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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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

　　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為了便於分析，人們使用總撫養比小於50%（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視窗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視窗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

　　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由於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中國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紅利’即將枯竭。”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近日在第二屆中國經濟50人田橫島論壇上表示，我國將面臨剩餘勞動力短缺的重大轉折，急需把經濟增長轉到提高勞動生產率上來。

　　所謂“人口紅利期”是指總人口結構“中間大、兩頭小”，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較輕，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利。 但蔡昉認為，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後逐漸下降。

　　蔡昉分析，中國急需把經濟增長轉到提高勞動生產率上來，以緩解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

　　從經濟學角度講，當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提出的“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往往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

　　人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能顯著地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經濟運行。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是在中國人口面臨就業壓力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的雙重背景下提出的命題假說，現在研究雖然較多，但仍然需要釐清一些問題。

　　1.勞動力增長的經濟績效問題

　　什麼因素有助於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持續的高速增長，又有什麼因素可能導致這種增長可持續性的喪失，除了國際環境、社會安定、體制效率等必要的巨集觀條件，以及諸如公共衛生事業的實質進步，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於形成靈活有效的勞動力市場、對外開放和提高儲蓄水平的經濟政策之外，人口發展因素也是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特別表現在年齡結構上面。不過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是不確定的，而且其影響不是獨立的，往往與其它增長條件共同發揮作用，產生一種或正面、或負面的增強效果。因此，人口紅利的出現並非是自動的，人口轉變帶來年齡結構的生產性本身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由理論人口紅利向現實國民財富的轉化離不開良好政策的配合。拉美人口因素非常有利，卻沒有因此受益，從1975年到1995年期間人均收人增長年均只有0.17％，與東亞6.18％的增長速度相形見絀。這都歸因於糟糕的政策。研究表明，如果拉美當時採取更加開放的貿易政策，平均增速本來可以至少翻一番。如果這些觀點正確，那麼進入人口變遷期的發展中國家就有且僅有一次機會來兌現人口紅利。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人口轉變是挑戰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很可能未富先老(Jaeksonetal．，2004)。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不僅是中國獲得經濟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目前影響人口紅利轉化的因素頗多，應對中國的教育制度與人力資源政策、就業制度和政策、退休年齡、養老制度等巨集觀公共政策以及微觀主體行為進行反思，結合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與前景，確定人口紅利與上述相關公共政策領域應關註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設計“漏損”、浪費的潛在紅利的“回采”計劃。因此，若使可就業人口更具生產力，自由流動的勞動市場、強烈的投資和儲蓄動機以及高標準的衛生保健和教育體制都至關重要。如果這些都能實現，那麼隨著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將促進經濟增長。

　　2.人口紅利期限的判定問題

　　對於人口紅利到底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學者之間的判斷存在較大差異。田雪原教授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升高到占總人口65％以上，如以從屬年齡比低於0.5作標準，這一“人口盈利”期可持續到2030年前後(田雪原，2006)。彭希哲教授認為人口機會視窗將在2025年前後關閉，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會關閉的更早(彭希哲，2005)。王德文教授、蔡防教授等認為，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享受人口紅利，2015年前後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王德文、蔡防、張學輝，2004)。學者沈君麗表達了類似觀點，認為人口紅利在1971年逐步開啟，到2015年到達低谷，這是中國人口最具有生產性的階段。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由於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長期處於低生育水平，未來年齡結構變化主要呈現出二大特征：顯著的“人口紅利”和迅猛的人口老齡化(見圖)。

　　人口紅利的時間長度與程度取決於死亡率、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與時間差。以總撫養比低於50％作為“人口紅利”測量的基準年齡，1990年我國總撫養比達到50％，開始進入“人口紅利”時期，從2005年到2015年，我國總撫養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國總撫養比為49．7％，人口紅利時期基本結束。人口紅利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從數據分析來看，我國的“人口紅利”時期還有20多年，然而在未來20多年持續的“人口紅利”時期，要為龐大的勞動力人口提供就業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嚴重挑戰。這就意味

　　著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生產期，也是挖掘替代經濟增長源泉的戰略期，如果在這個關鍵階段沒有把握住，經濟增長可能失去持續性。與此同時，到2040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3億左右，占總人口的22％，養老壓力巨大，需要近幾十年通過經濟發展聚集更大的物質財富，中國人口紅利的短期時效性與人口老齡化的長期性矛盾十分突出。

　　3.人口轉變過程中的“紅利漏損”問題

　　人口紅利意味著對勞動力資源更加充分的開發與利用。長期經濟增長模型一般假定勞動年齡人口都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將失業問題歸結為短期的商業迴圈和經濟波動問題，即是說模型中假定所有勞動年齡人口都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如果失業問題長期化，總撫養比就不能真實反應人口的經濟負擔，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必然會打折扣。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就業壓力很大，產生一種不利於獲取人口紅利的傾向，在人口紅利收割階段，同樣存在人口紅利“漏損”群體。

　　其一，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城鎮下崗和失業現象日益嚴重化，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條件下，這種就業壓力便轉化為失業率的逐年上升。

　　其二，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佈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但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卻不高。根據現在的生產力水平，按農產品成本資料測算，假設農業需要1.78億的勞動力，這樣計算出的2002年農村剩餘勞動力有2.07億，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39.7％。如果加上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後不幹農活的0.48億，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達到2.55億，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48.9％，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紅利漏損量達到48.9％。

　　其三，教育過度與知識失業問題顯現。2002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80％，有近30萬畢業生未能就業；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從2002年的145萬猛增至212萬人，增幅達46．2％，2003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70％，64萬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崗位，2004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只有73％，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成為廣為社會關註的難題，到2007年，100萬左右的新增大學畢業生難以實現與經濟機會的結合。

　　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資源，具有不可儲存的特點，處於勞動年齡段的人121必須通過與就業崗位相結合，才能發揮其價值，潛在的人口紅利也才得以實現。因此，人口轉變所帶來的年齡結構優化並沒有顯示出其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由於初始條件、人力資本、制度環境、資源稟賦等因素的影響，切斷了勞動力稟賦與經濟機會結合從而兌現紅利的渠道，由此帶給中國目前更多的是就業困難的困擾，而不是收割人口因素提供的經濟增長紅利。

　　4.從勞動力數量供給視角看紅利消失後的經濟績效問題

　　如果說人口紅利更多地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優勢，並且作為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的話，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意味著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性質、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教育紅利”正是人力資本投資回報在經濟上的表現形式。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質和健康素質的提高兩個方面：教育是人力資本培養最主要的形式，有效率的教育體制是人力資本積累與勞動力市場有效連接的渠道。通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從健康角度，尋找並抓住最有利於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同樣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發育勞動力市場，通過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鼓勵和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並且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於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並且尋求人口紅利替代增長源泉的中國經濟來說，是經濟增長保持可持續性的必要制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