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發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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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發行量是指一個國家發行的貨幣總數，通常包括所有的流通與非流通貨幣。

　　流通貨幣是參與實體經濟迴圈、作為物質商品交換媒介的那部分貨幣，對價格水平產生影響；非流通貨幣是金融經濟領域內的貨幣，游離於實體經濟之外，儘管在金融經濟內部，這部分貨幣流動性較高，但相對於實體經濟而言，這部分貨幣是不流通的。

　　某一時期內（如一年），貨幣從發行庫投放出去後，沒有回籠進庫的那部分數量，即貨幣投放量大於回籠量的差額。

　　其計算公式為：貨幣發行量=貨幣投放量-貨幣回籠量

　　從質的方面分析，貨幣發行量有正常貨幣發行量和非正常貨幣發行量。正常貨幣發行量是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需要而發行的貨幣數量，即經濟發行，這是貨幣發行量中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基本組成部分。非正常貨幣發行量，是指超過國民經濟發展需要而擴大發行的貨幣數量。這是國民經濟運轉不良的反映，是需要儘力排除的貨幣發行數量。貨幣發行量是我國國民經濟統計的主要指標之一。每年由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年的貨幣發行數額，結合當年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提出發行計劃，報國務院審批。經國務院綜合平衡後，作為指令性指標下達，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執行。執行中，如因特殊情況需要調整，增加貨幣發行，仍須報國務院批准，不得擅自擴大。

　　(1)貨幣發行量的需求方程式

　　根據貨幣需求的發生機制可以給出下麵的貨幣發行量的需求方程式：

　　(1)

　　式中的表示貨幣發行的需求量，表示商品供給增量，為Mw指標的均衡值。根據這個方程式，貨幣發行的需求量與商品供給量成正比，與貨幣價值成反比。貨幣發行的需求量隨商品量的增加而增加，隨貨幣價值的上升而減少。反之則反是。

　　貨幣供給量取決於貨幣需求量，如果按照(1)式計算的貨幣需求量發行貨幣的話，則會保持供求均衡。因此可得貨幣發行量的供求均衡等式：

　　(2)

　　這個等式意味著，按照貨幣需求量供給貨幣，貨幣供求就會均衡。因此，中央銀行按著商品供給量縮小的比例(以指標為比例尺)發行貨幣，就會實現貨幣發行量的均衡。

　　瓦爾拉斯曾經指出：“要保持市場的全面均衡，必須使新投入的商品按著原來的交換比率增加。”瓦爾拉斯所說的均衡，實際是市場最佳均衡(均衡率=0)。然而，現實中的商品和貨幣並不是總按照原來的比率增加的。實際上，Mw指標也不是總與原來的水準一致。因此，方程式的Mw指標使用了均衡值。

　　(2)貨幣發行量的均衡驗證

　　如圖是日本和中國貨幣發行供求量的變動圖。是每年實際發行的貨幣量，是用(1)式計算的需求量。從此圖可以看出貨幣發行量的均衡與偏離。

　　首先，日本的貨幣發行量，在1971-1986年期間，與需求量保持了均衡變動。但是，1987～1989年貨幣發行量超過了需求量，發生很大偏離，1990年急劇減少，1992年陷入了負增長。此後，從1993年貨幣發行量再次超過需求量，二者發生偏離，尤其是1999年出現異常大幅度的偏離。

　　其次，中國的貨幣發行量在1979-1990年期間(1988年和1984年除外)，大體保持了供求均衡。但是，進入90年代以後，二者發生了偏離。1991～1993年貨幣發行量超過了需求量，1994-1996年又低於需求量，1997年再次超過需求量，1999年二者的偏離幅度進一步擴大。

　　日本和中國的貨幣發行量，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都出現了明顯的不均衡。而且，兩國都經歷了貨幣發行過多——貨幣發行不足——貨幣發行過多的過程，只是兩國的不均衡程度不同。

　　一、貨幣供給與GDP的關係。

　　1979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與運行對金融的依賴程度逐步加深，貨幣總量變化對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一般而言，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係，但又絕非存在著等比關係。在改革過程中，貨幣增長的幅度相當大而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是存在的。例如：1986年和1990年和2003年，雖然貨幣供給量增長率分別為23.3%、28.1%、20%，但經濟增長率不高，至於對貨幣供給加以控制而經濟增長仍然旺盛的情況也不罕見，例如2004年，這種情況大多發生在要貫徹適度緊縮意向的短暫時間。改革開放以來，貨幣供給量增長的幅度明顯大於經濟增長的幅度。

　　二、貨幣供給與物價變動的關係

　　1.信貸擴張是產生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

　　通貨膨脹本質上是一個貨幣現象。當貨幣增加量超過了經濟發展的正常需要量，在缺乏價格結構調整機制和回籠貨幣的有效手段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場情況下，多餘的貨幣經過一段時滯後，就會變為現實的購買力，引起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漲。因此，物價上漲最直接的原因還是信貸過於擴張，貨幣供給超過經濟增長。

　　自1979年以來，貨幣供應量一直在增長，從而物價總水平也一直上升。歷年貨幣供給的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在貨幣供給大幅度增加的當年或下一年，物價上漲率一般都比較高。例如：1988、1993、1995年是貨幣高投放的三年，過多的貨幣供給，導致CPI分別上漲18.5%、30%、15%。

　　2.信貸擴張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非線性關係。

　　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深化進程可分為如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3年，這是由農村改革引起的第一次貨幣深化進程。在這一階段，由於發展經濟的需要，貨幣供給增長較快，不同層次的貨幣供給量的年平均增長率較高，但由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農村起步，未涉及大範圍的物價調整，僅以提高農產品價格為重點，舊的價格機制仍在發揮作用，以往積累的一些矛盾尚未暴露出來，使物價上漲表現不太明顯，通貨膨脹比較輕微，同時，在這一階段，貨幣供給和物價指數上漲率的關係有如下特點：凡貨幣供給增長率超過年均增長率的年份，該年的物價指數上漲率一般都超過年均值。例如1980年，增長率超過年均值，其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也超過其年均值。相反，凡貨幣供給增長率低於其年均值的年份，物價指數上漲率一般則低於其平均值。如1982年和1983年的情況就是如此。

　　第二階段，從1984~1989開始，這是以城市推進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次貨幣深化進程。在這一階段，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逐步放開了物價管制，各種矛盾尤其是供求不平衡的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歷年來多發的貨幣和產生的信用膨脹對市場起到了衝擊作用，而相應的配套巨集觀調控措施又沒跟上，特別是金融、財稅改革滯後，使這一階段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例如，第二階段，兩階段的M2年均增長率非常接近，但第二階段的零售物價指數的平均上漲率都與第一階段相差甚遠，為8.46%，高出第一階段平均上漲率5.7個百分點，特別是零售物價指數在1985~1989年的五年間平均每年上升11.6，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持續時間之長是建國以來所沒有的。同時，第一階段中貨幣供給與物價指數上漲率之間的簡單對應關係在第二階段已不復存在，例如1984年，M2增長率均高出年均值13.29個百分點，而這一年的零售物價指數僅增長4.5%,低於其年均值。相反，1985年，M2增長率均低於年均值，但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卻高於其年均值。同樣，1989年由於緊縮政策，M2供給量均大幅度下降，增長率為18.3%、大大低於各自年均值，而零售物價指數卻大幅度上漲，超過年均值約10個百分點，這一年物價水平上升快於貨幣供應量增長。

　　第三階段，1990~96年，M2貨幣供給量保持高增長，但物價增長在各個年份有明顯的不同。由於前幾年貨幣發行量保持高增長，導致1993年的高通貨膨脹，高達30%，而且其後兩年也保持了慣性的增長，1995和1996年分別高達15.7%和8.2%。

　　第四階段，我國貨幣發行量保持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但受世界經濟的影響，我國經濟總體來說進入了一個供大於求的狀況，儘管貨幣發行量保持17.5%的年均水平但物價保持很低的增長率，有些年份還是負值。

　　長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保持貨幣和物價穩定。在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由於我國金融市場與金融工具的不完善，貨幣供給往往不是由中央銀行根據其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和最終目標主動地、獨立地決定，而是受各種外界因素，特別是當時的經濟環境和政策因素所制約，被動地、消極地決定，使貨幣供給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外力驅動的膨脹性(或收縮性)貨幣供給體制。

　　上述實證分析表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發展，貨幣供給增長率與物價變動率之間沒有一個明顯的模式，貨幣供給增加是物價上漲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它們之間的因果依存關係決非簡單的正相關關係，而是複雜的非線性關係。由於貨幣供給作為影響總需求的一個因素，傳遞在物價身上，要經過若幹個中間環節，因此，我們首先要分析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所帶來的可能需求增量是中間需求還是最終需求，是流動資金貸款派生的貨幣增加，還是固定資產投資貸款或消費信貸所派生的貨幣增加。對生產企業的購料貸款和商業企業的貸款與對基本建設貸款和技術改造貸款所產生的需求衝擊是不一樣的，只有最終需求才會對物價產生真正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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