在急劇上升，持續十多年的全球化紅利瀕臨枯竭，長期支撐全球經濟繁榮的“低物價時代”已經徹底落下帷幕。
當前，美國房地產泡沫正在破裂，次貸危機愈陷愈深，大量資金需要尋找新的投資場所，又基於全球實體經濟供需面的失衡，加上生物能源、自然災害等因素，過剩的流動性就大肆進行投機衝擊，這是造成近年來石油、黃金、糧食、礦產等大宗商品價格輪番上漲的最直接原因。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輪全球性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全球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是上一輪經濟周期運行特征和國際貨幣體系固有矛盾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典型的能夠用AD-AS（總供給—總需求）模型解釋的通貨膨脹。
未來幾年內，在全球通脹形勢日趨嚴峻的背景下，各主要國家的貨幣當局勢必將先後做出重要的抉擇，全球的貨幣政策是否將由於通脹的陡然上升而發生根本性轉向，也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內最值得市場玩味的話題。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反通脹戰爭》，採用專業的視角和通俗的語言，描述了全球通貨膨脹的“前世後生”，詳細分析全球物價、油價、房價、糧價等飆漲的原因，深層解讀了究竟是誰製造了全球通貨膨脹，最後總結出世界各國治理通脹的經驗、教訓，並就中國的通脹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告訴讀者如何應對正在面臨的通貨膨脹、保護自己的財富不被通貨膨脹掠奪。
正如互聯網流行的一句話而言：“你可以跑不過劉翔，但你一定要跑過CPI。”本書的最大目的，就是讓讀者、讓每一個人在這個“最美好的時代，最糟糕的時代”都生活得明白。
通貨膨脹，不僅僅被中國總理視為本國經濟最大的困難，現今，不論是富裕的歐美強國，還是貧窮的不發達國家，都在承受著物價大幅度攀升的痛楚。通貨膨脹，一個在20世紀使用頻度最高的經濟學術語，自進入21世紀後一度變得沉寂，但是隨著全球通脹的降臨，再次成為最熱門的財經辭彙。
通貨膨脹，不僅僅被中國總理視為本國經濟最大的困難，現今，不論是富裕的歐美強國，還是貧窮的不發達國家，都在承受著物價大幅度攀升的痛楚。通貨膨脹，一個在20世紀使用頻度最高的經濟學術語，自進入21世紀後一度變得沉寂，但是隨著全球通脹的降臨，再次成為最熱門的財經辭彙。
全球192個國家裡面有大約50個國家通脹率達到兩位數，而其中大多數是新興市場國家，而且仍有許多國家的通脹率可能馬上就會達到兩位數。在設定了通貨膨脹目標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80%的國家消費價格指數超過了目標值。
——摩根士丹利
“節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兒女輓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遙想1000多年前的春夏之交，北宋詞人秦觀寫下這首20 多字的偶感，慨嘆春的易逝、夏的可人。現如今，隨著低物價時代的遠去，我們也難免有秦觀的這種悵然若失，大多數人當然留戀低物價的方便，煩惱高通脹的艱難，但正如通縮和通脹各有利弊一樣，我們並不能因為高物價時代的來臨，而視高物價為洪水猛獸。或許，本輪全球的高通脹，將成為人類反思物價緣何周期性跌宕起伏的契機，未來會從制度上解決物價波動過於激烈的長期頑症。
當前，世界各地的通脹形勢和成因各不相同，但把這些圖景聯在一起，卻構成了一幅激蕩於全球的通脹“奔馬”圖。這一波全球性的通脹何以產生，又將怎樣發展，就成為我們不得不細心思索的問題。
通脹威脅甚於次貸危機
如果說，在全球通脹出現之前，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的次貸危機，一直是當時市場人士和各國央行關註的焦點。那麼，當前的全球通脹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甚為棘手的經濟問題，其解決難度一點不亞於次貸危機。
目前，不僅次貸危機的困境尚未化解，經濟衰退風險依舊存在，而且隨著世界各國物價水平的陡然間大幅度攀升，不少經濟學家更是擔心 30多年前的“滯脹”危機可能再次降臨地球。2008年6月中旬在日本大阪舉行的有中國、澳大利亞、巴西等國代表出席的八國集團財長擴大會議指出：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原油和糧食價格全面上漲引發的通貨膨脹威脅，遠比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市場動蕩的威脅要大得多。
摩根士丹利2008年6月底的研究發現：
全球192個國家裡面有大約50個國家通脹率達到兩位數，而其中大多數是新興市場國家，而且仍有許多國家的通脹率可能馬上就會達到兩位數。在設定了通貨膨脹目標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80%的國家消費價格指數超過了目標值。
如此一來，世界上25%以上的國家物價水平突破兩位數，而事實上，2008年以來，包括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石油出口國家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在開始為國內的高通脹而憂心忡忡。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07年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通脹率大約是發達經濟體的三倍，這個差距2008年還將擴大。 IMF預測，2008年全球通脹率料從2007年的3.9%升至4.7%。值得註意的是，IMF認為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通脹率2008年會上升近一倍，僅略低於12%；而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料從2.2%升至2.6%。從現在的形勢來看，IMF的預測可能還偏向於保守。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更是直言不諱地說，2008年全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面臨兩位數通脹。素有“中央銀行家的銀行”美譽的國際清算銀行（BIS）2008年7月初表示，全球通脹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個“明顯而迫近的威脅”，並呼籲必須提高利率並制定一個新的框架，以應對未來的信貸及資產泡沫。2008年6月25日的英國《金融時報》亦宣稱，通脹的幽靈在全球經濟中再度現身，從美國的陶氏化學到南韓的浦項制鐵，許多企業大幅上調價格，以應對能源及原材料成本不斷飆升的局面。
資產泡沫推高通脹
最為直接的通脹信號是來自以石油、金屬和農產品等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場，這些市場當前全球的總體需求正高於總供給。澳大利亞礦業公司必和必拓在力拓2008年6月份宣佈的鐵礦石價格96.5%的創紀錄漲幅之後，竟然認為如此漲幅還不夠，暗示該公司可能向其客戶提出漲價100%以上的要求，這使得總體價格壓力進一步加大。石油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不僅重創了航空和汽車製造等行業，而且隨著生產商將更高的成本轉嫁給製造商和消費者，全球通脹將呈螺旋式上升。
自2002年到2007年結束的五年經濟增長周期期間，全球GDP平均增長率高達4.6%。如此強勁的全球GDP增長，與商品市場最為“突飛猛漲”的核心階段剛好完全重合。
自世紀初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和“9?11”事件發生至今的8年時間里，在弱勢美元的支撐下，全球的過剩流動性堆積起來了一系列的泡沫。原油價格從20多美元起步，到最高點150美元左右漲幅高達7倍，銅價從1500美元漲至高點8800美元附近，也有近6倍之巨，黃金價格從300美元開始發力，升至1000美元附近。2005年末和2006年初，玉米、小麥和大豆等農產品的價格亦開始上升，其他的大宗商品市場和各國的股指亦都有著類似的漲勢。如此大規模的泡沫，在世界金融史上尚屬首次，但由於美元的持續走弱，除了次級債泡沫首當其衝，率先滑落刀尖而裂以外，其他泡沫一直都在“堅實” 的刀尖上安全運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鍵的問題就是，全球經濟增長能在沒有對資源進一步約束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現有的速度麽？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將率先或者同時通過減緩國內經濟的增長，抑制總需求，從而為降低商品價格作出貢獻？一個更加難以衡量和破解的問題是，需要多大幅度的全球增長減緩才能確保有效地應付通脹的繼續攀升呢？
然而，一件對於我們來說顯而易見的事情就是，在全球總體需求不出現減速的情況下，商品價格不太可能會出現實質性的下降，石油、有色金屬和農產品價格都將繼續高位運行。
美國：“三昧真火”燒旺通脹
自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急轉直下，不斷公佈的經濟數據表明美國極有可能進入衰退。儘管美聯儲一反常態地頻頻出手，自2007年9 月開始到2008年4月底的半年多時間里連續9次降息，將聯邦基準利率從5.25%拉低至2%的低水平。但從現在持續低迷的經濟數據，以及信貸市場的惡化態勢看，在本·伯南克主導下的所有這些努力都已不足以阻止美國經濟衰退的步伐。
至於經濟疲軟的最主要來源——房地產市場，更是泥足深陷，目前的美國房價比2006年第二季度的頂峰水平已經下降了10%，並且可能會至少再下跌10%。而且房價的下滑導致了住房租金回報率（即房租對住房價值的比率）的上升，這進一步提高了以消費價格指數衡量的通脹率。在美國消費價格指數的構成之中，住房所占的比重約為三分之一。
過去16年之中，房價的上升導致了租金回報率的下降，因此一直發揮著抑制美國通貨膨脹的作用。而今，這種效應的方向發生了逆轉。這種情況很可能會持續到次貸危機結束之後，更為糟糕的是這個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未必會引起美聯儲的高度關註。
讓人更為憂心的是，房價的不斷下跌，加上金融市場的疲軟和信貸的收緊，導致了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至自1991年經濟衰退以來的最低水平。現今，不少機構紛紛預期2008年美國經濟整體增長率將為負值，這次衰退可能導致比1990年和2001年上兩次經濟不景氣更為嚴重的後果。
美國經濟增長雖然有所減速，但是食品價格卻又一次開始加速上漲，汽油價格也在攀升。2008年3月和4月，美國的食品和能源價格漲幅都超過了核心通脹率（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消費價格指數）。而且不少機構的調查都表明，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種情況將持續下去。
儘管2006年年中，美國核心通脹率觸頂回落，此後趨於下降，但到2008年4月和5月都達到了2.3%，高於美聯儲理想區間的上限。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4.1%，為17年來最高。其中，能源價格上升17.4%，食物價格上升 4.9%，兩者都是1990以來的最大漲幅。2008年5月份的CPI上漲4.2%，前5個月的核心CPI漲幅更是都保持在2.3%以上的高位。7月的 CPI上升5.6%，創1991年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些數據讓伯南克在恩賜利率“胡蘿蔔”，刺激經濟複蘇之際，也不得不擔憂通脹的加速上行。其實早在2005年11月，由於過度流動性的堆積，前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就已經警告美國通貨膨脹將面臨失控的可能，只不過沃爾克的“詛咒”三年後才得以兌現。根據《今日美國報》的報道，隨著油價飆漲、美元走低導致美國通貨膨脹壓力不斷擴大，連帶迫使房貸利率走高。房地美（Freddie Mac）的調查數據指出，2008年6月底全美30年固定房貸利率升至6.45%，較1月份的5.48%增加將近1%。美聯儲為避免物價上揚，很可能接下來升息，將迫使房貸利率進一步走高，不少美國分析師預計30年固定房貸將升到6.75%左右，房貸利率上揚已迫使房貸申請數量減少。
所以，總體來看美國經濟目前不僅尚未走出次貸危機的陰影，而且國際能源價格的飆升和美元寬鬆貨幣環境政策的負面影響，又帶來了通脹問題。雖然目前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滯脹”危機，但以弱勢美元、低利率和高油價為代表的“三昧真火”，讓美國的通脹壓力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事實。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1975年從哈佛大學畢業時，國際油價突飛猛進，石油危機正在肆虐，美國通脹率直逼兩位數。2008年6月份，伯南克參加哈佛畢業典禮時對學生們說，“當時汽車在加油站排起長隊，而現在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形。過去四個季度，整體通脹率平均為3.5%，遠高於我期望的水平，但遠低於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所見的雙位數。”看來，伯南克對當前的通脹形勢還是甚為樂觀，將通脹扼殺在個位數以下的信心十足。
十年歐元遭遇通脹
歐洲中央銀行在2008年8月14日發佈的月度報告中，把對2008年度歐元區的通貨膨脹預測由原來的3.0%提高到3.6%，大大超出歐洲央行2%的通脹目標。該報告同時將2009年的通脹預測由2.2%提高到2.6%。目前歐洲通脹率的年化值仍高於4%，較歐洲央行目標值（2% 以上）的上限高出一倍多。
因此，經濟學家普遍預期近期內歐元區的利率將保持不變。歐盟統計局的修正數據顯示，受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推動，歐元區2008年 7月份的通貨膨脹率與前一個月持平，繼續保持在4％的歷史高位。這一數字比6底公佈的初步預測值低0.1個百分點，但遠高於去年7月份的1.8％。數據顯示，2008年7月份，歐元區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7.1％，食品價格同比上漲6.7％，均對通脹率走高起到了推動作用。
受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影響，歐元區通脹率最近數月大幅攀升，自2007年9月份以來已連續11個月超出歐洲中央銀行設定的2％的警戒線。數據顯示，歐盟27個成員國中，荷蘭7月份的通脹率最低，為3.0％；拉脫維亞的通脹率最高，達到16.5％。為抑制通脹率上揚，2008年7月 3日，歐洲央行曾宣佈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由4％提高至4.25％，併在8月7日宣佈維持這一利率水平不變。
2007年，歐元區通脹水平不過1.9%，如此強烈的數字對比令歐洲央行此前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最近的8年，歐元兌美元從當初的1.2高點到現在的0.6附近，幾乎升值一倍，但是到現在通脹依然控制不住。
歐元集團主席、盧森堡總理暨財長容克、瑞典首相雷恩費爾特都對歐洲通脹能持續多久甚是擔憂。而芬蘭財長卡泰寧更是直言，歐洲各國領導人必須認真研究這個“嚴肅”的問題。
歐洲央行同時警告說，歐元區內新一輪的薪資提高措施將可能引發更長時間的通貨膨脹。歐洲央行表示，高工資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而企業則會把成本轉嫁到最終產品，進而引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但是，歐元區內的經濟學家則普遍認同提高工資的做法。由於歐元區2008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已經相當疲軟，他們認為提高工資將有助於提高消費者購買力，進而拉動經濟增長。
按照歐盟《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規定，歐洲央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確保歐元購買力，每年的通脹率應控制在2%以內。IMF的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7年之間，歐元區CPI年度增幅分別為1.1%、1.1%、2.17%、 2.37%、2.29%、2.07%、2.15%、2.19%、2.19%和2.14%，平均水平為1.98％。而同期全球CPI在3.5%至5.5%間波動，平均水平為4.16％；同期美國CPI在1.55%至3.38%間波動，平均水平為2.54%。我們回顧歐洲央行的十年曆程，歐元區大多數年份的通脹率雖然都在其設定的目標之上，但是橫向比較表明，歐洲央行在控制通脹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僅高於美聯儲，還大大高於全球央行的平均水準。但是2008年以來，歐元區通脹卻開始呈現快馬加鞭之勢，大有脫韁奔跑的可能。
隨著歐洲通脹的重上高位，以德國和義大利為代表的歐盟成員國脫離歐元的欲望愈發強烈。義大利的通脹率從2007年1月的 1.7%，已經飆升到現在的3%以上，為1996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美國經濟減速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歐元對美元持續升值，是影響義大利經濟增長的首要不利因素。歐元升值給困境中的義大利製造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因此，不少義大利民眾和學界建議放棄歐元作為單一貨幣。十年前，德國央行將其貨幣政策主權讓渡給歐洲央行時，德國的通脹率是 1%，之前兩年的分別是1.4%和1.9%，而今年的預期通脹率為3%。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至少有1/3的德國公民表示願意捨棄歐元，回歸馬克。看來，歐洲央行面臨著不小的麻煩，貨幣政策何去何從，著實讓歐洲央行行長特裡謝很是“費思量”。面對全球通脹，各國央行都不願單方面採取升息這樣的緊縮貨幣政策，各國擔心這樣的單獨行動不僅不能抑制通脹，反而可能會犧牲本國的經濟增長，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替罪羊”。
日本：十年通貨緊縮能否結束？
從現在日本的經濟形勢來看，一方面，前不久大家期待的日本經濟迎來複蘇，目前可能將再次轉向面臨低迷衰退的邊緣。日本政府在2008年6月的經濟增長評估報告中指出：
全球經濟增長放慢、能源成本飆升，這兩個因素將進一步抑制業已陷入停滯的經濟增長。
日本央行2008年5月份的貨幣政策會議紀要中，承認了全球通貨膨脹的風險已經升高，日本央行將密切關註國內物價及整體經濟增長的情況。的確，由於能源及原材料價格、日用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不斷飆升以及企業重新定價帶來的影響，日本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並且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基於此，日本政府調低了經濟評估，這也是日本三個月內首次下調經濟預期，相比於政府5月的報告，日本經濟看起來正陷入停滯的狀態。
而另一方面，與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日本經濟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格外大。2007年12月份，日本新鮮食品的價格出現了將近 10年以來最快速度的上漲，不少經濟學家預計，日本長達10年的反通縮戰役可能宣告結束，不斷增長的通脹將成為日本經濟的心腹之患。日本總務省公佈的數據顯示，自2008年2月份日本CPI同比突破1.0%後，現在日本出現了CPI連續多月上升的局面，5月日本的通脹率更是高達1.5%。我們知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的通貨膨脹率都保持在低水平，2007年大部分時間日本通脹率也都在零以下，而進入2008年以來，通脹率一直在1％以上徘徊。
在能源和糧食價格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最近幾個月的物價指標雖然都在1%到2%之間徘徊，但是通貨緊縮是否結束依然難以確認，低利率水平更是沒有下降的餘地。與此同時，油價、糧食價格上漲也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影響了消費者信心，使日本的貨幣政策面臨更複雜的局面。雖然日本央行已經開始警惕全球通脹的威脅，但是加息又缺少很明顯的通脹指標的支持。所以，面臨著日本經濟的停滯和通脹的飆升都將隨時發生的現實，對於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這位“書生氣”十足的決策者來說，所面臨的挑戰其實超過了伯南克和特裡謝。畢竟，對於歐美各國來說，巨集觀經濟的走勢更為明朗。
越南：領跑亞洲通脹
正如摩根士丹利2008年6月底指出的那樣，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都面臨著兩位數或者接近兩位數通脹的威脅。在越南、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亞，通貨膨脹率已達到兩位數水平。
通貨膨脹高達20%以上的越南在2008年6月爆發了金融危機，股市、樓市被雙雙“腰斬”。據越南國家統計局2008年8月25日公佈的最新數據，2008年8月，越南通貨膨脹率高達28.3%，比7月通脹率上升1.56%，與年初相比上升21.7%，為越南13年來最高值，也是亞洲國家中最嚴重的。2008年8月，越南食品價格上漲44.1%，房子和建築材料價格上漲27.4%。越南的高通脹，令貨幣越南盾大幅貶值。現時越南盾兌美元的報價是1.62萬越南盾才兌1美元。而目前越南盾最高面額鈔票為50萬越南盾，約等於30美元。
雖然越南央行2008年6月10日將基準利率從12%調升至14%，部分銀行已將貸款利率設至18%，但當前的利率水平仍遠低於通脹率，是負利率，越南貨幣政策的從緊力度顯然不夠。
雖然越南政府已通過提高基準利率、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下調信貸增長目標等方式，努力放緩基礎貨幣的增長。但是這些舉措並不能阻止越南的財富大規模向國外轉移的步伐。2008年前8個月，越南的貿易逆差高達160億美元，占出口金額的60%以上，資金流出水平已經開始大幅超越外國資金的流入水平。因為在2008年前5個月，越南外國投資的到位率僅有1/4左右，150多億美元的合同外資，僅到位了39.5億美元，高通脹已經給越南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2008年5月，當越南通貨膨脹率高達25.2%時，整個亞洲都為之震動。當時的越南通脹高企，越南盾兌美元的黑市匯率開始大幅貶值，股市從前一年10月份的1110點一路跌到6月20日的最低點364點，跌掉近70%，就算從2008年開始算，也跌掉近60%，這樣的情景勾起全亞洲對11年前金融風暴的慘痛回憶，大家都在問，金融災難又來了嗎？對於越南，相信他們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正如越南國花蓮花一樣，雖有風雨襲來但依然保持亮麗，其成長潛力更是不容忽視。就像2008年9月初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在8月份政府工作例會上提出的一樣：
2009年越南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任務是：努力控制通脹，到2009年底將通脹率控制至1位數（2009年全年通脹率仍為15%），2010年通脹率低於1位數。
儘管經過幾個月的金融危機洗禮，越南經濟危機的跡象現在似乎不是很明顯，但對於摺合成人民幣，月工資只有約730元人民幣的胡志明市普通市民來講，40多元人民幣一斤的豬肉，近8元人民幣一斤的米價，還是讓他們感覺到通脹下巨大的生活壓力。
在越南周邊，南韓、印度、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等國通脹水平也都創下了多年新高，中國最新公佈的數據雖然較前幾個月稍有回落，但物價隨時面臨著反彈的可能。菲律賓9%以上的通脹率創近10年新高，2008年6月5日，菲律賓央行也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5.25%。而作為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印度尼西亞不得不面對已經逾升至兩位數的高通脹率，根據印尼央行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印尼2008年5月的通脹率從4月份的 8.96%沖高到10.38%。
印度：高通脹致央行行長易人
正在擔憂“是否會成為第二個越南”的印度，由於糧油價格高企，2008年通貨膨脹率已經增長了2倍。根據2008年8月9日印度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印度通脹指數已經高達12.63%，創下過去16年以來的新高，遠遠高於印度中央儲備銀行所設定的5%的警戒線。大部分商品價格指數繼續上漲，其中上漲最為明顯的是燃油和電力類，上漲達17.99%。食品類商品比一周前上漲0.3%，30種基本商品的物價漲幅也從前一周的6.54%提高到6.74%。
為了遏制通脹，印度央行從2008年6月11日也上調了基準利率，將短期貸款利率從7.75%上調至8%，是14個多月來首次上調，而且隨後印度央行連續3次調高利率。
但是2008年7月份通脹躥上兩位數表明，緊縮力度還遠遠不夠。由於央行貨幣政策的不力，印度的央行行長瑞迪在五年任期結束之時未能獲得連任，行長之職轉由財政部次長蘇巴勞接任。儘管根據印度央行條令，央行行長的任期可以達到五年，但蘇巴勞的行長任期只被定為三年，這從一方面表明瞭印度政府對蘇巴勞解決印度目前高通脹、經濟增長率下降的能力仍持觀望態度。
根據印度Yes銀行首席經濟學家Shubhada Rao的分析，通貨膨脹率還未達到最高水平，批發物價指數仍有上漲空間。如果原油價格穩定在目前的水平，預計通貨膨脹率將於2008年12月中旬達到最頂峰，約為13.5%。受通脹加劇的影響，孟買股票市場SENSEX指數大幅度下挫。因為通脹居高不下意味著政府採取的從緊貨幣政策不會放鬆甚至可能繼續收緊，對利率敏感的銀行、不動產和基礎設施類股票領跌。
辛巴威：“N”位數通脹
以辛巴威、秘魯等為代表的部分亞非拉國家的通脹則高達“N”位數，據辛巴威中央銀行的主管吉迪昂?戈諾2008年7月16日透露，由中央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表明，擁有世界上最高通脹率的辛巴威再創新高，通脹率高達2200000％。
按照辛巴威收入管理局官員弗洛倫絲?亞姆布瓦的說法，辛巴威已從2008年7月23日開始暫停出口特定基礎商品，這些商品包括鹽、糖、食用油和大米等，出口暫停將持續12個月。從2000年津政府實施新的土改政策以來，辛巴威遭受了西方國家經濟製裁和連續乾旱的多重打擊，經濟逐漸陷入困境。雖然政府多次修改政策，制定了許多鼓勵經濟恢復的計劃，但整個國民經濟至今還沒有好轉跡象，辛巴威經常面臨基礎商品短缺局面。
實際上，辛巴威自2000年以來，國內經濟便急劇下降，2008年3月29日舉行的總統及國會議員選舉，又不斷發生政治暴力事件，穆加貝雖然在6月27日總統決選中勝出，但迄今朝野政黨仍為由誰出任總統和總理僵持不下。辛巴威政府對社會經濟問題根本就沒有立即的解決之道，持續的外匯短缺已迫使企業在黑市中以極高的匯率，購買原物料以進行生產活動，加上玉米、小麥兩大主食價格顯著升高，辛巴威正處於經濟崩潰瓦解的階段。
辛巴威央行2008年7月底公佈，為解決國內高達百分之二百二十萬的全球最高通脹率，將該國的最高貨幣面額提升至1000億津元。不過，1000億津元的面值只是等值1美元而已，隨時買不起一條麵包。當地央行從2008年9月1日起，又將100億津元的鈔票刪除10個零，但價值不變，即原本100億津元變成原來的1津元，而已推出的1000億面額津元鈔票到年底便停止使用。
新興市場：未雨綢繆
其實，亞洲開發銀行早在2008年3月份就發佈報告指出，雖然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均採取了政府補貼和嚴格控制價格等巨集觀調控措施，但是在國際市場油價和糧價飆升的情況下，預計今年亞洲經濟發展中的通脹將普遍加速上升。
近20多年來，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對本幣匯率實行管制，將匯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同時利用廉價的人力成本大力發展製造業，盡享“人口紅利”的美妙；發達國家則輸出資本和技術、提供市場，雙方各取所需，實現雙贏。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對貨幣危機不再心有餘悸，發達國家享受到了廉價的商品，可以將更多的精力用在技術研發和創新方面。
由於大量製造業已經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所以商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以及全球通脹的來臨對這些國家的影響更大。如今全球通脹的現實，使發展中國家突然間顯得如此脆弱，通脹一旦失控，那麼多年來在治理貧困和經濟增長方面取得的成果將付諸東流，手裡剩下的不過是不斷貶值的紙幣。鑒於此，目前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必須趁現在的通貨膨脹還沒有急劇惡化之際，未雨綢繆，儘可能地將本國的惡性通脹“止之於未萌”。
本輪全球通脹主要表現為糧食和能源的價格全面上漲，這幾年石油、糧食、銅鋁、黃金等大宗商品實現了歷時近8年的快速上漲，並且其價格持續維持高位，能源短缺引發的推廣生物能源促發糧價上漲，根植於能源短缺的這場涉及面廣泛的物價上漲已經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由此帶動了近50個國家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
通脹溯源：誰製造了全球通貨膨脹
本輪全球通脹主要表現為糧食和能源的價格全面上漲，這幾年石油、糧食、銅鋁、黃金等大宗商品實現了歷時近8年的快速上漲，並且其價格持續維持高位，能源短缺引發的推廣生物能源促發糧價上漲，根植於能源短缺的這場涉及面廣泛的物價上漲已經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由此帶動了近50個國家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本篇將從貨幣、石油、黃金、糧食以及房地產各個層面，全面地向讀者展示本輪物價上漲的真實故事。
貨幣之戰：美元大泛濫
美國的弱勢美元政策會引發其它國家的一系列反應，從而加劇全球通脹。多數國家都希望本幣保持低估以保護本國產業。隨著美國通過弱勢美元政策來化解債務，外國投資者則通過增加貨幣供應來繼續維持他們低估的匯率。這種全球性的貶值政策可能給世界帶來1970年那樣的通貨膨脹，讓紙面財富縮水。
——謝國忠（原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及亞太區經濟首席經濟學家）
2007年開始，類似於《貨幣戰爭》、《金融戰爭》方面的書籍風靡一時，從政府、監管部門、企業、投資者、學術界到媒體，以及一般的公眾，都對這種類型的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本來應該是曲高和寡性質的財經專業書籍，卻引來瞭如此廣泛和規模的讀者，的確讓人匪夷所思。這些書籍多是以金融為脈絡，交錯穿插近幾百年世界經濟、政治、社會乃至軍事戰爭，將許多最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與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統統與金融聯繫起來，構思之大膽、跨度之寬廣，著實令人驚嘆。 但正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徐滇慶教授所言：
這些書籍並不是金融專業論著，書中的故事就好像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樣，雖然很好看，但卻當不得真。如果我看了金庸小說就真的相信有什麼乾坤大挪移，葵花寶典，豈不荒唐？在當今世界，國際金融投機資金的規模很大，但是沒有一個司令部，也沒有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
徐教授的觀點我甚是同意，在我看來，這些書籍寫的不完全是真的，有一部分應該是作者虛構出來的，這些機密是作者根據現實生活中的素材加以整理，再部分誇張地表現出來。當然，應該說這些書籍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世界貨幣發展的真相，特別是讓世人改變了對美國的看法。現如今，全球通脹形勢甚是嚴峻，這個時候仔細梳理美國自2000年到2008年這8年的貨幣政策蹤跡，對於理解目前的世界性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大有裨益，畢竟通貨膨脹是永恆的貨幣現象。而要想清晰地瞭解美國自2000年到2008年的貨幣政策，就不得不首先提及兩位經濟學家：格林斯潘和伯南克。
格林斯潘VS伯南克
格林斯潘，江湖人稱“格老”，全名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年生於紐約，里根、老布希、柯林頓和小布希時代的美聯儲掌舵人（央行行長），真可謂“四朝元老”級別的人物。對於格林斯潘來說，美聯儲主席這個職位，真是太過親切和駕輕就熟了。1987年首次擔任美聯儲主席即遭遇“黑色星期一”，並以過人的智慧贏得各方的認同，直到2006 年1月31日，格林斯潘把美聯儲主席之職交給繼任者本·伯南克，在美聯儲主席位置上穩坐近19年，先後為里根、喬治·布希、柯林頓、喬治·沃克·布希四位美國總統掌控美國經濟。在兩次海灣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恐怖襲擊等事件中，他所實施的經濟金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美國所受的負面影響，更在柯林頓時代創造出“零通脹”的經濟奇跡。
格林斯潘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力僅次於美國總統，儘管華爾街對他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滿，但在更多人眼裡，他仍不失為美國曆史上最好的聯儲主席。
從美國曆史上來看，歷屆美國新總統只要一搬進白宮，第一件事就是把內閣統統換上自己的人馬，從里根政府到小布希政府，華盛頓官場中能夠歷經多次人事震蕩而始終屹立不倒的，也只有“四朝元老”格林斯潘了，足見當年這位老經濟學家的影響力有多大。“格林斯潘一開口，全球投資人都要豎起耳朵”，“格林斯潘打個噴嚏，全球投資人都要傷風”，“笨蛋！誰當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艾倫當美聯儲主席就成”，這些曾經散落於江湖的俚語都是說格林斯潘的。
本·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於美國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個名叫狄龍的小村子長大，父親是當地的藥劑師。伯南克小時候就表現出了自己在智力方面的潛質，小學六年級時贏得南卡羅來納州拼字比賽冠軍，如果不是後來在“edelweiss”（高山火絨草）這個單詞中多加了一個“i”，他差一點就贏得了全美單詞拼寫錦標賽的冠軍。
伯南克的大部分生活都與校園緊密聯繫在一起。完成學業後，他直接把身份轉換成了教師從事學術工作。1979～1983年，本·伯南克擔任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助理教授；1983～1985年，擔任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副教授。這期間，他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分析了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發展停滯的根源所在。他並不重視美聯儲允許貨幣供應下降而造成的損害，而是將關註重點轉移至美金融系統失靈的問題上。
伯南克有一個綽號“印刷報紙的本”，這個綽號起源於他與格林斯潘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的分歧，公眾賜予伯南克這個雅號是基於他的一個觀點：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通過大量印刷鈔票的方法來增加流動性。
美聯儲的博弈
從2000年到2008年，簡單地說就是美聯儲和流動性不斷博弈的8年。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世紀之交熱鬧一時的新經濟神話，隨著納斯達克的崩盤而灰飛煙滅。2001年，拉登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襲擊美國世貿中心的恐怖活動，自此之後世界經濟、政治走勢悄然開始發生變化。
溯源本輪通脹，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和美元紙幣的過度發行相關。隨著“9·11”事件的發生，互聯網泡沫的破滅，為了輓救美國經濟的衰退，美聯儲從2001年1月開始逐步調低聯邦基金利率，以每次0.5%的速率在2001年6月調低到4%，在年底調至2%。在2002～2004年三年時間里，聯邦基金利率始終低於2%，併在2003年6月～2004年6月期間處於1%的歷史性水平。
從2000年到2004年，美聯儲的寬鬆貨幣環境，儘管造就了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在面臨諸多衰退因素的情況下能夠保持著快速的增長。但是，格老大量釋放貨幣的做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在美元本位制的背景下，歐元區、亞太區等經濟體也不得不實施寬鬆的貨幣環境，以對沖美元的持續貶值所引發的本國經濟衰退的風險。所以到2004年的時候，全球就出現了流動性的大量過剩，資產泡沫開始醞釀，通貨膨脹威脅著世界經濟的持續繁榮。而且過於寬鬆的貨幣環境為次貸危機的出現播種了嫩芽。
從歷史上看，自從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本位制自此確立之後，全球的貨幣流動性就開始隨著美元貨幣環境的變化，而呈現周期性的過剩和枯竭。CRB指數是最能衡量全球流動性資金去向的指標，一旦流動性泛濫，全球的商品價格必然出現暴漲，而一旦出現枯竭，商品市場的熊市也就隨即而至。以CRB指數為例，歷史上，最近一次的牛市是從1977年底開始，終止於1980年底，總共運行了3年的時間，這三年剛好是美聯儲為輓救“滯脹”危機而不得不放鬆流動性的年代。當然此後展開的熊市運動卻持續了20年之久，直到2000年之際牛市才開始啟動，也就是羅傑斯口中的超級大牛市。
隨著流動性泛濫趨勢的出現，通脹風險的上升，格林斯潘開始意識到前面四年的貨幣著實釋放太多，於是從2004年6月到2006年 8月連續17次提高利率，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拉升到5.25%，一定程度回收了不少的流動性，但也就是這輪緊縮貨幣，成為次貸危機爆發的導火索。
2007年開始，次貸危機日趨惡化，經濟面臨衰退的風險，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從2007年9月18日到2008年的3月份，連續 6次降息，短短的半年間將聯邦基金利率從5.25%拉低到了2%，到目前依然維持著2%的低息時代。如此一來，美元的流動性延續7年前的情景再次出現大幅度的泛濫。
伯南剋制造全球通脹？
伴隨著持續低迷的經濟數據以及信貸市場的惡化，美國經濟已經難逃衰退的噩運。經濟疲軟的最主要來源，房產市場更是陷入了嚴重的衰退狀態。美國房價目前比2006年第二季度時的頂峰水平下降了10%，並且可能會至少再下跌10%。
讓人更為憂心的是，房價的不斷下跌，加上金融市場的疲軟和信貸的收緊，給消費者帶來了無窮的痛苦，這導致消費者信心下跌至自1991年經濟衰退以來的最低水平。
儘管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出爐，但現在看來，這並不足以防止經濟衰退的出現。現今，不少機構紛紛預期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為負值，這次衰退可能導致1990年和2001年更為嚴重的後果。
為了輓救經濟衰退，美聯儲已經採取了多次降息的“鴿派”（“鷹派”和“鴿派”是美國國記憶體在的兩種主要勢力：主張用武力解決爭端的一派被稱為“鷹派”；主張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被稱為“鴿派”）政策，半年內將聯邦基金利率從5.25%拉低至2.25%，加上伯南克的“憂心忡忡”，使得更多的人看淡美國經濟，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跌以及外國央行儲備由美元轉向其他貨幣的威脅，美元指數從2007年9月的80點一下子滑落至現在面臨破70 的可能，美元兌一攬子貨幣加速貶值的趨勢甚是明顯。
的確，為了輓救華爾街於危難之中，美聯儲屈從於華爾街和白宮的政治壓力，快速放鬆貨幣環境本來無可厚非，但伯南克的過於“鴿派”，已經給美國自身以及全球其他經濟體帶來了一系列的麻煩。正如《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指出，“伯南克通貨再膨脹”，這已經對美國可能即將出現的通脹發出了嚴厲的警示，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對美聯儲對抗通脹失去了信心。
是的，每當出現危機就主動降息，固然能讓深陷危機的金融機構甩掉包袱，儘快脫身，但華爾街也形成了一種預期：危機來臨之時，美聯儲必然會放水救人，這也就是所謂的“格林斯潘期權”。伯南克正在一步一步的跟隨格林斯潘的思路，把“格林斯潘期權”變成“伯南剋期權”，這對美聯儲的長期政策公信力傷害極大，到最後伯南克和美聯儲都是輸家。經過這幾次的降息，美聯儲的政策公信力基本上沒有了。市場預期美聯儲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不應該的。
如今，伯南克試圖既要保證經濟增長，同時兼顧金融市場的雙重矛盾目標，而這最後的結果只能是跟格林斯潘當年一樣，二者都將難以駕馭。本來這一次的次貸風暴根源就是美聯儲2001年到2004年流動性的過度釋放造成的，現在伯南克為了救急繼續擴張流動性，只不過將把金融市場深度調整的時間往後拖得更長一點，但是不可能避免市場的“終極調整”。伯南克現在是化解了小危機，但卻帶來了以後更大的危機，可以預期“滯脹”終將難以避免。
在美元本位的背景下，美元的走低直接導致了商品市場再次出現繼2006年後的新一輪上漲行情。石油、黃金、銅鎳等的新高就是伯南克這半年持續揮舞利率大棒的產物。當然其中也有對沖基金正逃離其他低收益高風險的資本市場，而紛紛涌向原材料市場的因素。
美元的疲軟以及原材料價格的高漲，對美國的通脹造成了巨大的上行壓力，現在唯一讓人們對通脹能夠“掉以輕心”的因素，就是寄希望於疲軟的經濟需求。這可能會導致核心消費者信心指數在未來回落至美聯儲所期望的1.5%～2.0%的目標範圍內，從而降低高額通脹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一旦非實體因素導致的商品牛市出現超調的周期，屆時，消費的需求下降是遠遠不能抵禦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通脹威脅的。
儘管，即將出現的“滯脹”與20世紀70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的滯脹情況相差甚遠，並且當初導致滯脹的原因與現在的也存在很大的差別，但美國通脹加速以及經濟衰退同時出現的概率正呈現逐步上升的狀態。
從其他經濟體的角度來看，伯南克的“鴿派”作風使得歐日央行的貨幣政策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歐元與美元利率的倒掛，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使得通脹的威脅日益加大，同時次貸危機的損失，使得歐日經濟也面臨美國類似的困境。歐日央行始終“按兵不動”的現實已經說明，歐日央行對通脹風險的關註程度已經超過了經濟衰退，在未來，歐日央行可能會被迫在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之間做出抉擇。儘管如此，歐日央行並沒有出現重大轉變，通脹前景雖然惡化，但貨幣政策的姿態依然是中性的。故而，歐日央行不敢加息以遏制通脹，很大程度上是迫於美聯儲的持續降息壓力。
日本本身是一個原材料進口大國，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貿易條件的惡化對日本造成嚴重的打擊。因此，日本不得不期待日元升值來控制進口的成本，從而防止通脹的攀升，這就需要日本央行選擇加息來支持日元，但美元的低利率左右著日本不敢作出這樣的貨幣選擇。
而且，以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中國的通脹已經呈現加速爬升的跡象，在人民幣與美元倒掛的背景下，加息遏制通脹註定了將成為最絞盡腦汁的抉擇。印度2月份的批發物價指數（WPI）已經從2007年10月份的年同比3.1%加速至4.6%，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印度的通脹壓力日漸增大。
目前，各方面因素都表明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不可逆轉，但是美國、歐元區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都將依然維持在高位水平上，而全球高位通脹的核心來源是美元環境的再次寬鬆而導致的商品價格二次暴漲，我們甚至可以說伯南剋制造了全球通脹。令人憂心的是，全球央行貨幣政策的“各自為政 ”，以及無序的調整，讓我們錯過了治理通脹的最佳時機。如果伯南克繼續堅持放鬆貨幣以拯救次貸危機，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局面將比2004年之後的兩年更為嚴重，未來全球的CPI將以“咆哮”的方式來回應這一輪全球貨幣的寬鬆。
流動性泛濫的後果
隨著美聯儲不斷地放鬆貨幣環境，全球的流動性呈現出顯著擴張的態勢。實際上，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流動性過剩就成為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運行的一大重要特點。
在最近10年間，全球貨幣供應量則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張。從1997年到2008年間，全球主要經濟體M1與GDP的相對比例，美國從40.6%提高到60%左右，歐盟從24.1%提高到45%，日本從29.5%提高到78.5%。過去10年間，全球狹義貨幣M1與GDP的相對比例上升了50%以上，廣義貨幣M2與GDP的相對比例上升了30%以上，這是一個快速的貨幣全球化、全球貨幣化的過程。
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發行量大幅度增加。在最近10年間，全球貨幣供應量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張。2002年以來，全球貨幣增長率每年都高於10%，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長率僅僅維持在2%～5%，並且兩者之間的差距還在擴大。流動性過剩在很大程度上與低利率相關。例如，美聯儲長期實施的低利率政策，使市場上充滿了過剩流動性。特別是2001年以來，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普遍實行了低利率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
而且目前世界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很高，如果考慮到“證券貨幣”，那全球的流動性過剩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美聯儲在2007年3月發佈的Flow of Funds Aaaounts of the United Stats：1995～2005年中披露的數據，我們可以推算出，僅僅包括證券、證券期貨、期權這三大類的金融資產，在2005年底便已高達43.94萬億，如果加上國債、能源金屬等商品及其衍生品交易等其他金融資產，那麼估計美國目前全部金融資產大約是GDP的7倍左右。根據美國賓州大學沃頓學院金融系教授富蘭克林·艾倫的估計，2005年底，歐盟25國的金融資產大約是GDP的5.6倍。這些數據到現在依然是在快速地增長。
在全球流動性過剩背景下，對沖基金、私募基金等快速發展。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球GDP的20%。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數字顯示，全球金融資產與全球年產出的比率已從1980年的109%飆升至2005年的316%。2005年，全球核心金融資產儲備達到140萬億美元，相當於同年全球GDP的3倍以上。
流動性過剩導致投資大宗商品的資金大幅增加。由於大宗商品具有保值性，為了在通貨膨脹中維持購買力不致下降，機構投資者需要投資於大宗商品。指數基金、對沖基金、巨集觀基金、大型國際投行和銀行中的專門商品部門都將大宗商品作為一個投資品種，市場整體的資金供給與大宗商品價格之間有著一定的關係，即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屬性。
有關的數據分析顯示，自2003年開始，美國共同基金在大宗商品市場的投資一直就是凈流入。從當年下半年開始，凈流入的資金急劇增加，從原來每月1億美元左右的規模不斷增加，到11月當月凈流入超過5億美元，次年的2月份超過10億美元，此後流入速度有所下降，但在2004、 2005年一直保持每個月都是凈流入的情況，平均每月凈流入超過了5億美元，直到2006年下半年，才出現了月凈流出的情況。此後，凈流入和凈流出交互出現，總體基本持平。
與此同時，商品指數也從2003年開始，一直大幅上漲到2006年上半年，下半年後商品市場大幅震蕩。由此，可以大致反映出流動性過剩對大宗商品的影響。
近期商品期貨的持倉情況，也說明大宗商品市場的流動性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是在增加。這表明，為了逃避次級債對金融產品的衝擊，有投資者轉移投資到商品市場，在次級債影響下的商品市場的流動性反而增加了。
流動性泛濫治本之策
在我看來，解決全球流動性泛濫問題的根本之策，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最核心的部分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與金本位制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相比，一個最關鍵的不同在於，現在被各國大量儲備的美元不受任何類似於黃金的實物支持。
在金本位制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沒有任何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造出黃金來平衡國際收支逆差。而在美元本位制中，美國人卻可以造出各種金融工具來達到這個目的。正因為如此，美元本位製成為了孕育全球性金融風險的本源，更是造成目前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根本原因。
正是21世紀之初的前四年，世界經濟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超寬鬆貨幣環境，才造就了世界經濟在面臨諸多衰退因素的影響下能夠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寬鬆的貨幣環境刺激了世界經濟的複蘇，但是到2004年時，全球已經出現了流動性的大量過剩，資產泡沫開始醞釀，通貨膨脹威脅著世界經濟的持續繁榮。
很明顯，這次全球流動性的過剩是和美國的寬鬆貨幣政策直接相關的。如果沒有美元本位制，全球其他經濟體也就不至於因為美元的疲軟而必須相應地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跟著美國走的唯一後果，是世界經濟的增長完全受制於美國，美國榮世界榮，美國損世界損。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矛盾，不得不引起我們高度的警惕。其實，在商品市場的投機鏈條中，商品通過美元來計價是一個關鍵的環節，商品高漲和美元貶值的同步是投機者實施貨幣攻擊的前提。如果從此處入手，應該能夠比較有效地切斷投機鏈條，從根本上化解美元本位制的缺陷。
比如，若石油不是以美元計價的，那麼石油的價格還會這麼高嗎？用石油歐元計價來替代石油美元計價，肯定並不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但若是將主要石油進口國的貨幣以各自的進口份額為權重，設計一個新的加權貨幣籃子，即國際石油單位來計價，石油價格可能將應聲而落。
以國際石油單位計價，首先增加了貨幣投機的成本。單一美元計價，炒家只需應付美元匯率的波動，匯率期貨期權即能對沖，操作起來相對簡單。而以貨幣籃子計價，炒家面臨的貨幣種類繁多，貨幣投機需要更為複雜的操作手法和更大的機會成本，籃子計價導致的成本增加應該是目前炒作成本的數倍，這些都是炒家不得不考慮的。再者，石油單位計價將能有效地反映石油的供求現狀，從而更好地發揮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
美元本位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的石油美元迴圈中被制度化，那時由於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經濟大規模複蘇的需求，美國的經濟規模更是其他經濟體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因此，當時實行美元本位制有其內在的邏輯要求。但到今天，對世界經濟有巨大影響的不再僅僅是美國，歐元區、大中華區、日本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規模日益強大和經濟結構逐步完善，都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這個時候，如果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都不得不跟著美國走，最終將導致政策的乘數效應，放大世界經濟增長的風險。這一輪全球流動性的泛濫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經濟這幾年的過熱，無非也是美元本位制導致對美國貿易巨額順差，使得外匯占款過多，貨幣超額投放。
正是這一輪經濟增長的周期導致出現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使得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諸多弊病和漏洞得以暴露。在不久的將來，以美元本位製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將逐步得到市場的修正，一種適合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將出現。
債務貨幣化與資產證券化
對於政府來說，發行紙幣的過程就是增加債務的過程，紙幣本身沒有價值，人們之所以相信紙幣是因為政府為紙幣作了擔保。貨幣銀行學上，按照貨幣的本質劃分，將其分為債務貨幣與非債務貨幣兩大類。債務貨幣是當今發達國家經濟體所通行的法幣系統，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 貨幣化”的債務所構成。
而與債務貨幣化具有類似擴張貨幣功能的金融產品是資產證券化，也就是將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轉換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的證券的行為，使其具有流動性。商業票據、有抵押債券、股票等都屬於這種形式的資產證券化。通過向市場發行資產將貸款資產進行處理與交易，最終實現融資。美國是資產證券化的髮端國家，也是全球最大的資產證券化市場。歐洲是美國以外世界上第二大資產證券化市場。英國一直是歐洲資產證券化的領先國家。近年來，資產證券化在亞洲。日本、南韓等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最近十幾年，以美國為核心的發達經濟體的信貸資產證券化（CAS）、房貸資產證券化（MBS）和不良資產證券化急速發展，讓全球的流動性出現成倍的擴張。
根據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提供的數據，目前全世界通常講的流動性過剩中的流動性M0只占全世界GDP的10%，占全世界流動性的比重只有1%，M2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廣義貨幣，占全世界GDP是122%，占流動性是11%，證券化資產占GDP是142%，占流動性比例是13%，現在世界上最厲害的是金融衍生產品，占全世界GDP比重的802%，占流動性比重是75%。相比於傳統意義上的非債務貨幣，目前的以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債務貨幣，其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程度遠遠大於M2的過剩程度，為全球通脹的貨幣性攀升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實際上，債務的貨幣化和資產的證券化已經成為現代經濟最嚴重的潛在不穩定因素之一，通過透支未來以滿足現在的需要，“寅吃卯糧” 大概就是此意。債務貨幣化的典型產品就是信用卡。1915年起源於美國的信用卡，儘管方便了持卡人不必支付現金就可以獲得商品與勞務，免去了消費者攜帶大量現金的不便和風險，方便了消費者外出購物、出差和旅游，但同時也大大增強了消費者透支消費的能力。特別是1987年首次推出信用卡的證券化，其後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次貸危機前已經成為美國發卡機構的主要融資手段，信用卡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更是錯綜複雜。
目前，次貸危機正在向信用卡領域擴散，美國最大存貸款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2008年7月發佈的第二季度財報顯示，其信用卡部門出現1.75億美元虧損，不少經濟學家和分析機構都認為美國各大銀行的信用卡部門均面臨類似困境，次貸危機正逐步從房貸向信用卡領域擴散。據路透社報道，由於房價下跌、食品燃油支出上升，加大了信用卡持卡人的還款壓力，美國運通公司、美國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等銀行均面臨信用卡業務困境。斯坦福大學信用卡專家克裡夫·譚直言：
債務問題終將蔓延至美國各個經濟領域，無論是從抵押貸款延伸到信用卡，還是從信用卡延伸到抵押貸款，這種情況正在顯現。
美國是全球信用卡最發達的市場之一，美聯儲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美國信用卡未償餘額高達2.57萬億美元，平均每個持卡人欠債 8400美元，比8年前高出了近7成。信用卡業務當前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之前的過快擴張。在房價上漲期間，發卡銀行往往不斷提高信用卡透支額度，這導致部分消費者過度消費，此外由於許多銀行的逾期還款利率高達20%以上，消費者也為此背上更重的債務負擔。
不僅僅是美國的信用卡市場泛濫，世界的其他角落也存在信用卡危機，與中國毗鄰的南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後的5 年間，信用卡市場的繁榮一度成瞭解決南韓經濟困難的靈丹妙藥。但是，危機的種子已經播下——為了實現快速盈利，南韓的銀行並不對客戶的信用程度進行充分審查，就隨意放貸，甚至很多無業者也能申請到信用卡。到2003年，南韓的信用卡滲透率達到70%，比美國65%的滲透率還高；南韓成人平均每人擁有4.5 張信用卡，擁有10張信用卡的人數也已超過23萬。
這一時期，由於南韓經濟形式較好，再加上個人風險的累積需要一定的時期，因此，銀行的壞賬率並不高，信用卡公司個個賺得盆滿缽滿。但是，隨著南韓經濟陷入暫時蕭條，2002年，南韓信用卡危機開始顯現，當年信用卡公司出現了2616億韓元的大窟窿。2003年1月，信用卡公司赤字總額更進一步上升到4128億韓元，一場醞釀已久的信用卡危機已不可避免。當年9月末，350萬南韓人未能按期還款，占南韓工作人口的16%，另外，信用卡欠款一個月以上的約有10%（美國僅為4%），8個主要信用卡公司的壞賬率達13.5%，面臨破產威脅。2003年 11月23日，南韓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公司獲得2萬億韓元（合17億美元）的緊急救援，得以避免破產命運，這已是兩年來南韓第四家需要輸血的信用卡公司。為了重組，LG信用卡公司計劃兩年內削減9萬億韓元壞賬，同時裁員2100名，占總雇員人數的25%。此外，公司還計劃砍掉一半零售分支機構，以進一步削減成本。信用卡危機讓南韓銀行和南韓消費者都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其實，所有的證券化產品，包括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債務貨幣，甚至可以將這些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引以為豪的金融產品稱之為“白條產品”。通過回顧股票的起源，我們或許能夠更好地理解債務貨幣的要義和本來面目。
從16世紀到18世紀兩百年間是“重商主義”時代。當時的歐洲各國，為了對外掠奪大量的黃金白銀等財富，1602年，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誕生，也就是全世界第一家國營企業“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是國有企業，是以炮艦為前導、以盈利為目的一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態出現以後，很快為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利用，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組織的重要形式之一。伴隨著股份公司的誕生和發展，以股票形式集資入股的方式也得到發展，並且產生了買賣交易轉讓股票的需求。這樣，就帶動了股票市場的出現和形成，並促使股票市場完善和發展。
歐洲各國為了對外侵略，搶占殖民地，長年累月的戰爭，歐洲各國政府國庫虧空，民窮財盡，所以最終不得不發行戰爭債券，這也就是世界上債券的萌芽。但問題出來了，戰爭債券到期必須得歸還本金。如果還不起怎麼辦呢？那也就只有“打白條”。英文中的stock有存量之意，還不了款的“白條”摞成一堆的存量就用stock來解決。也就是說，利用國有企業掠奪財富，而還不起的債務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著一大堆還不起錢的債券，或者叫“白條”，到最後還是要還嘛，但怎麼還呢？當時的歐洲政府官員開啟了人類最大的金融創造，於是就將“白條”市場化，我們翻譯成股票市場的stock market（白條市場）也就從此誕生。
現代市場經濟背景之下，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金融資產與實體性資產的聯繫日趨鬆弛，併在形式上具有了更大的獨立性，儘管金融性資產最終不可能擺脫實體性資產的束縛。但是任一時點的貨幣存量，本質上都是相應數量未結清的社會債務額的體現。
雖然債務貨幣遠比傳統的非債務貨幣給全球通脹帶來的麻煩還要巨大，但是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工程化的趨勢不可逆轉之際，任何企圖扼殺這些現代金融工具的想法和行為都是錯誤的、落後的。與其對以美元為源頭的債務貨幣牢騷漫天飛舞，不如竭盡所能為債務貨幣的風險控制殫精竭慮，尋找到規避所有債務貨幣可能招致的金融風險，就像我們並不能因為次貸危機的爆發而視次級貸款和次級債券為洪水猛獸，將一切責任完全推究至這些本應該得到中性評價的金融產品。
美元“跌跌不休”折斷世界經濟翅膀
如果把世界經濟比作是一隻風箏，那麼美元就是牽引這隻風箏飛揚的那根線。互聯網泡沫和“9·11”事件之前，強勢美元一直帶領著世界經濟在寬廣的軌道上健康地運行。然而美元在長達60年的堅挺之後也感覺到了“疲倦”，想乘機歇歇了。2008年8月前，以一籃子貨幣加權計算的美元指數已經到了70～75的低位，比2001年7月創下的121.02的世紀高點已經貶值了近40％，而且在次級債風波衝擊以及美國“雙赤字”依舊的背景下，美元的“跌跌不休”依然看不到見底的跡象。若是牽引世界經濟“風箏”高飛的美元之線“斷”了，世界經濟的風箏還能繼續高飛嗎？美元的“跌跌不休”何時是盡頭？
的確，美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和信貸泡沫的破滅已經徹底摧毀了當年“強勢美元”的基礎，美元的持續疲軟成了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變數，或許美元的底部在哪裡，世界經濟的周期拐點就在哪。
雖然美國的經濟形勢，目前比預期的要美好，在美聯儲多次註資和降息的影響下，金融市場的資金緊張狀況也有所緩解，但是在花旗、美林等巨頭屢屢爆出損失慘重的情形下，信貸泡沫破滅的“後遺症”還遠未結束。
是的，美元的“跌跌不休”並不能解決世界經濟的失衡之困，也無助於緩解美國自身的“雙赤字”，只會加劇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和推高資產泡沫。在我看來，解決全球流動性泛濫問題的根本之策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世界經濟失衡的源頭也不在於美元過往的“高估”，而是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悄然升級。美元本位貨幣體系的後果是世界經濟的增長完全受制於美國，“美國榮世界榮，美國損世界損。”美元的持續“跌跌不休”，逐步將把全球的資產價格推高至泡沫頂峰，美元本位的弊端在泡沫吹大的過程中也將逐步暴露，並最終被一種適合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國際貨幣新體系替代，當然這個過程將會很漫長。
如今的現實是以國際油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持續高位，資產泡沫越吹越大，這些都將危及不平衡而又脆弱的世界經濟。而這一切都與“跌跌不休”的美元相關，“美元何時休”直接關乎著世界經濟的命運。對於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好不容易通過幾十年的經濟改革成就了今天的財富，但是現在卻不得不面對美元疲軟帶來的泡沫化趨勢，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來應對美元的繼續走低，以確保新興市場國家的財富不被“美元”所稀釋。
美元貶值：何時見底？
“美元貶值何時見底？”這是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如其分地點到了現今國際金融風雲變幻中的關鍵。
在大多數人還在為次貸風波撲朔迷離的走向和美國經濟水中望月的衰退暗自神傷之際，美元貶值卻在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向外輸出金融風險，在全世界範圍內分攤次貸成本。不過，美元異動引起的“三金動蕩”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全球防範性的市場干預，美元貶值正在受到各種防禦力量的制約。在多重角力之中，美元匯率的長期走向充滿變數。
雖然關於美元匯率短期變化的解讀如股評般汗牛充棟，但大多缺乏令人信服的有力證據，某種程度上帶有過多的主觀臆斷。我認為，認清美元貶值中長期趨勢，判斷現今美元匯率變化是否包含有過度性質的“超調”成分，需要深入分析美元均衡匯率及其決定變數之間的關係。但遺憾的是，國內關於均衡匯率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人民幣的，以美元為主要目標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十分少見，這對分析美元貶值這個“後次貸時代”最大的國際金融問題而言，無疑是個瓶頸。
美元均衡匯率研究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如Milgate所言“均衡是經濟學得以鼓吹自身科學性的一個基礎”；更重要的是，如斯密所言“均衡是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一切經濟變數都有在中長期“自然趨近”其均衡水平的本能。測算美元均衡匯率，找到它同實際匯率之間的“失調”程度，有助於理解美元如何在中長期運動以靠近均衡水平；分析美元均衡匯率，理清它同各類經濟變數絲絲縷縷的瓜葛和聯繫，則有助於讀懂這個“均衡”水平本身未來的變化，找到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動蕩中的未來軌跡。
實際上，均衡匯率在學術領域一直是個引人入勝的話題，根據復旦大學薑波克教授的經典定義，均衡匯率就是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同時實現時的實際匯率水平。內部均衡包含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內部和諧四重內涵，外部均衡則包括國際收支平衡和外部和諧兩重內涵。
為了測算美元均衡匯率，我選取了美元實際有效匯率、美國貿易條件、美國貿易品部門的相對生產率進步、美國經季節調整後實際 GDP、美聯儲基準利率、財政赤字的GDP占比和經常項目赤字的GDP占比這七個經濟變數1994年1月至2008年2月時間序列上170組月度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冗雜和煩心的研究過程無須贅述，得到的結果的確是有些出人意料，但又十分有趣，細想之下能夠解開許多長存於心的疑竇。
次貸風波以來，自2007年7月2日至2008年3月21日，根據6種主要貨幣加權計算的美元指數下跌了10.67％，包括52種貨幣的美元名義有效匯率下跌了5.24％，剔除了通脹因素的美元實際有效匯率也下跌了5.77％，冰冷的現實讓人不由產生了一種直覺，那就是美元均衡匯率也是“跌跌不休”。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覺。在過去近三個季度里，美元均衡匯率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這一貌似匪夷所思的結論並非不可解釋，其實這反而說明瞭一個關鍵問題：令人聞風喪膽的次貸風波雖然正在不斷展現它對實體經濟的滯後影響，但關鍵性的“趨勢”變化還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撐。平心而論，次貸風波的確威力驚人，美國經濟的確大幅放緩，但一切都還尚無定論，很多時候是一些心理因素在左右市場判斷，而非不會思考、不懂擔憂的數據本身。
這種矛盾充分體現在一位市場泰斗的近期言論中：
無論如何我已經身處衰退，雖然從數據上來看這還不是衰退。
對於均衡匯率的各決定變數而言，雖然短期數據非常難看，但計量工具並不能驗證出中長期趨勢的變化，拋卻易變的、不可靠的主觀臆斷，美元均衡匯率並沒有受到次貸風波的過多衝擊，至少在目前是這樣。
均衡匯率沒有大幅下滑，而我看到的市場匯率卻在“跌跌不休”，這實際上帶來了第二個有些出人意料的結論：最近的美元貶值存在“超調 ”成分，用通俗的話說，美元貶值的實際幅度超出了理論水平，更直白點，就是美元跌的有點“過”了。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無非就是“快慢有別”。
“慢”是指均衡匯率的變化較為滯後，它只有等到美國經濟增長、貿易條件、技術進步、雙赤字等一系列決定因素的變化趨勢得以確定後才會發生實質性升貶；“快”是指市場匯率的變化非常超前，在“衰退”或是“危機”還沒有得到數據確認將必然發生的時候，它就對或大或小的可能性提前做出了反應。用專業點的話說，相比更註重長期趨勢的均衡匯率，市場匯率更多地受到了預期因素的影響，次貸風波後信心危機導致的預期看淡直接有效反映在了美元市場匯率的飛流直下里。
其實，除卻這一層更為嚴謹的解釋，我有另外一個頗具陰謀論色彩的個人猜測，那就是美國貨幣當局可能正在利用次貸風波這個巨大的利空消息壓低美元，向外傾瀉前些年“透支增長”積聚的經濟風險。畢竟，在美國這樣一個盛產經濟大家和分析泰斗的國家，關於均衡匯率的研究就像樹上的葉子一般數之不盡，伯南克和保爾森們不為所動地放縱美元貶值本身就不合情理。其實關於借“次貸”出清利空是其他一些分析者對華爾街劇變的一種解釋，現在看來巨集觀層次也有這種可能。也許很久之後驀然迴首，人們會突然發現“歷史就是一場騙局”。當然，這隻是一種猜測，僅此而已。
更加令人吃驚的結論還在後面。美元“超調”描述的是短期現象，從長期來看美元匯率最明顯的特征是“失調”，這個術語的意思是市場匯率與實際匯率的長期偏離。如果將美元實際匯率和均衡匯率放在一個表裡，就會發現前者長期處於後者下方，也就是說美元幣值存在長期低估的現象。
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是廣場協議的矯枉過正，1985年G5會議同意美元貶值現在看來就是一場愚蠢的鬧劇。給美元貶值添上制度因素的乾柴，無疑會讓美國在這條不歸路上肆無忌憚地一路暢行，結果就是美元匯率變化的不可約束，美元近代史變成徹頭徹尾的“貶值史”。而為這種瘋狂和愚蠢埋單的是美國債權人和美元資產持有者，持有大量美元債務或美元資產就像是收益率同通脹與匯率輪番賽跑的可怕游戲，不公平的規則讓所有玩家都無法成為真正的贏家。
當然更大的受害者還是對美元雙邊匯率大幅升值的外向型經濟體，比如日本，過度的日元升值直接帶來一個令人欲說還休的“失去十年 ”。雖然美元失調大的趨勢上還是在不斷縮小，但次貸風波卻讓美元低估問題再度凸顯，這實際上意味著，相對於其他一些飽受爭議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美元更應該在長期中升值以回歸其實際價值。
應該升值並不代表美元就會升值，鑒於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強勢地位和長期低估的歷史慣性，失調本身並不意味著美元將反彈或是見底。美元見底的決定因素在於“決定中長期趨勢的均衡匯率”的變化，只要美元均衡匯率不出現大幅下滑，美元繼續大幅貶值就將缺乏空間。也就是說美元貶值見底的根本條件是次貸風波滯後影響充分顯現後美元均衡匯率的企穩及其長期惡化可能性的消除。這看上去還是比較抽象，或者說有些空洞，更加具體的見底條件分析則需要在均衡匯率決定這裡進一步切入。
那麼現在問題的關鍵就轉移到了美元均衡匯率決定要素這裡。研究表明，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和貿易條件對美元均衡匯率的決定力比利率和雙赤字要高很多，這看上去又十分有趣。
是的，美聯儲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如“貨幣上帝”般決定一切。均衡匯率本身就是實際匯率，在長期看美聯儲對“貨幣面紗”的擺佈並不會過多影響實際因素。而且，對於匯率而言，利差比利率更為重要，美聯儲既然是全球貨幣政策中舉足輕重的領跑者，那麼它對利差的短期作用必然明顯大於長期影響，這實際上減弱了“利率平價”對美元匯率形成的傳導。當然，我在拋出這些正統解釋的同時，也不由產生了另一種猜測，美元均衡匯率中較小的利率決定悉數實際上潛在說明，相對於利率這樣一種經典的市場力量，可能某些難以言狀的潛在非市場力量更為強大。
當然，這依舊僅僅是種含蓄的猜測而已。回到正題，利率與均衡匯率的羸弱關係表明，美聯儲在匯率領域更像是一種引發短期波動的不確定因素，而非長期趨勢的製造者，所以，將美元貶值見底寄希望於美聯儲實際上有失偏頗。而將希望寄托於雙赤字改善同樣有些不切實際，雖然市場很喜歡將雙赤字與弱勢美元捆綁在一起，但兩者的關係也是讓人欲說還休，感覺就像是手機上的貪吃蛇游戲般糾纏不清。雖然雙赤字改善能夠刺激美元升值，但美元升值將增加政府的相對債務負擔，降低其進一步縮小財政赤字的主動性；而美元升值還將削弱凈出口增長能力，給經常賬戶赤字進一步改善形成制約。
真正決定美元均衡匯率走向的還是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和貿易條件，這意味著美元貶值見底的具體條件包括：一是次貸風波對美國經濟增長中長期衝擊有限，這實際上要求次貸風波不能大幅惡化，而美國中長期消費傾向也不能受到較大負面影響；二是美國貿易條件的持續改善，這一定程度上要求以中國為代表的美國主要進口來源地物價保持穩定，進而避免美國進口價格指數的不利變化；三是美國技術進步的維持，這要求次貸風波對金融創新的抑制效應得到緩解。
是的，次貸風波依舊是決定美元命運的關鍵因素，而我前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次貸風波並非如現在市場想象的那般會以摧枯拉朽之勢將美國經濟打入“大蕭條”或是“長期滯脹”的無邊黑暗，所以，隨著次貸風波的利空因素出盡，美元貶值將真正見底。此外，另外一點格外值得強調，美元貶值並非美國私事，研究表明，外部力量同樣有著穩定美元均衡匯率的重要作用。從如此角度看，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未來對通貨膨脹的控制不僅將起到穩定物價的內部作用，還會產生幫助美元均衡匯率走強的外部效應，這更加凸顯了中國通脹調控在現今“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性。
無論如何，溫總理的提問讓市場警醒：如何在玄妙莫測的風雲變幻中發現主要問題，如何在短期波動中把握長期趨勢是未雨綢繆的關鍵。因此，關註美元貶值、分析美元均衡匯率正當其時，我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和膚淺見解也許不是結果正確的嘗試，但多少可能是尋找理性的努力。
強勢美元PK弱勢美元
人們經常會說：人生如戲。實際上，光怪陸離的經濟世界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會毫無保留地相信所見所聞之真實，但往往卻忘記了視覺和聽力的範圍有限；我們會有理有據地依賴常識判斷之精確，但往往卻忽略了理論與現實的可能背離。遺憾的是，我們的偏聽偏見，我們的刻板邏輯也許會在不知不覺中成全那些善於攻心者的精妙算計。所以莎士比亞會說：“外觀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都容易為錶面的裝飾所欺騙。”
強勢美元似乎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或許我們已經習慣了用美元去標價石油，在國際商品市場和各國商家議價交換，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各類產品交易；或許我們已經潛移默化地被布希、保爾森、伯南克甚至格林斯潘的“強勢美元”論調所同化，以至於很少有人註意到這個看上去很是“強勢”的“世界貨幣”正在悄然無聲地以貶值方式虹吸著全世界的財富。
姑且不論美元的“含金量”在過去一百年中的大幅下降，就在新世紀這短短七年中，美元幣值也沒有真正堅挺過，以一籃子貨幣加權計算的美元指數2008年3月17日創下70.69的本世紀新低，較2001年7月6日創下的121.02的世紀高點貶值了40％以上。如此表裡不一的強勢美元是不是一個處心積慮的“貨幣騙局”？也許答案並不像某些“陰謀論者”想象的那麼簡單。
在“次級債風波”之後入主花旗集團的美國前財長魯賓曾經天才地創造了一句經典貨幣名言：“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也許這句飽含美國民族精神的話語對美國經濟，乃至美國社會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重要，就像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或是里根的“偉大的美利堅應該從事與自己相配的事業”。最重要的是，從魯賓到薩莫斯，到奧尼爾，到斯諾，再到保爾森，這句名言的思想和內涵不斷豐富、不斷擴大、不斷變化。而轉變的核心就在於強勢美元定義的深化。
什麼是“強勢美元”？也許大多數人碰到這個本質問題都會有些茫然無措。原因很簡單，強勢美元並沒有標準的定義，有的只是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給出的不同解釋。也就是說，強勢美元概念本身就是動態的、相對的。
從歷史演化來看，強勢美元的內涵在結構上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外在價值，表現為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市場匯率升貶；二是內在價值，表現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即在國際支付體系、國際清算體系、國際標價體系、國際儲備體系中的硬通貨形象。隨著美國經濟基本面的跌宕起伏，強勢美元的內在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內在價值相對重要性的提升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到保爾森和伯南克這裡，也許強勢美元的外在價值即將進一步淡化。強勢美元在此時的定義我們大致可以揣測為“美元市場實際匯率長期處於或高於潛在的均衡水平，相對於其他幣種則沒有較大程度的比值下降，美元依舊是國際市場上最值得信任、最富有吸引力的貨幣”。這個強調“均衡匯率”基準，強調內在價值的概念應該說是符合兩位政策新巨頭的背景和偏好的，他們都是務實的、理論知識豐富、專業能力過硬的領導者，不會像一些前任那樣言“強”而不知何謂“強”。
如此理解強勢美元，美國政要不斷強調強勢美元的用意就能夠被深入洞察了。在美國經濟基本面相對弱勢日益彰顯之際，不管用何種理論體系和實證方法估量均衡匯率水平，大多總是能得到逐步下跌的趨勢預測。此時強勢美元的外在價值就在於避免大幅貶值的出現，將均衡匯率走弱對實際匯率波動的影響程度適當減小，這對於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控制，對於美國外需經濟拉動力的增強都不無裨益。
與此同時，強勢美元的外在價值在於通過重申“強勢美元”論調和進行相應的緩衝性外匯市場操作，來繼續維持和增強美元的主流貨幣地位，這對美國吸收國際資本的金融助力，對美國刺激性赤字財政政策的可持續發展，對美國經濟增長信心的維持和激勵都不可或缺。毫無疑問，在經濟周期發生趨勢變化的巨集觀背景下，這種內涵結構同步變化的強勢美元的確是符合美國利益。至於現下美元市場匯率“跌跌不休”的現狀，可能並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樣會演化為美元的徹底崩潰，至少我們已經看到美元在12月初的些許反彈，有理由相信，短期內美元並不會進一步滑向深淵。
所以，布希、伯南克和保爾森不是皮諾曹，他們沒有說謊，對匯率形成中經濟基本面因素的強調，和“強勢美元是符合美國利益”之間的相互融合需要我們重新深化理解強勢美元的結構內涵。正如法國作家法郎士所言：“世界上最美妙的語言只是空洞的聲音，如果你不瞭解它們。”
“美元—華爾街”體系崩潰？
“如果一件事情無法永遠延續，那麼它必將終止。”古希臘哲人似乎一語道破了“美元—華爾街”體系的天機，傲立於國際貨幣體系中心的美元自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分崩離析那一天起，就時刻背負著“特裡芬魔咒”：強幣必有外需，外需必伴逆差，逆差弱化強幣。能夠讓美元從保障全球貨幣供給與捍衛強幣清償力的自相矛盾中徹底解脫的出路似乎只有一個：走下貨幣王者的神壇。
直覺上判斷，市場似乎有足夠的理由放棄美元，畢竟如果從世紀之交起持有美元資產至今，僅僅匯率貶值就會帶來超過兩成的潛在損失。但事實卻似乎與直覺相去甚遠，資本流入和美元資產海外持有變化的數據表明，美國作為投資聖地好像並沒有淪落為明日黃花。也許，現在坦言“美元—華爾街”體系已然土崩瓦解還為時過早、不切實際，但種種潛流表明，日漸式微的體系運轉正在悄然敲響一個貨幣帝國時代的晚鐘。
遠離了真金白銀這個所謂的“野蠻的遺跡”，信用貨幣體系充滿了虛幻的色彩，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受戀愛愚弄的人，甚至還沒有受貨幣愚弄的人多。”而當經濟學家們依舊津津樂道於投資“美國夢”時，冰冷的數字卻不斷提醒人們：那個“二戰”後獨領國際金融市場風騷的強勢美元正在慢慢老去。將視角拉遠，從1871年的20多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再到2008年3月17日1032.7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用黃金這個“天然等價物”描述的美元匯率歷史就是一部長期貶值的歷史。
將視角稍微拉近一點，強勢美元的夢醒時分更加清晰可辨，無論是雙邊匯率、多邊匯率、有效匯率，還是名義匯率、實際匯率，多重畫筆勾勒的匯率走勢圖就是一幅美元“無邊落木蕭蕭下”的畫捲。從多邊匯率看，以一籃子貨幣加權計算的美元指數2008年8月26日收於77.251點，相比 2000年1月3日的100.22點貶值了22.92％，其間最低值為2008年3月17日的70.698點，最高值為2001年7月6日的121.02 點，波峰波谷間最大貶值幅度為41.52％。
從雙邊匯率看，美元兌歐元2008年8月26日收於1.4653（USD/EUR），相比2000年1月3日的1.0243貶值了43.05％，其間美元最大貶值幅度為94.87％；美元兌英鎊2008年8月26日收於1.8436（USD/GBP），相比2000年1月3日的 1.6362點貶值了12.68％，其間美元最大貶值幅度為54.66％。從有效匯率看，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數據顯示，以52個國家貨幣通過貿易加權計算得到的美元名義有效匯率2008年7月為80.03，較2000年1月的96.29貶值了16.89％，其間最大貶值幅度為26.37％；美元實際有效匯率2008年7月為82.05，較2000年1月的95.85貶值了14.4％，其間最大貶值幅度為24.42％。
當然，新世紀以來的美元貶值並非毫無波瀾地飛流直下，其間經歷了兩次中期升值和無數次短期反彈。但從整體上看，美元長期處於“跌跌不休”的下降通道，特別是2007年第三季度次貸危機爆發以後，美元似乎走向了窮途末路，自2007年7月至2008年7月，短短一年時間里，美元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就分別下跌了7.64％和7.54％。
強勢美元的漸行漸遠讓美國市場的魅力逐漸消退，除卻顯而易見的匯兌賬面損失，美元走弱包含了更多讓國際投資者遠離華爾街的潛在信息：
其一，美元走弱是美國經濟基本面相對惡化的貨幣表現，世紀更迭似乎帶走了“新經濟”的神奇，科技股泡沫和房地產泡沫在最近八年裡的相繼破滅讓經濟增長邂逅瓶頸；2000年至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在0.8％至3.7％間黯然徘徊，平均僅為2.49％，與上世紀最後三年平均的 4.4％相形見絀，日趨微薄的“增長紅利”給了長期價值投資者遠離美國的潛在理由；其二，美元走弱是美國市場潛在風險不斷放大的長期反應，愈演愈烈的透支消費、悄然抬頭的保護主義、捉襟見肘的赤字財政、缺乏監管的金融創新和偏好寬鬆的貨幣政策構成了美國經濟“透支式”增長模式的種種標簽，日積月累的市場風險給了套期保值者遠離美國的潛在藉口；其三，美元走弱是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的“硬幣的另一面”，新世紀以來油價最高翻了近6倍，金價最高翻了近4倍，不容小視的“投機機遇”也給了短期資本所有者遠離美國的潛在激勵。
那麼，美國被拋棄了嗎？感覺上是，乍一看，似乎不是，深入考量，是又不是。何出此言呢？
“美元—華爾街”體系是一個如此精妙、複雜的設計，以至於很難獲得有效數據來考量體系運轉的順暢程度。從美國財政部、國際清算銀行的年度報告、聯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穩定報告、彭博專有研究等各種來源的相關數據中，市場能夠獲得全球資本流動與資產幣種配置的些許潛在信息，只不過，解讀信息、進而判斷真實趨勢的過程中充滿了陷阱，稍不留意可能就迷失於數據錶面而產生了有失偏頗的誤讀。
鳥瞰數據，美國似乎還是那個充滿夢想和機遇的投資天堂，弱勢美元導致國際資本撤離美國的論斷看上去很像是一個拍腦袋的奇思異想。 2000年3月，海外持有者持有了總計10850億美元的美國中長期國債，而到了2008年8月，這一數值不但沒有下降，反而節節攀升至了26465億美元，增幅高達143.92％。而根據IMF結合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銀行存貸和儲備變化的最新測算，美國2006年的廣義國際資本流入為18596億美元，較2000年的10469億美元增長了77.63％，2007年美國依舊是全球資本流動最大的流入國。
是否可以就此認為“美元—華爾街”體系依舊運轉良好，而國際投資的“美國夢”也從沒有真正化為一池萍碎呢？妄下結論可能會有管中窺豹之嫌。鳥瞰數據之餘，市場似乎忘了，孩子是會長大的。雖然投資於美國市場的國際資本還在增長，但國際資本總量卻並非一成不變，在共同基金等老牌資本和亞洲各國央行、對沖基金、私人股權投資基金及石油美元投資者這四類資本新貴的共同推動下，流動中的國際資本總量一路飆升。而判斷美國市場相對吸引力的大小，正是要比較美國資本流入量增長與國際資本總量增長的相對高低，實際上，結合更多更廣的巨集觀數據，美元資產的“相對減持”趨勢已經初見端倪。
將美國國債的全球海外持有量與同期的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相除，可以籠統地看到，美國國債的相對吸引力潛在下降。2008年6月，這一比例為38.78％，較2000年2月的53.3％下降了14.52個百分點。大多數經濟體都流露出“雞肋心理”，一方面不忍捨棄，繼續絕對增持，另一方面又意興闌珊，選擇相對減持，以美國國債最大外部持有者日本為例，2008年6月其絕對持有量為5838億美元，較2000年3月的3076億美元絕對增長了89.79％，但與其外匯儲備相比，相對比例則從2000年4月的99.47％下降至2008年6月的59.97％。
從IMF的數據看，流向美國的廣義資本與流向美國、日本、加拿大、歐元區、英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全部廣義資本的相對比例在新世紀里也呈現出整體下降的趨勢。2000年和2001年，這一數值為31.83％和34.29％，而2005年和2006年就已經降至22.6％和 28.41％，表明投資區域多樣化已經暗潮涌動。
從美國財政部公佈的略顯狹義的金融資本凈流動數據來看，美國市場吸引力近兩年的明顯下降甚至反映了在部分絕對數值之中。2000 年至2008年（其中2008年是半年數據），美國的金融資本凈流入分別為3720億、4313億、7570億、7175億、9789億、6650億、 10618億、6204億和1551億美元。在經歷了前6年的整體上升之後，自2007年起，美國凈資本流入已經大幅下滑，以半年數據估計，美國2008 年全年的凈資本流入甚至可能低於2000年的最低水平。在2000年1月至2008年6月的102個月里，有13個月美國經歷了金融資本的凈流出，其中有 6次出現在2005年之後，而凈資本流出數額最大的4個月份有3次出現在2006年之後。
在不同數據的混合處理之後，美國市場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特性悄然顯現。美元貶值就像是打開了潘多拉寶盒，讓“美元—華爾街”體系日漸式微，那麼，未來會怎樣？
既然日漸式微，那麼這個無法永久順暢運轉的體系註定會坍塌。從美國貿易逆差與凈金融資本流入的比例來看，美元貶值、美國失色的迴圈註定會讓游戲難以為繼，這一可以理解為“逆差金融覆蓋率”之類的比例2008年6月的最新數值為89.97％。2000年1月至2008年6月這102個月的平均值為122.3％，其中前60個月的平均值為140％，後42個月的平均值為97.01％，相對於美國貿易逆差，全球資產配置多元化的漸進發展已經讓美國凈資本流入日顯不足，這勢必將為“美元—華爾街”體系的分崩離析寫下註腳。
雖然該來的總是會來，但並不一定會以市場普遍想象的方式、在市場普遍預估的時間如約而至。次貸危機被很多人看作“美元—華爾街” 體系終結的可能導火索，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在經歷了次貸危機後的大幅貶值之後，美元自2008年7月起出人意料地強勁反彈，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就收復了半年失地。美元前期的大幅貶值可以歸因於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的致命一擊，而最近一個多月的反彈則可以看作美國衰退“全球化”的產物。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當市場混亂、增長瓶頸和金融壓力從美國擴散到全球之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現有的唯一核心反而會成為市場短暫的信心寄托。全球資產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多極化的突破需要的是一個穩健的世界經濟背景，只有在全球經濟更加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時候，對美國市場和美元的習慣性、戰略性依靠才會有效削弱，“美元—華爾街”體系的崩潰才不至於成為世界經濟的不可承受之重，而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也才能在積極向上、潛力無窮的市場環境里覓得涅槃重生的動力。
危機只是舊體制崩潰的因，而唯有繁榮才能結出新體制重建的果。“美元—華爾街”體系已然日漸式微，就用大仲馬《基督山伯爵》的最後一句話來結束：等待和希望。
加息周期還是減息周期？
隨著全球通脹逐步取代次貸危機，成為時下世界各國關註的焦點，風生水起之中，各國央行的一舉一動都將牽動著市場的每一根神經。但是隨著2008年9月份次貸危機再度升級，美國前五大投資銀行消失三家，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升級，而且由於美國經濟增長風險大大超過此前決策者的預期，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態度更加接近於減息，不少人士預計美聯儲可能將銀行利率下調0.25釐。
如此一來，目前世界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來臨，美元的流動性持續註入，美元貶值的趨勢不可逆轉，全球通脹的壓力依然巨大；而另一方面世界經濟面臨整體衰退的威脅，各國基準利率需要下降以保證寬鬆貨幣環境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現在看來，全球貨幣政策轉向最終確定的標誌，將是美聯儲和歐洲央行是否會選擇加息或者減息，現在的形勢決定了伯南克和特裡謝都難以作出絕對正確的選擇，是減是加，最終完全取決於次貸危機的進一步惡化程度與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場是否會開啟新一輪的暴漲周期，這兩者的危害程度何者更大。
但在我看來，目前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通脹大幅度反彈的風險，遠大於世界經濟衰退的風險。實際上，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這兩大央行的加息時序，不僅將決定全球通脹控制的最終效果，還將對美元匯率走向、通脹成本分擔、國際資本流動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產生深遠的影響。那麼，歐洲央行和美聯儲誰將快人一步，成為新一輪升息周期的領跑者，這次“反通脹鬥士”的王冠又將花落誰家？
的確，通脹問題已成為當前世界各國央行大佬心頭的一塊“心病”。一方面次貸危機的“餘波未了”，經濟增長疲軟，依然面臨衰退的風險；同時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節節攀升的基礎上，物價指數持續上揚。一著不慎，全球極有可能陷入“滯脹”的泥淖。目前在貨幣政策上的博弈就成為各國央行行長不得不面對的無奈選擇。
伯南克自2007年至今選擇多次降息和美元貶值，以本國和世界通脹上升為代價，來避免經濟衰退和換取經濟複蘇。在美元環境持續放鬆的背景下，歐洲央行只好按“息”不動，以兼顧按捺不住的通脹壓力和衰退的風險，歐元的被動升值已影響到出口和經濟增長，以義大利為首的不少歐盟國家更是揚言要放棄歐元，回歸本幣。看來，歐美央行都面臨著不小的麻煩，貨幣政策何去何從，著實讓特裡謝和伯南克“費思量”。面對全球通脹，各國央行都不願單方面率先採取升息這樣的緊縮貨幣政策，各國擔心這樣的單獨行動，不僅不能抑制通脹，反而可能會犧牲本國的經濟增長，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替罪羊”。
我們知道，本輪全球通脹高峰的來臨，很大程度上始自2001年的美元貨幣環境寬鬆，造成全球的流動性極度泛濫，2004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的17次加息並沒能遏制住過剩的流動性。
更為糟糕的是，次貸危機以來，以美聯儲為首的央行通過降息、註入流動性，加拿大、英國等跟隨美國降息，導致本就已經泛濫的流動性更為過剩；同時加上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消費升級、人口增加、能源短缺和農產品價格高漲等因素，全球的通脹終於在今年剛剛過去的幾個月出現“脫韁奔跑”的走勢，各國央行一旦出現大的決策失誤，全球通脹繼續惡化絕非危言聳聽。
一般來說，在全球通脹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誰對通脹的敏感性更高，誰就將首先祭起加息的大旗，實施更強硬的貨幣政策。歷史經驗表明，與美聯儲相比，歐洲央行具有更強的通脹敏感性，畢竟維持物價穩定是歐洲央行貨幣調控的唯一目標，也是歐洲央行這十年獨立貨幣政策最為真實的寫真。美聯儲的政策目標，往往具有多重性，在穩定物價水平和保證經濟增長之間進行所謂的“相機抉擇”，難以割捨。
值得稱道的是，在次貸風暴惡化，美聯儲多次緊急降息以維繫經濟增長的情勢下，歐洲央行出於遏制通貨膨脹的考慮沒有降息。而加拿大、英國等則跟隨美國降息，通脹水平應聲抬高，扮演了不負責任的角色。
我們註意到，2008年6月1日，在歐洲央行成立十周年之際，特裡謝再次重申穩定物價是核心目標；6月5日，特裡謝在政策會議後發表言論更是直言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現在的種種跡象表明，歐洲央行極有可能成為本輪反通脹的第一炮手，在其帶領下，2006年夏季的全球央行加息的“一致行動”，或將在今年再次重演。
在日本央行公佈的2008年5月份的貨幣政策會議紀要中，承認了全球通貨膨脹的風險已經升高，日本央行將密切關註國內物價及整體經濟增長的情況。的確，由於能源及原材料價格、日用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不斷飆升以及企業重新定價帶來的影響，日本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並且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從2007年2月，日本央行結束零利率至今，始終維持著0.5%的利率不變。在今年4月份，“難產”的央行行長白川方明上任後，鑒於對全球通貨膨脹和日本經濟走軟的雙重擔憂，白川方明一直維持中性的立場，打消了接任風波中市場關於日本將加息或減息的諸多猜測。因此，在即將到來的加息浪潮中，可以肯定的是白川方明不會成為衝鋒者，頂多是個“跟風”的角色。
從現在日本的經濟形勢來看，一方面，前不久大家期待的日本經濟迎來複蘇，目前可能將再次轉向面臨低迷衰退的邊緣。日本政府公佈的6月經濟增長評估報告指出：
全球經濟增長放慢、能源成本飆升，這兩個因素將進一步抑制業已陷入停滯的經濟增長。
基於這個，日本政府調低了經濟評估，這也是日本三個月內首次下調經濟預期。相比於政府5月的報告，日本經濟看起來正陷入停滯的狀態。
而另一方面，日本最近幾個月的物價指標都在1%左右徘徊，通貨緊縮是否結束依然難以確認，低利率水平更是沒有下降的餘地。雖然日本央行已經開始警惕全球通脹的威脅，但是加息又缺少很明顯的通脹指標的支持。所以，面臨著日本經濟的停滯和通脹的飆升都將隨時發生的現實，對於這位“書生氣 ”十足的央行行長來說，所面臨的挑戰其實超過了伯南克和特裡謝。畢竟，對於歐美各國來說，巨集觀經濟的走勢更為明朗。
2008年6月中旬，汶川大地震後的中國巨集觀經濟運行數據相繼公佈。2008年5月份的PPI同比上漲8.2%，增速比4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創出42個月以來的新高，5月份CPI同比上漲7.7%，增速比4月份稍有回落。一時間，通脹高峰是否已過就成為各方爭論的核心。我們姑且不論通脹是否會逐月回落，單單從央行最近的行動就可窺見其對通脹的態度。在數據公佈前幾日，中國央行打破常規，再次提高1個點的存款準備金，以顯示其遏制通脹的決心。
這次的“不尋常”之舉，再次證明在2007年10次提高準備金和6次加息的基礎上，央行的反通脹鬥志至今絲毫未減。在2008年前4個月外匯儲備超過前幾年全年水平的前提下，對其中隱藏的巨額熱錢抱以多高的警惕性都不為過。
因此，一旦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上升，全球通脹持續惡化，中國央行屆時也會毫不吝嗇地揮舞起升息之棒，和全球各國央行一道將通脹扼殺在個位數的“襁褓”。
發展中國家利益更攸關
美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來自於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如果說30年前世界經濟的複蘇是來自於美國的發展，那麼最近8年世界經濟的增長，包括歐洲、日本和大中華區，依然是來自於美國2001年之後的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儘管看起來有很多的經濟“火車頭”，但最終還是跟美國這個大“ 火車頭”的方向有關，短期內美元本位制被替代的難度相當大。
近20多年來，發展中國家對本幣匯率實行管制，將匯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同時利用廉價的人力成本大力發展製造業，盡享“人口紅利 ”的美妙；發達國家則輸出資本和技術、提供市場，雙方各取所需，實現雙贏。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對貨幣危機不再心有餘悸，發達國家享受到了廉價的商品，可以將更多的精力用在技術研發和創新方面。
由於大量製造業已經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所以商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對這些國家的影響更大。如今全球通脹的現實，使發展中國家突然間顯得如此脆弱，通脹一旦失控，那麼多年來在治理貧困和經濟增長方面取得的成果將付諸東流，手裡剩下的不過是不斷貶值的紙幣。鑒於此，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應對可能將出現的財富被侵蝕的危機，及時和積极參与推動這場貨幣制度變革方纔是上策。
其實，所有的證券化產品，包括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債務貨幣，甚至可以將這些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引以為豪的金融產品稱之為“白條產品”。通過回顧股票的起源，我們或許能夠更好地理解債務貨幣的要義和本來面目。
從16世紀到18世紀兩百年間是“重商主義”時代。當時的歐洲各國，為了對外掠奪大量的黃金白銀等財富，1602年，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誕生，也就是全世界第一家國營企業“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是國有企業，是以炮艦為前導、以盈利為目的一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態出現以後，很快為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利用，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組織的重要形式之一。伴隨著股份公司的誕生和發展，以股票形式集資入股的方式也得到發展，並且產生了買賣交易轉讓股票的需求。這樣，就帶動了股票市場的出現和形成，並促使股票市場完善和發展。
歐洲各國為了對外侵略，搶占殖民地，長年累月的戰爭，歐洲各國政府國庫虧空，民窮財盡，所以最終不得不發行戰爭債券，這也就是世界上債券的萌芽。但問題出來了，戰爭債券到期必須得歸還本金。如果還不起怎麼辦呢？那也就只有“打白條”。英文中的stock有存量之意，還不了款的“白條”摞成一堆的存量就用stock來解決。也就是說，利用國有企業掠奪財富，而還不起的債務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著一大堆還不起錢的債券，或者叫“白條”，到最後還是要還嘛，但怎麼還呢？當時的歐洲政府官員開啟了人類最大的金融創造，於是就將“白條”市場化，我們翻譯成股票市場的stock market（白條市場）也就從此誕生。
現代市場經濟背景之下，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金融資產與實體性資產的聯繫日趨鬆弛，併在形式上具有了更大的獨立性，儘管金融性資產最終不可能擺脫實體性資產的束縛。但是任一時點的貨幣存量，本質上都是相應數量未結清的社會債務額的體現。
雖然債務貨幣遠比傳統的非債務貨幣給全球通脹帶來的麻煩還要巨大，但是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工程化的趨勢不可逆轉之際，任何企圖扼殺這些現代金融工具的想法和行為都是錯誤的、落後的。與其對以美元為源頭的債務貨幣牢騷漫天飛舞，不如竭盡所能為債務貨幣的風險控制殫精竭慮，尋找到規避所有債務貨幣可能招致的金融風險，就像我們並不能因為次貸危機的爆發而視次級貸款和次級債券為洪水猛獸，將一切責任完全推究至這些本應該得到中性評價的金融產品。
美元“跌跌不休”折斷世界經濟翅膀
如果把世界經濟比作是一隻風箏，那麼美元就是牽引這隻風箏飛揚的那根線。互聯網泡沫和“9·11”事件之前，強勢美元一直帶領著世界經濟在寬廣的軌道上健康地運行。然而美元在長達60年的堅挺之後也感覺到了“疲倦”，想乘機歇歇了。2008年8月前，以一籃子貨幣加權計算的美元指數已經到了70～75的低位，比2001年7月創下的121.02的世紀高點已經貶值了近40％，而且在次級債風波衝擊以及美國“雙赤字”依舊的背景下，美元的“跌跌不休”依然看不到見底的跡象。若是牽引世界經濟“風箏”高飛的美元之線“斷”了，世界經濟的風箏還能繼續高飛嗎？美元的“跌跌不休”何時是盡頭？
石油演義：油價的迷局
石油是可耗竭性資源，其石油生產受到政府控制，對於主要石油輸出國來說，石油是國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支柱。因此，由於短期石油需求缺乏彈性，國際石油市場可能存在穩定的高油價均衡和低油價均衡。
“石油”一詞，最早是公元977年由李昉﹑扈蒙﹑李穆等奉宋太宗之命編纂的《太平廣記》提出的，北宋傑出的科學家沈括（公元1031～1095年）在所著的《夢溪筆談》中將其正式命名為“石油”。
《夢溪筆談》中有這麼一段：
鄜、延境內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沾帷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之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
根據這種油“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而命名的。在“石油”一詞出現之前，國外稱石油為“魔鬼的汗珠”、“發光的水”等，中國稱“石脂水”、“猛火油”、“石漆”等。
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行業都與石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石油除了主要用來當作各種機器運行的燃料，在藥品生產、化工、紡織等很多方面都有許多重要的用途。一旦石油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全球物價自然難逃大幅上漲的命運。
石油之戰
在1000多年前就被沈括預言“必大用於世”的石油，直到1870年，唯一的用途仍只是照明。這一年，有鐵無煤的法國輸給了有煤無鐵的德國，並失去了阿爾薩斯－洛林的鐵礦。
1913年，出現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石油找到了用武之地——交通。但除了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以外，沒有人想到石油能在次年爆發的“一戰”中有如此大的用武之地。
先發制人的德國人坐著燒煤的火車，推進到了距巴黎僅四十英里的馬恩河，措手不及的法國部隊卻由於鐵路癱瘓，還呆在巴黎近郊。法軍徵用了3000多輛燒油的計程車，滿載士兵沖向前線的關鍵點，結束了德國的攻勢。馬恩河之戰使戰爭由德國戰略進攻進入到相持階段。
兩年後的凡爾登戰役，法國又如法炮製，組織了戰爭史上首次大規模汽車運輸。功虧一簣的德國人很長時間沒弄明白，只有一條鐵路的凡爾登怎麼會突然增加了這麼多援軍？但他們當時就知道，戰爭已經由相持階段進入到了德國的戰略防禦階段了。緊接著的德黑蘭海戰中，在戰前按照丘吉爾的建議轉用石油做燃料的英國艦隊，挫敗了燒煤的德國艦隊，也挫敗了德國最後的希望。
戰勝的法國拿回了自己的鐵礦，但他們割占德國魯爾煤礦的企圖，卻被既有煤又有鐵的英國人阻止了。保留了煤炭資源的德國很快就在“ 二戰”初期打敗了英法聯軍，這使得他們再次迎來老對手丘吉爾。丘吉爾最偉大的勝利是阿拉曼戰役，阿拉曼背後就是蘇伊士運河，是英國人通往中東油田的通道，占領了蘇伊士運河，英國人肯定無法贏，如果德國跨過蘇伊士運河占領了中東，德國肯定能贏。
“二戰”最偉大的勝利則發生在斯大林格勒，如果能夠打下斯大林格勒，面對被切斷外高加索石油供應的蘇聯，德國肯定不會輸。但德國人輸了，因為在此之前，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就沒有足夠的油了。俄國的石油是它遭到德國入侵的重要原因，但美國不給日本石油則幾乎是它遭到後者襲擊的唯一原因。聯合艦隊往返珍珠港所耗費的汽油，相當於日本海軍平時一年的用油量。因為受到美國石油禁運而只剩最後三個月石油儲備的日本，把偷襲珍珠港作為了名符其實的孤註一擲。
日本贏了這一註，卻輸掉了最後的賭局。他們在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同時，只需多耗費一枚炸彈，就能毀掉瓦胡島上幾乎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全部燃料儲備的450萬桶石油。美國人認為，那樣將使得戰爭晚兩年結束。於是“大和艦”也就只能提前迎來了自己的末日。也可以說是日本人自己為“大和艦”選定了末日，因為當它出發前往沖繩島戰場時，日本海軍竭盡全力，也只為這個巨無霸搜集到了單程航行的燃料。
戰後分別擁有全球最大石油產量和儲量的美國和前蘇聯，成為了新的對手。分裂的德國和正在尋求統一的中國，分別成為“冷戰”和“熱戰”的主戰場。按照俄國人的回憶，1948年6月，斯大林突然動用了40個師的兵力，封鎖了西柏林和東西德邊境。當西方國家幾乎動用所有的機動航空運輸能力和燃油，用於向西柏林的250萬居民空投補給時，面對著制空能力銳減的對手，當我國百萬大軍勝利渡江後，斯大林也在西面默契地解除了柏林之圍。
用“血與油”凝結成的友誼並不牢固。1959年，隨著大慶油田的發現，中國依賴進口石油的歷史結束了，中蘇論戰卻開始了。40年後，蘇東陣營中唯一不依賴蘇聯石油的富油國，也是唯一與中蘇兩國同時保持良好關係的羅馬尼亞，成為中蘇破鏡重圓的“青鳥”，並也成為唯一一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的東歐國家。
更能大長產油國志氣的，則是阿拉伯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聯合提價，並對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售和限售，結果西方列強大傷元氣。直到七年後，軍事實力最強的中東國家伊朗和伊拉克爆發戰爭，美國大收漁利後，才恢復元氣，並再次掌握了對石油資源的戰略攻勢。海珊向美國大使請示：能不能打科威特？老布希說：我支持你，好好乾。結果海珊確實幹得不錯，但美國幹得更棒——出兵把伊拉克軍隊趕出了科威特，卻在邊境線上止步不前——留下了海珊，美軍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繼續呆在海灣地區。
美元和美軍將該地區滲透完畢後，小布希立刻就找了個理由直搗巴格達，美元跟著美軍蜂擁而入，控制了美國媒體宣稱的這個世界上“第二大儲油國”。
仍然“油”物可居，但仍名花無主的大國，只剩下了一個伊朗。而隨著山姆大叔在伊朗的天上播撒戰雲，美國媒體也心領神會地把第二儲油大國的帽子戴到了它頭上。
“二戰”結束之後，石油之戰的焦點，開始由赤裸裸的資源戰爭轉為油價之爭。
歷史上幾次油價高增長，都和大國崛起有關係。比如1861～1879年是美國的崛起，引導了油價的高增長。1973～1985年，日本和德國戰後經濟崛起，石油需求上升。2003～2007年間，新興市場國家崛起。
德國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先生指出，“冷戰”時期以來的幾次戰略性的油價上漲和下跌周期，與超級大國抑制其他大國和新興力量崛起，同樣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73年10月，由於贖罪日戰爭、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國家實行石油禁運，引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石油危機。但根據從巴黎一個舊書商那裡搞到的一份1973年5月舉行的西方頂級政治家和石油、金融巨頭的會議記錄，恩道爾發現，阿拉伯國家的這些行為，完全是由美國預知、縱容甚至推動的。
儘管從後果看，美國經濟也受到不小的影響。但作為美國在西方世界中主要的經濟乃至政治對手，歐洲和日本受到的打擊更大。這次石油危機導致的社會和經濟動蕩，使得歐洲國家大多數領導人在此後的兩年內紛紛下臺，歐洲經濟增長再次落後於美國。
這次油價暴漲，使得石油出口國收入大增，但大部分流入了美英控制的金融機構，然後又被借給發展中國家。而後者正是這場石油危機最大的受害者，並因此被迫大量舉債，許多國家再次陷入經濟殖民化，一度讓美英不快的不結盟運動也因此式微。
剛剛斬殺了歐洲和發展中國家，油價立刻又表現出了政治雙刃劍的另一面：1986年，與戈爾巴喬夫改革完全同步開始的歷史上最嚴重的石油價格牛市，在後來一起導致了美國最大的外部地緣政治對手蘇聯的瓦解。
而現在備受世界關註的，是伊朗核危機是否會引發新的石油戰爭。或許在未來較長的時間里，石油的價格和它的政治屬性，都將繼續保持在高位。
石油危機引爆通脹
石油危機是指經濟危機在世界石油領域的一種表現。所謂經濟危機是指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衡或產生劇烈震蕩，為世界經濟或各國經濟受到石油價格的變化所產生的經濟危機。1960年12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主要成員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和南美洲的委內瑞拉等國，而石油輸出國組織也成為世界上控制石油價格的關鍵組織。迄今被公認的三次石油危機，分別發生在1973年、1979年和1990年。
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石油輸出的主要力量為阿拉伯國家，他們因不滿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而採取石油禁運。國際市場上的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上漲了4倍。石油價格暴漲引起了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學家的估計，那次危機使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下降了4.7%，使歐洲的增長下降了2.5%，日本則下降了7%。
經過這次石油危機，西方各國普遍強烈感到了石油對各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同時也普遍感受到了過去那種把一國的石油生產、供應、提煉和銷售等活動主要聽憑少數一體化的大跨國石油公司主宰的做法已經不能再適應新的形勢了。這些公司，即使是在本國註冊甚至本國政府在其中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但由於他們在世界各國有著錯綜複雜的多方面的利害關係，在關鍵時刻往往也並不是能為本國利益服務的。因此，西方各國普遍大幅度地修改了各自的石油政策，大大加強了對本國的石油資源、生產、供應、銷售和市場的控制，加強對外國石油公司的管理和限制。這期間，日本、南韓、加拿大、英國、丹麥、挪威、馬來西亞、蘇聯等國紛紛成立了國家石油公司。到二十世紀末先後誕生了100多個國家石油公司。
1978年底，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的時候，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伊朗的政局發生劇烈變化，伊朗親美的溫和派國王巴列維下臺。此時又爆發了兩伊戰爭，全球石油產量受到影響，從每天580萬桶驟降到100萬桶以下。隨著產量的劇減，油價在1979年開始暴漲，從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4美元。這種狀態持續了半年多，此次危機成為上世紀70年代末西方經濟全面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
通過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機，資本主義不公正的石油體系逐漸打破，歐佩克對世界石油市場的影響力達到巔峰。但過高的油價一方面引起了石油需求量的下降、價格的上漲，有助於促進能源節約和新能源的開發。人們普遍認識到發展新能源的作用，各個國家努力發展新技術、開發新能源和開展節能措施，並開始逐步建立了戰略石油儲備。另一方面促使非歐佩克產油國原油供應量的增加。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起，各西方發達國家和石油公司大力開展了在非歐佩克地區的勘探和開采石油的活動。
1969年在北海發現了埃克菲斯克大油田，1970年發現了福帝斯特油田。到1980年1月，挪威和英國的北海油田儲量已被分別確定為57.5億桶和154億桶，英國成為主要產油國之一。整個西歐的石油儲量幾乎與美國相等。北海的石油產量達到200萬桶/天，英國和挪威成為重要的石油出口國。從1976年到1979年，墨西哥的探明石油儲量增加了6倍，到1980年墨西哥的石油儲量已達到300多億桶，1979年墨西哥的平均日產水平已達150萬桶。美國在阿拉斯加也發現了儲量近100億桶的大油田。從1979年到1985年間，非歐佩克產油國的產量逐漸超過了歐佩克。第三次石油危機，當時爆發了海灣戰爭。專家形容海灣戰爭更是一場石油戰爭。當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希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儲備的控制權落入海珊手中，那麼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生活方式都將蒙受災難。對美國而言，海灣石油是其“國家利益”。當時油價一路飛漲，3個月的時間石油從每桶14美元，到突破40美元。不過，這次高油價持續時間並不長，與前兩次危機相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要小得多。
1990年爆發的海灣戰爭也被專家形容為一場石油戰爭。當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希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儲備的控制權落入海珊手中，那麼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生活方式都將遭受災難。對美國而言，海灣石油是其“國家利益”。1990年8月初伊拉克攻占科威特之後，遭受國際經濟製裁，使得伊拉克的原油供應中斷，國際油價因而急升至42美元/桶的高點。
美國經濟在1990年第三季度加速陷入衰退，拖累全球GDP增長率在1991年跌破2%。在這次石油危機中，僅三個月的時間，石油從每桶14美元上漲到40美元。不過，由於國際能源機構啟動了應急計劃，每天將250萬桶的儲備原油投放市場，使原油價格在一天之內就暴跌10多美元。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國家也迅速增加產量，很快穩定了世界石油價格。這次高油價持續時間不長，與前兩次危機相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要小得多。
暴漲暴跌的油價
1983年～2003年，國際原油價格一直穩定在30美元/桶的水平，然而，2003年以來，國際油價不斷創新高。
2004年9月，受伊拉克戰爭影響，國際原油價格突破40美元/桶，之後繼續上漲，並首次突破50美元。
2005年6月，國際原油價格首次突破60美元/桶，並加速前行。2005年8月，墨西哥遭遇“卡特裡那”颶風，國際原油價格首次突破70美元/桶。尤其是近兩年來，國際油價更是有恃無恐地向上飛漲。
2007年9月12日，國際原油價格首次突破80美元/桶，隨後，繼續加速上漲。
2007年10月18日，國際原油價格首次突破90美元/桶，併在年底直逼100美元/桶。
2008年，國際油價以更快的速度向上飆漲，並連續突破每桶100美元、110美元、120美元、130美元、140美元整數大關。
2008年7月11日，紐約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在早間電子盤交易中達到每桶145.85美元的歷史新高，收盤創下每桶147.1美元的最高收盤紀錄。
而就在人們期望油價繼續上沖150美元、200美元之際，油價再次讓所有人大跌眼鏡。在世界經濟預期不明朗和美國新一輪金融危機爆發的雙重壓力之下，曾經瘋狂躥升的國際原油價格終於失去了支撐理由，於2008年9月15日跌破每桶100美元的整數關口。2008年9月16日，國際油價再次大幅下挫，紐約市場油價盤中一度逼近每桶90美元，而倫敦市場原油期貨交易價和收盤價則雙雙跌破90美元。2008年9月17日，國際油價強勁反彈。紐約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6.01美元，收於每桶97.16美元。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11月份交貨的北海布倫特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5.62美元，收於每桶94.84美元。
隨著雷曼事件的發生，投資者對美國政府的天額金融救援計劃將導致美元更加大幅度貶值，大量資金涌進商品期貨市場，國際油價在2008年9月 22日出現了歷史上的最大單日漲幅。當天上午紐約市場高開後，油價一直在每桶107美元到109美元之間運行。中午之後，油價開始瘋漲，盤中最高曾經一度到每桶130美元。到收盤時，油價有所回落，收於每桶120.92美元，與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漲16.37美元，創出自1984年原油期貨市場建立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的確，國際油價從2008年的第二天突破每桶100美元，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又擊穿了145美元大關，現如今還在不斷地創造每一個新的紀錄，不論是暴漲還是暴跌，都在考驗著每個經濟學家、石油分析師、交易員以及廣大民眾對油價的每一次自以為大膽和準確的極限猜想，而且都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預測者們都在不斷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石油巨頭BP公司首席執行官布朗勛爵在2006年底曾經預言，油價長期來看甚至有可能下降到每桶25美元至30美元，這一預測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2007年最失敗的預言。
以“世界在變遷——為可持續發展提供能源”為主題的第19屆世界石油大會7月初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儘管會議組織者認為石油大會是石油專業人士的會議，研討的重點是石油勘探開發、煉油和石油化工、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行業管理等專題。但就在此次大會召開期間的2008年7月 3日，紐約和倫敦兩地原油收盤價雙雙突破145美元/桶的大關，創下歷史收盤新高。當天，紐約商交所8月份交貨輕質原油價格收於145.29美元/桶紀錄高位，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8月份交貨的北海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收於每桶146.08美元。
而3年前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第18屆世界石油大會時，國際油價僅為60多美元/桶，3年間上漲了近80美元/桶。因此，在當前油價持續高燒的背景下，油價問題自然而然地成為來自世界主要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的20多位能源部長，以及4000多名政府官員、企業代表和專家學者熱議的話題。整個世界石油大會都在爭吵石油的高價到底是由產油國產能不夠、中印勁爆的需求、期貨投機勢力，還是美元貶值所致。
在第19屆世界石油大會召開前的一個星期，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國沙烏地阿拉伯在2008年6月22日在其西部港口城市吉達主持召開了一次有石油生產國和石油消費國參加的峰會，來商議和討論如何穩定油價的問題。短短一周內產油國和消費國兩次聚首商討高油價的對策，但卻無法打破僵局，國際石油價格仍然一路高歌。由此可見，各國應對油價持續高燒之路是如何的任重而道遠。
當前，美元貶值、地緣政治、金融投機等因素成為高油價的主要助推因素。這些林林總總的政治、經濟等原因，使得解讀高油價時出現了 “你方歌罷我放歌”的局面。加上目前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油價的走勢更加的撲朔迷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油價將持續維持在80美元以上的高位，30美元的石油價格或許將一去不再復返。
供求推高油價？
石油是國民經濟的“血液”，是現代經濟最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動力。2007年，全球石油每天產量為8153萬桶，而全球石油每天消費量卻為8522萬桶，也就是說，全球每天石油缺口為370萬桶。
對於是什麼因素導致了油價的不斷上漲，現在的分析鋪天蓋地、莫衷一是。油價因何虛高？現在看來，國際經濟組織、歐佩克、政界人士、經濟學家以及市場分析師似乎都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求解盲區，作為一個日益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的金融學概念，石油的漲價機理甚至連許多大牌經濟學家也感到困惑，真實世界里的經濟現象正在考驗經典經濟學家的智慧。
從供求關係的角度來看，國際能源署（IEA）2008年7月1日在世界石油大會上發佈的一年一度的中期石油市場報告稱，儘管存在著高油價和經濟減速正在拉低需求增長的因素，但是未來5年全球石油供求關係依然緊張。
報告預計，從現在到2013年的5年間，全球石油需求平均每年將增長1.6%，原油日需求量將由目前的8690萬桶上升至9410 萬桶。報告同時預測，到2012年，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成員的原油供應量將由目前的每天3534萬桶增加至3758萬桶，較先前預測減少了125萬桶；而非歐佩克產油國的供應量將由目前的每天5505萬桶增加至5775萬桶，比此前預測減少了142萬桶。全世界2007年平均日產石油8000萬桶，其中石油輸出國組織為3500萬桶，俄羅斯為1300萬桶。在油價高企的今天，幾乎所有產油國的油井都開足馬力拼命生產。除沙烏地阿拉伯外，全世界都沒有多餘產能來應付需求增長，而沙特的備用產能相信也不超過總產能的3%。
根據這些數據，目前國際原油存在著巨大的供求缺口，而這缺口必然導致油價的不斷上漲。自從2000年到2008年這8年來，特別是從2004年以來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石油的需求增量非常高。而且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石油價格普遍比較低，導致石油生產國對開采、煉油等環節的投資力度和動力明顯不足，所以現在出現這種生產的瓶頸問題，也在意料之中。
石油“期禍”
儘管經濟學上的供求定律在分析油價上漲的時候，看起來很有道理，義正詞嚴，但是石油生產國代表，比如歐佩克輪值主席、阿爾及利亞能源和礦業部長沙基卜·哈利勒卻一直認為，國際油價飛漲與石油供求毫無關係，主要是美元貶值以及市場投機炒作行為所造成的；美元的持續貶值給了國際投機熱錢紛紛進入原油期貨市場進行炒作的機會，從而導致油價不斷攀高。其實，自從美國議會2000年12月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法案居然將OTC電子交易市場排除在監管範圍之外。
這種看起來更像是有意為之的漏洞為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們的操縱行為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石油市場也就開始被粗暴地扭曲了。以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原油期貨交易來說，儘管根據相關制度設計，其交易行為要受到美國商品交易委員會（CFTC）的嚴格監管，以防出現價格操縱或欺詐。但是，近年來，投機商很快找到了新的空檔，美國聯邦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大宗的“類似於期貨”合約交易活動急劇增長，這些合約都是在不受監管的OTC電子市場上交易。這種電子盤交易在常規市場交易結束後仍然連續進行交易，與常規場內市場一起組成了一個24小時不間斷交易的市場。
德國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教授更是直言油價上漲70%的因素都是金融炒作，他說道：
油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期貨市場無法控制的炒作，也就是紐約和倫敦的原油期貨市場。幾年前美國曾經通過一項規定，允許原油期貨交易市場不受美國的監管，從那以後，油價就從60美元直線上漲到了135美元，將近140美元。
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擔心油價會進一步上漲，建議必須提高期貨市場的保證金，以遏抑石油市場的投機活動。
一直以來，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貨交易的四大玩家，加上對沖基金、專門的石油基金以及養老基金等的加盟，在這輪行情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們在原油期貨市場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價上漲，高盛早在幾年前就看到百元油價。
這些金融機構一方面通過發佈投行報告，在基本不考慮傳統意義上的定價機理的基礎上，人為設定原油價格走勢，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甚至“精準”地預測原油價格將在2008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時衝上150美元；另一方面大量買入原油期貨合約，進而在一種陌生且全新的“原油紙貨”世界中，創設一種與煉油廠或者石油用戶買入原油期貨合約所產生的真實需求契合的投機者購買期貨合約產生的原油需求，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按照它們的意志為石油定價。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坦率地說，這一輪原油價格從2007年年初的1桶50美元上漲到145美元，很難完全套用美元貶值和高強度的投機等因素來解釋。我們可以用黃金期貨來做一個衡量軸，黃金一直被認為是貨幣崩潰時的最好替代品，可以作為資金“逃離”美元形態的風向標，但是很顯然，黃金的漲幅遠遠低於原油，這使得“逃離美元”並非是原油上漲的最基本的動力。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也是個重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石油期貨的確成為了石油“期禍”。
油價“魔宮”
這半年來，我一直在強調以油價大幅度攀升而導致的全球通脹，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左右全球金融投資市場最為關鍵的因素。於是隨著2008年7月15日到9月份的國際原油價格出現暴跌，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從147美元/桶的歷史高位滑落至90美元/桶附近，跌幅達到近40%。
那麼，現在更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是，147美元/桶的國際原油價格是否將成為油價的歷史性頂部。甚至有分析人士斷言，隨著中國奧運會的召開，中國最終將通過大幅提高成品油價格遏制需求，國際原油價格在2009年將跌破70美元/桶。如果此預言成為現實，油價出現中期頂部也就成為現實。
其實，自從石油價格突破80美元/桶以後，預測油價走勢註定就成為了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石油價格是由供應、需求、地緣政治和資金流動性等多重因素共同決定的。供應和需求的變化，可以通過經濟學上的理論分析得出趨勢性的預測結論。全球的流動性資金走向，儘管變化快、動蕩大，不可控性甚高，但依然可以通過對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把握來追蹤國家資本的蹤跡。但是地緣政治因素，不僅不確定性很大，經濟分析、產業研究無用武之地，而且情報和數據的收集極為困難。
在我看來，80美元/桶以後的石油市場走勢，似乎受流動性過剩和地緣政治的影響遠大過供求等基本因素的作用。因此，預測油價的走勢難度可想而知。而且目前石油市場還有較多的不確定因素，特別是伊朗與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衝突，這一問題由來已久且非常複雜，不可能就一次性一勞永逸地解決，未來很可能出現反覆，這是原油市場上最大的不確定性。此外還有美國的大選，屆時是奧巴馬還是麥凱恩當選，對於油價的影響也是截然不同的。
石油盛宴何時結束？
的確，鑒於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需求增長和持續的供應緊張，從中期來看，市場仍將吃緊。華爾街的一些分析師甚至認為，沒必要對現在的油價“神經過敏”，因為與未來200美元、300美元的油價相比，現在油價僅僅是個地板價。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上述的國際能源機構的判斷忽視了國際石油市場正在重新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即伊拉克石油生產的恢復。在他們看來，由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引發的這輪原油大牛市正在接近尾聲，泡沫正在積聚，危機正在積累。
公開資料顯示，伊拉克目前已探明原油儲量為1150億桶，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儲量的8.89%，居世界第4位。但是，由於20世紀 90年代以來戰爭和國內政治原因，伊拉克目前的石油產量僅占世界總產量的第15位，且生產波動很大。不過，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結束之後，伊拉克的政治局勢正在逐步趨於穩定，經濟和石油生產也正在慢慢恢復。2007年3月，伊拉克通過《石油法草案》，鼓勵國際石油公司在伊拉克開髮油氣資源。
是的，在不斷刷新高的油價面前，能作出類似看空油價的判斷著實需要很大的勇氣，畢竟“市場上漲時大家都習慣看多，而市場下跌時習慣看空”。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維什尼（Robert Vishny）曾經進行過一次著名的研究，結論是：當市場出現定價不當的情況時，他們往往是將賭註押在這種不當還將繼續持續甚至擴張上，而不是賭不當局面將會改變。
看來，現在每一個賭油價繼續上揚的“賭徒”們都成為了教授實驗中人。凱恩斯曾經說過：
市場保持非理性狀態的時間往往可能會超過你的償付能力能夠堅持的時間。
如果你甚至還想對凱恩斯的智慧發起挑戰，不妨回憶一下長期資產管理公司（LTCM）的例子。這家公司在1998年破產了，但是假如他們能夠將自己的投資持有足夠長的時間，他們其實完全可以獲利。我也相信，儘管在泡沫破裂之前，不排除油價有繼續瘋狂的可能。但如果油價在未來達到200 美元甚至真的瘋狂飆升到300美元，那這場石油盛宴就徹底結束了。
油價高漲：中國如何應對？
持續攀高的原油價格，使以中國為代表的諸多亞洲國家的燃油補貼政策越來越難以為繼。中國、印尼、馬來西亞、斯裡蘭卡等國紛紛採取調高油價、限制油品銷售、打擊油品走私等手段來緩解日益吃緊的財政壓力。屢創新高的國際油價，也將中國的石油價格改革推向了風口浪尖，但在內部通脹壓力加大和外部貿易環境趨於惡化的情勢下，尤其是在四川大地震和南方水災之後，油價完全與國際接軌是否可行？
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油價之間是“有限接軌”，即原油價格已與國際油價接軌，基本保持一致。國內油價與國際油價接軌，但變動又滯後一到兩個月。這種價格形成機制始自1998年。1998年，中國價格改革由完全計劃向市場經濟轉軌，當時選擇新加坡的市場作為國內石油定價的基礎。當年，國務院決定以月度為基礎將國內原油價格與國際市場掛鉤。
2000年，中國通過連續7次調整油價，徹底改變了石油價格長期低於國際市場的狀況，開始與國際市場油價基本同步。按照國家的規定，國產原油基準價格由國家發改委根據上月國際市場相近品質原油的離岸價格加上關稅確定，貼水或升水由購銷雙方根據原油運雜費負擔和國外油種的質量差價及市場供求等情況協商確定，這就是國內原油定價滯後於國際市場價格一個月的原因。2001年底，中國選擇了紐約、鹿特丹和新加坡三大最主要的石油市場作為參照基礎。
但國內汽油、柴油零售價則由國家發改委調控，只有當新加坡、紐約和鹿特丹三地成品油加權平均價格變動幅度超過8%時，國家發改委才有可能重新考慮確定國內成品油的零售基準價。石油企業則根據發改委確定的基準價，以8%的上下波動幅度來決定最終零售價。
在實際運行中，中國國內油價的調整不僅嚴重滯後於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且政府出於經濟與社會等目標的考慮，往往將國內成品油價格確定在國際市場價格水平之下。
因此，儘管現在國際石油價格持續飆升，但國內成品油基準價在2008年6月20日提高成品油價格之前，仍是發改委2007年11月確定的，並沒有跟隨國際市場的油價走勢。所以，油價放開或接軌在相當意義上意味著油價的大幅度提高。
中國並不是一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而且已經成為原油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每年約3.5億噸的石油需求中，有一半左右需要靠進口解決。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石油價格要看國際油價的臉色。但是，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油價最低的國家之一。6月20日前，中國成品油價格只相當於美國的61%、日本的41%、英國的28%。
用那麼高的價格買來原油，卻用那麼低的價格賣出煉好的成品油，這就叫“油價倒掛”。之所以要這樣，政府用心良苦，要保GDP，要保CPI，要保國內的和諧安定。
從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國際油價從93美元/桶飆升至150美元/桶左右。中國2008年前5個月的原油進口均價為 689.9美元/噸，同比上漲了64.1%。即使在這種壓力下，中國政府在2008年6月份依然僅小幅度提高油價，仍然採取財政補貼的措施補貼煉油企業的虧損。於是，受補貼的中國油價就像是全然不受國際油價暴漲影響的一座“孤島”。
結果是，國內一方面高調節能減排，一方面能源消耗卻繼續居高不下。連美國人都捨不得開了的大排量車，在中國銷路竟直線上升。這倒也罷了，反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有識之士終於發現，這種“油價倒掛”給了國際投機資本以機會，使得境外飛機、輪船和中國香港汽車到內地加油的比比皆是。
更誇張的是，連中東產油大國的油輪在運送原油到中國後，也一定要加滿燃油再往回開。中國抑制油價，投機資金就推高國際油價，客觀上形成中國納稅人的錢，以政府補貼的形式通過進口油價“補貼”了全球的局面。而國際上一些人得了便宜還賣乖，說由於中國政府不肯取消油價補貼，人為地把油價壓在低位，扭曲了能源的實際價格，實際上是在鼓勵過度使用能源，這才造成了國際能源緊張和環保壓力的增大。
為應對糧食價格高漲及對糧食需求的不斷增加，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各國領導人及政府高層官員在羅馬世界糧農組織總部舉行高峰會議，商討解決糧食危機的辦法。儘管食品價格暴漲了近一倍，會期多了一天，與會人數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屆羅馬世界糧食峰會的餐飲支出，卻比6年前的那一屆降低了一倍半。
糧食政治：糧價高漲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亨利·基辛格
為應對糧食價格高漲及對糧食需求的不斷增加，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各國領導人及政府高層官員在羅馬世界糧農組織總部舉行高峰會議，商討解決糧食危機的辦法。儘管食品價格暴漲了近一倍，會期多了一天，與會人數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屆羅馬世界糧食峰會的餐飲支出，卻比6年前的那一屆降低了一倍半。
2002年在羅馬召開的糧食峰會，與會者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在2015年前將世界饑餓人口減少一半。他們在餐桌上享受到了組織者提供的鵝肝、龍蝦和各種名牌酒，卻因此被媒體指責“偽善”，與“大吃大喝”這個詞聯繫在了一起。
本次峰會的主題，升級到了更為深刻的全球糧食危機問題，伙食標準卻“降級”為餡餅、義大利面、牛肉丸以及十幾美元一瓶的葡萄酒。組織者顯然希望表現出更真實的善意與道德感。但糧食危機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道德範疇的問題。
教皇本篤十六世在給本次峰會的信中說：
在一個資源充足的世界上，饑餓和營養不良是不可接受的。
他並且指出：
地球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地球上的人們，數以百萬計的人晚上卻要餓著肚子睡覺。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在打一場敗仗。
作為西方世界的最高道德倫理規範的代表，教皇的發言等於在承認人類倫理與道德打了敗仗。因為，保障全人類基本生存權這一普世倫理道德訴求，遭遇到了政治。更重要的是，它遭遇到的是大國政治。
糧食政治：“陰謀論”？
小國間出現爭端，國際組織出面調解，爭端消失了；大國與小國爭端，國際組織調解，小國消失了；大國間出現爭端，結果是國際組織消失了。這是西方評論家們經常用來嘲笑國際組織的諺語。
在羅馬峰會上，國際組織再次表現出了這種“政不出宮門”的無奈。這種無奈，尤其體現在峰會宣言中關於生物燃料的表述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製造生物燃料，只是呼籲繼續有關研究。如此曖昧模糊的語氣，與兩大陣營在這一問題上的針鋒相對形成了鮮明對比。
糧食進口國家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普遍認為，部分國家的生物燃料政策，是糧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但他們的反方卻是三個大國：美國、歐盟和巴西。
按照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計算結果，國際食品價格上漲的驅動因素中，30%來自能源價格上漲，40%與生物能源有關，20%來自投機資金，10%來自貿易壁壘。生物能源因素對於糧價上漲，可謂是居“功”至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則顯示，生物燃料需求擴大，造成糧價飆升15% 至30%。
的確，現在糧食品種的期貨分析師在判斷未來走勢時，首先關註的就是國際原油價格的動態，其次才是氣候變化。而在此前，氣候因素幾乎是糧食期貨價格變化的唯一戰略性變數。
儘管具體計算結果不盡相同，但大多數專家在分析國際糧價上漲因素時，都普遍將生物能源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聯合國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讓·齊格勒表示，大量使用糧食製造生物燃料已構成了“反人類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糧食製造生物燃料，已成為一個“倫理”問題。
國際組織言辭激烈的抨擊，並沒有影響農業大國繼續推動農產品“能源化”的決心。美國農業部長愛德華·謝弗在為美國生物燃料政策辯護時，稱因此造成的糧價上漲不超過3%。巴西總統盧拉則更是表示：
乙醇生產和糧價危機無關。巴西已為有關生物燃料的辯論做好準備，我願意為此周游全世界。
對於辯論的理由，盧拉說：
生物燃料的批評者沒有提及高油價對糧食生產成本的影響。
言下之意，生物能源由於可以抑制油價的下跌，反而可以起到降低糧食生產和運輸成本，從而起到抑制糧價上升的作用。但稱對方辯手健忘的盧拉總統，可能也忘了一件事：生產生物能源，本身也得消耗石油。
曾在美國能源部阿崗國家實驗室工作的曾左韜博士提供的研究數據，為盧拉的“反方”提供了論據：收割、灌溉、運輸玉米等原料，以及加上蒸發提純乙醇，估計每生產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產中的能量增值並不多。
以2007年12月的價格比較，乙醇的價格（2.38美元/加侖）比汽油（2.46美元/加侖）稍便宜，但同樣體積乙醇的熱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裡加的是乙醇，花同樣的錢汽車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將近40%。根據這一計算結果，目前生物能源政策，從直接經濟收益和節能的角度來看，其實是得大於失。
環保，是“正方”為生物能源辯護的另一個理由，其主要理由是乙醇汽油燃燒排放，要小於目前常用的汽油。但這一計算，同樣“遺忘”了生物能源在生產過程中的排放。
實際上，生產一噸生物能源，所損害的森林和植被，以及污染排放，要一兩百年才可以補上。美國政府多次宣稱生物能源是為了可持續、環保，但實際上生物能源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更大，“所以美國這樣做純粹是一個藉口。”
在這方面，甚至屬於正方陣營的歐洲人都提出了反證：今年1月，歐盟提出要將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但歐洲環境保護署卻已經敦促歐盟放棄這一目標。
但既然生物能源在節能、環保和直接經濟收益上均得不償失，而且還因為助漲糧價而導致在國際上的政治“失分”，為什麼部分大國仍堅持進一步發展生物能源？“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希望糧食價格繼續上漲，”德國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表示。
根據2007年12月通過的美國新能源法，2022年美國乙醇燃料使用量將達到360億加侖，有關專家計算，這需要消耗1.8億噸玉米，足夠5.8億人口吃一年。而在2006年，美國已經投入了4200萬噸玉米生產乙醇，相當於1.35億人口一年的口糧——加上其他國家，目前生物能源大約消耗了全球3% 的糧食產量——這正是美國農業部長所宣稱的，生物燃料推動因素“只占到糧價上漲3%”的理由。
這種偷換概念的托辭顯然經不起推敲。實際上目前的全球糧食供求屬於“緊平衡”，因此供應和需求的略微變動，都會引起價格的劇烈波動。只要美國停止生產生物能源一年，全世界的糧食缺口就能全補上了，但是美國根本沒有這個打算，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生物能源的產能。
當然，面對國內外輿論對高糧價的指責，美國似乎也做出了一個姿態。2008年6月3日，也就是在羅馬峰會開幕之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公佈了一系列措施，以強化對農產品期貨市場的監管力度。
耐人尋味的是，在具體品種上，CFTC卻僅僅宣佈對棉花期貨的暴漲暴跌進行調查，對於更受世界關註、價格波動更為劇烈的糧食品種，卻毫無實質性措施出台。這與CFTC同期對石油價格異常上漲展開的嚴密調查，同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實，糧食危機背後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機更為深刻，雖然有“陰謀論”嫌疑，但搞陰謀的人永遠不會承認，因而也無法完全驗證它。但從各個方面來講，這種不見硝煙的“戰爭”確實存在。
糧食陰謀的大國策
在分析糧食危機中的大國陰謀時，我們不得不論及《戰國策》中的一個故事。
春秋時期，齊國的國王命令大臣們都必須穿絲質衣服，但國內只准種糧食而不准種桑樹。於是，齊國絲價猛漲，鄰近的魯、梁等小國就紛紛不種糧食種桑樹，賣絲賺銀子。過了幾年，齊王又命令大臣們只准穿布衣，而不准賣糧食給其他小國。於是，魯、梁等國的人紛紛餓死，齊國滅亡了這些小國。
2000年鬥轉星移，國與國之間的主要鬥爭手段和目的，已經不再是赤裸裸的吞併與反吞併，但鬥爭的智慧卻一脈相承。只不過，這一次，主角由列國中的首富齊國，變成了世界首強美國。大國玩弄的籌碼仍然是糧食，但魯梁的蠶桑卻變成了亞洲國家工業品。
按照曾左韜博士的邏輯，“糧食陰謀”的大國策分為了兩步：第一步，美國先調整自身產業結構，逐漸淘汰一般加工業，自己重點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產業和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同時向亞洲國家轉移一般製造業和進口一般工業品，並廉價出口糧食，把各國農業擠垮。第二步，等亞洲各國大力發展一般製造業、各國政府如 2000年前的魯、梁國君一樣鼓勵國民大量種桑樹賣絲、激烈競爭使得工業品越來越便宜後，美國現在開始減少農作物出口，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糧食供應。
根據統計，在過去的37年間，日本糧食自給率由77%下降到27%。南韓糧食自給率也從本來可以自給急劇降到了26%。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國的日韓兩國，由此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與此同時，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其中大豆產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產量占34.4%，小麥產量占11.6%，出口量更是占據全球大半壁江山，從而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取得了決定性地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這是基辛格在上世紀70年代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的話。
歷史上，美國就發起過好幾回糧食戰爭，有過不少糧食援助和禁運的案例。仔細研究完這些史料，我們不得不感嘆“糧食援助這個比石油貿易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是如何決定不少國家的政治經濟命運的。
1945年，鐵托總統主持並領導了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蘇爭霸”的主角美國向南斯拉夫伸出了所謂的“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但從此之後，南斯拉夫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卻成為美國的傀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等西方盟國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妄圖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其中，美國對中國的糧食禁運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期中美關係破冰。
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以要求印度支持美國入侵越南為條件，曾對印度採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印度政府在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屈從於美國的淫威，最終改變了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美國立即停止了對智利的糧食援助。不過這次阿連德沒有被美國的威脅嚇到，而是奮發圖強，領導新成立的大眾聯合政府，全心致力於農業生產和公平分配的改革。當然，阿連德下臺之後，美國很快又恢復了對智利的糧食援助。不可否認，封鎖糧食是尼克鬆政府反對阿連德所採取的秘密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3年，由於國內食品價格史無前例地上漲，美國遭遇嚴重的“滯脹”危機，對大豆、棉籽及其製品實行禁運。當時，日本97％的大豆依靠進口，而其中的92％來自美國，因此所遭受的傷害最大。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蘇聯實行穀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沿著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設計的方案，以及美國政府指引的方向進行休克療法改革時，國會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當時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美國就提供多少糧食，但最終的結果是蘇聯解體。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大潮席卷中國，“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工程”以及“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無農不穩”、 “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的農產品公共產品性質得到了極大的認同，也早已經成為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最為重視的問題之一。
然而，糧食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力不僅限於徵糧派款、租稅分成等方面，而是早已越出了疆界。先是以糧食的人道主義援助的含蓄方式，“羞羞答答”地實施美國的偽慈善；隨後伴隨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更為直接的國家間農產品貿易談判與開放作為籌碼，赤裸裸地維護著美國的大國政治，糧食也早已經成為全球競爭“ 硬實力”的標誌。
新近的一次明顯地以糧食作為武器來干預他國內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國對北韓的糧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來，北韓連續幾年農業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南韓對北韓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北韓必須放棄核計劃，併在緩和北韓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
在美國經濟學家蘇珊·喬治文所著的《糧食政治入門》一書里，就描述了美國如何成功地用糧食援助，摧毀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農民失業，淪為附屬於美國消費需求的經濟作物園工人，讓這些國家的農業基因化、石油化、化學化和機械化，從而購買美國生產的種子、化肥、農藥、機械，讓這些國家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瓦解，使得人人成為產業化食品體系的消費者，用更高的價格，買取更低的營養。
資料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蘇聯糧食歉收，美國禁運而導致前者被迫在國際市場大量採購時，美國甚至“火上澆油”，通過法令在國內減少三分之一的小麥耕種面積。
當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況下，減少小麥出口進一步抬高國際糧食價格；如今則是在全球糧食供應趨緊的情況下，不斷加大生物能源的產能以製造更大的缺口，這就是當代“大國策”實現第二步的手段。而“大國策”的第一步——壓低全球糧食價格以打擊其他國家農業生產能力，其實現手段甚至更加隱秘。這個手段，就是糧食補貼。
補貼的糧食政治
讓·傅立葉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5年前曾經在中國某高校擔任國際貿易概論課的外教，當時有學生問：
全球貿易自由化不斷發展，而且歐美國家都倡導自由貿易，為什麼唯獨在農業補貼問題上，在談判中都始終不肯妥協？
傅立葉當時回答：
說實話，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事實上，在十幾年前，絕大多數的歐美學者都對這個問題迷惑不解。10多年後，烏拉圭回合變成了多哈回合，農業補貼問題的堅冰卻仍未融化。但隨著糧食危機再度襲來，當年學者們的疑惑卻逐漸有了答案。國際組織普遍認為，糧食補貼和生物能源是導致這場危機的兩大主要政策根源：後者擠占了發達國家的糧食用地，前者擠垮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體系。
長期的補貼刺激了發達國家的生產，過剩的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傾銷，導致這些農業補貼水平低的國家裡農民因種糧虧本而離開這個行業。這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造成了一種巨大的產業錯位：幾十年前，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農業產業的主力，發達國家的工業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形成了一種產業互補。而在目前糧食產業的主力轉移到發達國家之後，這種產業互補的格局被打破，甚至無論從工業還是農業上，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處於從屬地位。
在生物能源問題上和美國立場一致的巴西，在糧食補貼問題上卻與之針鋒相對，巴西總統盧拉說：
實際上一些貧窮國家仍有大量適於耕種的土地，但這些國家的農業發展潛力因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補貼而受到遏制。
世界銀行的報告也指出，發達國家的糧食補貼政策，實際是鼓勵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離開土地，進入城市。
另一個巨大的悖論於是產生了：全球糧食供求缺口日益擴大，用於種糧食的土地卻越來越少。因為，發達國家的土地去種更加有利可圖的能源生物，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則由於無利可圖而放棄種糧，到城裡打工或者改種經濟作物。
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扶正多哈》的文章稱：
不能期待發展中國家放手讓那些僅能維持自身生存的農民，同發達國家那些享受高補貼的農產品競爭。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
如果美國真的要一直將這場世界“糧食戰”打下去，沒有誰可以堅守下去，因為美國的潛力太大了，而且還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沒有耕種，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國家的糧食體系全部摧毀。事實上，美國原來的糧食體系同樣已經被糧食補貼政策所摧毀，但取而代之新體系卻更加令國際社會望而生畏。
美國的“安內”與“攘外”
上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政府曾建立過“低吸高拋”的糧食儲備體系，這是一個以價格收入支持為主要手段的農業常平倉制度，曾得到了農民、消費者的普遍歡迎。但在少數糧食寡頭的游說下，1996年，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糧食儲備制度。政府不再通過糧食儲備拋補去糾正糧食市場扭曲，而是簡單地支付糧食加工商收購價和農民維持農場可持續的價格差。
美國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對商品化農產品的補貼，1998年以後，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的規模上，其中80%流入到農民和農作物公司。但分配結構極不均衡，最大的1%的農場，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萬美元的補貼，最大的20%的農場，平均得到近1萬美元的補貼。但多數中小農場補貼甚少，甚至沒有任何補貼。補貼狀況的迥異，使得美國農場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小規模家庭農場則幾乎悉數被逐出商品化農產品的種植領域。另一個結果是，農民的農場收入卻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農民合作社所做的調研，在1910年，當地農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個美元的食物消費中，食物價值的流向），上游的農業投入，會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與營銷，會占45%。但到了現在，農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說，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團，拿走了幾乎全部的農業補貼。
大量農業補貼，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於是，大量新的食品工業投資直接建立在這些農產品上，從而使得美國逐漸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聯合體組成的食物帝國。通過不同的食物生產者之間的兼併、接管、聯盟等方式，產生了更為集中的食品產業集團，這些集團通過“無縫的縱向聯合，控制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整個食物體系”。
這個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比如像美國農業部居然會幫助開發種子絕育技術，而這種生物工藝，只能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在建立國內的統治後，糧食帝國的“無形之手”隨即伸向了海外。
比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最終都是由食物貿易商、加工商、分銷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被寫入GATT，併進入WTO條款中。世界各國的農民被迫直接面對發達國家巨無霸的競爭。於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勞動力、土地大量轉向城市和工業，或者在發達國家的建議與“資助”下，生產後者需要的單一品種的經濟作物，本地糧食供應體系被逐漸摧毀，最後徹底併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帝國體系。
由於美國大選鄰近，“糧食帝國”的游說能量更加不可忽視。儘管農業人口比例不大，卻是“板塊性”最強的利益集團，在一票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下，更加舉足輕重。實際上，決定最近兩屆美國大選的結局的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剛好都是農業大州。一個例子，便是美國在2008年5月份通過的新農業法案。根據該法案，從2007年到2012年，美國聯邦政府用於農業的補貼將達2900億美元，平均每年的補貼數額，將遠遠超過歷史紀錄。與此“交相輝映”的，是美國去年12月通過的新能源法案，提出將把生物能源產量再擴大數倍。“這充分表露了美國繼續在全球策動‘糧食帝國戰爭’的決心，”威廉·恩道爾先生稱。
人類近現代史上，帝國戰爭的發生往往伴隨著全球性的危機。這一次，同樣不例外。
新地緣王牌之糧食霸權
發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威脅之一，同時也深刻地改變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軍事霸權、能源霸權和金融霸權，是傳統上美國全球霸權的三大支柱。但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競爭重心轉向經濟領域，軍事大棒的威懾力已經式微；隨著美國公眾和一些利益集團對於高油價日益不滿，國內經濟進一步陷入滯脹，能源霸權也已經明顯表現出了雙刃劍的殺傷力；在次貸危機的重災區金融領域，美國更是元氣大傷。
其實，糧食霸權，已經成為了維繫和強化美國全球霸權的新支柱，因為糧荒比任何常規武器都具有更廣泛的生物殺傷力，而糧價比油價對政治穩定更具有重要性。
全球糧食危機，也有助於強化發達國家的能源霸權，因為目前大多數石油輸出國最大的經濟軟肋，就是糧食問題。因此，發達國家縱容甚至推動糧食危機，一個重要意圖，很可能就是將糧食取代石油併成為地緣政治王牌，以維持其全球的控制優勢。如果說，對糧食供應在量上的控制，主要在於地緣政治意義，那麼，對價格的控制，則具有直接的經濟意義。尤其是對於維持美元強勢和緩解滯脹困境，糧價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作為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糧價上漲，能夠直接減少經常項目下的逆差。同時，由於糧價上漲能夠推動全球通脹，促進全球貿易價格上漲，而全球貿易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計價，同時芝加哥又是全球農產品期貨交易中心，因此糧價上漲有利於增加全球對美元的需求，維持美元地位。
最近美國高官關於強勢美元政策的發言頻率可謂罕見，尤其是美國財長和美聯儲主席均發表了維持美元強勢政策的觀點。市場人士指出，美國各經濟部門在維護美元強勢方面，已經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儘管糧價上漲，也會推動發達國家的通脹，但由於消費比重較低，因此通脹影響明顯小於發展中國家。據瞭解，食品在發展中國家的CPI核算體系中的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在歐美髮達國家，普遍在10%以下。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也確實普遍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三倍以上。比如歐美的通脹水平基本都在3%以下，而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則紛紛接近甚至達到了兩位數，越南更是一度超過20%，併成為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近期紛紛動用加息等緊縮手段，以抑制急劇上升的通脹壓力。與此同時，儘管美歐央行在不斷抬高反通脹的聲調，但加息卻停留在口頭和市場的預期中。這或許就是“糧價陰謀”的真意所在。
歷史上的糧食政治
不管是從經濟學上的彈性分析理論，還是從一般的生活經驗角度來看，糧食都是作為生活必需品來看待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物品。中國曆史上，早在《南皮縣誌·風土誌下·歌謠》中就有“兵馬不動，糧草先行。年年防歉，夜夜防賊”的說法。“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軍事哲學，其實深刻反映的是糧食很早就已經滲入了政治因素。
在秦代“經國巨賈”呂不韋編纂的《呂氏春秋》“審時篇”里有這麼一句話：“夫稼者，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農業生產三分天下，天（氣候）地（土壤）人（勞動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敗往往關係農業生產的全局，所以尤其被呂不韋推到了首位。
但同時必須註意的問題，糧食的重要性是以一種潛移默化、化大象為無形的方式左右著古代中國政治。糧食問題幾乎是所有農民起義的導火索，是烏托邦政治理想首先要考慮的對象，太平天國時期的《天朝田畝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糧食以一種獨有的隱喻講述著真實的歷史，任何政治家都難以逃脫糧食的政治。
18世紀初期，日本的人口為3000萬，而當時的歐洲只能養活500萬至1000萬人，這不得不歸功於水稻種植和手工農具技術的改良，使得3000萬的人口能夠獲得足夠的卡路里生存下去。19世紀到來的時候，中國人口數量約為3億，但是隨後的短短50年，中國人口迅速超過了4億。而且學術界認為，古典文獻中的人口普查往往都被認為可能低估，僅僅4億這個數字就已經足夠龐大，如此的人口規模在中國曆史上已經算是空前。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人口論奠基人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超過食物供應增長趨勢的理論，人口有幾何增長的趨勢，而食物供應只有算術增長的趨勢，而且人口存在無限增長的趨勢，直至食物供應的極限。當中國人口數剛剛超過4億大關之際，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宣佈起義。怎麼會如此巧合，人口剛達4億，太平天國起義就開始？
實際上，危機早已存在，就像2008年熱播好萊塢大劇《功夫熊貓》中的龜仙人所言，“世間無巧合，萬事皆有可能，命中註定的事逃也逃不掉。”早在洪秀全起義之前，清朝初期，東南沿海就出現了嚴重的缺糧現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閩粵地方耕地稀少，產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運米接濟，經常“米價騰貴”，尤其是閩粵“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狹，產谷稀少”，加上當時生齒日繁，人口迅速增加，以及不時的澇旱災，出現“民食不足” 的現象。東南沿海米價騰貴，民食不足，是清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特別是自從“米價騰貴”現象出現的時候，當時親政不久的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棘手和不知所措，長時間內並未找到造成米價上漲的原因，更不用談及有效的解決問題了。直到乾隆十三年，敏銳的乾隆雖然發現全國各地連年米貴，但經過“反覆推究”，卻依然“莫知致此之由”。於是乾隆傳諭各省督撫，實意體察，據實陳奏。接過各地的奏摺，乾隆採取了核減採買倉谷、特免米豆稅等一系列“ 優惠”政策，以圖平抑米價，但都無功而返。最後，經過10年的統計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劇增使得社會對糧食的需求也水漲船高，而糧食的總產量卻未有實質性的改觀。
清朝道光十三年，全國田畝為742000000畝，而人口增至398942036人，人均土地只有 1.86畝。根據清代文學家洪亮吉的觀點，當時人均有4畝田產才能養家糊口，道光年間的人均數顯然已經遠低於這個平均值，人口與田畝、糧食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農民起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事情。而且道光年間天災人禍頻繁，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剛過了春節，全國各地因災荒而要求糧食支援的奏摺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師，同時鴉片戰爭的失敗使賠款成為壓在人民身上的巨大負累。
根據《清史·宣宗本紀三》上的記載：
是月，賑奉天白旗堡水災旗戶。給江蘇江都、丹徒二縣水災倉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蘇廟灣場竈丁，安徽東流、繁昌二縣水旱災口糧。貸湖北沔陽等八州縣衛、湖南武陵縣、甘肅金州等五州縣水災籽種，江蘇上元等十一縣、甘肅皋蘭縣水災口糧，山西河曲縣雹災倉榖。
但這隻是整個道光執政期間所發生災荒的冰山一角。
道光二十九年，這年正值大荒，以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最為嚴重，村鎮間饑民成群結隊，向地主索取錢米，地主武裝不僅沒有開倉放糧救萬民於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長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發生一場百年來最大的水災，沒有被淹死的饑民餓著肚子沿街乞討，常常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為食，直至奄奄一息，當時的悲慘情景著實不堪入目。這些都為洪秀全的革命理論提供了一個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的現實基礎。儘管積極賑災，但為此殫精竭慮的道光皇帝仍然沒有阻止太平天國起義在全國成燎原之勢。在絕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來了駕崩的日子，這也許是道光逃避罪責的最佳方式，雖然這並不都是他的錯，畢竟當乾隆對清朝人口的激增放任自流的時候，就註定了太平天國起義的必然爆發。
就在幾年前，國內學者還在用“沒有溫度的高燒”調侃當時面臨過熱風險的中國經濟。現如今，隨著通脹數據的不斷飆升，我們越來越切身地體會到了中國經濟不斷上升的“體溫”。
曾經有一部電影《瘋狂的石頭》，但今天的物價上漲早就比這塊石頭更瘋狂了。在網路上曾經有個非常流行的段子：
我想買房，結果房價漲了；我想買車，結果油價漲了；我想買點肉吃，結果豬價漲了；於是我說：那我吃速食麵總可以了吧？結果速食麵也漲價了……
沒錯，如今的物價漲幅確實影響著很多人的心跳。從鐵礦石大幅度提價，到石油破百，然後是糧價4個月內竟然上漲了150%，價格都在翻筋斗般地加速飛揚，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漲的CPI數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通脹傳導的速度正在加快，遠在倫敦的銅期貨價格剛剛躥至8800美元，國內的家電企業數日內就提高了新產品的出廠價格，其行動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廠家甚至通過改動原有產品型號，然後就以新產品的方式“暗漲”登場的怪事情都已經出現。畢竟在整個產業鏈價格都上漲的背景下，任何個體都難以扭轉這輪價格上漲的勢頭。
其實，造成本輪通脹的以豬肉為核心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以及貨幣流動性過剩這兩個“老因素”到現在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通脹勢頭之源
現如今，美國經濟面臨衰退，國際貨幣環境已經再次寬鬆，全球通脹成定局。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根治中國通脹，而繼續拘泥於“頭痛醫頭”式的治理思路，那麼再過幾年，可能將出現兩位數的CPI指數。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通脹的根源在於持續數年的寬鬆貨幣環境以及巨額外匯占款帶來的過剩流動性，泛濫的貨幣供給成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凶。的確，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通貨膨脹從來就是一種貨幣現象”，而且始於2003年的本輪經濟周期所帶來的流動性泛濫現象也很是嚴重。
從數據上來看，2007年的消費品零售額增長高達16.8%，增幅為1997年進入通貨緊縮後的最高，堅持了10多年的擴大內需戰略有效果初顯的跡象，泛濫的流動性似乎帶來了總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我們註意到在社保體系不夠健全、居民收入沒有實質性改善和兩極分化加劇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費傾向並不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費零售總額的高增長更多的源於股市的紅火，“財富效應”對消費的拉動作用至為關鍵，而且央行2008年初的數據也顯示，去年各項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億元，比2006 年多增4599億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減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蕩所湮沒，可見目前的消費增長基礎並不穩固。
因此，弗里德曼的命題在中國不能完全成立，中國的通脹和貨幣有關，但主要不是貨幣過剩引起的，過剩的流動性主要是造就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其實，中國通脹的根源在於農村的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村人口紅利也已經被過度消耗，瀕臨枯竭的邊緣。
自從放開人口流動政策後，中國農村數億廉價的勞動力大量地轉移至城市，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服務。據人口普查資料，一年之內在城鎮常住6個月以上的農民人口超過兩個億，加上短期流動到城裡找機會的民工，保守估計也有3億人。這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動了，這3億民工相當於美國加上歐洲勞動人口的總和。“三農”的逐漸城市化，如今已經使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出現了大量的荒蕪，富有體力的勞動力也大多不會留在農村“男耕女織 ”，要是在過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糧”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去年的豬肉價格、糧食價格暴漲的情況。
自1999年以來，中國糧食產量連續減少，不能滿足當年消費。比如，2003年人均糧食擁有量降為333公斤，僅相當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這幾年在惠農政策的推動下，糧食生產實現了產量的大幅度提高，2007糧食生產更是超過5億噸，實現了自1985年以來的首次連續四年增產。
但是，就在國內糧食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當年，糧食與食品價格卻出現了出人意料地持續大幅度地上漲，這又是何故？若不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村生產出現大面積停滯，是不會出現這些情況的。雖然糧食豐收，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新增量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經濟對糧食的需求。
而且現在的現實是，雖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的，但是地方政府卻沒有把農業問題放在突出的位置，不重視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比較嚴重。地方官員動不動就是建設國際的大都市，數據顯示，目前提出要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有182個，占比82%，都在想著建設大都市，何來心思改善農村紅利面臨枯竭的問題。地方政府的不重視，對農村的投入不足，加上農民在城市的收益遠高於農村，農民自然沒有動力回到農村。
經過這麼多年的勞動力轉移，農民紅利逐漸消失的累積效應已經顯現，如若不對農民紅利枯竭的問題引起高度重視，最終的CPI將以“咆哮”的方式警示世人此問題的嚴重性。
要想防止更為嚴重的通脹出現，治本之策理應是改變農村目前新出現的這種經濟特征。將部分的勞動力從城市迴流到農村，徹底解決留守農村的農民多是“老弱殘孤”的現狀，從根本上調動大多數農民再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採取一些臨時性的管制政策來平抑農產品價格。
比如，豬肉漲價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是過去十幾年“輕農”和農民紅利瀕臨枯竭的必然。去年，農民不願意養豬，但豬肉價格實現了三倍的上漲，到現在農民養豬的積極性並沒有顯著提高，這說明如此漲幅還不足以彌補農民的損失。農民養豬犧牲的是進城打工的工作機會，機會成本過高。
然而剛剛過去的2008年半年時間，卻出現了一系列的通脹“新因素”。糧食危機猛然而至，世界糧食計劃署更是將其稱之為“無聲的海嘯”。人類有時候真是莫名其妙，僅僅在一年前，ＷＴＯ的多哈談判中，各國還因為替本國農產品爭取到儘可能多的出口份額而不惜“大打出手”，而今天的歐洲、北美紛紛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措施，亞洲國家也是幾乎無一例外地限制糧食出口。
雖然目前國內以大米為代表的糧食價格基本穩定，但央視的調查卻顯示，重慶、四川和安徽這樣的農業大省，撂荒地的規模很是驚人，農民種糧食的積極性空前低落。最近，廣東幾大糧油市場銷售的大米，約98%需要從外地調進，也昭示著區域性的糧食危機已經發生。
當前，雖然美國一季度0.6%的經濟增速和良好的上市公司報表，頃刻之間人們開始從美國經濟衰退的夢魘中回味過來，“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成為新的共識。然而，消費的持續低迷，以及在市場紛紛預期房地產市場依然有10%的下降空間的情況下，美國經濟並沒有完全擺脫衰退的可能，美元也不能因為美聯儲的降息周期收尾而出現拐點，“見底論”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如果美元繼續疲軟，全球的大宗商品價格勢必將再戰新高，150美元的石油、9000美元的倫銅可能年內就成事實。
是的，在通脹因素內外交錯的當下，老通脹因素還未來得及消化，新通脹因素卻不斷涌現，治理通脹的確十分艱難。難怪乎溫總理直言“通脹是今年中國經濟最大的困難”。
對於目前國內的通脹形勢，我們不能用太短視的眼光去審視，諸如臨時價格管制類的“頭疼醫頭”式治理只能進一步推高物價，指望用過於“實用”的政策一步到位，最終必將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在CPI數據可能破兩位數，未來兩三年內通脹壓力難以明顯減輕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做好與通脹做中長期博弈的準備，優化消費結構和投資結構，盡最大努力減少通脹對財富的侵蝕。
人民幣“6.0時代”：通脹難以應聲而落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伴著古樂府的佳句，我們不得不慨嘆時光荏苒，年華易逝。轉眼間，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三年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盤中價也早就悄然地突破7.0，正式進入了“6.0時代”，三年累計升值幅度高達20%。
遙想3年前的夏天，在一片歡呼聲中人民幣匯改啟動，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正式宣告運行。當時人們對人民幣升值必然減少貿易順差寄予了相當高的期望，但這兩年的貿易數據給這條教科書的“金科玉律”予以了無情的打擊。在“破八”的200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1774.7億美元，遠高於2005年的1019億美元。而人民幣加速升值的2007年，順差更是一下子實現了翻番的增長，達到2622億美元。如此凶悍的順差增長速度著實讓人汗顏，升值減少順差註定了將成為一廂情願的想法。
與三年前類似，目前人們對人民幣升值又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在升值減少順差的願望無法實現之後，特別是8.7%的CPI數據甫一公佈，升值遏制通脹的呼聲陡然間異常強烈。一季度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現實也印證了管理層試圖通過匯率遏制通脹的政策意圖。在次貸風暴底部依然未現，全球貨幣環境再次寬鬆的大背景之下，人民幣的“6.0時代”通脹能否應聲而落，就成為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升值遏制通脹”切不可重蹈“升值減少順差”的覆轍。
的確，始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由此拉升了PPI和CPI。按照經濟學理論，人民幣升值能夠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故而通過人民幣對外匯率的加速升值，能夠讓實際進口的成本相應地下降，從而遏制通脹。
但我們必須註意到，人民幣在對美元快速升值的同時，卻呈現了“名升實貶”的特征。今年以來，人民幣對歐元已貶值5%，對日元貶值7%，儘管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以美元結算的占據大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更是影響貿易形勢的關鍵匯率。但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貶值卻是事實，目前歐盟已經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對美國貿易額占比僅在20%左右，人民幣對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實貶”可能讓升值遏制通脹的功效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海外市場商品價格的上升速度並不是人民幣升值所能企及的。在美聯儲持續放鬆貨幣環境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動性將在原先本已泛濫的基礎上更為過剩。國際資金在商品市場的恣意炒作，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漲跌速度和周期，遠遠不是貨幣的升貶所能同步的。比如，LME的銅價從8000美元漲至9000美元可以在數個交易日即可完成，但人民幣匯率卻難以在短短數天內達到如此的升幅。因此，寄希望於升值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並不現實，讓眾多的進口企業練就好在國際市場“廝殺”的本領更為關鍵，通過多空機制鎖定成本，而不是眼盯著匯率。
更為重要的是，本輪全球通脹成形的主要原因在於，多年來包括中國、亞洲和美國等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對農業的投入和重視程度長期不足，加上貨幣環境的寬鬆，使得全球的農產品供求發生了質變，以農產品價格為先導的物價持續攀升也就成為必然。前段時間，國際糧價的上漲速度讓人瞠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米期貨價格已經到達了創紀錄的0.463美元/公斤，自2001年以來漲了5倍。具體地從中國來看，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業問題，將農業的生產水平恢復到從前，企圖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挫將是一種奢望。目前，農村的生產者儘是老弱病殘者，必須將“三農”問題真正落到實處，才能最終解決農產品價格問題，化解通脹。
是的，雖然人民幣已經進入了“6.0時代，”但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控制住物價上漲，不能從技術上鎖定工業的成本，而寄希望於人民幣的升值遏制通脹，最終只會讓中國承受更高的通脹壓力。而且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的問題還很多，而如今其負面效應已經十分明顯。
首先，人民幣大幅升值，並不能解決貿易順差問題。經濟學上有個觀點認為，貨幣升值會壓制出口、增加進口，從而使貿易賬戶逐步平衡。但嚴格地說，貨幣大幅升值從而解決貿易賬戶平衡問題有個基本條件，即馬歇爾－勒納條件，簡單地說就是只有在一國進口需求彈性和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大於1的情況下，通過匯率手段才能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
由於勞動力成本和資源資金價格的低廉，使得大多數企業的生產成本相對偏低，而且大多數企業的國內市場已經趨於飽和，唯有進軍國際市場，比如在閩南，隨處可見的鞋服、陶瓷和石雕等出口企業。這兩個原因使得大多數的出口企業對價格敏感度是不高的，縱使匯率大幅度上升，也無法壓制國內企業的出口需求和國際的進口需求。
再者，人民幣大幅升值對於緩解當前經濟過熱也作用甚微。始於2003年的經濟過熱，關鍵因素是外匯占款過多，導致流動性過剩。流動性泛濫固然與外匯占款聯繫密切，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過於寬鬆的貨幣環境。1996年以後，為了治理全國性的通貨緊縮，央行連續8次降息，將基準利率從9.18%壓低至2.25%，將近6年的低利率形成的寬鬆貨幣環境，在通貨緊縮和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在世紀初面對互聯網泡沫的破滅，恐怖主義的威脅，有段時間還出現了全球性的超寬鬆環境。但2004年以後，美國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已逐步恢復了正常的貨幣環境，利率水平大都回到了相對中性的區間。但中國央行的利率政策由於受到匯率政策的掣肘，4年來一直沒有大的變化。
最後，人民幣大幅升值對企業成本的控制也帶來了嚴重挑戰。只是人民幣升值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後的波動區間也隨著擴大。因為波動區間擴大，比如 1%的波動，那麼國內企業將很難應對，因為國內企業缺乏具備完全對沖匯率大幅波動風險的能力。像中國銀行這樣的專業金融機構都無法避免巨額的匯兌損失，更何況那些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的產業。
這與中國金融的稚嫩直接相關。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只會造成大多數企業無法控制運營成本，匯兌的大面積損失是我們的企業所無法接受的。而且，區間一旦擴大，意味著人民幣升值的節奏將會持續加快，也意味著波動區間在今後還有繼續擴大的需求。
如何防止新一輪大宗商品暴漲
國家統計局2008年7月17日發佈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特別是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10.1%，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經濟下滑的趨勢非常明顯，上半年10.4%的經濟增速，印證了中國經濟高位回落的現實，2007年以來經濟過熱的風險基本解除。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剛剛過去的2007年基本上可以判斷為這一輪經濟增長的峰值，今後幾年經濟增速將處於平穩回落通道，中國的通脹壓力將逐步減小。
的確，隨著前段時間一系列調控措施效應的顯現，食品類價格呈現一定幅度的回落基本成定局，但由於農村就業結構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質變，企圖食品類價格出現大幅度的下跌將是奢望。而更為值得關註的是美聯儲是否會再次減息，或者未來一年內維持 2%的低利率，可能招致全球商品牛市進入新一輪的上揚周期，從而帶動有色金屬等為代表的大宗商品以及國際農產品價格的飆升，由此，未來中國的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加劇。
目前的情況來看，全球的流動性已經因為美聯儲進入降息通道而更為過剩。本來美聯儲從2001年1月開始到2004年6月將聯邦基金利率拉低到1%的歷史性低點，導致全球的流動性源源不斷地從格老的“黑匣子”里涌出，雖然隨後的3年全球都在儘力回收那4年放出的流動性，但收效一直甚微，從而出現了已經長達6年多的商品牛市。從2004年開始，以銅、鋅、鎳等有色金屬和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開始了加速上揚，併在去年夏天達到了歷史性的波峰。目前正處於經歷了去年高位後的回調震蕩階段，除了石油和農產品，其他大宗商品一直都還未突破去年的高點。
而現如今，美聯儲已經連續多次降息，全球的流動性將因為美元貨幣環境的更寬鬆而極具泛濫將成事實。更為嚴重的是目前全球的股票市場已經連續上漲2年多，美國各主要股指、恆指以及以中國為核心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股指泡沫化都已經相當嚴重，全球股票市場消化過剩流動性的容量實為有限。
故而，這些過剩的資金重回大宗商品市場是最佳的選擇，可以預期將來在商品市場會出現大規模的逼空行情。在未來一段時期，LME銅挑戰10000美元，石油繼續衝刺200美元將極可能成為現實，其他的大宗商品也勢必將突破前期的高點，屆時商品泡沫將在去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吹大。
還有，目前中國工業企業在期貨市場的運作本領甚是稚嫩，中國因素也往往成為國際資金獵食的“誘餌”，到時候的資源價格漲幅可能將超過我們的想象，因此，國內企業現在就做好套期保值的準備，鎖定成本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且美聯儲的降息將進一步壓縮中國央行的降息空間，對中國治理通脹帶來更大的難度。
現在看來中國本輪通脹還遠未結束，一方面農產品帶動的食品價格大幅度回落難度甚大，另一方面外部環境使得資源價格在未來可能攀升，到時候食品類、交通與通信類以及家庭設備用品這三大類產品價格都將出現更大幅度的上漲。
加息難遏制“中國式通脹”
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1日、9月15日、12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在2007年的這6個時間點宣佈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頻率之快，歷史罕見。與加息一樣頻繁的是一年內央行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併在2008年又再次上調準備金率。理論上說，種種以“組合拳”面目出現的貨幣政策，都旨在加強貨幣信貸調控、引導投資合理增長。但是，央行如此罕見的緊縮力度並未能見出實效。到2008年6月M2同比增幅依然高達18.48%，達到創紀錄的水平。在上半年一度出現回落趨勢後，貨幣供應再度顯現增長勢頭，看來持續緊縮貨幣，並未能讓央行在流動性過剩面前稍顯輕鬆。
那麼，加息遏制通脹這條經濟學的“金科玉律”，卻緣何在中國失效？還是因為加息的速度太慢，沒有達到能夠遏制通脹的“臨界值”？我以為，下麵幾條可能是影響加息效果的主要原因。
首先，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斷裂”的。一般的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是央行通過加息影響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的信貸意願，最終通過市場主體的意願變化來影響企業、個人的投資消費，並作用於金融市場。但中國由於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和獨特的銀行體制背景，使得利率是缺乏彈性的，也就是說真正能在銀行獲得信貸的往往是有著某些特殊背景的企業和個人，他們並不在乎利率的提高。而對於廣大的民營企業來說，由於在銀行獲得信貸難度很大，往往藉助於地下錢莊等非正規的金融手段獲取資金。這樣一來，央行加息在傳導的過程中出現了“裂痕”，其效果也就只能大打折扣。
再者，本外幣利率倒掛也使得央行的加息效果遭遇挑戰。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顯示，一年期固定利率美元貸款，利率區間在6.02%到6.20%，浮動利率美元貸款利率區間在6.09%到 6.26%。而在央行多次加息之後，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已經從3月之前的6.12%調整到6.84%。在這樣的利率結構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下，選擇美元貸款要比人民幣貸款合適，既能“套利”還能“套匯”，最終不但不能收緊信貸，反而會加劇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局面。看來，貨幣錯配、變相結匯、外幣貸款利率壓低等因素，已經嚴重影響著央行的加息效果，也勢必將阻礙央行進一步提高本幣利率。
最後，對於中國目前高額的投資回報來說，不到7%的借貸成本並不能影響企業的借貸意願。2007年初CCER的一份研究報告揭示1998～2005年間，中國工業資本回報率以權益作為資本存量計算，凈利潤率從1998年2.2%上升到2005年12.6%，稅前利潤率從3.7%上升到14.4%，總回報率從6.8%上升到17.8%。如此高的回報率與當前央行的貸款利率相比，其誘惑實在是太大。
可能有人會認為，正是因為利率的偏低，加息速度太慢才導致借貸成本與投資回報如此懸殊，但現實情況如此，我們不可能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利率。因此，既然不可能持續大幅度加息，而緩慢小幅度加息又效果不佳，有效收緊流動性都無法做到，更何談遏制“中國式通脹”了，反而會帶來一系列的“後遺症”，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重新考量“加息遏制通脹”的政策邏輯了。
謹防物價上漲導致全面通貨膨脹
如果靜態地來看，以目前的物價上漲，就得出“全面通脹已經降臨中國”的結論的確有失偏頗，發改委官員“結構性上漲”的觀點有其合理之處。但當前經濟運行的過程中，有著不少的因素，可能將招致物價出現全面性的上漲，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這些因素，才能防患於未然，不至於出現全面通貨膨脹。
首先，食品價格是本輪物價上漲的“元凶”，食品價格上漲的根源又在於糧食、食用植物油、豬肉等價格的攀升。近幾年來，由於農村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不知不覺間農產品的供求關係也隨之悄然發生改變。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民工潮”一浪高過一浪，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不少農民放棄了農業生產，農村的就業結構發生變化。
不少月份，豬肉價格同比上漲了79.4%。我分析，豬肉漲價除了不少農民放棄養豬造成供給減少之外，另外一個核心原因是農民自己亦成了豬肉的需求者，這在以前農民“自家有肉”的情況下並不多見。其他農產品的供求結構也都有著類似的變化。因此，農產品供求關係的變化，未來將長期影響著價格的上漲。
要想防止物價上漲演變為全面通脹，治本之策應該是改變農村新出現的這種經濟特征，從根本上調動大多數農民再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而不是採取一些短期的政策平抑農產品價格。現如今，像安徽、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甚至開始出現土地荒蕪的現象，農民 “拋地進城”的事情已不再鮮見。
再者，以石油和有色金屬等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可能還將攀升。雖然前6個月原材料、燃料等的價格只上漲了3.8%，與去年同期相比略微下降，但是一旦商品期貨市場重新開始單邊上揚，那麼以原材料、燃料等為代表的商品價格也勢必將開始上漲，並隨之帶動空調、電視等電器以及交通通信類產品價格的上漲。
國內企業此時加緊做好應對生產成本上升的準備就顯得尤為必要。而對於工業企業來說，要想鎖定生產的成本，未雨綢繆選擇在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就成為其唯一的選擇。然而，目前的現狀是，大多數國內企業並不具備在期貨市場鎖定成本的能力，既缺意識更缺人才。因此，防止CPI中這些價格發生“質變”式的上漲，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給企業提供相應的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源，幫助企業鎖定成本就成為極為迫切的任務。只有這樣，縱使商品市場有“風吹草動”，也不會出現物價的大幅度上漲。
最後，遏制通脹的相關政策必須有前瞻性的考慮。目前，國內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通過加息遏制通脹，但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斷裂的，本外幣利率倒掛以及投資回報偏高等因素，都實實在在地在左右加息的效果。貨幣政策對“中國式的通脹”的影響力度有限，必須依賴財政政策以及行政手段來防止物價上漲轉化為全面通脹。比如，財政方面，應該增加對農戶進行農業生產的補貼，將農產品價格穩定在大多數人能接受的合理範圍內，但政府必須保證農民的收益不會太低。同時，政府要嚴厲打擊“囤積居奇”的行為，規範市場秩序。豬肉價格的上漲除了供求關係的因素以外，和少數不法商販的投機行為也不無關係。政策的前瞻性，對於防止物價上漲轉化為全面通脹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經濟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在運行，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以及巨額順差等指標都預示著經濟有“過熱”的趨勢。此時CPI突然開始迅速上漲，讓中國經濟開始有了“溫度”。“沒有溫度的高燒”已成為過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CPI，人民幣升值以及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將會更為艱難。因此，我們必須多管齊下，將全面通脹扼殺在搖籃之中。
中國：多管齊下反通脹
肇始於2006年底的本輪通貨膨脹，在2008年2月達到8.7%的峰值後現在已經回落到5%以下。一年多來，中國面對通脹壓力採取了強硬的反擊措施來應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農業政策以及價格控制，多管齊下。目前看來，中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惡性通脹的蔓延。
從2007年3月18日開始到2007年12月21日，中國央行已經連續6次加息，將存款基準利率從2.79%拉升至4.14%，貸款基準利率從 6.39%拉升至7.47%，加息總幅度和速率都是前幾輪通脹時期所未見的。的確，加息是任何國家治理通脹的重要武器，尤其是在需求高漲、經濟過熱的時候。但中國有著特殊的國情，加息的有效性一直備受質疑，在“加息難遏制‘中國式通脹’”的小節里，我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
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近兩年經常使用的另外一項政策工具。從2007年1月5日到2008年6月7日連續1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從9%提高至17.5% 的歷史最高。調存款準備金率的連續使用無疑會對市場產生緊縮效應，然而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一方面，銀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創下新低，由此可能引發的流動性風險需要加以防範；另一方面，央行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正在不斷縮減。根據央行公佈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08年3月末時金融機構的超額準備金率為2%，其中四大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低於2%，僅為1.5%和1.3%。所以，當此形勢之下，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開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也就在所難免。
直接收緊信貸是中國央行控制貨幣的另外一個政策。從控制信貸投放派生貨幣、降低貨幣乘數的角度來看，緊信貸有利於減少貨幣供應，在經濟過熱時，全面緊縮信貸無疑是有效的。2007年12月份，坊間開始傳言央行要求各商業銀行按季度上報新增貸款目標，對信貸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按季度調控，以便有效地針對具體情況出台調控措施，避免每年下半年不得不採取極端手段控制貸款增速。而且現實的情況是，從2008年1月份開始，事實上已經在按月度調控的方式對信貸投放進行控制。可見，在從緊貨幣政策基調之下，央行控制信貸的決心十分堅決。央行通常在每年初確定年度新增貸款目標，比如2007年的信貸目標是2.5萬億，但最終實現了3.63萬億。
但實際上，上面的這些巨集觀緊縮政策並沒有外界宣傳的這麼嚴格，從緊的貨幣政策效果卻是“不緊”。根據央行公佈的數據，2008年前7個月份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已經增長了3.1萬億人民幣，而整個2007年的增量為2.9 萬億，廣義貨幣供給也一直維持在16%以上的高位。這在“中國流動性的泛濫”一節將有詳細的論證。
人民幣升值是中國貨幣當局打壓通脹的另一政策工具。本幣升值在理論上可以起到緊縮的效果，也可以抑制通脹。自2005年匯改至今，人民幣升值幅度已經超過了20%，但是就在這三年，人民幣越升值，通脹越嚴重。2007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達5.13%，但是名義有效匯率僅升值1.63%。二者差距巨大是通貨膨脹帶來的，也就是國內物價上漲帶來實際匯率自然上升。因此，升值對抑制通脹效果並不理想。
目前中國依然在實行直接價格限制的措施。2008年1月，政府宣佈“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1月底，全國31省市全部實施了臨時價格干預。目前看來，雖然價格管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種短期有效、長期扭曲價格機制的做法的後遺症卻是極大的。比如，2007年以來的情況是電煤的價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紹興的電煤要820元/噸，廣州更高達 1000元/噸。在這種情況下維持電價不變，發電就沒有積極性，政府把發電作為政治任務來部署，問題是可以堅持多久？煤與電的矛盾早就存在，本來也要解決，無奈通脹一來，為了抑制物價上漲，政府更不敢同意提電價，這勢必使電的供不應求更加嚴重。
整體來看，2008年，中國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自然災害接踵而至，國際經濟環境風雲變幻，這些衝擊使通脹水平不斷攀升，又使經濟放緩跡象明顯。我相信，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通脹高企和增長放緩將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基調，巨集觀調控可能被賦予更多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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