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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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生育是指為了社會、家庭和夫妻的利益，育齡夫妻有計劃地在適當年齡生育合理數量的子女，並養育健康的下一代，以增進家庭幸福，促進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包括兩個含義：(1)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而言，政府應依據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政策，對所轄範圍內的人口發展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和指導，使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相適應。(2)對家庭或夫妻而言，公民應考慮對現有子女、未來子女以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行使有計劃生育子女的權利。

　　(一) 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意義

　　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使我國人口增長率得到有效控制。如從1995—2009 年，我國人口出生率長期穩定處於低增長狀態。這說明我國人口增長速度已經獲得有效控制。在1972—2008年間，由於計劃生育的作用，中國少生了4．58億人。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低生育率使我國人口在短時間內迅速轉型。這緩解了人口規模龐大、增速過快對社會、經濟、資源和環境的壓力。生育率下降，在微觀上講，有利於家庭提高孩子的養育質量，實現孩子質量對孩子數量的替代，進而提高整體人口素質; 從巨集觀上講，有利於提高社會儲蓄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轉變對我國人均GDP 和人均儲蓄率提高起了正面的推動作用。從具體文獻看，比如胡鞍鋼等表明，人口結構變遷( 勞動年齡人口份額上升和人口撫養比下降)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到1 /6—1 /3。汪偉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可能是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上升的重要原因。當然，有文獻提出不同看法，車士義和郭琳認為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高估。此外，李文星的研究表明，在1989—2004 年期間，中國兒童撫養繫數的下降，提高了居民消費。從總體上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起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二)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與此同時，它的負面效應在這幾十年中也在不斷累積，並呈日益擴大化趨勢。“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對生育數量的控制，使我國生育率長期保持較低水平，形成了我國少兒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問題。這也給傳統家庭養老模式( 特別是農村家庭養老) 提出了挑戰———“兩個孩子”至少要養活“四個老人”甚至更多，這將給孩子未來的生活造成很大負擔。並且，在社會“男孩偏好”的影響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會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波動範圍。因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問題在於，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重; 而性別結構的問題在於，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無論是社會老齡化還是性別比上升，均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

　　直接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汪偉指出暫時沒有發現老齡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處於老齡化初期，老齡化對於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的方向和大小還有待觀察。一旦未來老齡化的負擔效應超過壽命效應，並占據主導地位，老齡化很可能對經濟增長和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周俊山和尹銀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是居民儲蓄率變化的重要原因。農村性別比失調，導致婚姻擠壓，進而使家庭為兒子婚姻問題，儲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財富，最終導致競爭性儲蓄。並且，這一結論與WEI等的研究結論一致。這種儲蓄動機本身，並不利於經濟增長。比如競爭性儲蓄下的消費行為，很可能表現為結婚時期的“井噴”消費。

　　間接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了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儲蓄、消費、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餘額等的影響。考察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和儲蓄率關係的文獻認為，老齡化不利於經濟長期增長。其中，胡鞍鋼等通過1995—2008 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老齡化將降低中國儲蓄率，並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產生負面衝擊。馬驍驍的研究表明，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勞動人口比例連續下降，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範敘春和朱保華認為，個體年齡階段不同，其收入、消費與儲蓄行為不同。該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顯著影響國民儲蓄率。在考慮時間效應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將提高國民儲蓄率。而老年人口贍養比上升，將減少國民儲蓄率。在不考慮時間效率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贍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方向恰好相反。

　　還有部分討論年齡結構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很有可能是消費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長率與消費的關係，研究表明，人口增長率對消費率提高具有拉動作用。張樂和雷良海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李春琦和張傑平通過對1978—2007 年中國巨集觀數據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繫數和老年撫養繫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影響。還有其他研究顯示，老齡化有利於提高消費。如王宇鵬對2001—2008 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

　　此外，也有部分文獻研究了年齡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的關係。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影響個體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生產的資本集約程度; 在資本與勞動替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降低勞動收入份額。汪偉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是我國經常賬戶餘額變動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近45%的賬戶餘額變動。

　　另一類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探討性別結構失衡對經濟的影響。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間接與性別比上升相關。性別比上升，不僅造成了大量男性終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響已經涉及經濟領域。相關研究顯示，性別比影響儲蓄率。WEI 等的競爭性儲蓄假說指出，性別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為兒子在婚姻市場處於有利地位，通過提高家庭儲蓄而相互競爭，進而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現象。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性別比更高的地方，地區房價也更高。李樹茁和胡瑩表明，男女在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在女性儲蓄傾向高於男性的情況下，女性相對收入增長，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談判力上升，從而有利於提高儲蓄率。在性別結構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場有更高的談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費和孩子投資方面，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因此，性別比上升有利於提高儲蓄率。而這並不利於我國消費的提高。據以上大多數文獻的分析，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還是該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變化，均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儲蓄和消費等存在不利影響。

　　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型。這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釋”。然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這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響。

　　三十年來，我國由於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對經濟增長、控制環境污染、提高人口素質等各個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總體說來，具有以下幾點重大意義：

　　（一）減輕了人口壓力，推動了經濟增長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經濟以超越歷史的增長速度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升，由於有效的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三十多年來我國少生了3億多人口，使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的用到每個國民身上，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如果人口無序增加，那麼每年經濟的增長點，就要被更多的新生人口吞噬掉了。所以說，人口絕對數量得到有效控制，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二）控制環境污染，優化生存空間

　　人本身是最大的污染源，人口的激增必然帶來對環境的巨大壓力，我國用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時人最基本的生活要求衣、食、住、行無不在消耗大量的能源，占用更多的耕地，必定對環境帶來更大的破壞。我國雖然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但平均到每個人身上都仍居世界末流，特別是水、石油等重要資源。由於有了計劃生育政策，人口過快增長得到遏制，有效地保護了環境，促進了生存空間的進一步優化。

　　（三）對提高人口素質具有較大促進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人民整體的素質確實不是很高。由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使家庭人口數較少，從而有更多的精力、財力關註並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健康等方面，使人口的整體素質得到有效提高，改變了過去那種只能達到溫飽的最基本生存狀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人口無論是從受教育程度還是健康程度都有較大幅度提高，這是與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密不可分的。

　　(一)既有文獻關於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般認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無法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難以解決未來更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性別結構失衡問題和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因而，既有文獻關於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基本集中在放寬生育數量方面。他們認為適當放寬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未來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長期內，人們生育孩子的意願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們生育數量，但無法在生育意願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寬生育數量限制，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中效果不確定(這是因為人們生育率呈下降趨勢) 。屆時，通過放寬生育數量來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為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應對人口結構引致的經濟問題，政府除了適當放寬生育數量限制以外，還要有長期政策應對未來人口問題。這需要政府提高人們的教育程度和個體生產力，應對未來生育率的“自願”下降。

　　不少文獻基本上主張運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來平衡性別比。比如嚴格限制鑒定胎兒性別技術的應用範圍，從而降低性別比。總體上講，這是通過提高性別選擇成本，引導性別比恢復正常狀態。當然，隨著生育數量的放寬，人們性別選擇的原動力將下降，性別比可能逐漸恢復正常狀態。還有如王金營和趙貝南主張通過其他公共政策( 社區養老、公共福利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 與計劃生育政策配合，應對目前社會老齡化和生育性別偏好問題。顯然，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人口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問題。因而，調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與計劃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對於緩解人口結構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然而，以上建議難以應對生育率自願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時並存的情況，也難以處理這種情況導致的人口結構問題及其造成的經濟影響。

　　(二)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考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相關建議，逐步允許和給予人們生育“二胎”的權利。但對僅生育一胎的家庭，政府需要通過教育、醫療等公共政策對獨生家庭進行恰當的補償。更重要的是，讓需要生育更多子女的家庭，通過“生育權利”市場對獨生子女家庭進行實質利益方面的長期補償。這從國家層面上講，一方面，國家控制了社會新增人口的總量。另一方面，國家可以降低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本，減少社會矛盾。同時，這也更能尊重人的選擇權利，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因而，我國需要發展和建立一個生育孩子數量權利流轉的市場，對獨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進行利益平衡。

　　從長期看，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生育率將呈下降趨勢。在此背景下，低水平生育率與“男孩偏好”相互結合，將導致性別比繼續高位運行。由此導致的社會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將更加嚴重。因此，如何處理“男孩”偏好的生育選擇，是政府處理性別比上升問題的關鍵。

　　性別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於“男孩偏好”，但它為什麼會長期存在呢? 從經濟學的直覺看，“生男”收益高於“生女”收益，是人們性別選擇的關鍵。從歷史和經濟發展情況看，由於生產力的實際發展和女性教育的普及程度，女性潛在生產力長期處於未得到充分發揮的狀態。因而，男性生產力收入回報長期高於女性生產力收入回報。較低的女性收入降低了家庭“生女”的收益。因此，國家和政府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女性生產力回報，增加家庭“生女”收益，是促使性別結構回歸常態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