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胀战争》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 作者：倪金节
•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08-11-1
• ISBN：9787807473848

　　《反通胀战争》（倪金节著，海天出版社出版），通货膨胀这一现象总是伴随着金融危机发生，而这本《反通胀战争》不在于提供一个高度理论化的阐释，而是用通俗的笔法记录史上历次及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作出通俗化解读。并总结世界各国政府以往治理通胀的成功经验，最后就中国的通胀现状、应对与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告诉读者如何应对正在面临的通货膨胀、有效防范财富缩水的风险。

　　一场全球与通货膨胀的战争，中国如何应对与治理通胀？一场个人与CPI赛跑的战争，我们如何打赢财富保卫战？

　　倪金节， 财经评论员，专栏作家。现供职于《环球财经》杂志社。长期为《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等财经媒体撰稿，并深入跟踪观察研究全球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为国内系统专注研究全球通胀的权威人士之一。

　　纵览全球通胀风云 揭秘物价飙涨玄机

　　解读油价金价真相 探讨财富保卫方略

　　《反通胀战争》采用专业的视角和通俗的语言，全景般描述了全球正在面临的通胀形势及美国、日本、越南等各国高通胀的成因，详尽分析全球物价、油价、房价、粮价等飙涨的原因，深层解读了究竟是谁制造了全球通货膨胀，并总结世界各国政府以往治理通胀的成功经验，最后就中国的通胀现状、应对与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告诉读者如何应对正在面临的通货膨胀、有效防范财富缩水的风险、从而保护自己的财富不被通货膨胀掠夺。

　　一场全球与通货膨胀的战争，中国如何应对与治理通胀？

　　一场个人与CPI赛跑的战争，我们如何打赢财富保卫战？

　　本书作者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评论员，他用自身敏锐的视觉、历史的脉络、灵动的字符，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全球通胀的“前世后生”。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本书作者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全球通涨图景，重要的是，也为我们抵御通货膨胀风险提供了很好的建议。…………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项目主任

　　本书作者从业财经媒体行业数年，目睹了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兴起，目睹了这一轮通货膨胀在世界各国制造的一出又一出悲喜剧，写成此书，其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个高度理论化的阐述，而是用通俗的笔法记录历史上和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作出通俗的解读。

　　……………………梅新育，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本书作者以高屋建瓴之视角，从主要产品角度梳理了本轮全球通胀的的表现，深入剖析了全球通胀的根源，总结并展望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式。文笔洗练，深入浅出，值得品读。

　　…………………………张明，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全球通胀与次贷危机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威胁，很多国家正在被高通胀所困扰。读完此书，你将对通货膨胀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并能从书中找到应对通胀，防范财富缩水的良方。

　　…………………………冯科，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作者为我们精心描绘了全球通胀时代的图景，并从国际货币格局的视角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剖析。本书讨论的主题契合了国际金融形式的历史性变迁。在全球化红利消耗殆尽的今天，无通胀伴随的高增长已成奢望。我们的生活将因此大为改观，这是我们不应忽视这本书的原因。

　　……………………傅勇，央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研究处博士

　　“专业”与通俗”这两个词似乎总是对立的，原因就在于能将其很好揉合在一起的人少之又少。然而，本书作者兼具新闻人笔触之敏锐、制史者资料之详实和经济学者的理论逻辑，得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来阐述全球通胀之前世今生。而我最欣赏的是文学之间的起承转合，和文字之外不徐不缓的节奏。相信读者从中不仅能读出时下经济之风云变幻，而且还能获得一种淡定从容的美感。故推荐之。

　　…………吴志峰，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此书是我看过的分析目前的全球通胀的读物中最好的！

　　………………陈宇峰，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球通胀与次贷危机

　　——世界经济的双重威胁

　　周春生 著（长江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2008年10月）

　　当前，除了次债危机困扰全球经济以外，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也是影响各国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最大威胁。而本轮的次债危机和通货膨胀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美国的次债危机本身源于通货膨胀背景下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其次，在本轮次级债危机下，全球信贷市场的信用急剧收缩，促使融资成本提高，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再次，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国内总需求下降，经济放缓。

　　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美联储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资或降低名义利率），以救助财务状况恶化的金融机构。而美国的弱美元政策，导致国际期货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进而其他国家就必须承受因原材料价格上升，所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物能源的兴起，使得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上涨，传导至农产品中，粮食也出现了大幅上涨现象，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实际上，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通货膨胀预期。一旦预期形成，通货膨胀将会自我放大，甚至形成全面通货膨胀。人们将会购买具有保值功能的“硬资产”，以及会突破“货币幻觉”要求提高工资。在此“价格工资螺旋”下形成全面通货膨胀。

　　展望未来，全球的通货膨胀仍将持续。首先，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对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仍十分旺盛，从而强劲的支撑全球能源价格的高位运行；其次，美元持续贬值预期也导致投机部位转移至大宗商品，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再次，资源短缺性本身决定了其价格仍将不断上涨。虽然，国际油价近期跌了30%左右，每桶大约106美元左右，但是比2002年仍增长7倍左右。未来，石油供给的紧张状态也促使全球通货膨胀仍将持续。总之，本轮次债危机引起的金融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仍将延续，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廉价的生产要素资源。而如今能源价格提升、土地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都是经济纠偏的自然趋势。虽然说在过程中，必须要经历阵痛，但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产业升级。

　　当前，次贷危机的风暴肆虐全球。实际上，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不可准确预期的，其危害及影响力也是逐渐显现的。本轮次级债危机也不例外。从2007年4月第一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服务商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直至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央行纷纷向金融市场注资的时候，许多金融专业人士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次级债危机的严重性。套用巴菲特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只有在潮水退掉的时候，才能发现谁没有穿裤子”。在此“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一场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五大投行”的相继倒闭、出售或改制，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企业被政府接管，次级债危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可以说，次级债危机已经给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一次深刻的血的教训，其所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和宏观经济风险预警发人深省。次级债是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则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原本BBB级以下的次级债券，经过投资银行的包装，摇身一变就成为了AAA级的投资产品，再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放大，次级债的风险也被成倍的放大。但由于美国2007年之前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繁荣景象，次级债风险被掩盖了。

　　21世纪初，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降低利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通货膨胀压力重新显现。在2004年6月以后美国变更了利率政策，将宏观调控方向转到缩小流动性上，此后17个月连续加息，至2007年1月利率达到5.25%。由于高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用户因无法承受不断增长的利息，同时美国房价也出现下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用户即使他们出售房地产也偿还不了本息，因此，违约率开始上升，成为此次次级债危机的起源。

　　但从根源来说，主要还是由于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违反职业操守、政府监管不力、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产品设计缺陷等因素导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次贷危机开始出现向更广、更深、更持久的方向演变趋势，即从次贷领域向优质房贷、消费信贷、公司信贷等领域蔓延，威胁全球经济。

　　“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次债危机亦是如此：美国经济衰退将拖累全球。次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带来美国国内需求下降，导致全球贸易出现萎缩，预计日本、欧盟和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特别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受影响程度大。此外，随着次债危机的更广更深的扩散和蔓延，许多国家也将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在此影响下，全球经济面临下滑趋势，滞胀风险加大。在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压力的双重压力下，各国应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次债危机带来的危害。否则，全球滞胀时代将到来。

　　友人倪金节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评论员，他用自身敏锐的视觉、历史的脉络、灵动的字符，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全球通胀的“前世后生”。相信对读者了解全球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本书的作者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写作此书，体现其积极进取的职业态度。应其要求，我欣然为其作序，希望他能继续追求卓越，再创佳文。

　　最美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是的，当今世界和狄更斯笔下描述的时代也非常相像。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3.0时代，我们不少人能够享受喝着星巴克、穿着阿玛尼、唱歌在钱柜般的现代人生活，这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的确是最美好的时代。但是同时我们每个人又不得不忍受物价大幅度攀升，而实际工资水平却不能同步增长的苦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最糟糕的时代。纵使是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时期，物价的真实涨幅也没有今天这般离谱。30美元和150 美元的原油价格，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麻烦当然是天壤之别，民众所遭受的生活压力更是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本轮全球通胀，人们将其普遍归咎于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飙升，问责于国际投机资金的炒作。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油价、铜价、金价和粮价等基础产品连续暴涨，短短几年间都实现了3到8倍不等的涨幅。实际上，从过去30年的历史价格变迁来看，全球大宗商品的涨幅其实并不过分，并落后于世界各国收入和财富增长。根据瑞士信贷提供的数据，在同一时期，全球基础货币发行增加6倍，G3（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工资增长2倍，新兴经济体工资增长7倍，全球财富更是劲升21倍。问题的核心在于油价自从2000年来暴涨近6倍，铜价暴涨7倍，小麦价格一年内也狂翻一倍。

　　“像鳄鱼一样凶残，像全副武装的强盗一样令人心惊肉跳，像杀手一样致命。”美国前总统里根如此形容上世纪70年代的通胀，30年后，全球通胀的幽灵再次降临，里根总统的比喻让我们对全球通胀形势的继续恶化忧心忡忡。

　　当前，物价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全球性的高物价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全球通货膨胀问题也已成为世界各国央行行长的 “心病”。在我看来，本轮全球通胀的顽固程度远胜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毕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供应的廉价工业产品，和IT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的带动下，得以维持年均2%—3%稳定的物价水平，但现在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全球生产要素价格都在急剧上升，持续十多年的全球化红利濒临枯竭，长期支撑全球经济繁荣的“低物价时代”已经彻底落下帷幕。

　　当前，美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次贷危机愈陷愈深，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又基于全球实体经济供需面的失衡，加上生物能源、自然灾害等因素，过剩的流动性就大肆进行投机冲击，这是造成近年来石油、黄金、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的最直接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全球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上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和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典型的能够用AD-AS（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解释的通货膨胀。

　　未来几年内，在全球通胀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各主要国家的货币当局势必将先后做出重要的抉择，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否将由于通胀的陡然上升而发生根本性转向，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最值得市场玩味的话题。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反通胀战争》，采用专业的视角和通俗的语言，描述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前世后生”，详细分析全球物价、油价、房价、粮价等飙涨的原因，深层解读了究竟是谁制造了全球通货膨胀，最后总结出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经验、教训，并就中国的通胀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告诉读者如何应对正在面临的通货膨胀、保护自己的财富不被通货膨胀掠夺。

　　正如互联网流行的一句话而言：“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你一定要跑过CPI。”本书的最大目的，就是让读者、让每一个人在这个“最美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都生活得明白。

　　通货膨胀，不仅仅被中国总理视为本国经济最大的困难，现今，不论是富裕的欧美强国，还是贫穷的不发达国家，都在承受着物价大幅度攀升的痛楚。通货膨胀，一个在20世纪使用频度最高的经济学术语，自进入21世纪后一度变得沉寂，但是随着全球通胀的降临，再次成为最热门的财经词汇。

　　通货膨胀，不仅仅被中国总理视为本国经济最大的困难，现今，不论是富裕的欧美强国，还是贫穷的不发达国家，都在承受着物价大幅度攀升的痛楚。通货膨胀，一个在20世纪使用频度最高的经济学术语，自进入21世纪后一度变得沉寂，但是随着全球通胀的降临，再次成为最热门的财经词汇。

　　全球192个国家里面有大约50个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而其中大多数是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仍有许多国家的通胀率可能马上就会达到两位数。在设定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80%的国家消费价格指数超过了目标值。

　　——摩根士丹利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遥想1000多年前的春夏之交，北宋词人秦观写下这首20 多字的偶感，慨叹春的易逝、夏的可人。现如今，随着低物价时代的远去，我们也难免有秦观的这种怅然若失，大多数人当然留恋低物价的方便，烦恼高通胀的艰难，但正如通缩和通胀各有利弊一样，我们并不能因为高物价时代的来临，而视高物价为洪水猛兽。或许，本轮全球的高通胀，将成为人类反思物价缘何周期性跌宕起伏的契机，未来会从制度上解决物价波动过于激烈的长期顽症。

　　当前，世界各地的通胀形势和成因各不相同，但把这些图景联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幅激荡于全球的通胀“奔马”图。这一波全球性的通胀何以产生，又将怎样发展，就成为我们不得不细心思索的问题。

　　通胀威胁甚于次贷危机

　　如果说，在全球通胀出现之前，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一直是当时市场人士和各国央行关注的焦点。那么，当前的全球通胀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甚为棘手的经济问题，其解决难度一点不亚于次贷危机。

　　目前，不仅次贷危机的困境尚未化解，经济衰退风险依旧存在，而且随着世界各国物价水平的陡然间大幅度攀升，不少经济学家更是担心 30多年前的“滞胀”危机可能再次降临地球。2008年6月中旬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有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代表出席的八国集团财长扩大会议指出：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原油和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威胁，远比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的威胁要大得多。

　　摩根士丹利2008年6月底的研究发现：

　　全球192个国家里面有大约50个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而其中大多数是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仍有许多国家的通胀率可能马上就会达到两位数。在设定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80%的国家消费价格指数超过了目标值。

　　如此一来，世界上25%以上的国家物价水平突破两位数，而事实上，2008年以来，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石油出口国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开始为国内的高通胀而忧心忡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三倍，这个差距2008年还将扩大。 IMF预测，2008年全球通胀率料从2007年的3.9%升至4.7%。值得注意的是，IMF认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2008年会上升近一倍，仅略低于12%；而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料从2.2%升至2.6%。从现在的形势来看，IMF的预测可能还偏向于保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更是直言不讳地说，2008年全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面临两位数通胀。素有“中央银行家的银行”美誉的国际清算银行（BIS）2008年7月初表示，全球通胀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明显而迫近的威胁”，并呼吁必须提高利率并制定一个新的框架，以应对未来的信贷及资产泡沫。2008年6月2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亦宣称，通胀的幽灵在全球经济中再度现身，从美国的陶氏化学到韩国的浦项制铁，许多企业大幅上调价格，以应对能源及原材料成本不断飙升的局面。

　　资产泡沫推高通胀

　　最为直接的通胀信号是来自以石油、金属和农产品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场，这些市场当前全球的总体需求正高于总供给。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必和必拓在力拓2008年6月份宣布的铁矿石价格96.5%的创纪录涨幅之后，竟然认为如此涨幅还不够，暗示该公司可能向其客户提出涨价100%以上的要求，这使得总体价格压力进一步加大。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不仅重创了航空和汽车制造等行业，而且随着生产商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制造商和消费者，全球通胀将呈螺旋式上升。

　　自2002年到2007年结束的五年经济增长周期期间，全球GDP平均增长率高达4.6%。如此强劲的全球GDP增长，与商品市场最为“突飞猛涨”的核心阶段刚好完全重合。

　　自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发生至今的8年时间里，在弱势美元的支撑下，全球的过剩流动性堆积起来了一系列的泡沫。原油价格从20多美元起步，到最高点150美元左右涨幅高达7倍，铜价从1500美元涨至高点8800美元附近，也有近6倍之巨，黄金价格从300美元开始发力，升至1000美元附近。2005年末和2006年初，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的价格亦开始上升，其他的大宗商品市场和各国的股指亦都有着类似的涨势。如此大规模的泡沫，在世界金融史上尚属首次，但由于美元的持续走弱，除了次级债泡沫首当其冲，率先滑落刀尖而裂以外，其他泡沫一直都在“坚实” 的刀尖上安全运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键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增长能在没有对资源进一步约束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现有的速度么？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率先或者同时通过减缓国内经济的增长，抑制总需求，从而为降低商品价格作出贡献？一个更加难以衡量和破解的问题是，需要多大幅度的全球增长减缓才能确保有效地应付通胀的继续攀升呢？

　　然而，一件对于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在全球总体需求不出现减速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不太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下降，石油、有色金属和农产品价格都将继续高位运行。

　　美国：“三昧真火”烧旺通胀

　　自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急转直下，不断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美国极有可能进入衰退。尽管美联储一反常态地频频出手，自2007年9 月开始到2008年4月底的半年多时间里连续9次降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5.25%拉低至2%的低水平。但从现在持续低迷的经济数据，以及信贷市场的恶化态势看，在本·伯南克主导下的所有这些努力都已不足以阻止美国经济衰退的步伐。

　　至于经济疲软的最主要来源——房地产市场，更是泥足深陷，目前的美国房价比2006年第二季度的顶峰水平已经下降了10%，并且可能会至少再下跌10%。而且房价的下滑导致了住房租金回报率（即房租对住房价值的比率）的上升，这进一步提高了以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之中，住房所占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

　　过去16年之中，房价的上升导致了租金回报率的下降，因此一直发挥着抑制美国通货膨胀的作用。而今，这种效应的方向发生了逆转。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到次贷危机结束之后，更为糟糕的是这个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未必会引起美联储的高度关注。

　　让人更为忧心的是，房价的不断下跌，加上金融市场的疲软和信贷的收紧，导致了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至自1991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现今，不少机构纷纷预期2008年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率将为负值，这次衰退可能导致比1990年和2001年上两次经济不景气更为严重的后果。

　　美国经济增长虽然有所减速，但是食品价格却又一次开始加速上涨，汽油价格也在攀升。2008年3月和4月，美国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涨幅都超过了核心通胀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消费价格指数）。而且不少机构的调查都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

　　尽管2006年年中，美国核心通胀率触顶回落，此后趋于下降，但到2008年4月和5月都达到了2.3%，高于美联储理想区间的上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4.1%，为17年来最高。其中，能源价格上升17.4%，食物价格上升 4.9%，两者都是1990以来的最大涨幅。2008年5月份的CPI上涨4.2%，前5个月的核心CPI涨幅更是都保持在2.3%以上的高位。7月的 CPI上升5.6%，创199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数据让伯南克在恩赐利率“胡萝卜”，刺激经济复苏之际，也不得不担忧通胀的加速上行。其实早在2005年11月，由于过度流动性的堆积，前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就已经警告美国通货膨胀将面临失控的可能，只不过沃尔克的“诅咒”三年后才得以兑现。根据《今日美国报》的报道，随着油价飙涨、美元走低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扩大，连带迫使房贷利率走高。房地美（Freddie Mac）的调查数据指出，2008年6月底全美30年固定房贷利率升至6.45%，较1月份的5.48%增加将近1%。美联储为避免物价上扬，很可能接下来升息，将迫使房贷利率进一步走高，不少美国分析师预计30年固定房贷将升到6.75%左右，房贷利率上扬已迫使房贷申请数量减少。

　　所以，总体来看美国经济目前不仅尚未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而且国际能源价格的飙升和美元宽松货币环境政策的负面影响，又带来了通胀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滞胀”危机，但以弱势美元、低利率和高油价为代表的“三昧真火”，让美国的通胀压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事实。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97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国际油价突飞猛进，石油危机正在肆虐，美国通胀率直逼两位数。2008年6月份，伯南克参加哈佛毕业典礼时对学生们说，“当时汽车在加油站排起长队，而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过去四个季度，整体通胀率平均为3.5%，远高于我期望的水平，但远低于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所见的双位数。”看来，伯南克对当前的通胀形势还是甚为乐观，将通胀扼杀在个位数以下的信心十足。

　　十年欧元遭遇通胀

　　欧洲中央银行在2008年8月14日发布的月度报告中，把对2008年度欧元区的通货膨胀预测由原来的3.0%提高到3.6%，大大超出欧洲央行2%的通胀目标。该报告同时将2009年的通胀预测由2.2%提高到2.6%。目前欧洲通胀率的年化值仍高于4%，较欧洲央行目标值（2% 以上）的上限高出一倍多。

　　因此，经济学家普遍预期近期内欧元区的利率将保持不变。欧盟统计局的修正数据显示，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推动，欧元区2008年 7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与前一个月持平，继续保持在4％的历史高位。这一数字比6底公布的初步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但远高于去年7月份的1.8％。数据显示，2008年7月份，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7.1％，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7％，均对通胀率走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欧元区通胀率最近数月大幅攀升，自2007年9月份以来已连续11个月超出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2％的警戒线。数据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荷兰7月份的通胀率最低，为3.0％；拉脱维亚的通胀率最高，达到16.5％。为抑制通胀率上扬，2008年7月 3日，欧洲央行曾宣布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由4％提高至4.25％，并在8月7日宣布维持这一利率水平不变。

　　2007年，欧元区通胀水平不过1.9%，如此强烈的数字对比令欧洲央行此前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最近的8年，欧元兑美元从当初的1.2高点到现在的0.6附近，几乎升值一倍，但是到现在通胀依然控制不住。

　　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总理暨财长容克、瑞典首相雷恩费尔特都对欧洲通胀能持续多久甚是担忧。而芬兰财长卡泰宁更是直言，欧洲各国领导人必须认真研究这个“严肃”的问题。

　　欧洲央行同时警告说，欧元区内新一轮的薪资提高措施将可能引发更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欧洲央行表示，高工资将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企业则会把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但是，欧元区内的经济学家则普遍认同提高工资的做法。由于欧元区2008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已经相当疲软，他们认为提高工资将有助于提高消费者购买力，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按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洲央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确保欧元购买力，每年的通胀率应控制在2%以内。IMF的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7年之间，欧元区CPI年度增幅分别为1.1%、1.1%、2.17%、 2.37%、2.29%、2.07%、2.15%、2.19%、2.19%和2.14%，平均水平为1.98％。而同期全球CPI在3.5%至5.5%间波动，平均水平为4.16％；同期美国CPI在1.55%至3.38%间波动，平均水平为2.54%。我们回顾欧洲央行的十年历程，欧元区大多数年份的通胀率虽然都在其设定的目标之上，但是横向比较表明，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高于美联储，还大大高于全球央行的平均水准。但是2008年以来，欧元区通胀却开始呈现快马加鞭之势，大有脱缰奔跑的可能。

　　随着欧洲通胀的重上高位，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脱离欧元的欲望愈发强烈。意大利的通胀率从2007年1月的 1.7%，已经飙升到现在的3%以上，为1996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美国经济减速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是影响意大利经济增长的首要不利因素。欧元升值给困境中的意大利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此，不少意大利民众和学界建议放弃欧元作为单一货币。十年前，德国央行将其货币政策主权让渡给欧洲央行时，德国的通胀率是 1%，之前两年的分别是1.4%和1.9%，而今年的预期通胀率为3%。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至少有1/3的德国公民表示愿意舍弃欧元，回归马克。看来，欧洲央行面临着不小的麻烦，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着实让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很是“费思量”。面对全球通胀，各国央行都不愿单方面采取升息这样的紧缩货币政策，各国担心这样的单独行动不仅不能抑制通胀，反而可能会牺牲本国的经济增长，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替罪羊”。

　　日本：十年通货紧缩能否结束？

　　从现在日本的经济形势来看，一方面，前不久大家期待的日本经济迎来复苏，目前可能将再次转向面临低迷衰退的边缘。日本政府在2008年6月的经济增长评估报告中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放慢、能源成本飙升，这两个因素将进一步抑制业已陷入停滞的经济增长。

　　日本央行2008年5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承认了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已经升高，日本央行将密切关注国内物价及整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的确，由于能源及原材料价格、日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飙升以及企业重新定价带来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并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基于此，日本政府调低了经济评估，这也是日本三个月内首次下调经济预期，相比于政府5月的报告，日本经济看起来正陷入停滞的状态。

　　而另一方面，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格外大。2007年12月份，日本新鲜食品的价格出现了将近 10年以来最快速度的上涨，不少经济学家预计，日本长达10年的反通缩战役可能宣告结束，不断增长的通胀将成为日本经济的心腹之患。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2月份日本CPI同比突破1.0%后，现在日本出现了CPI连续多月上升的局面，5月日本的通胀率更是高达1.5%。我们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通货膨胀率都保持在低水平，2007年大部分时间日本通胀率也都在零以下，而进入2008年以来，通胀率一直在1％以上徘徊。

　　在能源和粮食价格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最近几个月的物价指标虽然都在1%到2%之间徘徊，但是通货紧缩是否结束依然难以确认，低利率水平更是没有下降的余地。与此同时，油价、粮食价格上涨也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影响了消费者信心，使日本的货币政策面临更复杂的局面。虽然日本央行已经开始警惕全球通胀的威胁，但是加息又缺少很明显的通胀指标的支持。所以，面临着日本经济的停滞和通胀的飙升都将随时发生的现实，对于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决策者来说，所面临的挑战其实超过了伯南克和特里谢。毕竟，对于欧美各国来说，宏观经济的走势更为明朗。

　　越南：领跑亚洲通胀

　　正如摩根士丹利2008年6月底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着两位数或者接近两位数通胀的威胁。在越南、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两位数水平。

　　通货膨胀高达20%以上的越南在2008年6月爆发了金融危机，股市、楼市被双双“腰斩”。据越南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2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08年8月，越南通货膨胀率高达28.3%，比7月通胀率上升1.56%，与年初相比上升21.7%，为越南13年来最高值，也是亚洲国家中最严重的。2008年8月，越南食品价格上涨44.1%，房子和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7.4%。越南的高通胀，令货币越南盾大幅贬值。现时越南盾兑美元的报价是1.62万越南盾才兑1美元。而目前越南盾最高面额钞票为50万越南盾，约等于30美元。

　　虽然越南央行2008年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从12%调升至14%，部分银行已将贷款利率设至18%，但当前的利率水平仍远低于通胀率，是负利率，越南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显然不够。

　　虽然越南政府已通过提高基准利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信贷增长目标等方式，努力放缓基础货币的增长。但是这些举措并不能阻止越南的财富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步伐。2008年前8个月，越南的贸易逆差高达160亿美元，占出口金额的60%以上，资金流出水平已经开始大幅超越外国资金的流入水平。因为在2008年前5个月，越南外国投资的到位率仅有1/4左右，150多亿美元的合同外资，仅到位了39.5亿美元，高通胀已经给越南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2008年5月，当越南通货膨胀率高达25.2%时，整个亚洲都为之震动。当时的越南通胀高企，越南盾兑美元的黑市汇率开始大幅贬值，股市从前一年10月份的1110点一路跌到6月20日的最低点364点，跌掉近70%，就算从2008年开始算，也跌掉近60%，这样的情景勾起全亚洲对11年前金融风暴的惨痛回忆，大家都在问，金融灾难又来了吗？对于越南，相信他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正如越南国花莲花一样，虽有风雨袭来但依然保持亮丽，其成长潜力更是不容忽视。就像2008年9月初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在8月份政府工作例会上提出的一样：

　　2009年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任务是：努力控制通胀，到2009年底将通胀率控制至1位数（2009年全年通胀率仍为15%），2010年通胀率低于1位数。

　　尽管经过几个月的金融危机洗礼，越南经济危机的迹象现在似乎不是很明显，但对于折合成人民币，月工资只有约730元人民币的胡志明市普通市民来讲，40多元人民币一斤的猪肉，近8元人民币一斤的米价，还是让他们感觉到通胀下巨大的生活压力。

　　在越南周边，韩国、印度、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胀水平也都创下了多年新高，中国最新公布的数据虽然较前几个月稍有回落，但物价随时面临着反弹的可能。菲律宾9%以上的通胀率创近10年新高，2008年6月5日，菲律宾央行也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25%。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不得不面对已经逾升至两位数的高通胀率，根据印尼央行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尼2008年5月的通胀率从4月份的 8.96%冲高到10.38%。

　　印度：高通胀致央行行长易人

　　正在担忧“是否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的印度，由于粮油价格高企，2008年通货膨胀率已经增长了2倍。根据2008年8月9日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印度通胀指数已经高达12.63%，创下过去16年以来的新高，远远高于印度中央储备银行所设定的5%的警戒线。大部分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涨，其中上涨最为明显的是燃油和电力类，上涨达17.99%。食品类商品比一周前上涨0.3%，30种基本商品的物价涨幅也从前一周的6.54%提高到6.74%。

　　为了遏制通胀，印度央行从2008年6月11日也上调了基准利率，将短期贷款利率从7.75%上调至8%，是14个多月来首次上调，而且随后印度央行连续3次调高利率。

　　但是2008年7月份通胀蹿上两位数表明，紧缩力度还远远不够。由于央行货币政策的不力，印度的央行行长瑞迪在五年任期结束之时未能获得连任，行长之职转由财政部次长苏巴劳接任。尽管根据印度央行条令，央行行长的任期可以达到五年，但苏巴劳的行长任期只被定为三年，这从一方面表明了印度政府对苏巴劳解决印度目前高通胀、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能力仍持观望态度。

　　根据印度Yes银行首席经济学家Shubhada Rao的分析，通货膨胀率还未达到最高水平，批发物价指数仍有上涨空间。如果原油价格稳定在目前的水平，预计通货膨胀率将于2008年12月中旬达到最顶峰，约为13.5%。受通胀加剧的影响，孟买股票市场SENSEX指数大幅度下挫。因为通胀居高不下意味着政府采取的从紧货币政策不会放松甚至可能继续收紧，对利率敏感的银行、不动产和基础设施类股票领跌。

　　津巴布韦：“N”位数通胀

　　以津巴布韦、秘鲁等为代表的部分亚非拉国家的通胀则高达“N”位数，据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的主管吉迪昂?戈诺2008年7月16日透露，由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拥有世界上最高通胀率的津巴布韦再创新高，通胀率高达2200000％。

　　按照津巴布韦收入管理局官员弗洛伦丝?亚姆布瓦的说法，津巴布韦已从2008年7月23日开始暂停出口特定基础商品，这些商品包括盐、糖、食用油和大米等，出口暂停将持续12个月。从2000年津政府实施新的土改政策以来，津巴布韦遭受了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和连续干旱的多重打击，经济逐渐陷入困境。虽然政府多次修改政策，制定了许多鼓励经济恢复的计划，但整个国民经济至今还没有好转迹象，津巴布韦经常面临基础商品短缺局面。

　　实际上，津巴布韦自2000年以来，国内经济便急剧下降，2008年3月29日举行的总统及国会议员选举，又不断发生政治暴力事件，穆加贝虽然在6月27日总统决选中胜出，但迄今朝野政党仍为由谁出任总统和总理僵持不下。津巴布韦政府对社会经济问题根本就没有立即的解决之道，持续的外汇短缺已迫使企业在黑市中以极高的汇率，购买原物料以进行生产活动，加上玉米、小麦两大主食价格显著升高，津巴布韦正处于经济崩溃瓦解的阶段。

　　津巴布韦央行2008年7月底公布，为解决国内高达百分之二百二十万的全球最高通胀率，将该国的最高货币面额提升至1000亿津元。不过，1000亿津元的面值只是等值1美元而已，随时买不起一条面包。当地央行从2008年9月1日起，又将100亿津元的钞票删除10个零，但价值不变，即原本100亿津元变成原来的1津元，而已推出的1000亿面额津元钞票到年底便停止使用。

　　新兴市场：未雨绸缪

　　其实，亚洲开发银行早在2008年3月份就发布报告指出，虽然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均采取了政府补贴和严格控制价格等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在国际市场油价和粮价飙升的情况下，预计今年亚洲经济发展中的通胀将普遍加速上升。

　　近20多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本币汇率实行管制，将汇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尽享“人口红利”的美妙；发达国家则输出资本和技术、提供市场，双方各取所需，实现双赢。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对货币危机不再心有余悸，发达国家享受到了廉价的商品，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

　　由于大量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所以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以及全球通胀的来临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更大。如今全球通胀的现实，使发展中国家突然间显得如此脆弱，通胀一旦失控，那么多年来在治理贫困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手里剩下的不过是不断贬值的纸币。鉴于此，目前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必须趁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没有急剧恶化之际，未雨绸缪，尽可能地将本国的恶性通胀“止之于未萌”。

　　本轮全球通胀主要表现为粮食和能源的价格全面上涨，这几年石油、粮食、铜铝、黄金等大宗商品实现了历时近8年的快速上涨，并且其价格持续维持高位，能源短缺引发的推广生物能源促发粮价上涨，根植于能源短缺的这场涉及面广泛的物价上涨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由此带动了近50个国家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通胀溯源：谁制造了全球通货膨胀

　　本轮全球通胀主要表现为粮食和能源的价格全面上涨，这几年石油、粮食、铜铝、黄金等大宗商品实现了历时近8年的快速上涨，并且其价格持续维持高位，能源短缺引发的推广生物能源促发粮价上涨，根植于能源短缺的这场涉及面广泛的物价上涨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由此带动了近50个国家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本篇将从货币、石油、黄金、粮食以及房地产各个层面，全面地向读者展示本轮物价上涨的真实故事。

货币之战：美元大泛滥

　　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会引发其它国家的一系列反应，从而加剧全球通胀。多数国家都希望本币保持低估以保护本国产业。随着美国通过弱势美元政策来化解债务，外国投资者则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继续维持他们低估的汇率。这种全球性的贬值政策可能给世界带来1970年那样的通货膨胀，让纸面财富缩水。

　　——谢国忠（原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

　　2007年开始，类似于《货币战争》、《金融战争》方面的书籍风靡一时，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以及一般的公众，都对这种类型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来应该是曲高和寡性质的财经专业书籍，却引来了如此广泛和规模的读者，的确让人匪夷所思。这些书籍多是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近几百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着实令人惊叹。 但正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徐滇庆教授所言：

　　这些书籍并不是金融专业论著，书中的故事就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虽然很好看，但却当不得真。如果我看了金庸小说就真的相信有什么乾坤大挪移，葵花宝典，岂不荒唐？在当今世界，国际金融投机资金的规模很大，但是没有一个司令部，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

　　徐教授的观点我甚是同意，在我看来，这些书籍写的不完全是真的，有一部分应该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这些机密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加以整理，再部分夸张地表现出来。当然，应该说这些书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世界货币发展的真相，特别是让世人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现如今，全球通胀形势甚是严峻，这个时候仔细梳理美国自2000年到2008年这8年的货币政策踪迹，对于理解目前的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大有裨益，毕竟通货膨胀是永恒的货币现象。而要想清晰地了解美国自2000年到2008年的货币政策，就不得不首先提及两位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和伯南克。

　　格林斯潘VS伯南克

　　格林斯潘，江湖人称“格老”，全名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年生于纽约，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时代的美联储掌舵人（央行行长），真可谓“四朝元老”级别的人物。对于格林斯潘来说，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真是太过亲切和驾轻就熟了。1987年首次担任美联储主席即遭遇“黑色星期一”，并以过人的智慧赢得各方的认同，直到2006 年1月31日，格林斯潘把美联储主席之职交给继任者本·伯南克，在美联储主席位置上稳坐近19年，先后为里根、乔治·布什、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四位美国总统掌控美国经济。在两次海湾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等事件中，他所实施的经济金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美国所受的负面影响，更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零通胀”的经济奇迹。

　　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总统，尽管华尔街对他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但在更多人眼里，他仍不失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联储主席。

　　从美国历史上来看，历届美国新总统只要一搬进白宫，第一件事就是把内阁统统换上自己的人马，从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华盛顿官场中能够历经多次人事震荡而始终屹立不倒的，也只有“四朝元老”格林斯潘了，足见当年这位老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有多大。“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笨蛋！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美联储主席就成”，这些曾经散落于江湖的俚语都是说格林斯潘的。

　　本·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村子长大，父亲是当地的药剂师。伯南克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自己在智力方面的潜质，小学六年级时赢得南卡罗来纳州拼字比赛冠军，如果不是后来在“edelweiss”（高山火绒草）这个单词中多加了一个“i”，他差一点就赢得了全美单词拼写锦标赛的冠军。

　　伯南克的大部分生活都与校园紧密联系在一起。完成学业后，他直接把身份转换成了教师从事学术工作。1979～1983年，本·伯南克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助理教授；1983～1985年，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副教授。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分析了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所在。他并不重视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下降而造成的损害，而是将关注重点转移至美金融系统失灵的问题上。

　　伯南克有一个绰号“印刷报纸的本”，这个绰号起源于他与格林斯潘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分歧，公众赐予伯南克这个雅号是基于他的一个观点：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

　　美联储的博弈

　　从2000年到2008年，简单地说就是美联储和流动性不断博弈的8年。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世纪之交热闹一时的新经济神话，随着纳斯达克的崩盘而灰飞烟灭。2001年，拉登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袭击美国世贸中心的恐怖活动，自此之后世界经济、政治走势悄然开始发生变化。

　　溯源本轮通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和美元纸币的过度发行相关。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为了挽救美国经济的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逐步调低联邦基金利率，以每次0.5%的速率在2001年6月调低到4%，在年底调至2%。在2002～2004年三年时间里，联邦基金利率始终低于2%，并在2003年6月～2004年6月期间处于1%的历史性水平。

　　从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的宽松货币环境，尽管造就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面临诸多衰退因素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着快速的增长。但是，格老大量释放货币的做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本位制的背景下，欧元区、亚太区等经济体也不得不实施宽松的货币环境，以对冲美元的持续贬值所引发的本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所以到2004年的时候，全球就出现了流动性的大量过剩，资产泡沫开始酝酿，通货膨胀威胁着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而且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为次贷危机的出现播种了嫩芽。

　　从历史上看，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本位制自此确立之后，全球的货币流动性就开始随着美元货币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周期性的过剩和枯竭。CRB指数是最能衡量全球流动性资金去向的指标，一旦流动性泛滥，全球的商品价格必然出现暴涨，而一旦出现枯竭，商品市场的熊市也就随即而至。以CRB指数为例，历史上，最近一次的牛市是从1977年底开始，终止于1980年底，总共运行了3年的时间，这三年刚好是美联储为挽救“滞胀”危机而不得不放松流动性的年代。当然此后展开的熊市运动却持续了20年之久，直到2000年之际牛市才开始启动，也就是罗杰斯口中的超级大牛市。

　　随着流动性泛滥趋势的出现，通胀风险的上升，格林斯潘开始意识到前面四年的货币着实释放太多，于是从2004年6月到2006年 8月连续17次提高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拉升到5.25%，一定程度回收了不少的流动性，但也就是这轮紧缩货币，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2007年开始，次贷危机日趋恶化，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金融市场动荡不定，从2007年9月18日到2008年的3月份，连续 6次降息，短短的半年间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拉低到了2%，到目前依然维持着2%的低息时代。如此一来，美元的流动性延续7年前的情景再次出现大幅度的泛滥。

　　伯南克制造全球通胀？

　　伴随着持续低迷的经济数据以及信贷市场的恶化，美国经济已经难逃衰退的噩运。经济疲软的最主要来源，房产市场更是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状态。美国房价目前比2006年第二季度时的顶峰水平下降了10%，并且可能会至少再下跌10%。

　　让人更为忧心的是，房价的不断下跌，加上金融市场的疲软和信贷的收紧，给消费者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这导致消费者信心下跌至自1991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出炉，但现在看来，这并不足以防止经济衰退的出现。现今，不少机构纷纷预期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为负值，这次衰退可能导致1990年和2001年更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挽救经济衰退，美联储已经采取了多次降息的“鸽派”（“鹰派”和“鸽派”是美国国内存在的两种主要势力：主张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一派被称为“鹰派”；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被称为“鸽派”）政策，半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拉低至2.25%，加上伯南克的“忧心忡忡”，使得更多的人看淡美国经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以及外国央行储备由美元转向其他货币的威胁，美元指数从2007年9月的80点一下子滑落至现在面临破70 的可能，美元兑一揽子货币加速贬值的趋势甚是明显。

　　的确，为了挽救华尔街于危难之中，美联储屈从于华尔街和白宫的政治压力，快速放松货币环境本来无可厚非，但伯南克的过于“鸽派”，已经给美国自身以及全球其他经济体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正如《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伯南克通货再膨胀”，这已经对美国可能即将出现的通胀发出了严厉的警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美联储对抗通胀失去了信心。

　　是的，每当出现危机就主动降息，固然能让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甩掉包袱，尽快脱身，但华尔街也形成了一种预期：危机来临之时，美联储必然会放水救人，这也就是所谓的“格林斯潘期权”。伯南克正在一步一步的跟随格林斯潘的思路，把“格林斯潘期权”变成“伯南克期权”，这对美联储的长期政策公信力伤害极大，到最后伯南克和美联储都是输家。经过这几次的降息，美联储的政策公信力基本上没有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应该的。

　　如今，伯南克试图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同时兼顾金融市场的双重矛盾目标，而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跟格林斯潘当年一样，二者都将难以驾驭。本来这一次的次贷风暴根源就是美联储2001年到2004年流动性的过度释放造成的，现在伯南克为了救急继续扩张流动性，只不过将把金融市场深度调整的时间往后拖得更长一点，但是不可能避免市场的“终极调整”。伯南克现在是化解了小危机，但却带来了以后更大的危机，可以预期“滞胀”终将难以避免。

　　在美元本位的背景下，美元的走低直接导致了商品市场再次出现继2006年后的新一轮上涨行情。石油、黄金、铜镍等的新高就是伯南克这半年持续挥舞利率大棒的产物。当然其中也有对冲基金正逃离其他低收益高风险的资本市场，而纷纷涌向原材料市场的因素。

　　美元的疲软以及原材料价格的高涨，对美国的通胀造成了巨大的上行压力，现在唯一让人们对通胀能够“掉以轻心”的因素，就是寄希望于疲软的经济需求。这可能会导致核心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未来回落至美联储所期望的1.5%～2.0%的目标范围内，从而降低高额通胀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一旦非实体因素导致的商品牛市出现超调的周期，届时，消费的需求下降是远远不能抵御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威胁的。

　　尽管，即将出现的“滞胀”与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的滞胀情况相差甚远，并且当初导致滞胀的原因与现在的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美国通胀加速以及经济衰退同时出现的概率正呈现逐步上升的状态。

　　从其他经济体的角度来看，伯南克的“鸽派”作风使得欧日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欧元与美元利率的倒挂，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使得通胀的威胁日益加大，同时次贷危机的损失，使得欧日经济也面临美国类似的困境。欧日央行始终“按兵不动”的现实已经说明，欧日央行对通胀风险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过了经济衰退，在未来，欧日央行可能会被迫在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做出抉择。尽管如此，欧日央行并没有出现重大转变，通胀前景虽然恶化，但货币政策的姿态依然是中性的。故而，欧日央行不敢加息以遏制通胀，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美联储的持续降息压力。

　　日本本身是一个原材料进口大国，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对日本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日本不得不期待日元升值来控制进口的成本，从而防止通胀的攀升，这就需要日本央行选择加息来支持日元，但美元的低利率左右着日本不敢作出这样的货币选择。

　　而且，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中国的通胀已经呈现加速爬升的迹象，在人民币与美元倒挂的背景下，加息遏制通胀注定了将成为最绞尽脑汁的抉择。印度2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WPI）已经从2007年10月份的年同比3.1%加速至4.6%，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印度的通胀压力日渐增大。

　　目前，各方面因素都表明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美国、欧元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都将依然维持在高位水平上，而全球高位通胀的核心来源是美元环境的再次宽松而导致的商品价格二次暴涨，我们甚至可以说伯南克制造了全球通胀。令人忧心的是，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各自为政 ”，以及无序的调整，让我们错过了治理通胀的最佳时机。如果伯南克继续坚持放松货币以拯救次贷危机，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将比2004年之后的两年更为严重，未来全球的CPI将以“咆哮”的方式来回应这一轮全球货币的宽松。

　　流动性泛滥的后果

　　随着美联储不断地放松货币环境，全球的流动性呈现出显著扩张的态势。实际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性过剩就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运行的一大重要特点。

　　在最近10年间，全球货币供应量则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从1997年到2008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M1与GDP的相对比例，美国从40.6%提高到60%左右，欧盟从24.1%提高到45%，日本从29.5%提高到78.5%。过去10年间，全球狭义货币M1与GDP的相对比例上升了50%以上，广义货币M2与GDP的相对比例上升了30%以上，这是一个快速的货币全球化、全球货币化的过程。

　　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在最近10年间，全球货币供应量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2002年以来，全球货币增长率每年都高于10%，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长率仅仅维持在2%～5%，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流动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与低利率相关。例如，美联储长期实施的低利率政策，使市场上充满了过剩流动性。特别是2001年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而且目前世界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很高，如果考虑到“证券货币”，那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情况更为严重。根据美联储在2007年3月发布的Flow of Funds Aaaounts of the United Stats：1995～2005年中披露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仅仅包括证券、证券期货、期权这三大类的金融资产，在2005年底便已高达43.94万亿，如果加上国债、能源金属等商品及其衍生品交易等其他金融资产，那么估计美国目前全部金融资产大约是GDP的7倍左右。根据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金融系教授富兰克林·艾伦的估计，2005年底，欧盟25国的金融资产大约是GDP的5.6倍。这些数据到现在依然是在快速地增长。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快速发展。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字显示，全球金融资产与全球年产出的比率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2005年，全球核心金融资产储备达到140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全球GDP的3倍以上。

　　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大宗商品的资金大幅增加。由于大宗商品具有保值性，为了在通货膨胀中维持购买力不致下降，机构投资者需要投资于大宗商品。指数基金、对冲基金、宏观基金、大型国际投行和银行中的专门商品部门都将大宗商品作为一个投资品种，市场整体的资金供给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即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属性。

　　有关的数据分析显示，自2003年开始，美国共同基金在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一直就是净流入。从当年下半年开始，净流入的资金急剧增加，从原来每月1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不断增加，到11月当月净流入超过5亿美元，次年的2月份超过10亿美元，此后流入速度有所下降，但在2004、 2005年一直保持每个月都是净流入的情况，平均每月净流入超过了5亿美元，直到2006年下半年，才出现了月净流出的情况。此后，净流入和净流出交互出现，总体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商品指数也从2003年开始，一直大幅上涨到2006年上半年，下半年后商品市场大幅震荡。由此，可以大致反映出流动性过剩对大宗商品的影响。

　　近期商品期货的持仓情况，也说明大宗商品市场的流动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加。这表明，为了逃避次级债对金融产品的冲击，有投资者转移投资到商品市场，在次级债影响下的商品市场的流动性反而增加了。

　　流动性泛滥治本之策

　　在我看来，解决全球流动性泛滥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最核心的部分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与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一个最关键的不同在于，现在被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

　　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而在美元本位制中，美国人却可以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美元本位制成为了孕育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本源，更是造成目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根本原因。

　　正是21世纪之初的前四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货币环境，才造就了世界经济在面临诸多衰退因素的影响下能够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到2004年时，全球已经出现了流动性的大量过剩，资产泡沫开始酝酿，通货膨胀威胁着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

　　很明显，这次全球流动性的过剩是和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直接相关的。如果没有美元本位制，全球其他经济体也就不至于因为美元的疲软而必须相应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跟着美国走的唯一后果，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完全受制于美国，美国荣世界荣，美国损世界损。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其实，在商品市场的投机链条中，商品通过美元来计价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商品高涨和美元贬值的同步是投机者实施货币攻击的前提。如果从此处入手，应该能够比较有效地切断投机链条，从根本上化解美元本位制的缺陷。

　　比如，若石油不是以美元计价的，那么石油的价格还会这么高吗？用石油欧元计价来替代石油美元计价，肯定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若是将主要石油进口国的货币以各自的进口份额为权重，设计一个新的加权货币篮子，即国际石油单位来计价，石油价格可能将应声而落。

　　以国际石油单位计价，首先增加了货币投机的成本。单一美元计价，炒家只需应付美元汇率的波动，汇率期货期权即能对冲，操作起来相对简单。而以货币篮子计价，炒家面临的货币种类繁多，货币投机需要更为复杂的操作手法和更大的机会成本，篮子计价导致的成本增加应该是目前炒作成本的数倍，这些都是炒家不得不考虑的。再者，石油单位计价将能有效地反映石油的供求现状，从而更好地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美元本位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石油美元循环中被制度化，那时由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大规模复苏的需求，美国的经济规模更是其他经济体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当时实行美元本位制有其内在的逻辑要求。但到今天，对世界经济有巨大影响的不再仅仅是美国，欧元区、大中华区、日本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日益强大和经济结构逐步完善，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如果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都不得不跟着美国走，最终将导致政策的乘数效应，放大世界经济增长的风险。这一轮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经济这几年的过热，无非也是美元本位制导致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使得外汇占款过多，货币超额投放。

　　正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导致出现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使得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弊病和漏洞得以暴露。在不久的将来，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步得到市场的修正，一种适合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出现。

　　债务货币化与资产证券化

　　对于政府来说，发行纸币的过程就是增加债务的过程，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人们之所以相信纸币是因为政府为纸币作了担保。货币银行学上，按照货币的本质划分，将其分为债务货币与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债务货币是当今发达国家经济体所通行的法币系统，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 货币化”的债务所构成。

　　而与债务货币化具有类似扩张货币功能的金融产品是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的行为，使其具有流动性。商业票据、有抵押债券、股票等都属于这种形式的资产证券化。通过向市场发行资产将贷款资产进行处理与交易，最终实现融资。美国是资产证券化的发端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欧洲是美国以外世界上第二大资产证券化市场。英国一直是欧洲资产证券化的领先国家。近年来，资产证券化在亚洲。日本、韩国等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最近十几年，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的信贷资产证券化（CAS）、房贷资产证券化（MBS）和不良资产证券化急速发展，让全球的流动性出现成倍的扩张。

　　根据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世界通常讲的流动性过剩中的流动性M0只占全世界GDP的10%，占全世界流动性的比重只有1%，M2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广义货币，占全世界GDP是122%，占流动性是11%，证券化资产占GDP是142%，占流动性比例是13%，现在世界上最厉害的是金融衍生产品，占全世界GDP比重的802%，占流动性比重是75%。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非债务货币，目前的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债务货币，其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程度远远大于M2的过剩程度，为全球通胀的货币性攀升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实际上，债务的货币化和资产的证券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通过透支未来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寅吃卯粮” 大概就是此意。债务货币化的典型产品就是信用卡。1915年起源于美国的信用卡，尽管方便了持卡人不必支付现金就可以获得商品与劳务，免去了消费者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和风险，方便了消费者外出购物、出差和旅游，但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消费者透支消费的能力。特别是1987年首次推出信用卡的证券化，其后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次贷危机前已经成为美国发卡机构的主要融资手段，信用卡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目前，次贷危机正在向信用卡领域扩散，美国最大存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2008年7月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信用卡部门出现1.75亿美元亏损，不少经济学家和分析机构都认为美国各大银行的信用卡部门均面临类似困境，次贷危机正逐步从房贷向信用卡领域扩散。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房价下跌、食品燃油支出上升，加大了信用卡持卡人的还款压力，美国运通公司、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银行均面临信用卡业务困境。斯坦福大学信用卡专家克里夫·谭直言：

　　债务问题终将蔓延至美国各个经济领域，无论是从抵押贷款延伸到信用卡，还是从信用卡延伸到抵押贷款，这种情况正在显现。

　　美国是全球信用卡最发达的市场之一，美联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信用卡未偿余额高达2.5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持卡人欠债 8400美元，比8年前高出了近7成。信用卡业务当前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之前的过快扩张。在房价上涨期间，发卡银行往往不断提高信用卡透支额度，这导致部分消费者过度消费，此外由于许多银行的逾期还款利率高达20%以上，消费者也为此背上更重的债务负担。

　　不仅仅是美国的信用卡市场泛滥，世界的其他角落也存在信用卡危机，与中国毗邻的韩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的5 年间，信用卡市场的繁荣一度成了解决韩国经济困难的灵丹妙药。但是，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为了实现快速盈利，韩国的银行并不对客户的信用程度进行充分审查，就随意放贷，甚至很多无业者也能申请到信用卡。到2003年，韩国的信用卡渗透率达到70%，比美国65%的渗透率还高；韩国成人平均每人拥有4.5 张信用卡，拥有10张信用卡的人数也已超过23万。

　　这一时期，由于韩国经济形式较好，再加上个人风险的累积需要一定的时期，因此，银行的坏账率并不高，信用卡公司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随着韩国经济陷入暂时萧条，2002年，韩国信用卡危机开始显现，当年信用卡公司出现了2616亿韩元的大窟窿。2003年1月，信用卡公司赤字总额更进一步上升到4128亿韩元，一场酝酿已久的信用卡危机已不可避免。当年9月末，350万韩国人未能按期还款，占韩国工作人口的16%，另外，信用卡欠款一个月以上的约有10%（美国仅为4%），8个主要信用卡公司的坏账率达13.5%，面临破产威胁。2003年 11月23日，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公司获得2万亿韩元（合17亿美元）的紧急救援，得以避免破产命运，这已是两年来韩国第四家需要输血的信用卡公司。为了重组，LG信用卡公司计划两年内削减9万亿韩元坏账，同时裁员2100名，占总雇员人数的25%。此外，公司还计划砍掉一半零售分支机构，以进一步削减成本。信用卡危机让韩国银行和韩国消费者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其实，所有的证券化产品，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债务货币，甚至可以将这些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引以为豪的金融产品称之为“白条产品”。通过回顾股票的起源，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债务货币的要义和本来面目。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两百年间是“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对外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财富，1602年，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诞生，也就是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出现以后，很快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利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伴随着股份公司的诞生和发展，以股票形式集资入股的方式也得到发展，并且产生了买卖交易转让股票的需求。这样，就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出现和形成，并促使股票市场完善和发展。

　　欧洲各国为了对外侵略，抢占殖民地，长年累月的战争，欧洲各国政府国库亏空，民穷财尽，所以最终不得不发行战争债券，这也就是世界上债券的萌芽。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必须得归还本金。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也就只有“打白条”。英文中的stock有存量之意，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就用stock来解决。也就是说，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但怎么还呢？当时的欧洲政府官员开启了人类最大的金融创造，于是就将“白条”市场化，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的stock market（白条市场）也就从此诞生。

　　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金融资产与实体性资产的联系日趋松弛，并在形式上具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尽管金融性资产最终不可能摆脱实体性资产的束缚。但是任一时点的货币存量，本质上都是相应数量未结清的社会债务额的体现。

　　虽然债务货币远比传统的非债务货币给全球通胀带来的麻烦还要巨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工程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之际，任何企图扼杀这些现代金融工具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落后的。与其对以美元为源头的债务货币牢骚漫天飞舞，不如竭尽所能为债务货币的风险控制殚精竭虑，寻找到规避所有债务货币可能招致的金融风险，就像我们并不能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而视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券为洪水猛兽，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究至这些本应该得到中性评价的金融产品。

　　美元“跌跌不休”折断世界经济翅膀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是一只风筝，那么美元就是牵引这只风筝飞扬的那根线。互联网泡沫和“9·11”事件之前，强势美元一直带领着世界经济在宽广的轨道上健康地运行。然而美元在长达60年的坚挺之后也感觉到了“疲倦”，想乘机歇歇了。2008年8月前，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已经到了70～75的低位，比2001年7月创下的121.02的世纪高点已经贬值了近40％，而且在次级债风波冲击以及美国“双赤字”依旧的背景下，美元的“跌跌不休”依然看不到见底的迹象。若是牵引世界经济“风筝”高飞的美元之线“断”了，世界经济的风筝还能继续高飞吗？美元的“跌跌不休”何时是尽头？

　　的确，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信贷泡沫的破灭已经彻底摧毁了当年“强势美元”的基础，美元的持续疲软成了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变数，或许美元的底部在哪里，世界经济的周期拐点就在哪。

　　虽然美国的经济形势，目前比预期的要美好，在美联储多次注资和降息的影响下，金融市场的资金紧张状况也有所缓解，但是在花旗、美林等巨头屡屡爆出损失惨重的情形下，信贷泡沫破灭的“后遗症”还远未结束。

　　是的，美元的“跌跌不休”并不能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之困，也无助于缓解美国自身的“双赤字”，只会加剧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和推高资产泡沫。在我看来，解决全球流动性泛滥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失衡的源头也不在于美元过往的“高估”，而是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悄然升级。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后果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完全受制于美国，“美国荣世界荣，美国损世界损。”美元的持续“跌跌不休”，逐步将把全球的资产价格推高至泡沫顶峰，美元本位的弊端在泡沫吹大的过程中也将逐步暴露，并最终被一种适合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货币新体系替代，当然这个过程将会很漫长。

　　如今的现实是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持续高位，资产泡沫越吹越大，这些都将危及不平衡而又脆弱的世界经济。而这一切都与“跌跌不休”的美元相关，“美元何时休”直接关乎着世界经济的命运。对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好不容易通过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了今天的财富，但是现在却不得不面对美元疲软带来的泡沫化趋势，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美元的继续走低，以确保新兴市场国家的财富不被“美元”所稀释。

　　美元贬值：何时见底？

　　“美元贬值何时见底？”这是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如其分地点到了现今国际金融风云变幻中的关键。

　　在大多数人还在为次贷风波扑朔迷离的走向和美国经济水中望月的衰退暗自神伤之际，美元贬值却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向外输出金融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不过，美元异动引起的“三金动荡”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全球防范性的市场干预，美元贬值正在受到各种防御力量的制约。在多重角力之中，美元汇率的长期走向充满变数。

　　虽然关于美元汇率短期变化的解读如股评般汗牛充栋，但大多缺乏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据，某种程度上带有过多的主观臆断。我认为，认清美元贬值中长期趋势，判断现今美元汇率变化是否包含有过度性质的“超调”成分，需要深入分析美元均衡汇率及其决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国内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人民币的，以美元为主要目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十分少见，这对分析美元贬值这个“后次贷时代”最大的国际金融问题而言，无疑是个瓶颈。

　　美元均衡汇率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如Milgate所言“均衡是经济学得以鼓吹自身科学性的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如斯密所言“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一切经济变量都有在中长期“自然趋近”其均衡水平的本能。测算美元均衡汇率，找到它同实际汇率之间的“失调”程度，有助于理解美元如何在中长期运动以靠近均衡水平；分析美元均衡汇率，理清它同各类经济变量丝丝缕缕的瓜葛和联系，则有助于读懂这个“均衡”水平本身未来的变化，找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中的未来轨迹。

　　实际上，均衡汇率在学术领域一直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根据复旦大学姜波克教授的经典定义，均衡汇率就是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时的实际汇率水平。内部均衡包含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部和谐四重内涵，外部均衡则包括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和谐两重内涵。

　　为了测算美元均衡汇率，我选取了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美国贸易条件、美国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生产率进步、美国经季节调整后实际 GDP、美联储基准利率、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和经常项目赤字的GDP占比这七个经济变量1994年1月至2008年2月时间序列上170组月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冗杂和烦心的研究过程无须赘述，得到的结果的确是有些出人意料，但又十分有趣，细想之下能够解开许多长存于心的疑窦。

　　次贷风波以来，自2007年7月2日至2008年3月21日，根据6种主要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下跌了10.67％，包括52种货币的美元名义有效汇率下跌了5.24％，剔除了通胀因素的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也下跌了5.77％，冰冷的现实让人不由产生了一种直觉，那就是美元均衡汇率也是“跌跌不休”。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在过去近三个季度里，美元均衡汇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一貌似匪夷所思的结论并非不可解释，其实这反而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令人闻风丧胆的次贷风波虽然正在不断展现它对实体经济的滞后影响，但关键性的“趋势”变化还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平心而论，次贷风波的确威力惊人，美国经济的确大幅放缓，但一切都还尚无定论，很多时候是一些心理因素在左右市场判断，而非不会思考、不懂担忧的数据本身。

　　这种矛盾充分体现在一位市场泰斗的近期言论中：

　　无论如何我已经身处衰退，虽然从数据上来看这还不是衰退。

　　对于均衡汇率的各决定变量而言，虽然短期数据非常难看，但计量工具并不能验证出中长期趋势的变化，抛却易变的、不可靠的主观臆断，美元均衡汇率并没有受到次贷风波的过多冲击，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均衡汇率没有大幅下滑，而我看到的市场汇率却在“跌跌不休”，这实际上带来了第二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最近的美元贬值存在“超调 ”成分，用通俗的话说，美元贬值的实际幅度超出了理论水平，更直白点，就是美元跌的有点“过”了。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无非就是“快慢有别”。

　　“慢”是指均衡汇率的变化较为滞后，它只有等到美国经济增长、贸易条件、技术进步、双赤字等一系列决定因素的变化趋势得以确定后才会发生实质性升贬；“快”是指市场汇率的变化非常超前，在“衰退”或是“危机”还没有得到数据确认将必然发生的时候，它就对或大或小的可能性提前做出了反应。用专业点的话说，相比更注重长期趋势的均衡汇率，市场汇率更多地受到了预期因素的影响，次贷风波后信心危机导致的预期看淡直接有效反映在了美元市场汇率的飞流直下里。

　　其实，除却这一层更为严谨的解释，我有另外一个颇具阴谋论色彩的个人猜测，那就是美国货币当局可能正在利用次贷风波这个巨大的利空消息压低美元，向外倾泻前些年“透支增长”积聚的经济风险。毕竟，在美国这样一个盛产经济大家和分析泰斗的国家，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就像树上的叶子一般数之不尽，伯南克和保尔森们不为所动地放纵美元贬值本身就不合情理。其实关于借“次贷”出清利空是其他一些分析者对华尔街剧变的一种解释，现在看来宏观层次也有这种可能。也许很久之后蓦然回首，人们会突然发现“历史就是一场骗局”。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仅此而已。

　　更加令人吃惊的结论还在后面。美元“超调”描述的是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美元汇率最明显的特征是“失调”，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市场汇率与实际汇率的长期偏离。如果将美元实际汇率和均衡汇率放在一个表里，就会发现前者长期处于后者下方，也就是说美元币值存在长期低估的现象。

　　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广场协议的矫枉过正，1985年G5会议同意美元贬值现在看来就是一场愚蠢的闹剧。给美元贬值添上制度因素的干柴，无疑会让美国在这条不归路上肆无忌惮地一路畅行，结果就是美元汇率变化的不可约束，美元近代史变成彻头彻尾的“贬值史”。而为这种疯狂和愚蠢埋单的是美国债权人和美元资产持有者，持有大量美元债务或美元资产就像是收益率同通胀与汇率轮番赛跑的可怕游戏，不公平的规则让所有玩家都无法成为真正的赢家。

　　当然更大的受害者还是对美元双边汇率大幅升值的外向型经济体，比如日本，过度的日元升值直接带来一个令人欲说还休的“失去十年 ”。虽然美元失调大的趋势上还是在不断缩小，但次贷风波却让美元低估问题再度凸显，这实际上意味着，相对于其他一些饱受争议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美元更应该在长期中升值以回归其实际价值。

　　应该升值并不代表美元就会升值，鉴于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和长期低估的历史惯性，失调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元将反弹或是见底。美元见底的决定因素在于“决定中长期趋势的均衡汇率”的变化，只要美元均衡汇率不出现大幅下滑，美元继续大幅贬值就将缺乏空间。也就是说美元贬值见底的根本条件是次贷风波滞后影响充分显现后美元均衡汇率的企稳及其长期恶化可能性的消除。这看上去还是比较抽象，或者说有些空洞，更加具体的见底条件分析则需要在均衡汇率决定这里进一步切入。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转移到了美元均衡汇率决定要素这里。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贸易条件对美元均衡汇率的决定力比利率和双赤字要高很多，这看上去又十分有趣。

　　是的，美联储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如“货币上帝”般决定一切。均衡汇率本身就是实际汇率，在长期看美联储对“货币面纱”的摆布并不会过多影响实际因素。而且，对于汇率而言，利差比利率更为重要，美联储既然是全球货币政策中举足轻重的领跑者，那么它对利差的短期作用必然明显大于长期影响，这实际上减弱了“利率平价”对美元汇率形成的传导。当然，我在抛出这些正统解释的同时，也不由产生了另一种猜测，美元均衡汇率中较小的利率决定悉数实际上潜在说明，相对于利率这样一种经典的市场力量，可能某些难以言状的潜在非市场力量更为强大。

　　当然，这依旧仅仅是种含蓄的猜测而已。回到正题，利率与均衡汇率的羸弱关系表明，美联储在汇率领域更像是一种引发短期波动的不确定因素，而非长期趋势的制造者，所以，将美元贬值见底寄希望于美联储实际上有失偏颇。而将希望寄托于双赤字改善同样有些不切实际，虽然市场很喜欢将双赤字与弱势美元捆绑在一起，但两者的关系也是让人欲说还休，感觉就像是手机上的贪吃蛇游戏般纠缠不清。虽然双赤字改善能够刺激美元升值，但美元升值将增加政府的相对债务负担，降低其进一步缩小财政赤字的主动性；而美元升值还将削弱净出口增长能力，给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改善形成制约。

　　真正决定美元均衡汇率走向的还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贸易条件，这意味着美元贬值见底的具体条件包括：一是次贷风波对美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冲击有限，这实际上要求次贷风波不能大幅恶化，而美国中长期消费倾向也不能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二是美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这一定程度上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美国主要进口来源地物价保持稳定，进而避免美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不利变化；三是美国技术进步的维持，这要求次贷风波对金融创新的抑制效应得到缓解。

　　是的，次贷风波依旧是决定美元命运的关键因素，而我前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次贷风波并非如现在市场想象的那般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美国经济打入“大萧条”或是“长期滞胀”的无边黑暗，所以，随着次贷风波的利空因素出尽，美元贬值将真正见底。此外，另外一点格外值得强调，美元贬值并非美国私事，研究表明，外部力量同样有着稳定美元均衡汇率的重要作用。从如此角度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未来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不仅将起到稳定物价的内部作用，还会产生帮助美元均衡汇率走强的外部效应，这更加凸显了中国通胀调控在现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温总理的提问让市场警醒：如何在玄妙莫测的风云变幻中发现主要问题，如何在短期波动中把握长期趋势是未雨绸缪的关键。因此，关注美元贬值、分析美元均衡汇率正当其时，我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和肤浅见解也许不是结果正确的尝试，但多少可能是寻找理性的努力。

　　强势美元PK弱势美元

　　人们经常会说：人生如戏。实际上，光怪陆离的经济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会毫无保留地相信所见所闻之真实，但往往却忘记了视觉和听力的范围有限；我们会有理有据地依赖常识判断之精确，但往往却忽略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背离。遗憾的是，我们的偏听偏见，我们的刻板逻辑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成全那些善于攻心者的精妙算计。所以莎士比亚会说：“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

　　强势美元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美元去标价石油，在国际商品市场和各国商家议价交换，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各类产品交易；或许我们已经潜移默化地被布什、保尔森、伯南克甚至格林斯潘的“强势美元”论调所同化，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看上去很是“强势”的“世界货币”正在悄然无声地以贬值方式虹吸着全世界的财富。

　　姑且不论美元的“含金量”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大幅下降，就在新世纪这短短七年中，美元币值也没有真正坚挺过，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2008年3月17日创下70.69的本世纪新低，较2001年7月6日创下的121.02的世纪高点贬值了40％以上。如此表里不一的强势美元是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货币骗局”？也许答案并不像某些“阴谋论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次级债风波”之后入主花旗集团的美国前财长鲁宾曾经天才地创造了一句经典货币名言：“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也许这句饱含美国民族精神的话语对美国经济，乃至美国社会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就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或是里根的“伟大的美利坚应该从事与自己相配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从鲁宾到萨莫斯，到奥尼尔，到斯诺，再到保尔森，这句名言的思想和内涵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变化。而转变的核心就在于强势美元定义的深化。

　　什么是“强势美元”？也许大多数人碰到这个本质问题都会有些茫然无措。原因很简单，强势美元并没有标准的定义，有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给出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强势美元概念本身就是动态的、相对的。

　　从历史演化来看，强势美元的内涵在结构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在价值，表现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市场汇率升贬；二是内在价值，表现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即在国际支付体系、国际清算体系、国际标价体系、国际储备体系中的硬通货形象。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跌宕起伏，强势美元的内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内在价值相对重要性的提升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到保尔森和伯南克这里，也许强势美元的外在价值即将进一步淡化。强势美元在此时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揣测为“美元市场实际汇率长期处于或高于潜在的均衡水平，相对于其他币种则没有较大程度的比值下降，美元依旧是国际市场上最值得信任、最富有吸引力的货币”。这个强调“均衡汇率”基准，强调内在价值的概念应该说是符合两位政策新巨头的背景和偏好的，他们都是务实的、理论知识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领导者，不会像一些前任那样言“强”而不知何谓“强”。

　　如此理解强势美元，美国政要不断强调强势美元的用意就能够被深入洞察了。在美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弱势日益彰显之际，不管用何种理论体系和实证方法估量均衡汇率水平，大多总是能得到逐步下跌的趋势预测。此时强势美元的外在价值就在于避免大幅贬值的出现，将均衡汇率走弱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适当减小，这对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控制，对于美国外需经济拉动力的增强都不无裨益。

　　与此同时，强势美元的外在价值在于通过重申“强势美元”论调和进行相应的缓冲性外汇市场操作，来继续维持和增强美元的主流货币地位，这对美国吸收国际资本的金融助力，对美国刺激性赤字财政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信心的维持和激励都不可或缺。毫无疑问，在经济周期发生趋势变化的宏观背景下，这种内涵结构同步变化的强势美元的确是符合美国利益。至于现下美元市场汇率“跌跌不休”的现状，可能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会演化为美元的彻底崩溃，至少我们已经看到美元在12月初的些许反弹，有理由相信，短期内美元并不会进一步滑向深渊。

　　所以，布什、伯南克和保尔森不是皮诺曹，他们没有说谎，对汇率形成中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强调，和“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利益”之间的相互融合需要我们重新深化理解强势美元的结构内涵。正如法国作家法郎士所言：“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只是空洞的声音，如果你不了解它们。”

　　“美元—华尔街”体系崩溃？

　　“如果一件事情无法永远延续，那么它必将终止。”古希腊哲人似乎一语道破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天机，傲立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美元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分崩离析那一天起，就时刻背负着“特里芬魔咒”：强币必有外需，外需必伴逆差，逆差弱化强币。能够让美元从保障全球货币供给与捍卫强币清偿力的自相矛盾中彻底解脱的出路似乎只有一个：走下货币王者的神坛。

　　直觉上判断，市场似乎有足够的理由放弃美元，毕竟如果从世纪之交起持有美元资产至今，仅仅汇率贬值就会带来超过两成的潜在损失。但事实却似乎与直觉相去甚远，资本流入和美元资产海外持有变化的数据表明，美国作为投资圣地好像并没有沦落为明日黄花。也许，现在坦言“美元—华尔街”体系已然土崩瓦解还为时过早、不切实际，但种种潜流表明，日渐式微的体系运转正在悄然敲响一个货币帝国时代的晚钟。

　　远离了真金白银这个所谓的“野蛮的遗迹”，信用货币体系充满了虚幻的色彩，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受货币愚弄的人多。”而当经济学家们依旧津津乐道于投资“美国梦”时，冰冷的数字却不断提醒人们：那个“二战”后独领国际金融市场风骚的强势美元正在慢慢老去。将视角拉远，从1871年的20多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再到2008年3月17日1032.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用黄金这个“天然等价物”描述的美元汇率历史就是一部长期贬值的历史。

　　将视角稍微拉近一点，强势美元的梦醒时分更加清晰可辨，无论是双边汇率、多边汇率、有效汇率，还是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多重画笔勾勒的汇率走势图就是一幅美元“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画卷。从多边汇率看，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2008年8月26日收于77.251点，相比 2000年1月3日的100.22点贬值了22.92％，其间最低值为2008年3月17日的70.698点，最高值为2001年7月6日的121.02 点，波峰波谷间最大贬值幅度为41.52％。

　　从双边汇率看，美元兑欧元2008年8月26日收于1.4653（USD/EUR），相比2000年1月3日的1.0243贬值了43.05％，其间美元最大贬值幅度为94.87％；美元兑英镑2008年8月26日收于1.8436（USD/GBP），相比2000年1月3日的 1.6362点贬值了12.68％，其间美元最大贬值幅度为54.66％。从有效汇率看，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以52个国家货币通过贸易加权计算得到的美元名义有效汇率2008年7月为80.03，较2000年1月的96.29贬值了16.89％，其间最大贬值幅度为26.37％；美元实际有效汇率2008年7月为82.05，较2000年1月的95.85贬值了14.4％，其间最大贬值幅度为24.42％。

　　当然，新世纪以来的美元贬值并非毫无波澜地飞流直下，其间经历了两次中期升值和无数次短期反弹。但从整体上看，美元长期处于“跌跌不休”的下降通道，特别是2007年第三季度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元似乎走向了穷途末路，自2007年7月至2008年7月，短短一年时间里，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就分别下跌了7.64％和7.54％。

　　强势美元的渐行渐远让美国市场的魅力逐渐消退，除却显而易见的汇兑账面损失，美元走弱包含了更多让国际投资者远离华尔街的潜在信息：

　　其一，美元走弱是美国经济基本面相对恶化的货币表现，世纪更迭似乎带走了“新经济”的神奇，科技股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在最近八年里的相继破灭让经济增长邂逅瓶颈；2000年至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0.8％至3.7％间黯然徘徊，平均仅为2.49％，与上世纪最后三年平均的 4.4％相形见绌，日趋微薄的“增长红利”给了长期价值投资者远离美国的潜在理由；其二，美元走弱是美国市场潜在风险不断放大的长期反应，愈演愈烈的透支消费、悄然抬头的保护主义、捉襟见肘的赤字财政、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构成了美国经济“透支式”增长模式的种种标签，日积月累的市场风险给了套期保值者远离美国的潜在借口；其三，美元走弱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硬币的另一面”，新世纪以来油价最高翻了近6倍，金价最高翻了近4倍，不容小视的“投机机遇”也给了短期资本所有者远离美国的潜在激励。

　　那么，美国被抛弃了吗？感觉上是，乍一看，似乎不是，深入考量，是又不是。何出此言呢？

　　“美元—华尔街”体系是一个如此精妙、复杂的设计，以至于很难获得有效数据来考量体系运转的顺畅程度。从美国财政部、国际清算银行的年度报告、联合国的世界投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定报告、彭博专有研究等各种来源的相关数据中，市场能够获得全球资本流动与资产币种配置的些许潜在信息，只不过，解读信息、进而判断真实趋势的过程中充满了陷阱，稍不留意可能就迷失于数据表面而产生了有失偏颇的误读。

　　鸟瞰数据，美国似乎还是那个充满梦想和机遇的投资天堂，弱势美元导致国际资本撤离美国的论断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拍脑袋的奇思异想。 2000年3月，海外持有者持有了总计10850亿美元的美国中长期国债，而到了2008年8月，这一数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节节攀升至了26465亿美元，增幅高达143.92％。而根据IMF结合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银行存贷和储备变化的最新测算，美国2006年的广义国际资本流入为18596亿美元，较2000年的10469亿美元增长了77.63％，2007年美国依旧是全球资本流动最大的流入国。

　　是否可以就此认为“美元—华尔街”体系依旧运转良好，而国际投资的“美国梦”也从没有真正化为一池萍碎呢？妄下结论可能会有管中窥豹之嫌。鸟瞰数据之余，市场似乎忘了，孩子是会长大的。虽然投资于美国市场的国际资本还在增长，但国际资本总量却并非一成不变，在共同基金等老牌资本和亚洲各国央行、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及石油美元投资者这四类资本新贵的共同推动下，流动中的国际资本总量一路飙升。而判断美国市场相对吸引力的大小，正是要比较美国资本流入量增长与国际资本总量增长的相对高低，实际上，结合更多更广的宏观数据，美元资产的“相对减持”趋势已经初见端倪。

　　将美国国债的全球海外持有量与同期的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相除，可以笼统地看到，美国国债的相对吸引力潜在下降。2008年6月，这一比例为38.78％，较2000年2月的53.3％下降了14.52个百分点。大多数经济体都流露出“鸡肋心理”，一方面不忍舍弃，继续绝对增持，另一方面又意兴阑珊，选择相对减持，以美国国债最大外部持有者日本为例，2008年6月其绝对持有量为5838亿美元，较2000年3月的3076亿美元绝对增长了89.79％，但与其外汇储备相比，相对比例则从2000年4月的99.47％下降至2008年6月的59.97％。

　　从IMF的数据看，流向美国的广义资本与流向美国、日本、加拿大、欧元区、英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全部广义资本的相对比例在新世纪里也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2000年和2001年，这一数值为31.83％和34.29％，而2005年和2006年就已经降至22.6％和 28.41％，表明投资区域多样化已经暗潮涌动。

　　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略显狭义的金融资本净流动数据来看，美国市场吸引力近两年的明显下降甚至反映了在部分绝对数值之中。2000 年至2008年（其中2008年是半年数据），美国的金融资本净流入分别为3720亿、4313亿、7570亿、7175亿、9789亿、6650亿、 10618亿、6204亿和1551亿美元。在经历了前6年的整体上升之后，自2007年起，美国净资本流入已经大幅下滑，以半年数据估计，美国2008 年全年的净资本流入甚至可能低于2000年的最低水平。在2000年1月至2008年6月的102个月里，有13个月美国经历了金融资本的净流出，其中有 6次出现在2005年之后，而净资本流出数额最大的4个月份有3次出现在2006年之后。

　　在不同数据的混合处理之后，美国市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特性悄然显现。美元贬值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宝盒，让“美元—华尔街”体系日渐式微，那么，未来会怎样？

　　既然日渐式微，那么这个无法永久顺畅运转的体系注定会坍塌。从美国贸易逆差与净金融资本流入的比例来看，美元贬值、美国失色的循环注定会让游戏难以为继，这一可以理解为“逆差金融覆盖率”之类的比例2008年6月的最新数值为89.97％。2000年1月至2008年6月这102个月的平均值为122.3％，其中前60个月的平均值为140％，后42个月的平均值为97.01％，相对于美国贸易逆差，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的渐进发展已经让美国净资本流入日显不足，这势必将为“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分崩离析写下注脚。

　　虽然该来的总是会来，但并不一定会以市场普遍想象的方式、在市场普遍预估的时间如约而至。次贷危机被很多人看作“美元—华尔街” 体系终结的可能导火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后的大幅贬值之后，美元自2008年7月起出人意料地强劲反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收复了半年失地。美元前期的大幅贬值可以归因于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致命一击，而最近一个多月的反弹则可以看作美国衰退“全球化”的产物。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当市场混乱、增长瓶颈和金融压力从美国扩散到全球之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现有的唯一核心反而会成为市场短暂的信心寄托。全球资产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突破需要的是一个稳健的世界经济背景，只有在全球经济更加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时候，对美国市场和美元的习惯性、战略性依靠才会有效削弱，“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崩溃才不至于成为世界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而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也才能在积极向上、潜力无穷的市场环境里觅得涅槃重生的动力。

　　危机只是旧体制崩溃的因，而唯有繁荣才能结出新体制重建的果。“美元—华尔街”体系已然日渐式微，就用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等待和希望。

　　加息周期还是减息周期？

　　随着全球通胀逐步取代次贷危机，成为时下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风生水起之中，各国央行的一举一动都将牵动着市场的每一根神经。但是随着2008年9月份次贷危机再度升级，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消失三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升级，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增长风险大大超过此前决策者的预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态度更加接近于减息，不少人士预计美联储可能将银行利率下调0.25厘。

　　如此一来，目前世界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来临，美元的流动性持续注入，美元贬值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通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而另一方面世界经济面临整体衰退的威胁，各国基准利率需要下降以保证宽松货币环境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现在看来，全球货币政策转向最终确定的标志，将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是否会选择加息或者减息，现在的形势决定了伯南克和特里谢都难以作出绝对正确的选择，是减是加，最终完全取决于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程度与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是否会开启新一轮的暴涨周期，这两者的危害程度何者更大。

　　但在我看来，目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大幅度反弹的风险，远大于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实际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这两大央行的加息时序，不仅将决定全球通胀控制的最终效果，还将对美元汇率走向、通胀成本分担、国际资本流动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谁将快人一步，成为新一轮升息周期的领跑者，这次“反通胀斗士”的王冠又将花落谁家？

　　的确，通胀问题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央行大佬心头的一块“心病”。一方面次贷危机的“余波未了”，经济增长疲软，依然面临衰退的风险；同时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的基础上，物价指数持续上扬。一着不慎，全球极有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淖。目前在货币政策上的博弈就成为各国央行行长不得不面对的无奈选择。

　　伯南克自2007年至今选择多次降息和美元贬值，以本国和世界通胀上升为代价，来避免经济衰退和换取经济复苏。在美元环境持续放松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只好按“息”不动，以兼顾按捺不住的通胀压力和衰退的风险，欧元的被动升值已影响到出口和经济增长，以意大利为首的不少欧盟国家更是扬言要放弃欧元，回归本币。看来，欧美央行都面临着不小的麻烦，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着实让特里谢和伯南克“费思量”。面对全球通胀，各国央行都不愿单方面率先采取升息这样的紧缩货币政策，各国担心这样的单独行动，不仅不能抑制通胀，反而可能会牺牲本国的经济增长，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替罪羊”。

　　我们知道，本轮全球通胀高峰的来临，很大程度上始自2001年的美元货币环境宽松，造成全球的流动性极度泛滥，2004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的17次加息并没能遏制住过剩的流动性。

　　更为糟糕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以美联储为首的央行通过降息、注入流动性，加拿大、英国等跟随美国降息，导致本就已经泛滥的流动性更为过剩；同时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消费升级、人口增加、能源短缺和农产品价格高涨等因素，全球的通胀终于在今年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出现“脱缰奔跑”的走势，各国央行一旦出现大的决策失误，全球通胀继续恶化绝非危言耸听。

　　一般来说，在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谁对通胀的敏感性更高，谁就将首先祭起加息的大旗，实施更强硬的货币政策。历史经验表明，与美联储相比，欧洲央行具有更强的通胀敏感性，毕竟维持物价稳定是欧洲央行货币调控的唯一目标，也是欧洲央行这十年独立货币政策最为真实的写真。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往往具有多重性，在稳定物价水平和保证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所谓的“相机抉择”，难以割舍。

　　值得称道的是，在次贷风暴恶化，美联储多次紧急降息以维系经济增长的情势下，欧洲央行出于遏制通货膨胀的考虑没有降息。而加拿大、英国等则跟随美国降息，通胀水平应声抬高，扮演了不负责任的角色。

　　我们注意到，2008年6月1日，在欧洲央行成立十周年之际，特里谢再次重申稳定物价是核心目标；6月5日，特里谢在政策会议后发表言论更是直言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央行极有可能成为本轮反通胀的第一炮手，在其带领下，2006年夏季的全球央行加息的“一致行动”，或将在今年再次重演。

　　在日本央行公布的2008年5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承认了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已经升高，日本央行将密切关注国内物价及整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的确，由于能源及原材料价格、日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飙升以及企业重新定价带来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并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2007年2月，日本央行结束零利率至今，始终维持着0.5%的利率不变。在今年4月份，“难产”的央行行长白川方明上任后，鉴于对全球通货膨胀和日本经济走软的双重担忧，白川方明一直维持中性的立场，打消了接任风波中市场关于日本将加息或减息的诸多猜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加息浪潮中，可以肯定的是白川方明不会成为冲锋者，顶多是个“跟风”的角色。

　　从现在日本的经济形势来看，一方面，前不久大家期待的日本经济迎来复苏，目前可能将再次转向面临低迷衰退的边缘。日本政府公布的6月经济增长评估报告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放慢、能源成本飙升，这两个因素将进一步抑制业已陷入停滞的经济增长。

　　基于这个，日本政府调低了经济评估，这也是日本三个月内首次下调经济预期。相比于政府5月的报告，日本经济看起来正陷入停滞的状态。

　　而另一方面，日本最近几个月的物价指标都在1%左右徘徊，通货紧缩是否结束依然难以确认，低利率水平更是没有下降的余地。虽然日本央行已经开始警惕全球通胀的威胁，但是加息又缺少很明显的通胀指标的支持。所以，面临着日本经济的停滞和通胀的飙升都将随时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位“书生气 ”十足的央行行长来说，所面临的挑战其实超过了伯南克和特里谢。毕竟，对于欧美各国来说，宏观经济的走势更为明朗。

　　2008年6月中旬，汶川大地震后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相继公布。2008年5月份的PPI同比上涨8.2%，增速比4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创出42个月以来的新高，5月份CPI同比上涨7.7%，增速比4月份稍有回落。一时间，通胀高峰是否已过就成为各方争论的核心。我们姑且不论通胀是否会逐月回落，单单从央行最近的行动就可窥见其对通胀的态度。在数据公布前几日，中国央行打破常规，再次提高1个点的存款准备金，以显示其遏制通胀的决心。

　　这次的“不寻常”之举，再次证明在2007年10次提高准备金和6次加息的基础上，央行的反通胀斗志至今丝毫未减。在2008年前4个月外汇储备超过前几年全年水平的前提下，对其中隐藏的巨额热钱抱以多高的警惕性都不为过。

　　因此，一旦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全球通胀持续恶化，中国央行届时也会毫不吝啬地挥舞起升息之棒，和全球各国央行一道将通胀扼杀在个位数的“襁褓”。

　　发展中国家利益更攸关

　　美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来自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如果说30年前世界经济的复苏是来自于美国的发展，那么最近8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包括欧洲、日本和大中华区，依然是来自于美国2001年之后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看起来有很多的经济“火车头”，但最终还是跟美国这个大“ 火车头”的方向有关，短期内美元本位制被替代的难度相当大。

　　近2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对本币汇率实行管制，将汇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尽享“人口红利 ”的美妙；发达国家则输出资本和技术、提供市场，双方各取所需，实现双赢。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对货币危机不再心有余悸，发达国家享受到了廉价的商品，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

　　由于大量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所以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更大。如今全球通胀的现实，使发展中国家突然间显得如此脆弱，通胀一旦失控，那么多年来在治理贫困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手里剩下的不过是不断贬值的纸币。鉴于此，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应对可能将出现的财富被侵蚀的危机，及时和积极参与推动这场货币制度变革方才是上策。

　　其实，所有的证券化产品，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债务货币，甚至可以将这些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引以为豪的金融产品称之为“白条产品”。通过回顾股票的起源，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债务货币的要义和本来面目。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两百年间是“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对外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财富，1602年，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诞生，也就是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出现以后，很快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利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伴随着股份公司的诞生和发展，以股票形式集资入股的方式也得到发展，并且产生了买卖交易转让股票的需求。这样，就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出现和形成，并促使股票市场完善和发展。

　　欧洲各国为了对外侵略，抢占殖民地，长年累月的战争，欧洲各国政府国库亏空，民穷财尽，所以最终不得不发行战争债券，这也就是世界上债券的萌芽。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必须得归还本金。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也就只有“打白条”。英文中的stock有存量之意，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就用stock来解决。也就是说，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但怎么还呢？当时的欧洲政府官员开启了人类最大的金融创造，于是就将“白条”市场化，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的stock market（白条市场）也就从此诞生。

　　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金融资产与实体性资产的联系日趋松弛，并在形式上具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尽管金融性资产最终不可能摆脱实体性资产的束缚。但是任一时点的货币存量，本质上都是相应数量未结清的社会债务额的体现。

　　虽然债务货币远比传统的非债务货币给全球通胀带来的麻烦还要巨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工程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之际，任何企图扼杀这些现代金融工具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落后的。与其对以美元为源头的债务货币牢骚漫天飞舞，不如竭尽所能为债务货币的风险控制殚精竭虑，寻找到规避所有债务货币可能招致的金融风险，就像我们并不能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而视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券为洪水猛兽，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究至这些本应该得到中性评价的金融产品。

　　美元“跌跌不休”折断世界经济翅膀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是一只风筝，那么美元就是牵引这只风筝飞扬的那根线。互联网泡沫和“9·11”事件之前，强势美元一直带领着世界经济在宽广的轨道上健康地运行。然而美元在长达60年的坚挺之后也感觉到了“疲倦”，想乘机歇歇了。2008年8月前，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已经到了70～75的低位，比2001年7月创下的121.02的世纪高点已经贬值了近40％，而且在次级债风波冲击以及美国“双赤字”依旧的背景下，美元的“跌跌不休”依然看不到见底的迹象。若是牵引世界经济“风筝”高飞的美元之线“断”了，世界经济的风筝还能继续高飞吗？美元的“跌跌不休”何时是尽头？

　　石油演义：油价的迷局

　　石油是可耗竭性资源，其石油生产受到政府控制，对于主要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是国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支柱。因此，由于短期石油需求缺乏弹性，国际石油市场可能存在稳定的高油价均衡和低油价均衡。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石油”一词，最早是公元977年由李昉﹑扈蒙﹑李穆等奉宋太宗之命编纂的《太平广记》提出的，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1095年）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将其正式命名为“石油”。

　　《梦溪笔谈》中有这么一段：

　　鄜、延境内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帷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之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

　　根据这种油“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而命名的。在“石油”一词出现之前，国外称石油为“魔鬼的汗珠”、“发光的水”等，中国称“石脂水”、“猛火油”、“石漆”等。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与石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石油除了主要用来当作各种机器运行的燃料，在药品生产、化工、纺织等很多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用途。一旦石油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全球物价自然难逃大幅上涨的命运。

　　石油之战

　　在1000多年前就被沈括预言“必大用于世”的石油，直到1870年，唯一的用途仍只是照明。这一年，有铁无煤的法国输给了有煤无铁的德国，并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

　　1913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石油找到了用武之地——交通。但除了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以外，没有人想到石油能在次年爆发的“一战”中有如此大的用武之地。

　　先发制人的德国人坐着烧煤的火车，推进到了距巴黎仅四十英里的马恩河，措手不及的法国部队却由于铁路瘫痪，还呆在巴黎近郊。法军征用了3000多辆烧油的出租车，满载士兵冲向前线的关键点，结束了德国的攻势。马恩河之战使战争由德国战略进攻进入到相持阶段。

　　两年后的凡尔登战役，法国又如法炮制，组织了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汽车运输。功亏一篑的德国人很长时间没弄明白，只有一条铁路的凡尔登怎么会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援军？但他们当时就知道，战争已经由相持阶段进入到了德国的战略防御阶段了。紧接着的德黑兰海战中，在战前按照丘吉尔的建议转用石油做燃料的英国舰队，挫败了烧煤的德国舰队，也挫败了德国最后的希望。

　　战胜的法国拿回了自己的铁矿，但他们割占德国鲁尔煤矿的企图，却被既有煤又有铁的英国人阻止了。保留了煤炭资源的德国很快就在“ 二战”初期打败了英法联军，这使得他们再次迎来老对手丘吉尔。丘吉尔最伟大的胜利是阿拉曼战役，阿拉曼背后就是苏伊士运河，是英国人通往中东油田的通道，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英国人肯定无法赢，如果德国跨过苏伊士运河占领了中东，德国肯定能赢。

　　“二战”最伟大的胜利则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如果能够打下斯大林格勒，面对被切断外高加索石油供应的苏联，德国肯定不会输。但德国人输了，因为在此之前，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就没有足够的油了。俄国的石油是它遭到德国入侵的重要原因，但美国不给日本石油则几乎是它遭到后者袭击的唯一原因。联合舰队往返珍珠港所耗费的汽油，相当于日本海军平时一年的用油量。因为受到美国石油禁运而只剩最后三个月石油储备的日本，把偷袭珍珠港作为了名符其实的孤注一掷。

　　日本赢了这一注，却输掉了最后的赌局。他们在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同时，只需多耗费一枚炸弹，就能毁掉瓦胡岛上几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全部燃料储备的450万桶石油。美国人认为，那样将使得战争晚两年结束。于是“大和舰”也就只能提前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自己为“大和舰”选定了末日，因为当它出发前往冲绳岛战场时，日本海军竭尽全力，也只为这个巨无霸搜集到了单程航行的燃料。

　　战后分别拥有全球最大石油产量和储量的美国和前苏联，成为了新的对手。分裂的德国和正在寻求统一的中国，分别成为“冷战”和“热战”的主战场。按照俄国人的回忆，1948年6月，斯大林突然动用了40个师的兵力，封锁了西柏林和东西德边境。当西方国家几乎动用所有的机动航空运输能力和燃油，用于向西柏林的250万居民空投补给时，面对着制空能力锐减的对手，当我国百万大军胜利渡江后，斯大林也在西面默契地解除了柏林之围。

　　用“血与油”凝结成的友谊并不牢固。1959年，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国依赖进口石油的历史结束了，中苏论战却开始了。40年后，苏东阵营中唯一不依赖苏联石油的富油国，也是唯一与中苏两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罗马尼亚，成为中苏破镜重圆的“青鸟”，并也成为唯一一个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东欧国家。

　　更能大长产油国志气的，则是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联合提价，并对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售和限售，结果西方列强大伤元气。直到七年后，军事实力最强的中东国家伊朗和伊拉克爆发战争，美国大收渔利后，才恢复元气，并再次掌握了对石油资源的战略攻势。萨达姆向美国大使请示：能不能打科威特？老布什说：我支持你，好好干。结果萨达姆确实干得不错，但美国干得更棒——出兵把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却在边境线上止步不前——留下了萨达姆，美军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继续呆在海湾地区。

　　美元和美军将该地区渗透完毕后，小布什立刻就找了个理由直捣巴格达，美元跟着美军蜂拥而入，控制了美国媒体宣称的这个世界上“第二大储油国”。

　　仍然“油”物可居，但仍名花无主的大国，只剩下了一个伊朗。而随着山姆大叔在伊朗的天上播撒战云，美国媒体也心领神会地把第二储油大国的帽子戴到了它头上。

　　“二战”结束之后，石油之战的焦点，开始由赤裸裸的资源战争转为油价之争。

　　历史上几次油价高增长，都和大国崛起有关系。比如1861～1879年是美国的崛起，引导了油价的高增长。1973～1985年，日本和德国战后经济崛起，石油需求上升。2003～200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崛起。

　　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先生指出，“冷战”时期以来的几次战略性的油价上涨和下跌周期，与超级大国抑制其他大国和新兴力量崛起，同样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73年10月，由于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引起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石油危机。但根据从巴黎一个旧书商那里搞到的一份1973年5月举行的西方顶级政治家和石油、金融巨头的会议记录，恩道尔发现，阿拉伯国家的这些行为，完全是由美国预知、纵容甚至推动的。

　　尽管从后果看，美国经济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作为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主要的经济乃至政治对手，欧洲和日本受到的打击更大。这次石油危机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使得欧洲国家大多数领导人在此后的两年内纷纷下台，欧洲经济增长再次落后于美国。

　　这次油价暴涨，使得石油出口国收入大增，但大部分流入了美英控制的金融机构，然后又被借给发展中国家。而后者正是这场石油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并因此被迫大量举债，许多国家再次陷入经济殖民化，一度让美英不快的不结盟运动也因此式微。

　　刚刚斩杀了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油价立刻又表现出了政治双刃剑的另一面：1986年，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完全同步开始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价格牛市，在后来一起导致了美国最大的外部地缘政治对手苏联的瓦解。

　　而现在备受世界关注的，是伊朗核危机是否会引发新的石油战争。或许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石油的价格和它的政治属性，都将继续保持在高位。

　　石油危机引爆通胀

　　石油危机是指经济危机在世界石油领域的一种表现。所谓经济危机是指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衡或产生剧烈震荡，为世界经济或各国经济受到石油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危机。1960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主要成员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等国，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成为世界上控制石油价格的关键组织。迄今被公认的三次石油危机，分别发生在1973年、1979年和1990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石油输出的主要力量为阿拉伯国家，他们因不满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而采取石油禁运。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石油价格暴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那次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4.7%，使欧洲的增长下降了2.5%，日本则下降了7%。

　　经过这次石油危机，西方各国普遍强烈感到了石油对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普遍感受到了过去那种把一国的石油生产、供应、提炼和销售等活动主要听凭少数一体化的大跨国石油公司主宰的做法已经不能再适应新的形势了。这些公司，即使是在本国注册甚至本国政府在其中拥有大量股份的公司，但由于他们在世界各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在关键时刻往往也并不是能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因此，西方各国普遍大幅度地修改了各自的石油政策，大大加强了对本国的石油资源、生产、供应、销售和市场的控制，加强对外国石油公司的管理和限制。这期间，日本、韩国、加拿大、英国、丹麦、挪威、马来西亚、苏联等国纷纷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到二十世纪末先后诞生了100多个国家石油公司。

　　1978年底，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剧烈变化，伊朗亲美的温和派国王巴列维下台。此时又爆发了两伊战争，全球石油产量受到影响，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随着产量的剧减，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4美元。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此次危机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通过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资本主义不公正的石油体系逐渐打破，欧佩克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但过高的油价一方面引起了石油需求量的下降、价格的上涨，有助于促进能源节约和新能源的开发。人们普遍认识到发展新能源的作用，各个国家努力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和开展节能措施，并开始逐步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另一方面促使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供应量的增加。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各西方发达国家和石油公司大力开展了在非欧佩克地区的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活动。

　　1969年在北海发现了埃克菲斯克大油田，1970年发现了福帝斯特油田。到1980年1月，挪威和英国的北海油田储量已被分别确定为57.5亿桶和154亿桶，英国成为主要产油国之一。整个西欧的石油储量几乎与美国相等。北海的石油产量达到200万桶/天，英国和挪威成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从1976年到1979年，墨西哥的探明石油储量增加了6倍，到1980年墨西哥的石油储量已达到300多亿桶，1979年墨西哥的平均日产水平已达150万桶。美国在阿拉斯加也发现了储量近100亿桶的大油田。从1979年到1985年间，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产量逐渐超过了欧佩克。第三次石油危机，当时爆发了海湾战争。专家形容海湾战争更是一场石油战争。当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手中，那么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都将蒙受灾难。对美国而言，海湾石油是其“国家利益”。当时油价一路飞涨，3个月的时间石油从每桶14美元，到突破40美元。不过，这次高油价持续时间并不长，与前两次危机相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

　　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也被专家形容为一场石油战争。当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手中，那么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都将遭受灾难。对美国而言，海湾石油是其“国家利益”。1990年8月初伊拉克攻占科威特之后，遭受国际经济制裁，使得伊拉克的原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因而急升至42美元/桶的高点。

　　美国经济在1990年第三季度加速陷入衰退，拖累全球GDP增长率在1991年跌破2%。在这次石油危机中，仅三个月的时间，石油从每桶14美元上涨到40美元。不过，由于国际能源机构启动了应急计划，每天将250万桶的储备原油投放市场，使原油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暴跌10多美元。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国家也迅速增加产量，很快稳定了世界石油价格。这次高油价持续时间不长，与前两次危机相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

　　暴涨暴跌的油价

　　1983年～2003年，国际原油价格一直稳定在30美元/桶的水平，然而，2003年以来，国际油价不断创新高。

　　2004年9月，受伊拉克战争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突破40美元/桶，之后继续上涨，并首次突破50美元。

　　2005年6月，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60美元/桶，并加速前行。2005年8月，墨西哥遭遇“卡特里那”飓风，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70美元/桶。尤其是近两年来，国际油价更是有恃无恐地向上飞涨。

　　2007年9月12日，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80美元/桶，随后，继续加速上涨。

　　2007年10月18日，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90美元/桶，并在年底直逼100美元/桶。

　　2008年，国际油价以更快的速度向上飙涨，并连续突破每桶100美元、110美元、120美元、130美元、140美元整数大关。

　　2008年7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早间电子盘交易中达到每桶145.85美元的历史新高，收盘创下每桶147.1美元的最高收盘纪录。

　　而就在人们期望油价继续上冲150美元、200美元之际，油价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在世界经济预期不明朗和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双重压力之下，曾经疯狂蹿升的国际原油价格终于失去了支撑理由，于2008年9月15日跌破每桶100美元的整数关口。2008年9月16日，国际油价再次大幅下挫，纽约市场油价盘中一度逼近每桶90美元，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交易价和收盘价则双双跌破90美元。2008年9月17日，国际油价强劲反弹。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1美元，收于每桶97.16美元。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11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62美元，收于每桶94.84美元。

　　随着雷曼事件的发生，投资者对美国政府的天额金融救援计划将导致美元更加大幅度贬值，大量资金涌进商品期货市场，国际油价在2008年9月 22日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大单日涨幅。当天上午纽约市场高开后，油价一直在每桶107美元到109美元之间运行。中午之后，油价开始疯涨，盘中最高曾经一度到每桶130美元。到收盘时，油价有所回落，收于每桶120.92美元，与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16.37美元，创出自1984年原油期货市场建立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的确，国际油价从2008年的第二天突破每桶100美元，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击穿了145美元大关，现如今还在不断地创造每一个新的纪录，不论是暴涨还是暴跌，都在考验着每个经济学家、石油分析师、交易员以及广大民众对油价的每一次自以为大胆和准确的极限猜想，而且都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预测者们都在不断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石油巨头BP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朗勋爵在2006年底曾经预言，油价长期来看甚至有可能下降到每桶25美元至30美元，这一预测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2007年最失败的预言。

　　以“世界在变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能源”为主题的第19届世界石油大会7月初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尽管会议组织者认为石油大会是石油专业人士的会议，研讨的重点是石油勘探开发、炼油和石油化工、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行业管理等专题。但就在此次大会召开期间的2008年7月 3日，纽约和伦敦两地原油收盘价双双突破145美元/桶的大关，创下历史收盘新高。当天，纽约商交所8月份交货轻质原油价格收于145.29美元/桶纪录高位，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46.08美元。

　　而3年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第18届世界石油大会时，国际油价仅为60多美元/桶，3年间上涨了近80美元/桶。因此，在当前油价持续高烧的背景下，油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来自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20多位能源部长，以及4000多名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整个世界石油大会都在争吵石油的高价到底是由产油国产能不够、中印劲爆的需求、期货投机势力，还是美元贬值所致。

　　在第19届世界石油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在2008年6月22日在其西部港口城市吉达主持召开了一次有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参加的峰会，来商议和讨论如何稳定油价的问题。短短一周内产油国和消费国两次聚首商讨高油价的对策，但却无法打破僵局，国际石油价格仍然一路高歌。由此可见，各国应对油价持续高烧之路是如何的任重而道远。

　　当前，美元贬值、地缘政治、金融投机等因素成为高油价的主要助推因素。这些林林总总的政治、经济等原因，使得解读高油价时出现了 “你方歌罢我放歌”的局面。加上目前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油价的走势更加的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油价将持续维持在80美元以上的高位，30美元的石油价格或许将一去不再复返。

　　供求推高油价？

　　石油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动力。2007年，全球石油每天产量为8153万桶，而全球石油每天消费量却为8522万桶，也就是说，全球每天石油缺口为370万桶。

　　对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油价的不断上涨，现在的分析铺天盖地、莫衷一是。油价因何虚高？现在看来，国际经济组织、欧佩克、政界人士、经济学家以及市场分析师似乎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求解盲区，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金融学概念，石油的涨价机理甚至连许多大牌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真实世界里的经济现象正在考验经典经济学家的智慧。

　　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国际能源署（IEA）2008年7月1日在世界石油大会上发布的一年一度的中期石油市场报告称，尽管存在着高油价和经济减速正在拉低需求增长的因素，但是未来5年全球石油供求关系依然紧张。

　　报告预计，从现在到2013年的5年间，全球石油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1.6%，原油日需求量将由目前的8690万桶上升至9410 万桶。报告同时预测，到201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的原油供应量将由目前的每天3534万桶增加至3758万桶，较先前预测减少了125万桶；而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供应量将由目前的每天5505万桶增加至5775万桶，比此前预测减少了142万桶。全世界2007年平均日产石油8000万桶，其中石油输出国组织为3500万桶，俄罗斯为1300万桶。在油价高企的今天，几乎所有产油国的油井都开足马力拼命生产。除沙特阿拉伯外，全世界都没有多余产能来应付需求增长，而沙特的备用产能相信也不超过总产能的3%。

　　根据这些数据，目前国际原油存在着巨大的供求缺口，而这缺口必然导致油价的不断上涨。自从2000年到2008年这8年来，特别是从2004年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石油的需求增量非常高。而且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石油价格普遍比较低，导致石油生产国对开采、炼油等环节的投资力度和动力明显不足，所以现在出现这种生产的瓶颈问题，也在意料之中。

　　石油“期祸”

　　尽管经济学上的供求定律在分析油价上涨的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义正词严，但是石油生产国代表，比如欧佩克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沙基卜·哈利勒却一直认为，国际油价飞涨与石油供求毫无关系，主要是美元贬值以及市场投机炒作行为所造成的；美元的持续贬值给了国际投机热钱纷纷进入原油期货市场进行炒作的机会，从而导致油价不断攀高。其实，自从美国议会2000年12月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法案居然将OTC电子交易市场排除在监管范围之外。

　　这种看起来更像是有意为之的漏洞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的操纵行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石油市场也就开始被粗暴地扭曲了。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交易来说，尽管根据相关制度设计，其交易行为要受到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CFTC）的严格监管，以防出现价格操纵或欺诈。但是，近年来，投机商很快找到了新的空档，美国联邦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大宗的“类似于期货”合约交易活动急剧增长，这些合约都是在不受监管的OTC电子市场上交易。这种电子盘交易在常规市场交易结束后仍然连续进行交易，与常规场内市场一起组成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市场。

　　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教授更是直言油价上涨70%的因素都是金融炒作，他说道：

　　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期货市场无法控制的炒作，也就是纽约和伦敦的原油期货市场。几年前美国曾经通过一项规定，允许原油期货交易市场不受美国的监管，从那以后，油价就从60美元直线上涨到了135美元，将近140美元。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担心油价会进一步上涨，建议必须提高期货市场的保证金，以遏抑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

　　一直以来，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加上对冲基金、专门的石油基金以及养老基金等的加盟，在这轮行情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在原油期货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价上涨，高盛早在几年前就看到百元油价。

　　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发布投行报告，在基本不考虑传统意义上的定价机理的基础上，人为设定原油价格走势，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甚至“精准”地预测原油价格将在2008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时冲上150美元；另一方面大量买入原油期货合约，进而在一种陌生且全新的“原油纸货”世界中，创设一种与炼油厂或者石油用户买入原油期货合约所产生的真实需求契合的投机者购买期货合约产生的原油需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它们的意志为石油定价。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坦率地说，这一轮原油价格从2007年年初的1桶50美元上涨到145美元，很难完全套用美元贬值和高强度的投机等因素来解释。我们可以用黄金期货来做一个衡量轴，黄金一直被认为是货币崩溃时的最好替代品，可以作为资金“逃离”美元形态的风向标，但是很显然，黄金的涨幅远远低于原油，这使得“逃离美元”并非是原油上涨的最基本的动力。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石油期货的确成为了石油“期祸”。

　　油价“魔宫”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强调以油价大幅度攀升而导致的全球通胀，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右全球金融投资市场最为关键的因素。于是随着2008年7月15日到9月份的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暴跌，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从147美元/桶的历史高位滑落至90美元/桶附近，跌幅达到近40%。

　　那么，现在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147美元/桶的国际原油价格是否将成为油价的历史性顶部。甚至有分析人士断言，随着中国奥运会的召开，中国最终将通过大幅提高成品油价格遏制需求，国际原油价格在2009年将跌破70美元/桶。如果此预言成为现实，油价出现中期顶部也就成为现实。

　　其实，自从石油价格突破80美元/桶以后，预测油价走势注定就成为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石油价格是由供应、需求、地缘政治和资金流动性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供应和需求的变化，可以通过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得出趋势性的预测结论。全球的流动性资金走向，尽管变化快、动荡大，不可控性甚高，但依然可以通过对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把握来追踪国家资本的踪迹。但是地缘政治因素，不仅不确定性很大，经济分析、产业研究无用武之地，而且情报和数据的收集极为困难。

　　在我看来，80美元/桶以后的石油市场走势，似乎受流动性过剩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远大过供求等基本因素的作用。因此，预测油价的走势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目前石油市场还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且非常复杂，不可能就一次性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来很可能出现反复，这是原油市场上最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美国的大选，届时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对于油价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

　　石油盛宴何时结束？

　　的确，鉴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需求增长和持续的供应紧张，从中期来看，市场仍将吃紧。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师甚至认为，没必要对现在的油价“神经过敏”，因为与未来200美元、300美元的油价相比，现在油价仅仅是个地板价。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国际能源机构的判断忽视了国际石油市场正在重新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即伊拉克石油生产的恢复。在他们看来，由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引发的这轮原油大牛市正在接近尾声，泡沫正在积聚，危机正在积累。

　　公开资料显示，伊拉克目前已探明原油储量为1150亿桶，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8.89%，居世界第4位。但是，由于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战争和国内政治原因，伊拉克目前的石油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第15位，且生产波动很大。不过，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伊拉克的政治局势正在逐步趋于稳定，经济和石油生产也正在慢慢恢复。2007年3月，伊拉克通过《石油法草案》，鼓励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油气资源。

　　是的，在不断刷新高的油价面前，能作出类似看空油价的判断着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市场上涨时大家都习惯看多，而市场下跌时习惯看空”。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维什尼（Robert Vishny）曾经进行过一次著名的研究，结论是：当市场出现定价不当的情况时，他们往往是将赌注押在这种不当还将继续持续甚至扩张上，而不是赌不当局面将会改变。

　　看来，现在每一个赌油价继续上扬的“赌徒”们都成为了教授实验中人。凯恩斯曾经说过：

　　市场保持非理性状态的时间往往可能会超过你的偿付能力能够坚持的时间。

　　如果你甚至还想对凯恩斯的智慧发起挑战，不妨回忆一下长期资产管理公司（LTCM）的例子。这家公司在1998年破产了，但是假如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投资持有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其实完全可以获利。我也相信，尽管在泡沫破裂之前，不排除油价有继续疯狂的可能。但如果油价在未来达到200 美元甚至真的疯狂飙升到300美元，那这场石油盛宴就彻底结束了。

　　油价高涨：中国如何应对？

　　持续攀高的原油价格，使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亚洲国家的燃油补贴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纷纷采取调高油价、限制油品销售、打击油品走私等手段来缓解日益吃紧的财政压力。屡创新高的国际油价，也将中国的石油价格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但在内部通胀压力加大和外部贸易环境趋于恶化的情势下，尤其是在四川大地震和南方水灾之后，油价完全与国际接轨是否可行？

　　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之间是“有限接轨”，即原油价格已与国际油价接轨，基本保持一致。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但变动又滞后一到两个月。这种价格形成机制始自1998年。1998年，中国价格改革由完全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当时选择新加坡的市场作为国内石油定价的基础。当年，国务院决定以月度为基础将国内原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挂钩。

　　2000年，中国通过连续7次调整油价，彻底改变了石油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的状况，开始与国际市场油价基本同步。按照国家的规定，国产原油基准价格由国家发改委根据上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的离岸价格加上关税确定，贴水或升水由购销双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外油种的质量差价及市场供求等情况协商确定，这就是国内原油定价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个月的原因。2001年底，中国选择了纽约、鹿特丹和新加坡三大最主要的石油市场作为参照基础。

　　但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则由国家发改委调控，只有当新加坡、纽约和鹿特丹三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超过8%时，国家发改委才有可能重新考虑确定国内成品油的零售基准价。石油企业则根据发改委确定的基准价，以8%的上下波动幅度来决定最终零售价。

　　在实际运行中，中国国内油价的调整不仅严重滞后于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且政府出于经济与社会等目标的考虑，往往将国内成品油价格确定在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之下。

　　因此，尽管现在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飙升，但国内成品油基准价在2008年6月20日提高成品油价格之前，仍是发改委2007年11月确定的，并没有跟随国际市场的油价走势。所以，油价放开或接轨在相当意义上意味着油价的大幅度提高。

　　中国并不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且已经成为原油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每年约3.5亿吨的石油需求中，有一半左右需要靠进口解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石油价格要看国际油价的脸色。但是，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6月20日前，中国成品油价格只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

　　用那么高的价格买来原油，却用那么低的价格卖出炼好的成品油，这就叫“油价倒挂”。之所以要这样，政府用心良苦，要保GDP，要保CPI，要保国内的和谐安定。

　　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国际油价从93美元/桶飙升至150美元/桶左右。中国2008年前5个月的原油进口均价为 689.9美元/吨，同比上涨了64.1%。即使在这种压力下，中国政府在2008年6月份依然仅小幅度提高油价，仍然采取财政补贴的措施补贴炼油企业的亏损。于是，受补贴的中国油价就像是全然不受国际油价暴涨影响的一座“孤岛”。

　　结果是，国内一方面高调节能减排，一方面能源消耗却继续居高不下。连美国人都舍不得开了的大排量车，在中国销路竟直线上升。这倒也罢了，反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有识之士终于发现，这种“油价倒挂”给了国际投机资本以机会，使得境外飞机、轮船和中国香港汽车到内地加油的比比皆是。

　　更夸张的是，连中东产油大国的油轮在运送原油到中国后，也一定要加满燃油再往回开。中国抑制油价，投机资金就推高国际油价，客观上形成中国纳税人的钱，以政府补贴的形式通过进口油价“补贴”了全球的局面。而国际上一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由于中国政府不肯取消油价补贴，人为地把油价压在低位，扭曲了能源的实际价格，实际上是在鼓励过度使用能源，这才造成了国际能源紧张和环保压力的增大。

　　为应对粮食价格高涨及对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及政府高层官员在罗马世界粮农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尽管食品价格暴涨了近一倍，会期多了一天，与会人数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届罗马世界粮食峰会的餐饮支出，却比6年前的那一届降低了一倍半。

　　粮食政治：粮价高涨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亨利·基辛格

　　为应对粮食价格高涨及对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及政府高层官员在罗马世界粮农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尽管食品价格暴涨了近一倍，会期多了一天，与会人数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届罗马世界粮食峰会的餐饮支出，却比6年前的那一届降低了一倍半。

　　2002年在罗马召开的粮食峰会，与会者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2015年前将世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他们在餐桌上享受到了组织者提供的鹅肝、龙虾和各种名牌酒，却因此被媒体指责“伪善”，与“大吃大喝”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

　　本次峰会的主题，升级到了更为深刻的全球粮食危机问题，伙食标准却“降级”为馅饼、意大利面、牛肉丸以及十几美元一瓶的葡萄酒。组织者显然希望表现出更真实的善意与道德感。但粮食危机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

　　教皇本笃十六世在给本次峰会的信中说：

　　在一个资源充足的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不可接受的。

　　他并且指出：

　　地球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地球上的人们，数以百万计的人晚上却要饿着肚子睡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打一场败仗。

　　作为西方世界的最高道德伦理规范的代表，教皇的发言等于在承认人类伦理与道德打了败仗。因为，保障全人类基本生存权这一普世伦理道德诉求，遭遇到了政治。更重要的是，它遭遇到的是大国政治。

　　粮食政治：“阴谋论”？

　　小国间出现争端，国际组织出面调解，争端消失了；大国与小国争端，国际组织调解，小国消失了；大国间出现争端，结果是国际组织消失了。这是西方评论家们经常用来嘲笑国际组织的谚语。

　　在罗马峰会上，国际组织再次表现出了这种“政不出宫门”的无奈。这种无奈，尤其体现在峰会宣言中关于生物燃料的表述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制造生物燃料，只是呼吁继续有关研究。如此暧昧模糊的语气，与两大阵营在这一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对比。

　　粮食进口国家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普遍认为，部分国家的生物燃料政策，是粮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反方却是三个大国：美国、欧盟和巴西。

　　按照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计算结果，国际食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中，3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40%与生物能源有关，20%来自投机资金，10%来自贸易壁垒。生物能源因素对于粮价上涨，可谓是居“功”至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则显示，生物燃料需求扩大，造成粮价飙升15% 至30%。

　　的确，现在粮食品种的期货分析师在判断未来走势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动态，其次才是气候变化。而在此前，气候因素几乎是粮食期货价格变化的唯一战略性变量。

　　尽管具体计算结果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专家在分析国际粮价上涨因素时，都普遍将生物能源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让·齐格勒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构成了“反人类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成为一个“伦理”问题。

　　国际组织言辞激烈的抨击，并没有影响农业大国继续推动农产品“能源化”的决心。美国农业部长爱德华·谢弗在为美国生物燃料政策辩护时，称因此造成的粮价上涨不超过3%。巴西总统卢拉则更是表示：

　　乙醇生产和粮价危机无关。巴西已为有关生物燃料的辩论做好准备，我愿意为此周游全世界。

　　对于辩论的理由，卢拉说：

　　生物燃料的批评者没有提及高油价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

　　言下之意，生物能源由于可以抑制油价的下跌，反而可以起到降低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从而起到抑制粮价上升的作用。但称对方辩手健忘的卢拉总统，可能也忘了一件事：生产生物能源，本身也得消耗石油。

　　曾在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曾左韬博士提供的研究数据，为卢拉的“反方”提供了论据：收割、灌溉、运输玉米等原料，以及加上蒸发提纯乙醇，估计每生产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产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

　　以2007年12月的价格比较，乙醇的价格（2.38美元/加仑）比汽油（2.46美元/加仑）稍便宜，但同样体积乙醇的热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样的钱汽车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将近40%。根据这一计算结果，目前生物能源政策，从直接经济收益和节能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得大于失。

　　环保，是“正方”为生物能源辩护的另一个理由，其主要理由是乙醇汽油燃烧排放，要小于目前常用的汽油。但这一计算，同样“遗忘”了生物能源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实际上，生产一吨生物能源，所损害的森林和植被，以及污染排放，要一两百年才可以补上。美国政府多次宣称生物能源是为了可持续、环保，但实际上生物能源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更大，“所以美国这样做纯粹是一个借口。”

　　在这方面，甚至属于正方阵营的欧洲人都提出了反证：今年1月，欧盟提出要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但欧洲环境保护署却已经敦促欧盟放弃这一目标。

　　但既然生物能源在节能、环保和直接经济收益上均得不偿失，而且还因为助涨粮价而导致在国际上的政治“失分”，为什么部分大国仍坚持进一步发展生物能源？“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表示。

　　根据2007年12月通过的美国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乙醇燃料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有关专家计算，这需要消耗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而在2006年，美国已经投入了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相当于1.35亿人口一年的口粮——加上其他国家，目前生物能源大约消耗了全球3% 的粮食产量——这正是美国农业部长所宣称的，生物燃料推动因素“只占到粮价上涨3%”的理由。

　　这种偷换概念的托辞显然经不起推敲。实际上目前的全球粮食供求属于“紧平衡”，因此供应和需求的略微变动，都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只要美国停止生产生物能源一年，全世界的粮食缺口就能全补上了，但是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生物能源的产能。

　　当然，面对国内外舆论对高粮价的指责，美国似乎也做出了一个姿态。2008年6月3日，也就是在罗马峰会开幕之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监管力度。

　　耐人寻味的是，在具体品种上，CFTC却仅仅宣布对棉花期货的暴涨暴跌进行调查，对于更受世界关注、价格波动更为剧烈的粮食品种，却毫无实质性措施出台。这与CFTC同期对石油价格异常上涨展开的严密调查，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粮食危机背后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机更为深刻，虽然有“阴谋论”嫌疑，但搞阴谋的人永远不会承认，因而也无法完全验证它。但从各个方面来讲，这种不见硝烟的“战争”确实存在。

　　粮食阴谋的大国策

　　在分析粮食危机中的大国阴谋时，我们不得不论及《战国策》中的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王命令大臣们都必须穿丝质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于是，齐国丝价猛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就纷纷不种粮食种桑树，卖丝赚银子。过了几年，齐王又命令大臣们只准穿布衣，而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于是，鲁、梁等国的人纷纷饿死，齐国灭亡了这些小国。

　　2000年斗转星移，国与国之间的主要斗争手段和目的，已经不再是赤裸裸的吞并与反吞并，但斗争的智慧却一脉相承。只不过，这一次，主角由列国中的首富齐国，变成了世界首强美国。大国玩弄的筹码仍然是粮食，但鲁梁的蚕桑却变成了亚洲国家工业品。

　　按照曾左韬博士的逻辑，“粮食阴谋”的大国策分为了两步：第一步，美国先调整自身产业结构，逐渐淘汰一般加工业，自己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和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同时向亚洲国家转移一般制造业和进口一般工业品，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第二步，等亚洲各国大力发展一般制造业、各国政府如 2000年前的鲁、梁国君一样鼓励国民大量种桑树卖丝、激烈竞争使得工业品越来越便宜后，美国现在开始减少农作物出口，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

　　根据统计，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27%。韩国粮食自给率也从本来可以自给急剧降到了26%。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国的日韩两国，由此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出口量更是占据全球大半壁江山，从而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取得了决定性地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这是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

　　历史上，美国就发起过好几回粮食战争，有过不少粮食援助和禁运的案例。仔细研究完这些史料，我们不得不感叹“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是如何决定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运的。

　　1945年，铁托总统主持并领导了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苏争霸”的主角美国向南斯拉夫伸出了所谓的“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但从此之后，南斯拉夫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却成为美国的傀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其中，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破冰。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以要求印度支持美国入侵越南为条件，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印度政府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淫威，最终改变了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美国立即停止了对智利的粮食援助。不过这次阿连德没有被美国的威胁吓到，而是奋发图强，领导新成立的大众联合政府，全心致力于农业生产和公平分配的改革。当然，阿连德下台之后，美国很快又恢复了对智利的粮食援助。不可否认，封锁粮食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3年，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美国遭遇严重的“滞胀”危机，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当时，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而其中的92％来自美国，因此所遭受的伤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设计的方案，以及美国政府指引的方向进行休克疗法改革时，国会议员阿德·梅尔科特当时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美国就提供多少粮食，但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解体。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工程”以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无农不稳”、 “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农产品公共产品性质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也早已经成为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

　　然而，粮食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不仅限于征粮派款、租税分成等方面，而是早已越出了疆界。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羞羞答答”地实施美国的伪慈善；随后伴随着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更为直接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作为筹码，赤裸裸地维护着美国的大国政治，粮食也早已经成为全球竞争“ 硬实力”的标志。

　　新近的一次明显地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在美国经济学家苏珊·乔治文所著的《粮食政治入门》一书里，就描述了美国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农民失业，沦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工人，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使得人人成为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用更高的价格，买取更低的营养。

　　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联粮食歉收，美国禁运而导致前者被迫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时，美国甚至“火上浇油”，通过法令在国内减少三分之一的小麦耕种面积。

　　当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况下，减少小麦出口进一步抬高国际粮食价格；如今则是在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的情况下，不断加大生物能源的产能以制造更大的缺口，这就是当代“大国策”实现第二步的手段。而“大国策”的第一步——压低全球粮食价格以打击其他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其实现手段甚至更加隐秘。这个手段，就是粮食补贴。

　　补贴的粮食政治

　　让·傅立叶是法国巴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5年前曾经在中国某高校担任国际贸易概论课的外教，当时有学生问：

　　全球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而且欧美国家都倡导自由贸易，为什么唯独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在谈判中都始终不肯妥协？

　　傅立叶当时回答：

　　说实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欧美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迷惑不解。10多年后，乌拉圭回合变成了多哈回合，农业补贴问题的坚冰却仍未融化。但随着粮食危机再度袭来，当年学者们的疑惑却逐渐有了答案。国际组织普遍认为，粮食补贴和生物能源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两大主要政策根源：后者挤占了发达国家的粮食用地，前者挤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

　　长期的补贴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导致这些农业补贴水平低的国家里农民因种粮亏本而离开这个行业。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一种巨大的产业错位：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甚至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

　　在生物能源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的巴西，在粮食补贴问题上却与之针锋相对，巴西总统卢拉说：

　　实际上一些贫穷国家仍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因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补贴而受到遏制。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实际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另一个巨大的悖论于是产生了：全球粮食供求缺口日益扩大，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因为，发达国家的土地去种更加有利可图的能源生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则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种粮，到城里打工或者改种经济作物。

　　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扶正多哈》的文章称：

　　不能期待发展中国家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农民，同发达国家那些享受高补贴的农产品竞争。我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

　　如果美国真的要一直将这场世界“粮食战”打下去，没有谁可以坚守下去，因为美国的潜力太大了，而且还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没有耕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国家的粮食体系全部摧毁。事实上，美国原来的粮食体系同样已经被粮食补贴政策所摧毁，但取而代之新体系却更加令国际社会望而生畏。

　　美国的“安内”与“攘外”

　　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建立过“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这是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曾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在少数粮食寡头的游说下，1996年，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

　　美国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物公司。但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的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另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农场收入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农民合作社所做的调研，在1910年，当地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的流向），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拿走了几乎全部的农业补贴。

　　大量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逐渐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的食物帝国。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比如像美国农业部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而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在建立国内的统治后，粮食帝国的“无形之手”随即伸向了海外。

　　比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终都是由食物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GATT，并进入WTO条款中。世界各国的农民被迫直接面对发达国家巨无霸的竞争。于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大量转向城市和工业，或者在发达国家的建议与“资助”下，生产后者需要的单一品种的经济作物，本地粮食供应体系被逐渐摧毁，最后彻底并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帝国体系。

　　由于美国大选邻近，“粮食帝国”的游说能量更加不可忽视。尽管农业人口比例不大，却是“板块性”最强的利益集团，在一票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下，更加举足轻重。实际上，决定最近两届美国大选的结局的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刚好都是农业大州。一个例子，便是美国在2008年5月份通过的新农业法案。根据该法案，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290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补贴数额，将远远超过历史纪录。与此“交相辉映”的，是美国去年12月通过的新能源法案，提出将把生物能源产量再扩大数倍。“这充分表露了美国继续在全球策动‘粮食帝国战争’的决心，”威廉·恩道尔先生称。

　　人类近现代史上，帝国战争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全球性的危机。这一次，同样不例外。

　　新地缘王牌之粮食霸权

　　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军事霸权、能源霸权和金融霸权，是传统上美国全球霸权的三大支柱。但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心转向经济领域，军事大棒的威慑力已经式微；随着美国公众和一些利益集团对于高油价日益不满，国内经济进一步陷入滞胀，能源霸权也已经明显表现出了双刃剑的杀伤力；在次贷危机的重灾区金融领域，美国更是元气大伤。

　　其实，粮食霸权，已经成为了维系和强化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支柱，因为粮荒比任何常规武器都具有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而粮价比油价对政治稳定更具有重要性。

　　全球粮食危机，也有助于强化发达国家的能源霸权，因为目前大多数石油输出国最大的经济软肋，就是粮食问题。因此，发达国家纵容甚至推动粮食危机，一个重要意图，很可能就是将粮食取代石油并成为地缘政治王牌，以维持其全球的控制优势。如果说，对粮食供应在量上的控制，主要在于地缘政治意义，那么，对价格的控制，则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尤其是对于维持美元强势和缓解滞胀困境，粮价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粮价上涨，能够直接减少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同时，由于粮价上涨能够推动全球通胀，促进全球贸易价格上涨，而全球贸易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计价，同时芝加哥又是全球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因此粮价上涨有利于增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维持美元地位。

　　最近美国高官关于强势美元政策的发言频率可谓罕见，尤其是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均发表了维持美元强势政策的观点。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各经济部门在维护美元强势方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尽管粮价上涨，也会推动发达国家的通胀，但由于消费比重较低，因此通胀影响明显小于发展中国家。据了解，食品在发展中国家的CPI核算体系中的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10%以下。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也确实普遍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倍以上。比如欧美的通胀水平基本都在3%以下，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则纷纷接近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越南更是一度超过20%，并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近期纷纷动用加息等紧缩手段，以抑制急剧上升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尽管美欧央行在不断抬高反通胀的声调，但加息却停留在口头和市场的预期中。这或许就是“粮价阴谋”的真意所在。

　　历史上的粮食政治

　　不管是从经济学上的弹性分析理论，还是从一般的生活经验角度来看，粮食都是作为生活必需品来看待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物品。中国历史上，早在《南皮县志·风土志下·歌谣》中就有“兵马不动，粮草先行。年年防歉，夜夜防贼”的说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哲学，其实深刻反映的是粮食很早就已经渗入了政治因素。

　　在秦代“经国巨贾”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审时篇”里有这么一句话：“夫稼者，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三分天下，天（气候）地（土壤）人（劳动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败往往关系农业生产的全局，所以尤其被吕不韦推到了首位。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问题，粮食的重要性是以一种潜移默化、化大象为无形的方式左右着古代中国政治。粮食问题几乎是所有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是乌托邦政治理想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粮食以一种独有的隐喻讲述着真实的历史，任何政治家都难以逃脱粮食的政治。

　　18世纪初期，日本的人口为3000万，而当时的欧洲只能养活500万至1000万人，这不得不归功于水稻种植和手工农具技术的改良，使得3000万的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卡路里生存下去。19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约为3亿，但是随后的短短50年，中国人口迅速超过了4亿。而且学术界认为，古典文献中的人口普查往往都被认为可能低估，仅仅4亿这个数字就已经足够庞大，如此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是空前。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人口论奠基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的理论，人口有几何增长的趋势，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增长的趋势，而且人口存在无限增长的趋势，直至食物供应的极限。当中国人口数刚刚超过4亿大关之际，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怎么会如此巧合，人口刚达4亿，太平天国起义就开始？

　　实际上，危机早已存在，就像2008年热播好莱坞大剧《功夫熊猫》中的龟仙人所言，“世间无巧合，万事皆有可能，命中注定的事逃也逃不掉。”早在洪秀全起义之前，清朝初期，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闽粤地方耕地稀少，产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运米接济，经常“米价腾贵”，尤其是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加上当时生齿日繁，人口迅速增加，以及不时的涝旱灾，出现“民食不足” 的现象。东南沿海米价腾贵，民食不足，是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自从“米价腾贵”现象出现的时候，当时亲政不久的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棘手和不知所措，长时间内并未找到造成米价上涨的原因，更不用谈及有效的解决问题了。直到乾隆十三年，敏锐的乾隆虽然发现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但经过“反复推究”，却依然“莫知致此之由”。于是乾隆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接过各地的奏折，乾隆采取了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以图平抑米价，但都无功而返。最后，经过10年的统计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剧增使得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粮食的总产量却未有实质性的改观。

　　清朝道光十三年，全国田亩为742000000亩，而人口增至398942036人，人均土地只有 1.86亩。根据清代文学家洪亮吉的观点，当时人均有4亩田产才能养家糊口，道光年间的人均数显然已经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人口与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农民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情。而且道光年间天灾人祸频繁，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刚过了春节，全国各地因灾荒而要求粮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师，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赔款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巨大负累。

　　根据《清史·宣宗本纪三》上的记载：

　　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榖。

　　但这只是整个道光执政期间所发生灾荒的冰山一角。

　　道光二十九年，这年正值大荒，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最为严重，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武装不仅没有开仓放粮救万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没有被淹死的饥民饿着肚子沿街乞讨，常常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为食，直至奄奄一息，当时的悲惨情景着实不堪入目。这些都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尽管积极赈灾，但为此殚精竭虑的道光皇帝仍然没有阻止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在绝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来了驾崩的日子，这也许是道光逃避罪责的最佳方式，虽然这并不都是他的错，毕竟当乾隆对清朝人口的激增放任自流的时候，就注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必然爆发。

　　就在几年前，国内学者还在用“没有温度的高烧”调侃当时面临过热风险的中国经济。现如今，随着通胀数据的不断飙升，我们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了中国经济不断上升的“体温”。

　　曾经有一部电影《疯狂的石头》，但今天的物价上涨早就比这块石头更疯狂了。在网络上曾经有个非常流行的段子：

　　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我想买点肉吃，结果猪价涨了；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没错，如今的物价涨幅确实影响着很多人的心跳。从铁矿石大幅度提价，到石油破百，然后是粮价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价格都在翻筋斗般地加速飞扬，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涨的CPI数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通胀传导的速度正在加快，远在伦敦的铜期货价格刚刚蹿至8800美元，国内的家电企业数日内就提高了新产品的出厂价格，其行动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厂家甚至通过改动原有产品型号，然后就以新产品的方式“暗涨”登场的怪事情都已经出现。毕竟在整个产业链价格都上涨的背景下，任何个体都难以扭转这轮价格上涨的势头。

　　其实，造成本轮通胀的以猪肉为核心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两个“老因素”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通胀势头之源

　　现如今，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国际货币环境已经再次宽松，全球通胀成定局。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根治中国通胀，而继续拘泥于“头痛医头”式的治理思路，那么再过几年，可能将出现两位数的CPI指数。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通胀的根源在于持续数年的宽松货币环境以及巨额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泛滥的货币供给成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凶。的确，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从来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始于2003年的本轮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现象也很是严重。

　　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高达16.8%，增幅为1997年进入通货紧缩后的最高，坚持了10多年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果初显的迹象，泛滥的流动性似乎带来了总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我们注意到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费零售总额的高增长更多的源于股市的红火，“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至为关键，而且央行2008年初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亿元，比2006 年多增4599亿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减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荡所湮没，可见目前的消费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因此，弗里德曼的命题在中国不能完全成立，中国的通胀和货币有关，但主要不是货币过剩引起的，过剩的流动性主要是造就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其实，中国通胀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人口红利也已经被过度消耗，濒临枯竭的边缘。

　　自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后，中国农村数亿廉价的劳动力大量地转移至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据人口普查资料，一年之内在城镇常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人口超过两个亿，加上短期流动到城里找机会的民工，保守估计也有3亿人。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了，这3亿民工相当于美国加上欧洲劳动人口的总和。“三农”的逐渐城市化，如今已经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出现了大量的荒芜，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男耕女织 ”，要是在过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去年的猪肉价格、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

　　自1999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减少，不能满足当年消费。比如，2003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为333公斤，仅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这几年在惠农政策的推动下，粮食生产实现了产量的大幅度提高，2007粮食生产更是超过5亿吨，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年增产。

　　但是，就在国内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当年，粮食与食品价格却出现了出人意料地持续大幅度地上涨，这又是何故？若不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生产出现大面积停滞，是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的。虽然粮食丰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增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

　　而且现在的现实是，虽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是地方政府却没有把农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比较严重。地方官员动不动就是建设国际的大都市，数据显示，目前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有182个，占比82%，都在想着建设大都市，何来心思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重视，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加上农民在城市的收益远高于农村，农民自然没有动力回到农村。

　　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农民红利逐渐消失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如若不对农民红利枯竭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最终的CPI将以“咆哮”的方式警示世人此问题的严重性。

　　要想防止更为严重的通胀出现，治本之策理应是改变农村目前新出现的这种经济特征。将部分的劳动力从城市回流到农村，彻底解决留守农村的农民多是“老弱残孤”的现状，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管制政策来平抑农产品价格。

　　比如，猪肉涨价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轻农”和农民红利濒临枯竭的必然。去年，农民不愿意养猪，但猪肉价格实现了三倍的上涨，到现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并没有显著提高，这说明如此涨幅还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农民养猪牺牲的是进城打工的工作机会，机会成本过高。

　　然而刚刚过去的2008年半年时间，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通胀“新因素”。粮食危机猛然而至，世界粮食计划署更是将其称之为“无声的海啸”。人类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仅仅在一年前，ＷＴＯ的多哈谈判中，各国还因为替本国农产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出口份额而不惜“大打出手”，而今天的欧洲、北美纷纷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措施，亚洲国家也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限制粮食出口。

　　虽然目前国内以大米为代表的粮食价格基本稳定，但央视的调查却显示，重庆、四川和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撂荒地的规模很是惊人，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空前低落。最近，广东几大粮油市场销售的大米，约98%需要从外地调进，也昭示着区域性的粮食危机已经发生。

　　当前，虽然美国一季度0.6%的经济增速和良好的上市公司报表，顷刻之间人们开始从美国经济衰退的梦魇中回味过来，“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成为新的共识。然而，消费的持续低迷，以及在市场纷纷预期房地产市场依然有10%的下降空间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并没有完全摆脱衰退的可能，美元也不能因为美联储的降息周期收尾而出现拐点，“见底论”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如果美元继续疲软，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势必将再战新高，150美元的石油、9000美元的伦铜可能年内就成事实。

　　是的，在通胀因素内外交错的当下，老通胀因素还未来得及消化，新通胀因素却不断涌现，治理通胀的确十分艰难。难怪乎温总理直言“通胀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

　　对于目前国内的通胀形势，我们不能用太短视的眼光去审视，诸如临时价格管制类的“头疼医头”式治理只能进一步推高物价，指望用过于“实用”的政策一步到位，最终必将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CPI数据可能破两位数，未来两三年内通胀压力难以明显减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好与通胀做中长期博弈的准备，优化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尽最大努力减少通胀对财富的侵蚀。

　　人民币“6.0时代”：通胀难以应声而落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伴着古乐府的佳句，我们不得不慨叹时光荏苒，年华易逝。转眼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三年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价也早就悄然地突破7.0，正式进入了“6.0时代”，三年累计升值幅度高达20%。

　　遥想3年前的夏天，在一片欢呼声中人民币汇改启动，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正式宣告运行。当时人们对人民币升值必然减少贸易顺差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但这两年的贸易数据给这条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予以了无情的打击。在“破八”的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774.7亿美元，远高于2005年的1019亿美元。而人民币加速升值的2007年，顺差更是一下子实现了翻番的增长，达到2622亿美元。如此凶悍的顺差增长速度着实让人汗颜，升值减少顺差注定了将成为一厢情愿的想法。

　　与三年前类似，目前人们对人民币升值又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在升值减少顺差的愿望无法实现之后，特别是8.7%的CPI数据甫一公布，升值遏制通胀的呼声陡然间异常强烈。一季度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现实也印证了管理层试图通过汇率遏制通胀的政策意图。在次贷风暴底部依然未现，全球货币环境再次宽松的大背景之下，人民币的“6.0时代”通胀能否应声而落，就成为我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升值遏制通胀”切不可重蹈“升值减少顺差”的覆辙。

　　的确，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由此拉升了PPI和CPI。按照经济学理论，人民币升值能够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故而通过人民币对外汇率的加速升值，能够让实际进口的成本相应地下降，从而遏制通胀。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人民币在对美元快速升值的同时，却呈现了“名升实贬”的特征。今年以来，人民币对欧元已贬值5%，对日元贬值7%，尽管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占据大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是影响贸易形势的关键汇率。但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贬值却是事实，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对美国贸易额占比仅在2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实贬”可能让升值遏制通胀的功效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海外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并不是人民币升值所能企及的。在美联储持续放松货币环境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流动性将在原先本已泛滥的基础上更为过剩。国际资金在商品市场的恣意炒作，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涨跌速度和周期，远远不是货币的升贬所能同步的。比如，LME的铜价从8000美元涨至9000美元可以在数个交易日即可完成，但人民币汇率却难以在短短数天内达到如此的升幅。因此，寄希望于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并不现实，让众多的进口企业练就好在国际市场“厮杀”的本领更为关键，通过多空机制锁定成本，而不是眼盯着汇率。

　　更为重要的是，本轮全球通胀成形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年来包括中国、亚洲和美国等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长期不足，加上货币环境的宽松，使得全球的农产品供求发生了质变，以农产品价格为先导的物价持续攀升也就成为必然。前段时间，国际粮价的上涨速度让人瞠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米期货价格已经到达了创纪录的0.463美元/公斤，自2001年以来涨了5倍。具体地从中国来看，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将农业的生产水平恢复到从前，企图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挫将是一种奢望。目前，农村的生产者尽是老弱病残者，必须将“三农”问题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最终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化解通胀。

　　是的，虽然人民币已经进入了“6.0时代，”但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控制住物价上涨，不能从技术上锁定工业的成本，而寄希望于人民币的升值遏制通胀，最终只会让中国承受更高的通胀压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而如今其负面效应已经十分明显。

　　首先，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经济学上有个观点认为，货币升值会压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使贸易账户逐步平衡。但严格地说，货币大幅升值从而解决贸易账户平衡问题有个基本条件，即马歇尔－勒纳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一国进口需求弹性和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的情况下，通过汇率手段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资金价格的低廉，使得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偏低，而且大多数企业的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唯有进军国际市场，比如在闽南，随处可见的鞋服、陶瓷和石雕等出口企业。这两个原因使得大多数的出口企业对价格敏感度是不高的，纵使汇率大幅度上升，也无法压制国内企业的出口需求和国际的进口需求。

　　再者，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缓解当前经济过热也作用甚微。始于2003年的经济过热，关键因素是外汇占款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固然与外汇占款联系密切，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1996年以后，为了治理全国性的通货紧缩，央行连续8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从9.18%压低至2.25%，将近6年的低利率形成的宽松货币环境，在通货紧缩和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世纪初面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恐怖主义的威胁，有段时间还出现了全球性的超宽松环境。但2004年以后，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已逐步恢复了正常的货币环境，利率水平大都回到了相对中性的区间。但中国央行的利率政策由于受到汇率政策的掣肘，4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企业成本的控制也带来了严重挑战。只是人民币升值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后的波动区间也随着扩大。因为波动区间扩大，比如 1%的波动，那么国内企业将很难应对，因为国内企业缺乏具备完全对冲汇率大幅波动风险的能力。像中国银行这样的专业金融机构都无法避免巨额的汇兑损失，更何况那些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业。

　　这与中国金融的稚嫩直接相关。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只会造成大多数企业无法控制运营成本，汇兑的大面积损失是我们的企业所无法接受的。而且，区间一旦扩大，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将会持续加快，也意味着波动区间在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需求。

　　如何防止新一轮大宗商品暴涨

　　国家统计局2008年7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特别是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10.1%，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经济下滑的趋势非常明显，上半年10.4%的经济增速，印证了中国经济高位回落的现实，2007年以来经济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刚刚过去的2007年基本上可以判断为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峰值，今后几年经济增速将处于平稳回落通道，中国的通胀压力将逐步减小。

　　的确，随着前段时间一系列调控措施效应的显现，食品类价格呈现一定幅度的回落基本成定局，但由于农村就业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变，企图食品类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将是奢望。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是否会再次减息，或者未来一年内维持 2%的低利率，可能招致全球商品牛市进入新一轮的上扬周期，从而带动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以及国际农产品价格的飙升，由此，未来中国的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的流动性已经因为美联储进入降息通道而更为过剩。本来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到2004年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拉低到1%的历史性低点，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源源不断地从格老的“黑匣子”里涌出，虽然随后的3年全球都在尽力回收那4年放出的流动性，但收效一直甚微，从而出现了已经长达6年多的商品牛市。从2004年开始，以铜、锌、镍等有色金属和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始了加速上扬，并在去年夏天达到了历史性的波峰。目前正处于经历了去年高位后的回调震荡阶段，除了石油和农产品，其他大宗商品一直都还未突破去年的高点。

　　而现如今，美联储已经连续多次降息，全球的流动性将因为美元货币环境的更宽松而极具泛滥将成事实。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全球的股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2年多，美国各主要股指、恒指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股指泡沫化都已经相当严重，全球股票市场消化过剩流动性的容量实为有限。

　　故而，这些过剩的资金重回大宗商品市场是最佳的选择，可以预期将来在商品市场会出现大规模的逼空行情。在未来一段时期，LME铜挑战10000美元，石油继续冲刺200美元将极可能成为现实，其他的大宗商品也势必将突破前期的高点，届时商品泡沫将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吹大。

　　还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在期货市场的运作本领甚是稚嫩，中国因素也往往成为国际资金猎食的“诱饵”，到时候的资源价格涨幅可能将超过我们的想象，因此，国内企业现在就做好套期保值的准备，锁定成本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美联储的降息将进一步压缩中国央行的降息空间，对中国治理通胀带来更大的难度。

　　现在看来中国本轮通胀还远未结束，一方面农产品带动的食品价格大幅度回落难度甚大，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使得资源价格在未来可能攀升，到时候食品类、交通与通信类以及家庭设备用品这三大类产品价格都将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

　　加息难遏制“中国式通胀”

　　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1日、9月15日、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的这6个时间点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频率之快，历史罕见。与加息一样频繁的是一年内央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在2008年又再次上调准备金率。理论上说，种种以“组合拳”面目出现的货币政策，都旨在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引导投资合理增长。但是，央行如此罕见的紧缩力度并未能见出实效。到2008年6月M2同比增幅依然高达18.48%，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在上半年一度出现回落趋势后，货币供应再度显现增长势头，看来持续紧缩货币，并未能让央行在流动性过剩面前稍显轻松。

　　那么，加息遏制通胀这条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却缘何在中国失效？还是因为加息的速度太慢，没有达到能够遏制通胀的“临界值”？我以为，下面几条可能是影响加息效果的主要原因。

　　首先，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断裂”的。一般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是央行通过加息影响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信贷意愿，最终通过市场主体的意愿变化来影响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并作用于金融市场。但中国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和独特的银行体制背景，使得利率是缺乏弹性的，也就是说真正能在银行获得信贷的往往是有着某些特殊背景的企业和个人，他们并不在乎利率的提高。而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来说，由于在银行获得信贷难度很大，往往借助于地下钱庄等非正规的金融手段获取资金。这样一来，央行加息在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裂痕”，其效果也就只能大打折扣。

　　再者，本外币利率倒挂也使得央行的加息效果遭遇挑战。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一年期固定利率美元贷款，利率区间在6.02%到6.20%，浮动利率美元贷款利率区间在6.09%到 6.26%。而在央行多次加息之后，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已经从3月之前的6.12%调整到6.84%。在这样的利率结构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选择美元贷款要比人民币贷款合适，既能“套利”还能“套汇”，最终不但不能收紧信贷，反而会加剧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局面。看来，货币错配、变相结汇、外币贷款利率压低等因素，已经严重影响着央行的加息效果，也势必将阻碍央行进一步提高本币利率。

　　最后，对于中国目前高额的投资回报来说，不到7%的借贷成本并不能影响企业的借贷意愿。2007年初CCER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示1998～2005年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净利润率从1998年2.2%上升到2005年12.6%，税前利润率从3.7%上升到14.4%，总回报率从6.8%上升到17.8%。如此高的回报率与当前央行的贷款利率相比，其诱惑实在是太大。

　　可能有人会认为，正是因为利率的偏低，加息速度太慢才导致借贷成本与投资回报如此悬殊，但现实情况如此，我们不可能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利率。因此，既然不可能持续大幅度加息，而缓慢小幅度加息又效果不佳，有效收紧流动性都无法做到，更何谈遏制“中国式通胀”了，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量“加息遏制通胀”的政策逻辑了。

　　谨防物价上涨导致全面通货膨胀

　　如果静态地来看，以目前的物价上涨，就得出“全面通胀已经降临中国”的结论的确有失偏颇，发改委官员“结构性上涨”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当前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的因素，可能将招致物价出现全面性的上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才能防患于未然，不至于出现全面通货膨胀。

　　首先，食品价格是本轮物价上涨的“元凶”，食品价格上涨的根源又在于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等价格的攀升。近几年来，由于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不知不觉间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不少农民放弃了农业生产，农村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不少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79.4%。我分析，猪肉涨价除了不少农民放弃养猪造成供给减少之外，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是农民自己亦成了猪肉的需求者，这在以前农民“自家有肉”的情况下并不多见。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结构也都有着类似的变化。因此，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未来将长期影响着价格的上涨。

　　要想防止物价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胀，治本之策应该是改变农村新出现的这种经济特征，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是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平抑农产品价格。现如今，像安徽、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甚至开始出现土地荒芜的现象，农民 “抛地进城”的事情已不再鲜见。

　　再者，以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还将攀升。虽然前6个月原材料、燃料等的价格只上涨了3.8%，与去年同期相比略微下降，但是一旦商品期货市场重新开始单边上扬，那么以原材料、燃料等为代表的商品价格也势必将开始上涨，并随之带动空调、电视等电器以及交通通信类产品价格的上涨。

　　国内企业此时加紧做好应对生产成本上升的准备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对于工业企业来说，要想锁定生产的成本，未雨绸缪选择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就成为其唯一的选择。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国内企业并不具备在期货市场锁定成本的能力，既缺意识更缺人才。因此，防止CPI中这些价格发生“质变”式的上涨，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给企业提供相应的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帮助企业锁定成本就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只有这样，纵使商品市场有“风吹草动”，也不会出现物价的大幅度上涨。

　　最后，遏制通胀的相关政策必须有前瞻性的考虑。目前，国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通过加息遏制通胀，但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断裂的，本外币利率倒挂以及投资回报偏高等因素，都实实在在地在左右加息的效果。货币政策对“中国式的通胀”的影响力度有限，必须依赖财政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防止物价上涨转化为全面通胀。比如，财政方面，应该增加对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补贴，将农产品价格稳定在大多数人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但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的收益不会太低。同时，政府要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猪肉价格的上涨除了供求关系的因素以外，和少数不法商贩的投机行为也不无关系。政策的前瞻性，对于防止物价上涨转化为全面通胀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运行，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以及巨额顺差等指标都预示着经济有“过热”的趋势。此时CPI突然开始迅速上涨，让中国经济开始有了“温度”。“没有温度的高烧”已成为过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CPI，人民币升值以及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将会更为艰难。因此，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将全面通胀扼杀在摇篮之中。

　　中国：多管齐下反通胀

　　肇始于2006年底的本轮通货膨胀，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峰值后现在已经回落到5%以下。一年多来，中国面对通胀压力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措施来应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农业政策以及价格控制，多管齐下。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从2007年3月18日开始到2007年12月21日，中国央行已经连续6次加息，将存款基准利率从2.79%拉升至4.14%，贷款基准利率从 6.39%拉升至7.47%，加息总幅度和速率都是前几轮通胀时期所未见的。的确，加息是任何国家治理通胀的重要武器，尤其是在需求高涨、经济过热的时候。但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加息的有效性一直备受质疑，在“加息难遏制‘中国式通胀’”的小节里，我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近两年经常使用的另外一项政策工具。从2007年1月5日到2008年6月7日连续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至17.5% 的历史最高。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使用无疑会对市场产生紧缩效应，然而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创下新低，由此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需要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在不断缩减。根据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8年3月末时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率为2%，其中四大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低于2%，仅为1.5%和1.3%。所以，当此形势之下，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就在所难免。

　　直接收紧信贷是中国央行控制货币的另外一个政策。从控制信贷投放派生货币、降低货币乘数的角度来看，紧信贷有利于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过热时，全面紧缩信贷无疑是有效的。2007年12月份，坊间开始传言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新增贷款目标，对信贷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按季度调控，以便有效地针对具体情况出台调控措施，避免每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控制贷款增速。而且现实的情况是，从2008年1月份开始，事实上已经在按月度调控的方式对信贷投放进行控制。可见，在从紧货币政策基调之下，央行控制信贷的决心十分坚决。央行通常在每年初确定年度新增贷款目标，比如2007年的信贷目标是2.5万亿，但最终实现了3.63万亿。

　　但实际上，上面的这些宏观紧缩政策并没有外界宣传的这么严格，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却是“不紧”。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前7个月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已经增长了3.1万亿人民币，而整个2007年的增量为2.9 万亿，广义货币供给也一直维持在16%以上的高位。这在“中国流动性的泛滥”一节将有详细的论证。

　　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当局打压通胀的另一政策工具。本币升值在理论上可以起到紧缩的效果，也可以抑制通胀。自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20%，但是就在这三年，人民币越升值，通胀越严重。200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5.13%，但是名义有效汇率仅升值1.63%。二者差距巨大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也就是国内物价上涨带来实际汇率自然上升。因此，升值对抑制通胀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中国依然在实行直接价格限制的措施。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目前看来，虽然价格管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短期有效、长期扭曲价格机制的做法的后遗症却是极大的。比如，2007年以来的情况是电煤的价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绍兴的电煤要820元/吨，广州更高达 1000元/吨。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电价不变，发电就没有积极性，政府把发电作为政治任务来部署，问题是可以坚持多久？煤与电的矛盾早就存在，本来也要解决，无奈通胀一来，为了抑制物价上涨，政府更不敢同意提电价，这势必使电的供不应求更加严重。

　　整体来看，2008年，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这些冲击使通胀水平不断攀升，又使经济放缓迹象明显。我相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胀高企和增长放缓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基调，宏观调控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