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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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Joseph Stalin)——蘇聯的領導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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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俄語：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1924—1953年的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大元帥。列寧逝世後拋棄列寧新經濟政策，他全面推行農業集體化，使饑荒嚴重，以計劃經濟實施大規模工業化，使蘇聯成為重工業和軍事大國。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製為主要特征的“蘇聯模式”。對二十世紀蘇聯和世界影響深遠。但這種模式後來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在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的領導人先後進行了赫魯曉夫改革和勃列日涅夫改革，都無法突破這種體制，埋下了蘇聯解體的隱患。同時樹立個人崇拜，對黨、政、軍領導人，以至普通幹部和群眾大清洗，壓迫流放少數族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爭取國家安全，締造東方集團，實行集體安全政策，並且與德國和日本簽訂互助合約。蘇德戰爭中，蘇聯紅軍和盟軍共同擊敗軸心國，解放了東歐國家。並且戰後社會主義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在東歐、亞洲和拉美建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扶植了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中與美國為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峙。
斯大林去世之後，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發表了“秘密報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掀起了去斯大林化運動。1961年10月31日，根據蘇共二十二大做出的決議，斯大林的遺體被從列寧墓中移出，遷葬於克裡姆林宮紅場墓園牆下。
斯大林於1878年12月18日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第比利斯省西部哥里城（今喬治亞什達-卡特利州首府）。其父為一名奧塞梯人鞋匠，母親是喬治亞人農奴。斯大林在家中排行第三，兩個兄長在嬰兒時夭折。早期他父親頗為富裕，擁有自己工廠，但嗜酒無度，經常毒打妻兒。及後家庭財政變差，斯大林隨父母多次搬家。母語是喬治亞語，10歲那年，母親把他送到哥里的神學學校就讀，他在那裡學會俄語，但講俄語時仍帶有喬治亞口音。16歲時，進入第比利斯一所東正教中學讀書，他成績優秀並獲得獎學金。期間他接觸到一些革命書籍，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1898年8月，斯大林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9年，因無法支付突漲的學費，而放棄最終考試，被學校開除。隨後他供職於第比利斯氣象觀測台，積极參与革命活動。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他選擇加入以弗拉基米爾·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一邊。不久斯大林成了高加索地區主要革命活動者，組織罷工、發放傳單，為布爾什維克活動募集資金，為之而搶劫銀行、綁架、敲詐。1906年夏天，斯大林和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結婚，她不久生下首個兒子雅可夫·朱加什維利。
1907年6月26日，斯大林和手下在第比利斯市內廣場伏擊帝國銀行護送隊。槍戰中，自製炸彈爆炸殺死40人，而斯大林和手下則劫取25萬盧布脫逃。隨後他帶著妻子來到巴庫，但斯瓦尼澤卻在1907年12月因斑疹傷寒去世。斯大林在悲痛中渡過，幾個月後，他把孩子雅可夫交給娘家撫養。到巴庫後，他積極從事亞塞拜然和波斯地區革命活動，暗殺極右翼民族主義團體“黑色百人團”成員，並參與綁架、搶劫等。1902年4月－1913年3月間，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逮捕7次、流放6次，從流放地逃出5次。1912年，斯大林來到聖彼德堡，在列寧指示下創辦《真理報》。1913年3月，他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首次使用筆名“斯大林”（意思為“鋼鐵的人”）。不久，他最後一次被捕。1916年，沙俄政府將他強徵入伍參加一戰，卻被醫生檢查出左臂有傷，於是他免於參與動員，被流放到阿欽斯克。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沙俄羅曼諾夫王朝滅亡。斯大林被釋放，他於3月25日重返彼得格勒（聖彼德堡），與列夫·加米涅夫、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人繼續從事布爾什維克《真理報》的編輯工作。他們曾一度對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俄國臨時政府持支持態度，而在4月召開的黨內會議中，列寧主張推翻臨時政府，斯大林等人於是轉變了立場支持列寧。會議上他被選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成員。同年發生七月事件，列寧由於試圖發動革命而被臨時政府所通緝，斯大林協助他逃往芬蘭，為了避免擴大流血衝突，斯大林下令讓被圍困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投降。不久列寧重返俄國，併在斯莫爾尼宮策劃武裝起事推翻臨時政府，斯大林成為了領導團體的一員，最終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中成功奪取了政權，隨後他被任命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1918年，俄國內戰爆發。斯大林和列夫·托洛茨基等人入選了由列寧組建的五人主席團。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徵糧，在克裡門特·伏羅希洛夫、謝苗·布瓊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加強在軍隊中的影響力。期間，斯大林多次違抗時任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決議，處決了很多紅軍中在沙皇時代任過職的軍官以及“反革命”。為了徵糧，他還使用了焚燒村莊的手段，逼迫農民服從和防止食物供應被強盜劫掠。最終紅軍在察里津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他也和第一騎兵軍的軍人建立了政治上的合作關係。在斯大林掌權後，察里津被改名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稱伏爾加格勒）。1919年初斯大林被調回莫斯科，3月24日他與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結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德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線，期間他嚴厲的把紅軍的逃兵當作叛徒而集體處決。
1919年波蘇戰爭爆發。任蘇軍西南方面軍政委的斯大林希望奪取波蘭城市利沃夫，然而此舉卻違背了列寧和托洛茨基主攻華沙的戰略意圖。他的政治把戲促使第一騎兵軍的謝苗·布瓊尼和亞歷山大·葉戈羅夫違背中央的命令，拒絕援助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的西北軍，最後蘇軍在利沃夫和華沙的兩場戰役均以失敗告終。歸國後，斯大林的行為受到批評，他則辯護說問題在於中央的決策，而同時也主動辭去軍職。在黨內第九次會議中，托洛茨基更是公開的指責了他。
1921年紅軍進入喬治亞，建立了喬治亞蘇維埃政權，斯大林在其中舉足輕重 。由於此時列寧和托洛茨基在若幹問題上有所分歧，於是列寧重用斯大林與之抗衡。在加米涅夫襄助下，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年5月列寧突然中風，被迫停止政務活動。在處理喬治亞事件時，斯大林要求削減喬治亞的地方自治權，主張喬治亞蘇維埃應併入南高加索聯邦再併入蘇聯，引起當地布爾什維克的不滿。他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於是對反對派使用了粗暴的高壓政策，列寧對此非常反感，稱他們的行為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同時，斯大林要求放鬆外貿壟斷的建議也跟列寧發生了分歧。列寧於是在遺囑中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同時列寧尋求與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後，在電話里辱罵了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之後曾憤怒寫信給斯大林，並以絕交威脅他道歉。斯大林選擇低頭認錯最終事情平息。在列寧健康惡化時期，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格裡哥里·季諾維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對抗黨內威望較高的托洛茨基。
1924年列寧逝世後，克魯普斯卡婭把列寧的遺囑交給了中央政治局。在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佈於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斯大林根據列寧遺囑的建議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並一致選舉斯大林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托洛茨基寫下《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直言不諱的批評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促使兩人與斯大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並非真正的列寧主義，斯大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不久之後，斯大林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的意見亦見分歧：斯大林支持尼古拉·布哈林的意見，延續列寧新經濟政策，減少約束農民，並希望先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放大新經濟政策並擁護世界革命的主張，他們形成“新反對派”，1925年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他們和斯大林為首的主流派公開對抗，卻以失敗告終。季諾維也夫於是重新聯合托洛茨基，並和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等人結成反對派聯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傾”集團鬥爭。斯大林充分利用中央權力打壓反對派，1927年12月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後開除出黨。
1927年末，蘇聯穀物短缺，斯大林認為其為富農囤積之果。他力求迅速消滅富農階級，並始推農業集體化政策。而布哈林等人認為穀物收購危機原因不在於富農，而在於不合理之收購價和工業品不足，堅持新經濟政策 。斯大林於是批評布哈林等人是黨內右傾投降主義集團，並於1929年將布哈林逼出政治局。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為了對付英法等國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試圖將“禍水西推”。1939年，在德國入侵波蘭後，蘇聯紅軍進軍占據了西白俄羅斯、西烏克蘭、芬蘭與維斯瓦河以東的波蘭，很多人認為這實際上是與德國共同瓜分了波蘭領土。之後，蘇聯以防禦來自西方侵略的名義，以軍事威脅或局部戰爭手段，合併了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以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芬蘭的卡累里阿地峽。
1941年，橫掃西歐大陸的希特勒決定把其戰略重心由西方轉向東方，籌划了代號為“巴巴羅薩”的侵蘇計劃。6月22日，希特勒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發動閃擊蘇聯的戰爭。面對德國的進攻，斯大林擔任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和蘇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並於7月3日發表演說，號召蘇聯人民不僅要消除本國面臨的危險，還要幫助在德國法西斯奴役下的歐洲各國人民。
蘇德戰爭初期，蘇聯嚴重失利，入侵後一個月，德軍占領的蘇聯領土相當於法國領土的兩倍。但是，在經歷了短暫的心理震蕩之後，蘇聯全體軍民在斯大林的最高指揮下開始奮起抵抗，逐漸扭轉了戰局。1941年11月初，德軍逼近蘇聯首都莫斯科，但斯大林始終留在城裡組織大反攻，當月7日，斯大林照常在紅場舉行閱兵式，受閱部隊隨即從紅場直接開赴前線。在斯大林的親自指揮下，莫斯科保衛戰取得了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西斯德國的第一次大的軍事失敗，被認為是“打破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之後德軍被迫改閃擊戰為持久戰。
1943年2月，蘇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殲敵33萬人，此役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1943年7月，蘇聯又取得了庫爾斯克戰役的勝利，這場勝利的意義，用斯大林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如果說斯大林格勒會戰預示著德國法西斯的衰落，那麼庫爾斯克會戰則使它面臨滅頂之災”。1945年5月，蘇聯紅軍攻剋德國首都柏林，德國被迫無條件投降。同年，斯大林獲蘇聯大元帥軍銜。
二戰之後，根據美、蘇、英等國在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格局的劃分，斯大林確立了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並建立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但在對待同為共產黨政府的南斯拉夫時，斯大林採用大國沙文主義的手段，併在東歐各國推行清洗資產階級精英分子的運動。此外，二戰後中國政府也在斯大林的重壓下被迫同意外蒙古作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
斯大林於1953年3月5日因腦溢血去世，享年73歲。他的遺體被保存在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中，供瞻仰參觀。
斯大林去世之後，赫魯曉夫在朱可夫元帥的幫助下，將貝利亞逮捕槍決，罷免了繼任的蘇共總書記馬林科夫，最終坐上蘇聯的第一把交椅。併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做“秘密報告”，全面批判否定斯大林，斯大林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聲譽在全世界受到極大的影響，非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大量黨員退 黨。赫魯曉夫還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移出來火化，骨灰埋在了克裡姆林宮牆下。
歷史背景[1]
(一)國際環境對蘇聯極為不利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曾寄希望於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幫助俄國無產階級鞏固蘇維埃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1923年保加利亞、德國和波蘭武裝起義的失敗，卻宣告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進入了低潮時期，蘇聯不得不在相當長的時期成為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把蘇聯看作是“毒瘤”，欲徹底除之而後快。一戰後，帝國主義國家曾組織過14國干涉蘇俄的戰爭；干涉失敗後，又妄圖用經濟孤立、封鎖等手段扼殺蘇俄政權。因此儘管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推行了租讓制，希望藉此吸引外國投資和獲得先進的技術設備，但回應者寥寥。
2O世紀3O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爆發後，德、意、日等國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戰爭策源地業已形成。英、法等國家卻拒絕了斯大林提出的關於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企圖“禍水東引”，借德國法西斯之手消滅蘇聯。蘇聯時時都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正是這種危險處境，致使蘇聯的許多政策都帶有“戰時”色彩。
(二)國內形勢對蘇維埃政權提出嚴峻考驗主要表現在：其一，俄國是一個沒有經歷成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小農經濟占主要成分的國家。十月革命只實現了社會制度的變革，並沒有把小農經濟變成社會主義的大農業。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普遍認為，小農經濟是分散、落後的自然經濟，它不能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因此，把小農經濟改造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成為布爾什維克黨面臨的最艱巨任務。
其二，工農業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寧曾就蘇俄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和艱難的實踐探索，走過從“戰時共產主義”到“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曲折道路。新經濟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果，農業經濟有所好轉，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但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的開展，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一方面，蘇聯原有的工業基礎薄弱，工業產品品種少、數量低，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又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基礎工業為特點，因此，國家拿不出充足的工業產品到農村交換；另一方面，農村中小農經濟占主要成分，生產工具落後，無法擴大再生產，糧食的商品率極低，因而，農村無法滿足工業發展對糧食、原料和市場的需要。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工業和個體小農業是完全不同的經濟，甚至是相互對立的，社會主義事業不能長期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否則，“總有一天會使整個國民經濟全部崩潰”。如何解決這對矛盾?斯大林主張，解決這對矛盾的出路就在於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集體農業經濟。
其三，農村中出現了貧富分化的趨勢和糧食收購危機。由於農民的條件不同，農村中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一部分農戶利用新經濟政策的寬鬆環境，發家致富，成為富裕農民，而一些農戶，卻由於缺少農具、勞動力以及生產技術等原因，越來越貧困，有的甚至不得不向富農借高利貸，受富農的剝削。使農民共同富裕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貫追求，農村中的貧富分化現象是與黨和國家的初衷相悖的。同時，一些富農利用手中的糧食，與城市中的投機倒把分子相互勾結，抬高糧價，造成城市中糧食供應緊張。斯大林認為，這是1927年蘇聯糧食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1927年－1928年，由於蘇聯國家規定的糧食價格太低，農民並不急於賣糧，使糧食收購出現短缺。斯大林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富農階層的蓄意破壞，他不顧布哈林等人的反對，一方面採用特殊手段打擊富農，強迫他們按指定價格賣出餘糧；另一方面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滅富農”的口號，命令沒收富農的財產並將他們放逐，不准他們加入集體公社。由於對“富農”概念缺乏準確界限，集體化開始時國內“富農”占農戶總數不到3%，而最後被剝奪的農戶卻達到農戶總數的6%－8%，部分中農和貧農也被當作富農剝奪。1929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開始全盤集體化，從此集體農莊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兩個月內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5%增長到59.3%），執行過程中，底層執行者經常採用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農民入社。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勝利沖昏頭腦》一文，批評全盤集體化運動中違反農民自願原則的過火行為，於是引發了大規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體農莊比例已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再次改變態度，贊揚全盤集體化的成就並批評反對者是“和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體化運動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僅占0.2%，至此全盤集體化的目標基本實現。
農業集體化政策引起了很多農民的不滿，他們在入社前屠殺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蘇聯的牲畜總量將近損失了50%。部分農民在絕望中毀壞工具、焚燒穀物，還時常參與縱火、暗殺等破壞活動。全盤集體化也沒有給農業生產效率帶來明顯提高，1932年－1934年之間，蘇聯出現了嚴重的饑荒，農業總產值下降了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體化完成後，農業總產值也只是維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
蘇聯1928年－1934年間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穀物的總產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國家收購量卻增加了150%，這直接導致了波及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西伯利亞等地的嚴重的饑荒。在此次饑荒中死亡的人數大約在600萬－1000萬之間，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餓死250萬－500萬人）。為了控制農民向人滿為患的城市轉移，政府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佈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在此期間國內數以萬計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蘇聯當局不得不使用正規軍以剿匪的名義鎮壓反抗農民。
1945年二戰結束後，蘇聯再次出現了饑荒，約有100萬－150萬人因此而喪生。
運動特點[1]
第一，農業集體化運動是以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面貌出現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斯大林曾贊同列寧關於漸進地實現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但列寧逝世後，由於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尤其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開展後，工農業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致使斯大林轉變了思想。斯大林認為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直接完成小農業變成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過程，並把農業經濟控制在國家手中。於是，從1928年開始，國家開始採取行政手段取消小農經濟，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對小農經濟的改造過程變成了一場社會運動。
第二，農業集體化運動是為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服務的。2O世紀2O年代中後期，工業化是蘇聯國家生活的中心內容。為了加快工業現代化步伐，國家需要大量的資金、糧食、原材料以及廣闊的商品銷售市場。當時的蘇聯工業基礎薄弱，又得不到外援，因此，別無選擇，工業發展必然要嚴重依靠農業的支持。但是小農業不能滿足工業化的要求，只有大農業才能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持和幫助。斯大林發動農業集體化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短時間內建立農業集體經濟，實現農業現代化，最終為工業化服務。隨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基本完成，蘇聯便建立起一種新的直接為國家工業化服務的農業經濟體制。
第三，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時間短。蘇聯對小農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用行政手段而非經濟手段完成的，因此所用的時間非常短，僅用了7年的時間。從1927年開始，在經歷了農業集體化、農業全盤集體化階段後，到1934年7月，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就基本實現了，其標誌就是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達到71．4％ ，播種面積達到87．4％ 。
第四，農業集體化運動與消滅富農階級聯繫在一起。根據蘇聯1929年5月的統計，全國約有100多萬戶富農，占農戶總數的4％ ～5％。斯大林認為，富農經濟屬於資本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經歷了從限制和排擠、到剝奪和消滅的演變過程。在農業集體化初期，由於參加集體農莊的只是一部分農民，因此，是否允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的問題還處於討論階段。但從1929年11月斯大林發表《大轉變的一年》開始，蘇聯進入了全盤農業集體化階段，這個問題就變得突出起來。在斯大林認為“我們已經有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物質基礎”後，1929年底，斯大林作出了消滅富農的決定，指出：“我們已經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並把剝奪富農財產看作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的一個組成部分”。之後，蘇聯掀起了消滅富農的運動。
第五，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途徑比較單一，基本形式就是建立集體農莊。在小農的未來發展方向問題上，斯大林與列寧的觀點一致，認為在蘇聯必須通過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大農業。列寧的合作化計劃是在蘇聯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社，包括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等等。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之前，斯大林贊同列寧的觀點。但隨著工業化的深入發展和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展開，斯大林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認為在蘇聯已經建立起蘇維埃政權，並用重工業聯繫工農、城鄉的條件下，集體農莊應該成為主要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於是。集體農莊成為了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形式。由此，蘇聯當時的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運動被稱為了農業集體化運動。
工業化思想背景[2]
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在實行過程中遇到的困擾，以及當時國家面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使斯大林感到要儘快讓蘇聯強大起來，這是斯大林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一）蘇聯新經濟政策實行過程中遇到的困擾
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把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並提出了很多工業化的重要思想，積極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但當時蘇聯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使這一進程遇到了重重困難。1918年，面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的武裝叛亂，列寧不得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爭結束，列寧則用新經濟政策代替了原來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以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儘快建立社會主義的大機器工業。新經濟政策由於符合客觀實際，迅速取得了成效。但是，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推行只有兩三年的時間就去世了，使得新經濟政策沒有得到更充分的實施和完善。而且隨後，新經濟政策在實行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擾。
首先是1923年夏秋出現了“銷售危機”。當時並不充裕的工業品卻出現了銷售堵塞、大量積壓的現象，以至工業再生產無法進行。造成這次銷售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對銷售品實行壟斷價格，最後通過國家降低工業品價格使工農業經濟發展恢復了平衡。到1926年卻出現了“商品荒”，主要是棉布、食糖、黃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供應不足而造成短缺，這次“商品荒”並沒有象1923年的“銷售危機”那樣按市場經濟的規律得到解決。接著，1927年底1928年初又出現了“糧食收購危機”，農民不願意把糧食賣給國家，因為國家制定的糧食收購價格不合理，低得讓農民難以接受。實質上，這些危機反映出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國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二者衝突的背後是蘇聯應走一條什麼樣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問題，是走一條經濟平衡發展的工業化道路，還是走一條剝奪農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斯大林主張走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但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而蘇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已經發生資金短缺的問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領導人決定用政治行政的手段來擺脫這一困境，這就是推行全盤農業集體化，用政治行政手段結束新經濟政策，以農業集體化來為國家的工業化積累資金，來推進工業化。
（二）蘇聯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使斯大林感到必須加快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
從當時蘇聯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蘇聯畢竟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1918年就已發生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的武裝叛亂，帝國主義時刻都想扼殺這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因為帝國主義的威脅時刻存在，加上當時蘇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自己國內不能出產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如果停留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即不得不使國民經濟受制於那些出產並輸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的階段，就不可能保持經濟上的獨立。停留在這個階段就等於讓自己隸屬於世界資本。”
正是這種危機感、緊迫感使蘇聯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增強國力。
從1927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為止，斯大林提出要在短期內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於是按照每五年一計劃的方式，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發展經濟。1928年－1932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隨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則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大規模發展重工業。在這段時間內，蘇聯的工業總產值以驚人的速度增長，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後，工業總產值達到了1928年的446%，平均每年增速為18%。其中鋼產量達1770萬噸，煤為1.28億噸，電力為362億度。期間在烏拉爾山以東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庫茲涅茨克等地建立了諸多新興工業區。1938年起第三個五年計劃則集中發展軍事工業，到1941年6月，蘇聯的坦克總數高達2.4萬台，火炮約11萬門，飛機1.8萬架，成為重工業和軍事大國。但蘇聯國內日常消費品的生產卻被忽視，城市居民並未分享到多少工業進步的成果。和1928年相比，1937年蘇聯的人均食品消費和人均工業消費品量下降了3%－8%。工人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且不能達到生產要求的會被處分，以至進行勞改甚至被槍決。1935年首先取消了麵包和麵粉、米的配給制，後來又取消了按定額發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給制。1936年初，工業品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與1932年相比，蘇聯1937年通過零售商品流轉渠道供應的重要日用工業品和食品增長情況如下：針織外衣增長2.86倍，針織內衣3.08倍，砂糖1.92倍，動物脂肪1.59倍，糖果點心0.81倍，灌腸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長、短褲子0.97倍，自行車3.2倍，留聲機10.7倍，手錶7.2倍。消費品的銷售額有了很大的增長。
社會建設
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發起了一波激進的經濟改革，對蘇聯的工業和農業實施徹底改造。這個被稱為“大轉向”的經濟改革，意味著斯大林對之前較接近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的全面摒棄。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曾經確保了蘇俄這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七年的戰爭中（1914-1921，包括1914—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下來的俄國內戰）生存下來，並將蘇聯的生產力恢復至1913年的水平。然而，蘇聯依然遠遠的落後西方國家。斯大林和共產黨內多數人認為，新經濟政策不僅損害了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也沒有足夠優秀的經濟表現，甚至連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都沒有。因此斯大林主義者認為，蘇聯必須加速工業化進程，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
超高速工業化、農業全盤集體化和大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的主要支柱。列寧逝世後，斯大林依據社會主義城市"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運輸業、信貸系統、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裡，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也提出“城市是農村領導者"。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是根據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公有化的原則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的經濟組織。不把這兩個經濟部門結合起來，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
“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為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斯大林認為只有實行剝奪農民的“貢稅”政策使國家工業化。斯大林建立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歸社會公有，沒有商品流通的全社會產品經濟，憑證供給制（勞動憑證制），憑票憑證分配商品。斯大林時期，蘇聯至少發生過兩次大規模饑荒：一次在1932-1933年集體化時期，另一次在二戰後初期，每次餓死的人數都以數百萬計。
1.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體農莊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
2.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集中於黨中央的最高機構政治局、書記處。黨政合一，黨國合一；實行不受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共產黨不僅領導一切，而且通過壟斷國家機關幹部人事任免，直接發佈政令，管理國家事務。
3.文化思想的專制統治，嚴密控制與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黨全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的管理權，對思想文化領域實行集中領導。黨和國家的宣傳教育部門對思想文化產品實行嚴格的審查和管制，要求全黨和全體國民在思想和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幹部任命制
斯大林模式排斥社會和民眾的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都按黨的機關的指示行事，幹部由黨組織層層任命，蘇維埃的代表也都是黨指定候選人通過等額選舉產生。1924年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在蘇聯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的追悼會上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斯大林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領導。”斯大林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整個國家的權力高度集中於蘇聯共產黨一黨之手，在蘇共黨內權力又高度集中於黨的領袖一人之手，黨內民主及社會民主僅停留在口頭或者文字等外在形式的層面上，正常的黨內監督和社會監督缺失；對黨、國家及社會事務的管理，則實行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各級幹部則自下而上地對自己的上級負責和惟命是從，全黨乃至整個國家則最終形成對黨的領袖的頂禮膜拜。在斯大林時期還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期間贈送貴重禮品和包裹制度。斯大林為了加強集權，還建立了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檔案幹部。斯大林說：保存黨的歷史檔案的"黨史委員會不但是黨內文件的儲藏所，而且是黨內文件的解釋者。"
等額選舉制
斯大林建立了指定接班人以及等額選舉制度。各級黨委委員們對於斯大林的各種提議、方案，只有舉手通過的義務，沒有表示不同意見的權利，誰不贊成誰就是反對斯大林，就是反革命。斯大林排斥了社會和民眾的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都按黨的機關的指示行事，不僅幹部由黨組織層層任命，蘇維埃的代表也都是黨指定候選人通過等額選舉產生。1918年的蘇俄憲法規定，蘇維埃代表選舉採取等額選舉的辦法。等額選舉制，即選幾個代表提名幾個代表候選人。各級蘇維埃代表和行政首腦大多是由黨組織挑選內定，再交給選民進行等額投票。
黨領導軍隊的制度
1927年10月6日，斯大林提出：“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內要有堅強的政治領導，要由絕對可靠的和堅定的共產黨員組成。”斯大林提出：“領導軍隊的是由上面任命並按照強制原則編製軍隊的司令部。司令部不僅要編製軍隊，而且還要供給軍隊給養、被服、鞋襪等等。全軍在物質上完全依賴司令部”。1935年5月，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提出的“幹部決定一切”的論點，是蘇共指導軍隊建設的綱領性口號。斯大林強調：無產階級軍隊需要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維護紀律和秩序是黨領導軍隊和軍隊全體人員首要的職責。斯大林十分重視建立和健全軍隊政治工作機關和政治工作制度，認為這是世界上一切其他軍隊都沒有的"特殊武器"。斯大林發佈《關於改組政治宣傳機構和實行軍事政治委員制度》的命令，在團以上部隊實行政治委員制。他認為“如果需要建立什麼機構的話，那就應當建立政治委員制度。要堅決做到使實際權力掌握在共產黨和政治委員手裡”。政治委員制度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蘇共的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是蘇共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
斯大林把階級鬥爭看成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我們所有的進展，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每一個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們國內階級鬥爭的表現和結果”。斯大林認為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路線鬥爭
斯大林歷來比較喜歡講兩條路線，1920年代後期逐漸把路線問題提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是考茨基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斯大林用列寧來打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提出：“列寧是自死一直反對不斷革命論的。”從1925年到1928年，斯大林就清除了三個反對派，分別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黨集團。斯大林認為：“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革命的性質、進程和結局完全取決於政權操在誰手裡，哪個階級掌握政權。所謂政權危機，無非是各個階級爭奪政權鬥爭的外部表現。革命時代的特點其實就在於爭奪政權的鬥爭在這時具有最尖銳和最明顯的性質。”1943年，根據斯大林的鬥爭思想，毛澤東選編了黨的路線學習材料《兩條路線》，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發行。
大清洗
大清洗是1936年至1939年間在蘇聯爆發的一場主要針對原蘇共高級領導人的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一般認為其最終目的在於鞏固斯大林的權威。 由於個人崇拜風氣的盛行，斯大林的一些錯誤觀點和作法對蘇聯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導致蘇聯開展的肅反運動出現了擴大化的情況，大批無辜的黨、政、軍優秀領導人和著名知識分子，以至普通幹部和群眾被加以各種罪名，遭到了“清洗”，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壞和踐踏。肅反擴大化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影響也非常深遠。它是斯大林體製造成的嚴重後果之一，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科學文化資源和各級幹部資源。
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對此大做文章，從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對部分原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三次公審。被告人被控與西方國家陰謀刺殺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解體蘇聯以及設立資本主義社會。然而這些審判不是按照當時蘇聯法律進行的，使用的是秘密警察三人審判團。秘密警察以刑訊逼供和被告人家庭成員的手段，迫使被告人認罪。
第一次公審是1936年8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恐怖中心”等16名被告人的審判，其中格裡格利·季諾維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蘇共重要的前領導，16人全部被判有罪處死。
第二次公審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爾·拉狄克等。13人被槍斃，其餘被關入勞改營，這些人很快死於營中。
第三次公審是1938年3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團”，其中包括原共產國際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總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裡斯蒂安·見賴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領雅戈達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處死。
此外，於1937年6月還在一個軍事法庭上對一批蘇聯紅軍將軍進行了一次秘密審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
在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員中，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五人中四人被處死，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後流亡墨西哥，於1940年被蘇聯間諜謀殺。
從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寧逝世期間被選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處死，米哈伊爾·湯姆斯基自殺，莫洛托夫和加裡寧幸存。從1934年參加第17屆共產黨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幾乎所有這些人死於獄中。
1938年11月17日蘇聯行政委員會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發表了《關於關押、檢舉審問和考問的法令》，此後秘密警察發佈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數秘密警察大規模活動，放棄了死刑的應用。大清洗至此結束。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臺，開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第20次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一個秘密報告（一個月後這個報告被髮表），稱大清洗是斯大林“濫用權利”，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在同一報告中赫魯曉夫承認許多受害者是無辜的，他們的認罪基於受拷打後獲得的假認罪。
從1954年開始一些被害者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紅軍將軍於1957年被平反，其他許多其他低級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員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審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在蘇共第20次黨代會前蘇聯內政部的統計數目，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簽署了681692人的處決命令。但是被害人的總數至今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統計、以及按照對時間範圍的定義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強迫遷徙中死亡的人的定義的不同這些統計數據非常不一致。
在蘇聯“鎮壓”這個詞被官方用來表示對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敵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將反對分子清除出共產黨，一般認為其最終目的在於鞏固斯大林的權威。與此同時在社會上進行了一系列針對被認為是或者被指責為是出於落後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對蘇聯國家以及共產黨政策的人群的迫害運動。
官方將一系列清洗解釋為消滅潛在的破壞分子和間諜，其背景是當時蘇聯預期的與德國之間的戰爭。公眾目光主要集中在對共產黨領導階層本身、政府官員和蘇聯紅軍領導人的清洗。大多數這些人是黨員。
但是這場運動也涉及到社會中的其他許多人：知識分子、農民（尤其是所謂的“富農”）和專業人員。一系列蘇聯秘密警察和國外情報機構（NKVD）的行動涉及到多個被指責為“第五縱隊”的少數民族。
據赫魯曉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和其後果》以及許多後來的研究證明許多這些指責，包括在莫斯科公審中提供的證據，都是被迫供認的，或者是對俄羅斯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刑法第58條（反革命罪行）的過分擴展的理解的基礎上得出的。這些審判不是按照當時蘇聯法律的規則進行的，當時的合法法庭在這些審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審判團代替。
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上十萬被槍斃，上百萬人被迫遷居。許多人被關押、拷打或者送入勞改營和古拉格。由於饑餓、疾病、惡劣的環境條件和沉重的勞工許多人死在勞改營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長官時開始的，但是其頂峰則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間，當時的秘密警察首腦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這段時間有時也被稱為“耶卓夫時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個大清洗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領導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發佈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發佈命令對被告人施加“身體壓力”，這個命令在實踐中被翻譯為拷打和非法謀殺。大清洗結束時耶卓夫被解除職務、以間諜罪（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審、被判和被槍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溫斯頓·丘吉爾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由於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世界逐步形成了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國家兩大陣營長期對峙的冷戰格局。斯大林在蘇聯東南歐占領區的前軸心國國家內，積極扶植各國的共產主義黨派上臺，建立了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等衛星國，組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些國家在憲法中確立了共產黨執政的一黨專政制度，推行國有化經濟政策，並對國內的自由主義分子和支持憲政民主人士實施嚴厲打壓和清洗。1947年，蘇聯對東方集團提供了經濟援助的莫洛托夫計劃，該計劃於1949年發展成為經濟互助委員會。
1948年，斯大林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約瑟普·鐵托關係惡化，遂引起蘇南交惡，南斯拉夫被蘇聯從社會主義陣營中清除。同年，阿爾巴尼亞也與南斯拉夫斷絕關係，投向蘇聯陣營。期間斯大林曾多次派遣特務暗殺鐵托，可均未成功。1949年，由於斯大林和鐵托不再援助希臘共產黨參加希臘內戰，希臘民主軍敗給了由英國和美國支持的希臘國民軍，喪失了對希臘的控制權。
斯大林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並對之作了論斷，粉碎了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問題的觀點，促使中國黨走上了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包括《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分委會的演講）》《中國革命問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聯共中央所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屆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講）》《關於中國（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真理報》發表《略談現代題材》一文的後半段）》《關於中國（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委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斯大林指出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一個特征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國主義財政經濟的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反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合”。“反對封建殘餘的農民革命“是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之一。””斯大林指出：買辦資產階級一貫是中國革命“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在1927年蔣介石舉行“四·一二事件”以後，斯大林更指出“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中心”，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投降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作鬥爭。斯大林認為：“為了召喚千百萬的中國農民階級起來革命”，為了鞏固工農聯盟，中國無產階級可以通過三條道路去實現對於農民的領導，就是：一，通過建立農民委員會，二，通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的機構，三，通過革命的軍隊。“或用沒收地主田地的方法，或用減稅減租的方法來滿足自己迫切的要求”，“幫助農民反對地主分子”。斯大林在1926年11月間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時候指出：“中國革命主導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中國農民領袖的作用，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手中”“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學生。毛澤東根據斯大林的理論提出關於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把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件和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列為整風運動最基本的文件。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文件中，號召中共黨內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斯大林的偉大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中心教材。毛澤東寫道：“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了。”
二戰爆發前夕，蘇聯曾與1937年8月20日與剛剛開始全面的抗日戰爭的南京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抗日戰爭提供武器和物資援助，並派遣空軍戰鬥機志願隊助戰，一直到1941年初斯大林與日本帝國簽定《蘇日中立條約》之後，蘇聯戰鬥機志願隊才撤離中國回蘇。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在蘇聯保證“不幹涉新疆事務，不在中國東北長期駐軍不回，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國共產黨及其所屬一切武裝”的條件下，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具有國際法主體地位的主權獨立國家（外蒙古獨立）。
二戰結束後，由於蘇聯控制了中國滿洲（中國東北）及蒙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欲接管滿洲，以便能更好的與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繼續展開武裝鬥爭。而斯大林則為了避免和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加深衝突，拒絕了毛澤東的要求，決定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儘管如此，蘇軍於1946年在撤離滿洲回國之前，依然為中共搶占滿洲的真空地帶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例如蘇聯紅軍曾經把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給中共將領林彪的東北野戰軍 1946年國共談判的努力宣告失敗，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蘇聯克格勃將軍蘇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一書中說，蘇聯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行動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劃，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戰略註意力，將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敵視中共的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力度。1949年，中共擊敗國民黨奪取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控制權，並於10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2月16日早晨，毛澤東到達莫斯科。12月21日毛澤東參加了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活動。[80]1950年2月，蘇聯與中國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與中國結盟併為之提供經濟援助。斯大林曾經稱毛澤東為“穴居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在毛訪蘇後“沒有說過關於他的一句好話”。
1950年1月，在蘇聯和美國撤出在北韓半島的駐軍後，北韓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政府與蘇聯領導人密切協商，並使斯大林“同意北韓勞動黨領導層對局勢的分析和他們準備以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設想”。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毛澤東則認為此時打仗時機不好。5月13日，金日成和樸正愛等到達北京，說明斯大林已經同意。5月15日，毛澤東告訴金日成，同意統一北韓半島。斯大林給金日成提供了258輛T-34-85坦克，組建了“亞洲除蘇軍外最強大的裝甲力量”。6月25日北韓人民軍越過三八線，迅速擊潰準備不充分的大韓民國的武裝力量南韓國軍，占領了南韓首都漢城。而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在隨後參戰，於9月份通過仁川登陸而擊退了南下的北韓人民軍後，於10月7日越過三八線向平壤推進。毛澤東希望立即出兵援朝，並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而斯大林擔心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也懷疑毛澤東出兵的誠意和效果，故一開始要求取消出動空軍，後經協商重新確認，由於調度需要時間，將於志願軍入朝後的12月開始派遣蘇聯空軍的精銳戰鬥機飛行員到北韓秘密支援，蘇聯飛行員被命令必須身著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服，而且空中行動範圍被嚴格限制，只被允許在鴨綠江南岸的“米格走廊”一帶上空作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前司令員王海在其自傳《我的戰鬥生涯》中寫道：“戰爭初期，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還相當年輕、弱小，空戰主要是蘇聯空軍打的。” 1953年7月27日，參戰雙方，由南日大將為首席談判代表的北韓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代表團，和由馬克·克拉克上將為首席談判代表的聯合國軍與南韓國軍的代表團，最終在板門店簽署了《北韓停戰協定》，結束了戰事。
斯大林本人帶有鮮明的反猶主義傾向，早在1907年他就曾私下表示：“要把俄國革命當中的猶太幫一一清除掉”。（猶太裔布爾什維克領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在大清洗中均被清除。）之後斯大林也多次在私下發表反猶言論。而在公開發言中，斯大林則批評反猶主義立場。1947年聯合國以巴分治的決議上，蘇聯投了贊成票，還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同時一場蘇聯國內針對猶太人的清洗計劃正逐步展開。1948年1月，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所羅門·米霍埃爾斯被秘密警察暗殺。11月，蘇共中央稱“猶委會”是一個反蘇宣傳中心，同時下令解散了該委員會並查封它的印刷出版機構。幾個星期後，一些著名的猶太人士遭到逮捕、逼供和處決。1952年，斯大林認為克裡姆林宮內部存在一個“醫生殺手組織”，遂下令調查並逮捕了克裡姆林宮的九位醫學專家（其中有六人是猶太人）。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表示：“任何一個猶太人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間諜。”1953年1月，真理報上刊登了文章《醫療專家面具下的邪惡間諜殺手》披露“醫生案件”，指出“醫生殺手”與國際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焦因特”有聯繫，並指控他們利用職務之便殺害了安德烈·日丹諾夫等國家高級領導人，掀起了國內的反猶運動。社會上還出現傳言，稱當局計劃將猶太居民全部驅逐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去。同年斯大林去世，貝利亞隨後表示“醫生案件”是“原內務部領導人”一手炮製的假案，將此案被捕者全部釋放並平反，事件最終得以平息。
斯大林1904年首次結婚，1907年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死於斑疹傷寒。他們的兒子雅可夫·朱加什維利被姨媽養大，成年後來到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雅可夫和父親的相處並不愉快，斯大林曾輕蔑的說他“不過是個鞋匠”。當斯大林得知雅可夫的未婚妻尤利婭是個猶太人時，粗暴了辱罵了他們，雅可夫開槍自殺未遂，斯大林發現受傷的兒子時說：“他竟然沒能射準。”後來雅可夫在蘇德戰爭中任蘇聯紅軍西方面軍炮兵連上尉連長，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戰役中被德軍俘虜，後德軍提出用雅可夫交換被俘的弗里德里希·保盧斯元帥，斯大林答稱“我不會用一名將軍交換一名士兵”、“我沒有一個叫雅可夫的兒子”及“你們手裡不只是我兒子雅可夫，還有上百萬人都是我的兒子，要麼把他們全部釋放，要麼讓雅可夫和他們分享同樣的命運”，斷然拒絕。1943年，雅可夫在德國俘虜營中，撲向380伏電網自殺。
1919年，41歲的斯大林再婚，第二任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當時18歲。後來，她為斯大林生下了一個兒子瓦西里·朱加什維利和一個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1932年11月8日，娜傑日達在陪同斯大林參加了一次晚宴後，次日被髮現在自己卧室自殺身亡，身邊有一把左輪手槍。官方則宣稱她的死因是闌尾炎。有人認為娜傑日達與斯大林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又為丈夫的放蕩和粗暴所惱，於是悲憤的選擇了開槍自殺。也有人認為是斯大林親手謀殺了自己的妻子，或是他指使人殺的。娜傑日達的兄弟不久之後身亡，加深了人們對娜傑日達死因的疑問。
斯大林和娜傑日達的兒子瓦西里是空軍飛行員，由於他屢立戰功，24歲就成為蘇聯最年輕的空軍少將。1952年他因指揮空軍飛行表演發生嚴重的事故，被斯大林撤職。此後瓦西里曾一度意志消沉，常常酗酒鬧事。斯大林死後，瓦西里被逮捕並被判決八年監禁，他於1962年死於酗酒。女兒斯維特蘭娜，曾因男友和第一任丈夫是猶太人而遭到父親粗暴干涉，並與1949年被迫嫁給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1967年，斯維特蘭娜從蘇聯叛逃到美國。她移居美國後發表了自傳，其中描述了父母的關係。她同時表示自己憎恨蘇聯並永遠都不會回到俄羅斯。斯韋特蘭娜的女兒，留在蘇聯併成為一名火山科學家，從年輕時就定居在堪察加半島的火山觀測站，她反對母親的政治立場。
蘇聯重要締造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評價道：“不是斯大林創造了權力機構。而是權力機構塑造了斯大林。”“官僚集團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團中最傑出的一個庸才。他的長處在於，他比所有其它的人更堅決、更果斷、更無情地表現出統治集團的自衛本能。其實，這恰恰是他的軟弱之處。他目光短淺，是個歷史上的近視眼。他是個出色的戰術家，但卻不是個戰略家。關於這點，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戰爭中的表現足資證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識到自己的庸碌無能”。
毛澤東對斯大林評價是：“斯大林不是在所有問題上，而是在一些問題上犯了錯誤。”“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不能跟著轉。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斯大林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謂斯大林主義，基本上是正確的；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1965年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斯諾對毛澤東說在俄國有人說他在中國有類似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毛澤東回答說：“恐怕是有一點。據說斯大林是個人迷信的中心，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中國人是有的。這也有點道理。赫魯曉夫現在倒台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通過政變推翻赫魯曉夫上臺執政，實行“靜悄悄的斯大林化”，開始發表言論肯定斯大林之歷史作用，並於1966年初決定終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因在國外發表反斯大林作品，而被控犯“誹謗 ”罪投入勞改營，《古拉格群島》作者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讓歷史來審判》作者羅伊·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斯大林大清洗內幕》作者費爾德賓受到克格勃追殺。勃列日涅夫時代拍攝之電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圍困》(1977年上映）中，都出現了斯大林的形象，贊美斯大林在蘇聯衛國戰爭指揮中的功績。勃列日涅夫還在1979年斯大林誕辰100周年時發行照相紙年曆紀念冊，併在1969年斯大林誕辰90周年時，在列寧墓背後的克裡姆林宮城牆下中立了一座斯大林半身銅像，與基洛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併列。但勃列日涅夫並沒有重新把伏爾加格勒恢復為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所有被赫魯曉夫改名的城市、工廠、企業也都沒有恢複原來帶有斯大林的名字。勃列日涅夫也承認“蘇共二十大對破除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貢獻”，除了斯大林故鄉喬治亞的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蘇聯其他城市沒有保留任何斯大林塑像。 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趕下臺，雖然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和金日成領導下的北韓看來是延續修正主義，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北韓是在內部文件中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但在公開場合中於蘇聯和中國之間左右逢源，來回搖擺，保證自身的最大利益。直到鄧小平和阿利雅於1980年代分別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上臺執政併進行經濟改革，蘇修這一說法才被廢止不用）但在西方各國和蘇聯國內主流觀點看來，勃列日涅夫上臺卻被視為恢復斯大林主義，主要體現在勃列日涅夫主義和蘇聯共產黨官僚“幹部隊伍的穩定”，直到1980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最後蘇共下臺為止。
1974年的蘇聯《世界簡明史》捲二這樣記錄：“他對於實施黨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因為反對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凶猛鬥爭而贏得了人望，但是從1930年代早期起，蘇聯人民的偉大成就全都被歸於斯大林名下，早在1922年列寧寫給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就說“斯大林同志，成了總書記，不斷地把無限的權力收於掌中，我不確定他是否始終能謹慎地使用這權力。”在列寧死後頭幾年裡斯大林還沒有忘記他的批評，但是後來他越來越濫用總書記權力，違反集體領導原則和就黨和國家重大事體獨自決策，列寧警告過的缺點越來越堅定地顯現：粗暴、心理異常、容不得批評、剛愎自用、過度猜疑，等等等。這些導致了不公正的對民主的限制、大範圍的違反社會主義法律及對傑出黨和國家和軍隊領導及其他人物的鎮壓。”
1986年，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口號，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一場批判斯大林運動。《星火》、《莫斯科新聞》等主流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批判斯大林的文章。戈爾巴喬夫高度評價赫魯曉夫時期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不過，戈爾巴喬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還有局限性，“不能也不願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這個“深層基礎”就是“斯大林體制”。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嚴厲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1987年至1988年，批判斯大林運動達到高潮。1990年7月，在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再次嚴厲批判“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大會正式通過決議，稱：“極權的斯大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消除，蘇聯正在走向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
1989年東歐劇變後，匈牙利等國擺脫了蘇聯控制，在2004年4月2日加入歐盟前，匈牙利首都佈達佩斯市市長辦公室發表聲明稱：“斯大林對人類、歐洲、匈牙利、匈牙利人民、佈達佩斯和佈達佩斯市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同時佈達佩斯議會決定剝奪斯大林於1947年獲當時佈達佩斯市政府授予榮譽市民稱號（這項榮譽是為了表彰他領導的蘇聯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把納粹德國軍隊趕出匈牙利）。
2006年，弗拉基米爾·普京接受德國媒體《圖片報》採訪時說：“對於我國複雜的、有時是十分矛盾的歷史而言，斯大林時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應當瞭解這段歷史和記住教訓。專制和不受監督必然導致犯罪。斯大林時代就發生了諸多罪行：政治鎮壓、許多民族的人受到驅逐。這一評價是原則性的。”普京反對將斯大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他說：“是的，斯大林是個暴君，許多人稱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納粹分子！不是蘇聯軍隊於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國，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記這一點。”2009年12月3日，在參與錄製俄羅斯國家電視一臺時政節目時，普京當場從一系列俄羅斯網民提出的問題中，選擇了關於他對斯大林的總體評價是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答稱：“我選這個問題來回答，是因為我知道問題的尖銳性。現在社會上對此有很多爭論，我看到這裡有埋伏：說肯定，一些人會不滿意，說否定，另一些人會不滿意。不過既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問題至今仍有激烈的爭論，我就專門談談這個問題。”“依我看，不能給予整體的評價。顯然，從1924至1953年國家有了根本變化：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而這時的國家是斯大林領導的。誠然，農民沒有了，而我們大家都清楚記得有農業問題，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排著長隊購買食物，等等。在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對農村沒有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工業化確實實現了。”“我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誰怎麼說，最終是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總體損失很大，你們知道，現在誰也不能指責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因為如果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那麼對我國來說其後果就會悲慘得多。”“正面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難以接受的代價。尤其是存在過鎮壓。這是事實。我們的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遭到鎮壓。這種管理國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能這樣做。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我們遇到的不簡單的僅是個人崇拜，而是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這也是事實。關於此事我們也不應當忘記。”“對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
2004年12月斯大林誕辰125周年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總書記根納季·久加諾夫發表文章《強國的建設者》，評價斯大林：“他成就了崇高而又偉大的事業，也為此而嚴厲地對待民眾；他極其刻板又知識淵博，同時也犯了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他是一個真正大公無私的人，但由於過於迷信權力有時也無暇顧及他人的感情；他在國家大事上既有深謀遠慮、謹小慎微一面，而在涉及數百萬人的命運上又採取比較簡單粗魯的方式，以至事後不得不長時間地、痛苦地糾正其錯誤。這就是斯大林。”
2009年10月29日，俄羅斯聯邦總統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在克裡姆林宮網站上一個視頻博客里，為10月30日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日評論：“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範圍之廣令人難以想象，全國民眾都深受其害，一些社會階層被整個摧毀，實際上消滅了哥薩克。‘剝奪富農’；使農民大傷元氣；知識分子、工人和軍人都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會代表都遭受了迫害，數百萬人因政治恐怖和虛假指控而喪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試圖為鎮壓活動辯解，聲稱這麼多人是為了某種崇高的國家使命而犧牲。這無疑是錯誤的，因為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絕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絕不能為斯大林的大清洗辯護。”“紀念民族的悲劇跟紀念勝利是一樣的。而極端重要的是，要讓青年人不僅擁有歷史知識，還要有公民感。要能夠滿懷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國曆史中最悲慘的悲劇之一。”“我們很註意同偽造我們的歷史作鬥爭。不過為什麼我們的很多青年人常常認為，問題只在於不允許改寫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結果。而忽視了重要性並不亞於此的是，絕不允許在恢復歷史的公正的外衣下，為那些消滅自己的人民的人辯護。”
有俄國書籍稱1959年12月丘吉爾發表演說，紀念斯大林誕辰80周年。後經查證丘並無這篇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