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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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轉變是最早由湯普遜於1929年提出的理論，它試圖解釋19世紀以來發達國家的人口變動情況。根據這一理論，隨著經濟發展和醫療生活條件的變化，世界人口的增長大體經歷了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並存、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維持較高水平和出生率與死亡率同時下降三階段。依此，我們判斷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的基本規律

　　人口轉變論是一種聯繫社會經濟發展、以人口發展過程及其演變的主要階段為研究對象的人口理論。人口轉變論的形成，同西歐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的社會經濟和人口發展的歷史狀況有密切的聯繫。19世紀的西歐，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迅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出生率也持續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率穩定在較低的水平。這種情況實際上動搖了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基本論斷，即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也必然增長，人口增長的速度必然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速度。事實上，從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英、法等國生活資料生產的增長速度至少是人口增長速度的四倍，在生活資料增長的同時，人口自然增長速度反而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以蘭德里、諾特斯坦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根據實際的歷史資料，對人口過程作出了分階段的巨集觀經濟分析，最終確立了人口轉變理論。

　　一般來說，人口轉變模式是指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在人口轉變中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及其綜合效應。就人口轉變的具體情況而言，比較典型的有三種人口轉變模式：自發人口轉變模式、社會自覺控制人口轉變模式、自發自覺相結合的人口轉變模式，我們也可依據不同轉變模式的不同地區將其分為歐洲模式、日本模式和中國模式。

　　1.自發的人口轉變模式。這種人口轉變模式以歐洲發達國家為代表，其過程的實現並不是社會幹預的結果，而是由人們自發節制生育而實現的人口轉變。19世紀末的歐洲，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們健康狀況的改善，死亡率首先出了下降。隨後，在婦女就業率的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社會保障程度的提高、孩子生育撫養成本的上升及消費願望的上升等一系列綜合效應下，人們的生育觀也發生了改變。生育觀最終又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也發生了變化，由早婚多育轉向為晚婚少育，最終導致了全社會生育水平自發地大幅度下降。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及由此引起的沒有社會幹預其間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效應，會在客觀上形成一種自發模式，從而造成出生率自發的不可逆轉的大幅度下降，最終實現其人口轉變。

　　2.自發與自覺相結合的人口轉變模式。這種人口轉變模式以日本最為典型，其主要表現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育觀念已開始了轉變，自發的要求節制生育。在此基礎上，政府制定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實現其人口轉變。在20世紀20—30年代，日本民間自發的節制生育活動就已經較為活躍，到1934年，人口的出生率已由1920年36.2‰下降到29.9‰，隨後又降到26—27‰之間。但這一進程被二戰打斷，戰後所產生的補償性生育使得出生率猛增，1947年上升到34.3‰，加上日本戰後經濟的崩潰，人口問題已成為日本當時嚴重的問題，為此，日本政府實行了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推行節制生育的活動。這樣，政府的措施和群眾在戰前就產生的節育要求結合起來，導致出生率又迅速下降，最終在亞洲第一個實現了人口轉變。

　　3.社會自覺控制的人口轉變模式。轉變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國，主要表現就是社會生產力在客觀上還沒有發展到使群眾的生育觀念和生育意願自發轉變的過程，是國家制定各種政策、措施，來自覺控制人口增長，實施干預，促成人口轉變。中國人口轉變的過程首先是由建國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轉變為建國後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計劃生育人口政策的有效實行，中國的人口轉變進而再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髮展。在此其間，社會自覺控制因素表現尤為明顯。1969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還高達34.2‰，

　　1.轉變的時間短。首先從人口死亡率來看，建國以後，下降較快，1949年人口死亡率還高達20.0‰，到1965年已降至9.5‰(1960年因三年自然災害曾回升到25.43‰)。此後，便在此數值下平穩下降，到1997年，已降至6.51‰。再次，就出生率的下降來說，從世界各國人口轉變的具體情況來看，總是滯後於死亡率的下降，中國也不例外。學術界一般以出生率顯著下降並達到30‰以下為人口轉變開始的基本標誌，按此標準，中國出生率開始轉變的時間應為1972年，該年出生率降至29.77‰。此後，便迅速下降，到1997年已降至16.57‰。再有，從生育水平來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70年代以前一直徘徊在6.0左右，70年代以後才開始迅速下降，從1970年到1982年的12年間，總和生育率就由5.8降至2.2，到1992年又進一步降至2.0(低於更替水平2.1)。以後便穩定在2.0以下。與之相適應，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在1970年還高達25.83‰，到1980年就已降至11.87‰。雖然由於年齡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略有回升，但總趨勢是趨於下降，到1998年已降至9.53‰。而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都需至少百年的時間，其中，以丹麥為例，其人口轉變開始於1870年，到1930年，歷經150年，人口才達到“三低”階段。

　　2.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轉變同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其轉變過程必然會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由於經濟狀況、民族風俗習慣和人口政策實施力度的差異，中國各地的人口轉變狀況也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按照人口的自然變動情況，目前全國人口的轉變可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地區是經濟發展較快、計劃生育工作開展得較好、其出生率基本上都在12‰以內的地區。結合人口的具體變動狀況，我們又可把他們分為三類：一是上海市，人口已經出現了負增長；二是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其出生率均在10‰以下，自然增長率都在3.5‰以下；三是江蘇、遼寧、吉林、浙江、山東、黑龍江和福建六省，其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略高於上述一、二類地區，但出生率都在12‰以下，就全國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類地區指經濟條件有好有差，計劃生育工作處於中間或偏下水平的地區，主要包括山西、內蒙古、江西、安徽、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甘肅等省、市、自治區。其人口出生率都在18‰以下，自然增長率均在11‰以下。第三類多系少數民族地區，自然條件較差，經濟發展較慢，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也較大。主要指雲南、貴州、西藏、青海、寧夏、海南、新疆等省、自治區，其人口出生率都高於18‰，自然增長率也在12‰以上。

　　3.政策干預性強。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除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單就死亡率的的下降而言，因為人類總是渴望健康長壽，新的減少死亡的方法一經問世，便會被人們所接受和採用，故同社會經濟發展聯繫較緊。但出生率的下降卻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它首先要通過社會、經濟、文化、政策、就業、收入水平及城市化等多元因素影響到人們的生育觀和生育意願的改變，再由生育觀和生育意願決定人們生育子女數的減少。如前所述，中國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主要是在人口政策的嚴格控制下實現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口轉變的過程中，人口控制是減速人口增長、促進人口生育率降低不可替代的因素。嚴格來講，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既有政策因素，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儘管兩者的相對作用很難計算，但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生育率下降的主導因素是計劃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顯然，計劃生育政策及其執行方式構成了人口控制的主體，政府倡導的民眾生育意願、生育政策和執行手段始終是引導中國人口走勢的根本原因。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社會自覺干預下進行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促進中國人口迅速轉變的重要原因。

　　4.不穩定性。從統計數字上看，中國育齡總和生育率雖然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中國的人口轉變並不是完全依靠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實現的自發轉變，而是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只用了20、30年的時間取得的，其人口轉變在前，經濟轉變在後；生育率轉變在前，生育觀轉變在後。在低生育水平背後仍然有強大的反彈勢能，可以說，任何外部環境的變化都可能引發生育水平的波動，從這個方面來講，中國的人口轉變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具體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1)育齡人口生育潛力大。由於人口增長自身的慣性作用，中國育齡婦女人口在未來十多年中還將繼續增長，從結構上看，2010年前，20—29歲生育盛期的育齡婦女占全部育齡婦女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5%以上，維持在1億人左右的水平。可見，在中國生育率下降的背後還積聚著一股龐大的生育勢能，育齡婦女人口還具有巨大的生育潛力。(2)人們的生育觀念還未徹底轉變。眾所周知，生育觀的轉變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的，在生育觀沒有轉變的條件下，生育水平雖在外力的制約下可以迅速下降，而在外力削弱後就會出現反彈，中國20世紀80年代生育率的變化也證明瞭這一點。(3)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經濟是基礎，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雖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在目前經濟發展水平下，就總體而言，生育第二、第三個孩子的邊際效益仍相當明顯。特別是在很多農村地區，由於缺少健全的養老保障體系，養兒防老仍是這些地區追求多生多育的動力。實際上，目前高於政策水平要求的生育數量和強烈的性別偏好，就是對當前經濟條件下中國人口轉變的不穩定性的一種反映。由此可見，中國的人口轉變還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