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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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闡述公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兩國發生的戰爭時提出來的：公元後兩國在長達30年的戰爭之後，最終雙方都被毀滅。修昔底德總結說，“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正如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和19世紀末德國人面臨的情況一樣。這種挑戰多數以戰爭告終。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成就急劇崛起震驚了陸地霸主斯巴達。雙方之間的威脅和反威脅引發競爭，長達30年的戰爭結束後，兩國均遭毀滅。

　　真正使得“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發揚光大的是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在這名前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看來，來自蘇聯的恐懼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是中國世紀。在其新著《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他滿懷無奈地指出“我們不必成為中國的奴隸，但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其強大”，否則，“中美之間必有一戰”。較之於沃克，阿利森的邏輯看起來更為簡練乾脆，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的，沒有人能夠走出這片霍布斯叢林，在他深入研究的包括英德戰爭在內的16個案例中，有12例是以國家間的公開衝突告終的。

　　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顯著的就是德國。德國統一之後，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在亞洲，日本崛起之後，就想挑戰歐洲殖民地在亞洲建立起來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最終爆發了日本以反對西方列強為名而侵略亞洲其它國家的戰爭。

　　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臘發生過一場戰爭，交戰的雙方是兩個城邦國家斯巴達和雅典，以及各自領導的城邦同盟。古希臘有幾百個城邦，各自為政，相互間經常械鬥，戰爭頻繁。但這場戰爭的特殊之處是幾乎所有的希臘城邦都卷入了戰爭，而且分成兩個陣營，即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各城邦的一個防禦性同盟，斯巴達握有主導權；提洛同盟是在公元前478年由雅典建立的，起初是為了對付波斯，後來變成雅典控制其他城邦的工具，雅典強迫各城邦聽命於它，並向其抽稅。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所以爆發，其根本原因是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雅典帝國主義”，即雅典試圖控制整個希臘，為此不惜動用武力。《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這麼說：“在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們的帝國日益強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們自己國家的權勢。斯巴達人雖然知道雅典勢力的擴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時間內，他們仍然保持冷靜的態度，因為在傳統上，他們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戰的時候，他們總是遲遲而作戰的；同時也因為他們自己國內的戰爭，他們不能採取軍事行動。所以最後，雅典的勢力達到頂點，人人都能夠清楚地看見了；同時，雅典人開始侵略斯巴達的盟國了。在這時候，斯巴達人感覺到這種形勢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決定發動現在這次戰爭，企圖以全力進攻，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消滅雅典的勢力。”這是對事件的客觀陳述，也是後來歷史學家們的共同理解。

　　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修昔底德本意

　　美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擔任過美國國防部長特別顧問，與美國政府過從甚密，同時也是哈佛大學教授。他為了給21世紀的中美關係定性，特意把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將軍兼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請出來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個“修昔底德陷阱”。為了證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費一番苦心廣徵博引：據他說，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事例，而多數以戰爭結局；他特別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典型性，說這次戰爭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國德國挑戰了當時的現存大國英國，從而引發了世界災難，正如同雅典挑戰斯巴達，斯巴達便發動戰爭，導致整個希臘世界受到重創。

　　如此一來，“陷阱”理論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為中美關係定位，那麼，中國挑戰了美國，兩國就必有一戰，因此美國要做好應付中國的準備，要準備打仗。顯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國“智庫”，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不過，此弦之外還有他音，讓我們再來看看歷史。

　　斯巴達和雅典，誰是新崛起的大國、誰是現存大國，那是說不清楚的，因為那個時候既沒有現代統計學，又沒有GDP之類的數據，無法衡量誰比誰更強。我們只知道古代希臘世界有幾百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是其中最大的兩個。斯巴達與雅典居民人口數量相仿。但雅典以工商業為主，斯巴達基本上是農業經濟，以財富論，工商業應該比農業更富裕。另一方面，雅典的公民人數遠多於斯巴達——在古希臘，只有公民才有資格上戰場，所以雅典的軍事潛力應該大於斯巴達。雅典的富裕使它擁有一支海軍，而斯巴達基本上是一個內陸國家。這些情況都說明：將斯巴達定義為現存霸權國家，而將雅典定義為新崛起國家，可能與事實並不相符。也許雅典本來就比斯巴達強，因此它更加冒進，更願意執行帝國主義政策；斯巴達則比較謹慎，更專註於內部事務，修昔底德就是這麼說的。

　　但“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卻將戰爭責任歸於斯巴達：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於是發動戰爭。在雅典和斯巴達的這個案例中，“陷阱”理論顯然站在所謂的“新崛起國家”雅典一邊，指責“現存國家”斯巴達。不過讓人迷惑不解的是，當這個理論被套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指責的對象卻是德國：德國的窮兵黷武和擴張野心威脅了英國，而作為“現存國家”的英國是被迫卷入戰爭的，它原本不願與德國打仗。乍看起來出現了邏輯混亂，因為依照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範式，英國應該是戰爭的責任方，是英國這個“現存國家”對德國的“崛起”感到恐懼，才會導致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