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Joseph Stalin)——苏联的领导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者
目录 |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1924—1953年的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列宁逝世后抛弃列宁新经济政策，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使饥荒严重，以计划经济实施大规模工业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但这种模式后来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领导人先后进行了赫鲁晓夫改革和勃列日涅夫改革，都无法突破这种体制，埋下了苏联解体的隐患。同时树立个人崇拜，对党、政、军领导人，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大清洗，压迫流放少数族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争取国家安全，缔造东方集团，实行集体安全政策，并且与德国和日本签订互助合约。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和盟军共同击败轴心国，解放了东欧国家。并且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在东欧、亚洲和拉美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扶植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与美国为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峙。
斯大林去世之后，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掀起了去斯大林化运动。1961年10月31日，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做出的决议，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移出，迁葬于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墙下。
斯大林于1878年12月18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西部哥里城（今格鲁吉亚什达-卡特利州首府）。其父为一名奥塞梯人鞋匠，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农奴。斯大林在家中排行第三，两个兄长在婴儿时夭折。早期他父亲颇为富裕，拥有自己工厂，但嗜酒无度，经常毒打妻儿。及后家庭财政变差，斯大林随父母多次搬家。母语是格鲁吉亚语，10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哥里的神学学校就读，他在那里学会俄语，但讲俄语时仍带有格鲁吉亚口音。16岁时，进入第比利斯一所东正教中学读书，他成绩优秀并获得奖学金。期间他接触到一些革命书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1898年8月，斯大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无法支付突涨的学费，而放弃最终考试，被学校开除。随后他供职于第比利斯气象观测台，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他选择加入以弗拉基米尔·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不久斯大林成了高加索地区主要革命活动者，组织罢工、发放传单，为布尔什维克活动募集资金，为之而抢劫银行、绑架、敲诈。1906年夏天，斯大林和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婚，她不久生下首个儿子雅可夫·朱加什维利。
1907年6月26日，斯大林和手下在第比利斯市内广场伏击帝国银行护送队。枪战中，自制炸弹爆炸杀死40人，而斯大林和手下则劫取25万卢布脱逃。随后他带着妻子来到巴库，但斯瓦尼泽却在1907年12月因斑疹伤寒去世。斯大林在悲痛中渡过，几个月后，他把孩子雅可夫交给娘家抚养。到巴库后，他积极从事阿塞拜疆和波斯地区革命活动，暗杀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黑色百人团”成员，并参与绑架、抢劫等。1902年4月－1913年3月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逮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1912年，斯大林来到圣彼德堡，在列宁指示下创办《真理报》。1913年3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首次使用笔名“斯大林”（意思为“钢铁的人”）。不久，他最后一次被捕。1916年，沙俄政府将他强征入伍参加一战，却被医生检查出左臂有伤，于是他免于参与动员，被流放到阿钦斯克。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斯大林被释放，他于3月25日重返彼得格勒（圣彼德堡），与列夫·加米涅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人继续从事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他们曾一度对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俄国临时政府持支持态度，而在4月召开的党内会议中，列宁主张推翻临时政府，斯大林等人于是转变了立场支持列宁。会议上他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同年发生七月事件，列宁由于试图发动革命而被临时政府所通缉，斯大林协助他逃往芬兰，为了避免扩大流血冲突，斯大林下令让被围困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投降。不久列宁重返俄国，并在斯莫尔尼宫策划武装起事推翻临时政府，斯大林成为了领导团体的一员，最终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成功夺取了政权，随后他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斯大林和列夫·托洛茨基等人入选了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粮，在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谢苗·布琼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加强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期间，斯大林多次违抗时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决议，处决了很多红军中在沙皇时代任过职的军官以及“反革命”。为了征粮，他还使用了焚烧村庄的手段，逼迫农民服从和防止食物供应被强盗劫掠。最终红军在察里津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他也和第一骑兵军的军人建立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在斯大林掌权后，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称伏尔加格勒）。1919年初斯大林被调回莫斯科，3月24日他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德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线，期间他严厉的把红军的逃兵当作叛徒而集体处决。
1919年波苏战争爆发。任苏军西南方面军政委的斯大林希望夺取波兰城市利沃夫，然而此举却违背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主攻华沙的战略意图。他的政治把戏促使第一骑兵军的谢苗·布琼尼和亚历山大·叶戈罗夫违背中央的命令，拒绝援助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西北军，最后苏军在利沃夫和华沙的两场战役均以失败告终。归国后，斯大林的行为受到批评，他则辩护说问题在于中央的决策，而同时也主动辞去军职。在党内第九次会议中，托洛茨基更是公开的指责了他。
1921年红军进入格鲁吉亚，建立了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在其中举足轻重 。由于此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若干问题上有所分歧，于是列宁重用斯大林与之抗衡。在加米涅夫襄助下，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5月列宁突然中风，被迫停止政务活动。在处理格鲁吉亚事件时，斯大林要求削减格鲁吉亚的地方自治权，主张格鲁吉亚苏维埃应并入南高加索联邦再并入苏联，引起当地布尔什维克的不满。他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于是对反对派使用了粗暴的高压政策，列宁对此非常反感，称他们的行为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同时，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的建议也跟列宁发生了分歧。列宁于是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时列宁寻求与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辱骂了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之后曾愤怒写信给斯大林，并以绝交威胁他道歉。斯大林选择低头认错最终事情平息。在列宁健康恶化时期，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对抗党内威望较高的托洛茨基。
1924年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交给了中央政治局。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亦见分歧：斯大林支持尼古拉·布哈林的意见，延续列宁新经济政策，减少约束农民，并希望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1925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倾”集团斗争。斯大林充分利用中央权力打压反对派，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党。
1927年末，苏联谷物短缺，斯大林认为其为富农囤积之果。他力求迅速消灭富农阶级，并始推农业集体化政策。而布哈林等人认为谷物收购危机原因不在于富农，而在于不合理之收购价和工业品不足，坚持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于是批评布哈林等人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于1929年将布哈林逼出政治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为了对付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试图将“祸水西推”。1939年，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红军进军占据了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芬兰与维斯瓦河以东的波兰，很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与德国共同瓜分了波兰领土。之后，苏联以防御来自西方侵略的名义，以军事威胁或局部战争手段，合并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芬兰的卡累里阿地峡。
1941年，横扫西欧大陆的希特勒决定把其战略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筹划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侵苏计划。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闪击苏联的战争。面对德国的进攻，斯大林担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并于7月3日发表演说，号召苏联人民不仅要消除本国面临的危险，还要帮助在德国法西斯奴役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严重失利，入侵后一个月，德军占领的苏联领土相当于法国领土的两倍。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心理震荡之后，苏联全体军民在斯大林的最高指挥下开始奋起抵抗，逐渐扭转了战局。1941年11月初，德军逼近苏联首都莫斯科，但斯大林始终留在城里组织大反攻，当月7日，斯大林照常在红场举行阅兵式，受阅部队随即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在斯大林的亲自指挥下，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德国的第一次大的军事失败，被认为是“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后德军被迫改闪击战为持久战。
1943年2月，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歼敌33万人，此役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3年7月，苏联又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这场胜利的意义，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示着德国法西斯的衰落，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则使它面临灭顶之灾”。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德国被迫无条件投降。同年，斯大林获苏联大元帅军衔。
二战之后，根据美、苏、英等国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划分，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并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在对待同为共产党政府的南斯拉夫时，斯大林采用大国沙文主义的手段，并在东欧各国推行清洗资产阶级精英分子的运动。此外，二战后中国政府也在斯大林的重压下被迫同意外蒙古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3岁。他的遗体被保存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供瞻仰参观。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在朱可夫元帅的帮助下，将贝利亚逮捕枪决，罢免了继任的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最终坐上苏联的第一把交椅。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全面批判否定斯大林，斯大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誉在全世界受到极大的影响，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大量党员退 党。赫鲁晓夫还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来火化，骨灰埋在了克里姆林宫墙下。
历史背景[1]
(一)国际环境对苏联极为不利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寄希望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1923年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武装起义的失败，却宣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苏联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作是“毒瘤”，欲彻底除之而后快。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曾组织过14国干涉苏俄的战争；干涉失败后，又妄图用经济孤立、封锁等手段扼杀苏俄政权。因此尽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推行了租让制，希望借此吸引外国投资和获得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回应者寥寥。
2O世纪3O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德、意、日等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战争策源地业已形成。英、法等国家却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企图“祸水东引”，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消灭苏联。苏联时时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正是这种危险处境，致使苏联的许多政策都带有“战时”色彩。
(二)国内形势对苏维埃政权提出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其一，俄国是一个没有经历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小农经济占主要成分的国家。十月革命只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并没有把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普遍认为，小农经济是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它不能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把小农经济改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最艰巨任务。
其二，工农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宁曾就苏俄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艰难的实践探索，走过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曲折道路。新经济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农业经济有所好转，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但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一方面，苏联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产品品种少、数量低，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又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为特点，因此，国家拿不出充足的工业产品到农村交换；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农经济占主要成分，生产工具落后，无法扩大再生产，粮食的商品率极低，因而，农村无法满足工业发展对粮食、原料和市场的需要。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小农业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长期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否则，“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斯大林主张，解决这对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集体农业经济。
其三，农村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趋势和粮食收购危机。由于农民的条件不同，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农户利用新经济政策的宽松环境，发家致富，成为富裕农民，而一些农户，却由于缺少农具、劳动力以及生产技术等原因，越来越贫困，有的甚至不得不向富农借高利贷，受富农的剥削。使农民共同富裕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贯追求，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现象是与党和国家的初衷相悖的。同时，一些富农利用手中的粮食，与城市中的投机倒把分子相互勾结，抬高粮价，造成城市中粮食供应紧张。斯大林认为，这是1927年苏联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使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他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不准他们加入集体公社。由于对“富农”概念缺乏准确界限，集体化开始时国内“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而最后被剥夺的农户却达到农户总数的6%－8%，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剥夺。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集体化，从此集体农庄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两个月内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5%增长到59.3%），执行过程中，底层执行者经常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农民入社。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的过火行为，于是引发了大规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体农庄比例已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改变态度，赞扬全盘集体化的成就并批评反对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体化运动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0.2%，至此全盘集体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农业集体化政策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他们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苏联的牲畜总量将近损失了50%。部分农民在绝望中毁坏工具、焚烧谷物，还时常参与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全盘集体化也没有给农业生产效率带来明显提高，1932年－1934年之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体化完成后，农业总产值也只是维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
苏联1928年－1934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谷物的总产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了150%，这直接导致了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饥荒。在此次饥荒中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为了控制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政府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制度，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在此期间国内数以万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苏联当局不得不使用正规军以剿匪的名义镇压反抗农民。
1945年二战结束后，苏联再次出现了饥荒，约有100万－150万人因此而丧生。
运动特点[1]
第一，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以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面貌出现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曾赞同列宁关于渐进地实现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但列宁逝世后，由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开展后，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致使斯大林转变了思想。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直接完成小农业变成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过程，并把农业经济控制在国家手中。于是，从1928年开始，国家开始采取行政手段取消小农经济，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对小农经济的改造过程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第二，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服务的。2O世纪2O年代中后期，工业化是苏联国家生活的中心内容。为了加快工业现代化步伐，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粮食、原材料以及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当时的苏联工业基础薄弱，又得不到外援，因此，别无选择，工业发展必然要严重依靠农业的支持。但是小农业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只有大农业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斯大林发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农业集体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最终为工业化服务。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基本完成，苏联便建立起一种新的直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农业经济体制。
第三，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时间短。苏联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用行政手段而非经济手段完成的，因此所用的时间非常短，仅用了7年的时间。从1927年开始，在经历了农业集体化、农业全盘集体化阶段后，到1934年7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就基本实现了，其标志就是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达到71．4％ ，播种面积达到87．4％ 。
第四，农业集体化运动与消灭富农阶级联系在一起。根据苏联1929年5月的统计，全国约有100多万户富农，占农户总数的4％ ～5％。斯大林认为，富农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经历了从限制和排挤、到剥夺和消灭的演变过程。在农业集体化初期，由于参加集体农庄的只是一部分农民，因此，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还处于讨论阶段。但从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开始，苏联进入了全盘农业集体化阶段，这个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在斯大林认为“我们已经有了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物质基础”后，1929年底，斯大林作出了消灭富农的决定，指出：“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并把剥夺富农财产看作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苏联掀起了消灭富农的运动。
第五，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途径比较单一，基本形式就是建立集体农庄。在小农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的观点一致，认为在苏联必须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把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大农业。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在苏联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等等。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斯大林赞同列宁的观点。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展开，斯大林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在苏联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并用重工业联系工农、城乡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应该成为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于是。集体农庄成为了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由此，苏联当时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被称为了农业集体化运动。
工业化思想背景[2]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遇到的困扰，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使斯大林感到要尽快让苏联强大起来，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苏联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遇到的困扰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把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提出了很多工业化的重要思想，积极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但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这一进程遇到了重重困难。1918年，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列宁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列宁则用新经济政策代替了原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大机器工业。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客观实际，迅速取得了成效。但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推行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就去世了，使得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实施和完善。而且随后，新经济政策在实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扰。
首先是1923年夏秋出现了“销售危机”。当时并不充裕的工业品却出现了销售堵塞、大量积压的现象，以至工业再生产无法进行。造成这次销售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对销售品实行垄断价格，最后通过国家降低工业品价格使工农业经济发展恢复了平衡。到1926年却出现了“商品荒”，主要是棉布、食糖、黄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不足而造成短缺，这次“商品荒”并没有象1923年的“销售危机”那样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得到解决。接着，1927年底1928年初又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农民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因为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不合理，低得让农民难以接受。实质上，这些危机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二者冲突的背后是苏联应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是走一条经济平衡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还是走一条剥夺农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斯大林主张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但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苏联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资金短缺的问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决定用政治行政的手段来摆脱这一困境，这就是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用政治行政手段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农业集体化来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资金，来推进工业化。
（二）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斯大林感到必须加快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
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联毕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就已发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帝国主义时刻都想扼杀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时刻存在，加上当时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
正是这种危机感、紧迫感使苏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增强国力。
从1927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为止，斯大林提出要在短期内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于是按照每五年一计划的方式，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经济。1928年－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随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在这段时间内，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28年的446%，平均每年增速为18%。其中钢产量达1770万吨，煤为1.28亿吨，电力为362亿度。期间在乌拉尔山以东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库兹涅茨克等地建立了诸多新兴工业区。1938年起第三个五年计划则集中发展军事工业，到1941年6月，苏联的坦克总数高达2.4万台，火炮约11万门，飞机1.8万架，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但苏联国内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却被忽视，城市居民并未分享到多少工业进步的成果。和1928年相比，1937年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和人均工业消费品量下降了3%－8%。工人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且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会被处分，以至进行劳改甚至被枪决。1935年首先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米的配给制，后来又取消了按定额发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给制。1936年初，工业品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与1932年相比，苏联1937年通过零售商品流转渠道供应的重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增长情况如下：针织外衣增长2.86倍，针织内衣3.08倍，砂糖1.92倍，动物脂肪1.59倍，糖果点心0.81倍，灌肠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长、短裤子0.97倍，自行车3.2倍，留声机10.7倍，手表7.2倍。消费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
社会建设
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发起了一波激进的经济改革，对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实施彻底改造。这个被称为“大转向”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斯大林对之前较接近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全面摒弃。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曾经确保了苏俄这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七年的战争中（1914-1921，包括1914—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生存下来，并将苏联的生产力恢复至1913年的水平。然而，苏联依然远远的落后西方国家。斯大林和共产党内多数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损害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也没有足够优秀的经济表现，甚至连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都没有。因此斯大林主义者认为，苏联必须加速工业化进程，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的主要支柱。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依据社会主义城市"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信贷系统、国家政权等等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土地国有化是全国通行的法律"；也提出“城市是农村领导者"。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不把这两个经济部门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认为只有实行剥夺农民的“贡税”政策使国家工业化。斯大林建立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没有商品流通的全社会产品经济，凭证供给制（劳动凭证制），凭票凭证分配商品。斯大林时期，苏联至少发生过两次大规模饥荒：一次在1932-1933年集体化时期，另一次在二战后初期，每次饿死的人数都以数百万计。
1.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
2.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机构政治局、书记处。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共产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通过垄断国家机关干部人事任免，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
3.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严密控制与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党全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集中领导。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部门对思想文化产品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管制，要求全党和全体国民在思想和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干部任命制
斯大林模式排斥社会和民众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都按党的机关的指示行事，干部由党组织层层任命，苏维埃的代表也都是党指定候选人通过等额选举产生。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的追悼会上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整个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苏联共产党一党之手，在苏共党内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一人之手，党内民主及社会民主仅停留在口头或者文字等外在形式的层面上，正常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缺失；对党、国家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则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各级干部则自下而上地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和惟命是从，全党乃至整个国家则最终形成对党的领袖的顶礼膜拜。在斯大林时期还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期间赠送贵重礼品和包裹制度。斯大林为了加强集权，还建立了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干部。斯大林说：保存党的历史档案的"党史委员会不但是党内文件的储藏所，而且是党内文件的解释者。"
等额选举制
斯大林建立了指定接班人以及等额选举制度。各级党委委员们对于斯大林的各种提议、方案，只有举手通过的义务，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革命。斯大林排斥了社会和民众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都按党的机关的指示行事，不仅干部由党组织层层任命，苏维埃的代表也都是党指定候选人通过等额选举产生。1918年的苏俄宪法规定，苏维埃代表选举采取等额选举的办法。等额选举制，即选几个代表提名几个代表候选人。各级苏维埃代表和行政首脑大多是由党组织挑选内定，再交给选民进行等额投票。
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1927年10月6日，斯大林提出：“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内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要由绝对可靠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组成。”斯大林提出：“领导军队的是由上面任命并按照强制原则编制军队的司令部。司令部不仅要编制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鞋袜等等。全军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司令部”。1935年5月，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论点，是苏共指导军队建设的纲领性口号。斯大林强调：无产阶级军队需要铁的纪律和严格管理，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党领导军队和军队全体人员首要的职责。斯大林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军队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认为这是世界上一切其他军队都没有的"特殊武器"。斯大林发布《关于改组政治宣传机构和实行军事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在团以上部队实行政治委员制。他认为“如果需要建立什么机构的话，那就应当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要坚决做到使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和政治委员手里”。政治委员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苏共的行政结构中，“总政治部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设的一个部，具有单独的指挥链”。这种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指挥链是苏共统一军队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
斯大林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斯大林认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路线斗争
斯大林历来比较喜欢讲两条路线，1920年代后期逐渐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用列宁来打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列宁是自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从1925年到1928年，斯大林就清除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认为：“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所谓政权危机，无非是各个阶级争夺政权斗争的外部表现。革命时代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争夺政权的斗争在这时具有最尖锐和最明显的性质。”1943年，根据斯大林的斗争思想，毛泽东选编了党的路线学习材料《两条路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行。
大清洗
大清洗是1936年至1939年间在苏联爆发的一场主要针对原苏共高级领导人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 由于个人崇拜风气的盛行，斯大林的一些错误观点和作法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导致苏联开展的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情况，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了“清洗”，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肃反扩大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它是斯大林体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资源和各级干部资源。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国家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进行的，使用的是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秘密警察以刑讯逼供和被告人家庭成员的手段，迫使被告人认罪。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等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苏共重要的前领导，16人全部被判有罪处死。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五人中四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
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死于狱中。
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此后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大清洗至此结束。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第20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发表），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利”，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
从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其他许多其他低级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在苏共第20次党代会前苏联内政部的统计数目，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命令。但是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和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上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工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耶卓夫时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翻译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耶卓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审、被判和被枪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温斯顿·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世界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冷战格局。斯大林在苏联东南欧占领区的前轴心国国家内，积极扶植各国的共产主义党派上台，建立了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等卫星国，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些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共产党执政的一党专政制度，推行国有化经济政策，并对国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支持宪政民主人士实施严厉打压和清洗。1947年，苏联对东方集团提供了经济援助的莫洛托夫计划，该计划于1949年发展成为经济互助委员会。
1948年，斯大林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约瑟普·铁托关系恶化，遂引起苏南交恶，南斯拉夫被苏联从社会主义阵营中清除。同年，阿尔巴尼亚也与南斯拉夫断绝关系，投向苏联阵营。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派遣特务暗杀铁托，可均未成功。1949年，由于斯大林和铁托不再援助希腊共产党参加希腊内战，希腊民主军败给了由英国和美国支持的希腊国民军，丧失了对希腊的控制权。
斯大林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并对之作了论断，粉碎了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促使中国党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包括《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的演讲）》《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联共中央所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届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讲）》《关于中国（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真理报》发表《略谈现代题材》一文的后半段）》《关于中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全体联席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指出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斯大林指出：买办资产阶级一贯是中国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在1927年蒋介石举行“四·一二事件”以后，斯大林更指出“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中心”，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作斗争。斯大林认为：“为了召唤千百万的中国农民阶级起来革命”，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三条道路去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就是：一，通过建立农民委员会，二，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构，三，通过革命的军队。“或用没收地主田地的方法，或用减税减租的方法来满足自己迫切的要求”，“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分子”。斯大林在1926年11月间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时候指出：“中国革命主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手中”“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把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件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列为整风运动最基本的文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件中，号召中共党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斯大林的伟大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教材。毛泽东写道：“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工作了。”
二战爆发前夕，苏联曾与1937年8月20日与刚刚开始全面的抗日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抗日战争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战斗机志愿队助战，一直到1941年初斯大林与日本帝国签定《苏日中立条约》之后，苏联战斗机志愿队才撤离中国回苏。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苏联保证“不干涉新疆事务，不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不回，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一切武装”的条件下，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主权独立国家（外蒙古独立）。
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的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1946年国共谈判的努力宣告失败，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苏联克格勃将军苏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中说，苏联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敌视中共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力度。1949年，中共击败国民党夺取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并于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2月16日早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1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80]1950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国结盟并为之提供经济援助。斯大林曾经称毛泽东为“穴居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毛访苏后“没有说过关于他的一句好话”。
1950年1月，在苏联和美国撤出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对局势的分析和他们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则认为此时打仗时机不好。5月13日，金日成和朴正爱等到达北京，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5月15日，毛泽东告诉金日成，同意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给金日成提供了258辆T-34-85坦克，组建了“亚洲除苏军外最强大的装甲力量”。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击溃准备不充分的大韩民国的武装力量韩国国军，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而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在随后参战，于9月份通过仁川登陆而击退了南下的朝鲜人民军后，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并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而斯大林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一开始要求取消出动空军，后经协商重新确认，由于调度需要时间，将于志愿军入朝后的12月开始派遣苏联空军的精锐战斗机飞行员到朝鲜秘密支援，苏联飞行员被命令必须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而且空中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只被允许在鸭绿江南岸的“米格走廊”一带上空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前司令员王海在其自传《我的战斗生涯》中写道：“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 1953年7月27日，参战双方，由南日大将为首席谈判代表的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团，和由马克·克拉克上将为首席谈判代表的联合国军与韩国国军的代表团，最终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事。
斯大林本人带有鲜明的反犹主义倾向，早在1907年他就曾私下表示：“要把俄国革命当中的犹太帮一一清除掉”。（犹太裔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大清洗中均被清除。）之后斯大林也多次在私下发表反犹言论。而在公开发言中，斯大林则批评反犹主义立场。1947年联合国以巴分治的决议上，苏联投了赞成票，还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同时一场苏联国内针对犹太人的清洗计划正逐步展开。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被秘密警察暗杀。11月，苏共中央称“犹委会”是一个反苏宣传中心，同时下令解散了该委员会并查封它的印刷出版机构。几个星期后，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士遭到逮捕、逼供和处决。1952年，斯大林认为克里姆林宫内部存在一个“医生杀手组织”，遂下令调查并逮捕了克里姆林宫的九位医学专家（其中有六人是犹太人）。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953年1月，真理报上刊登了文章《医疗专家面具下的邪恶间谍杀手》披露“医生案件”，指出“医生杀手”与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焦因特”有联系，并指控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杀害了安德烈·日丹诺夫等国家高级领导人，掀起了国内的反犹运动。社会上还出现传言，称当局计划将犹太居民全部驱逐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去。同年斯大林去世，贝利亚随后表示“医生案件”是“原内务部领导人”一手炮制的假案，将此案被捕者全部释放并平反，事件最终得以平息。
斯大林1904年首次结婚，1907年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死于斑疹伤寒。他们的儿子雅可夫·朱加什维利被姨妈养大，成年后来到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雅可夫和父亲的相处并不愉快，斯大林曾轻蔑的说他“不过是个鞋匠”。当斯大林得知雅可夫的未婚妻尤利娅是个犹太人时，粗暴了辱骂了他们，雅可夫开枪自杀未遂，斯大林发现受伤的儿子时说：“他竟然没能射准。”后来雅可夫在苏德战争中任苏联红军西方面军炮兵连上尉连长，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后德军提出用雅可夫交换被俘的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斯大林答称“我不会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我没有一个叫雅可夫的儿子”及“你们手里不只是我儿子雅可夫，还有上百万人都是我的儿子，要么把他们全部释放，要么让雅可夫和他们分享同样的命运”，断然拒绝。1943年，雅可夫在德国俘虏营中，扑向380伏电网自杀。
1919年，41岁的斯大林再婚，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当时18岁。后来，她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儿子瓦西里·朱加什维利和一个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32年11月8日，娜杰日达在陪同斯大林参加了一次晚宴后，次日被发现在自己卧室自杀身亡，身边有一把左轮手枪。官方则宣称她的死因是阑尾炎。有人认为娜杰日达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又为丈夫的放荡和粗暴所恼，于是悲愤的选择了开枪自杀。也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亲手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或是他指使人杀的。娜杰日达的兄弟不久之后身亡，加深了人们对娜杰日达死因的疑问。
斯大林和娜杰日达的儿子瓦西里是空军飞行员，由于他屡立战功，24岁就成为苏联最年轻的空军少将。1952年他因指挥空军飞行表演发生严重的事故，被斯大林撤职。此后瓦西里曾一度意志消沉，常常酗酒闹事。斯大林死后，瓦西里被逮捕并被判决八年监禁，他于1962年死于酗酒。女儿斯维特兰娜，曾因男友和第一任丈夫是犹太人而遭到父亲粗暴干涉，并与1949年被迫嫁给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1967年，斯维特兰娜从苏联叛逃到美国。她移居美国后发表了自传，其中描述了父母的关系。她同时表示自己憎恨苏联并永远都不会回到俄罗斯。斯韦特兰娜的女儿，留在苏联并成为一名火山科学家，从年轻时就定居在堪察加半岛的火山观测站，她反对母亲的政治立场。
苏联重要缔造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评价道：“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权力机构。而是权力机构塑造了斯大林。”“官僚集团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个庸才。他的长处在于，他比所有其它的人更坚决、更果断、更无情地表现出统治集团的自卫本能。其实，这恰恰是他的软弱之处。他目光短浅，是个历史上的近视眼。他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个战略家。关于这点，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战争中的表现足资证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识到自己的庸碌无能”。
毛泽东对斯大林评价是：“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斯大林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196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对毛泽东说在俄国有人说他在中国有类似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回答说：“恐怕是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中心，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现在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通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实行“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言论肯定斯大林之历史作用，并于1966年初决定终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作品，而被控犯“诽谤 ”罪投入劳改营，《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让历史来审判》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作者费尔德宾受到克格勃追杀。勃列日涅夫时代拍摄之电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围困》(1977年上映）中，都出现了斯大林的形象，赞美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指挥中的功绩。勃列日涅夫还在1979年斯大林诞辰100周年时发行照相纸年历纪念册，并在1969年斯大林诞辰90周年时，在列宁墓背后的克里姆林宫城墙下中立了一座斯大林半身铜像，与基洛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并列。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重新把伏尔加格勒恢复为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所有被赫鲁晓夫改名的城市、工厂、企业也都没有恢复原来带有斯大林的名字。勃列日涅夫也承认“苏共二十大对破除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贡献”，除了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苏联其他城市没有保留任何斯大林塑像。 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虽然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和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看来是延续修正主义，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朝鲜是在内部文件中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但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直到邓小平和阿利雅于1980年代分别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上台执政并进行经济改革，苏修这一说法才被废止不用）但在西方各国和苏联国内主流观点看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却被视为恢复斯大林主义，主要体现在勃列日涅夫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官僚“干部队伍的稳定”，直到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最后苏共下台为止。
1974年的苏联《世界简明史》卷二这样记录：“他对于实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因为反对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凶猛斗争而赢得了人望，但是从1930年代早期起，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全都被归于斯大林名下，早在1922年列宁写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就说“斯大林同志，成了总书记，不断地把无限的权力收于掌中，我不确定他是否始终能谨慎地使用这权力。”在列宁死后头几年里斯大林还没有忘记他的批评，但是后来他越来越滥用总书记权力，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和就党和国家重大事体独自决策，列宁警告过的缺点越来越坚定地显现：粗暴、心理异常、容不得批评、刚愎自用、过度猜疑，等等等。这些导致了不公正的对民主的限制、大范围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及对杰出党和国家和军队领导及其他人物的镇压。”
1986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口号，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批判斯大林运动。《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赫鲁晓夫时期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朝社会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不过，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还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这个“深层基础”就是“斯大林体制”。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87年至1988年，批判斯大林运动达到高潮。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再次严厉批判“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称：“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消除，苏联正在走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9年东欧剧变后，匈牙利等国摆脱了苏联控制，在2004年4月2日加入欧盟前，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市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斯大林对人类、欧洲、匈牙利、匈牙利人民、布达佩斯和布达佩斯市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同时布达佩斯议会决定剥夺斯大林于1947年获当时布达佩斯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这项荣誉是为了表彰他领导的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纳粹德国军队赶出匈牙利）。
2006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受德国媒体《图片报》采访时说：“对于我国复杂的、有时是十分矛盾的历史而言，斯大林时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了解这段历史和记住教训。专制和不受监督必然导致犯罪。斯大林时代就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普京反对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他说：“是的，斯大林是个暴君，许多人称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纳粹分子！不是苏联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国，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记这一点。”2009年12月3日，在参与录制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时政节目时，普京当场从一系列俄罗斯网民提出的问题中，选择了关于他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答称：“我选这个问题来回答，是因为我知道问题的尖锐性。现在社会上对此有很多争论，我看到这里有埋伏：说肯定，一些人会不满意，说否定，另一些人会不满意。不过既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问题至今仍有激烈的争论，我就专门谈谈这个问题。”“依我看，不能给予整体的评价。显然，从1924至1953年国家有了根本变化：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而这时的国家是斯大林领导的。诚然，农民没有了，而我们大家都清楚记得有农业问题，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排着长队购买食物，等等。在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对农村没有起任何积极的作用。不过工业化确实实现了。”“我们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谁怎么说，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总体损失很大，你们知道，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对我国来说其后果就会悲惨得多。”“正面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过镇压。这是事实。我们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遭到镇压。这种管理国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能这样做。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我们遇到的不简单的仅是个人崇拜，而是反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罪行。这也是事实。关于此事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对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说的。”
2004年12月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书记根纳季·久加诺夫发表文章《强国的建设者》，评价斯大林：“他成就了崇高而又伟大的事业，也为此而严厉地对待民众；他极其刻板又知识渊博，同时也犯了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他是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人，但由于过于迷信权力有时也无暇顾及他人的感情；他在国家大事上既有深谋远虑、谨小慎微一面，而在涉及数百万人的命运上又采取比较简单粗鲁的方式，以至事后不得不长时间地、痛苦地纠正其错误。这就是斯大林。”
2009年10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一个视频博客里，为10月30日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日评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遭受了迫害，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试图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绝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绝不能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纪念民族的悲剧跟纪念胜利是一样的。而极端重要的是，要让青年人不仅拥有历史知识，还要有公民感。要能够满怀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国历史中最悲惨的悲剧之一。”“我们很注意同伪造我们的历史作斗争。不过为什么我们的很多青年人常常认为，问题只在于不允许改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结果。而忽视了重要性并不亚于此的是，绝不允许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护。”
有俄国书籍称1959年12月丘吉尔发表演说，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后经查证丘并无这篇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