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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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轉折點(Lewisian Turning Point）

　　所謂劉易斯轉折點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在剩餘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同時工資還不會上漲。直到有一天，工業化把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凈了，這個時候若要繼續吸納剩餘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這個臨界點就叫做 “劉易斯轉折點”。

　　根據經濟學家劉易斯的理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餘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工資增長較慢，雇佣關係不利於勞動者，城鄉收入差距持續著；按照發展的邏輯，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增長方式實現一個質的飛躍，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這個轉換的節點就被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拉尼斯和費景漢對劉易斯轉折點進行理論上的說明和分析，認為二元經濟轉化過程中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將會伴隨著幾種顯著的變化：一是工業實際工資水平第一次顯著上升，工業出現資本深化現象；二是農業部門商業化；三是恩格爾繫數發生變化，人們花費在食物中的比例顯著下降；四是人口類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轉變。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在1954年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把沉積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乾凈，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時為止（這時到來的即為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二元經濟完全消解，經濟開始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便是按新古典學派的方法確定的均衡的實際工資。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餘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於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轉折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轉折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後，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餘進一步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餘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轉折點”開始到來。顯然，“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與“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的內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標誌性的象徵意義，前者的到來為後者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但後者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對照“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階段劃分，該模型中從第一階段轉化到第二階段的過渡點即為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該模型中從第二階段轉化到第三階段的過渡點即為“劉易斯第二轉折點”。

　　自1998年開始，蔡昉出任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至今。他曾就我國就業政策問題指出，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就業群體，就業其實就是最大的民生。作為“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成員，蔡昉建議，國家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的時候，尤其是巨集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及與經濟發展相關規章制度時，都要以促進就業最大化為原則，糾正單純追求GDP總量及其增長的發展觀。

　　從2006年開始，最先從珠三角開始，然後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區，我國逐漸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原來勞動力被認為是可以源源不斷且無限供給的，但突然間一些企業面臨了 “招不到工”問題，這是我國改革以來從未出現過的一種新經濟現象。為此，蔡昉從“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角度研究這個問題後提出，我國的勞動力供給正面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進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面臨著由這種紅利即將消失帶來的發展模式的轉型的結論。他的這一觀點在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引起了不同的爭議。

　　所謂“劉易斯轉折點”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在剩餘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同時工資還不會上漲。直到有一天，工業化把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凈了，這個時候若要繼續吸納剩餘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這個臨界點就叫做“劉易斯轉折點”。

　　而所謂“人口紅利”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在整個人口中，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人口負擔比較輕，經濟生產中有剩餘，可以把它積累下來，從而社會有比較高的儲蓄率、積累率和投資率。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勞動力和資本積累都可以得到滿足。這種特定的人口結構帶來的經濟增長額外部分，就叫做 “人口紅利”。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口紅利”的消失過程就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時候。

　　蔡昉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持續保持高增長，得益於中國獨特的人口結構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在於人口的增長速度和人口總量，而是取決於人口的結構。人口結構較好，社會就可以獲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在1983年至200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快速上升，總撫養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在26.8％。也就是說，這一時期我國可以獲得的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占到了26.8％。

　　根據這一研究結論，蔡昉對社會上流行的經濟增長並沒有伴隨就業同步增長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實際上，從農村改革那一天起，農民就已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先是轉向鄉鎮企業，接著向小城鎮轉移，再接著大規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區轉移。因此，經濟增長的每一步都是吸納了大量的城鄉勞動力。雖然從個人來說，工資水平似乎增長不快，但從整個國家來說，由於最大程度地擴大了就業規模，總體上還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彌補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紅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人口生育意願的下降，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出現迅速下降以及社會總撫養比上升的情況，過去上述兩大因素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資本積累的現狀將不復存在。蔡昉據此預計，“人口紅利”即將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會體現出來。“人口紅利”如果消失，將意味著勞動力供給不會像原來那樣源源不斷而且那麼廉價。因此，若沒有其他措施，過去那種用投入來刺激經濟增長的生產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迫切需要轉移到依靠生產力提高及技術進步來推動經濟增長。這是一個必然過程。對此，我們要準確地判斷，未雨綢繆。

　　先行工業國和後起發達國家在二元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都經歷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到勞動力出現短缺的轉折時期。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真實工資在任何部門都不會明顯上漲。只有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時，即剩餘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勞動力的工資水平才會上升。英國和美國勞動力工資在轉折點的1820年，日本在轉折開始的1920年以後，工人真實工資水平都開始明顯上升。因此，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面臨“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工人真實工資水平的上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另外，人均GDP達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國達到“劉易斯轉折點”的基本條件之一。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在進人“劉易斯轉折點”時基本上人均 GDP都在300～500美元之間，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到40％～50％，工人工資開始有一個較明顯的上漲。而我國人均GDP在2003年就突破了1000美元。

　　國際經驗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即農村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即將結束，近幾年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一些顯著變化也證明瞭我國開始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

　　1、勞動力在城鄉普遍短缺

　　從2004年開始，我國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這幾年這一現象不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向中部地區轉移。勞動力短缺不僅表現為技術工，普通工人也開始短缺。

　　中國的勞動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層勞動力短缺，已經由東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內陸，從東部擴展到中部乃至全國，從暫時的缺工變成了長期的趨勢。

　　2、農民工人均月工資持續增長

　　2007年中國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工資水平及變動趨勢是衡量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變化的晴雨表，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調查顯示，2003～2006年間，中國農民工人均月工資持續增長，增速逐年加快。調查顯示，自沿海部分地區發生民工短缺現象以來，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工資增長速度逐步加快。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民工，人均月工資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長22.0％。與上年相比，2004 年農民工人均月工資增長2.8％，2005年增長6.5％，2006年增長11.5％，增速逐年加快。而且，月工資600元以上的農民工比重上升。 2003～2006年，月工資在600元以上的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比重連年上升，由43.2％提高到63.6％，提高了20.4個百分點。其中，2006年月工資800～1000元的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比重上升最快，累計提高6.0個百分點，達到17.2％。2006年，月工資1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比重已經達到25.9％。

　　1、以合理的產業政策吸納剩餘勞動力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國在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初期，應該儘量避免資本深化的過早發生，應該通過勞動力使用傾向的創新，保證豐富的非技術勞動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當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不存在，實際工資開始大幅度上升時，在經歷了資本淺化式增長之後，才出現資本深化。這正是日本的成功經驗所在。

　　我國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還相當大，農業勞動力在總的就業人口中的比重超過50％，這一現實決定“劉易斯轉折點”在我國將表現為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戰略，而應根據國際產業的變動情況，實行勞動力的使用創新，提高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水平。

　　2、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

　　通過對勞動者的培訓，用質量替代數量，將成為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在現階段，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做好農村初高中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新生勞動力和退役後返鄉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其次，加強對有意願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的勞務輸出培訓以及在崗農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訓，進一步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和靈活性；同時，充分發揮勞動保障部門職能優勢，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對進城登記求職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職業指導、職業介紹和政策咨詢等服務，推行“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維護三位一體”工作模式，促使農民工平等就業、素質就業、穩定就業。

　　3、鼓勵和引導新的勞資關係

　　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企業可以非常容易地獲得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企業處於主動地位，而勞動者處於被動地位。在經濟進入“劉易斯轉折點”之後，勞動力資源逐漸變得稀缺，獲取和維持必要的勞動力資源成為企業制勝的重要環節，這為提高勞動者地位，形成新的勞資關係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新的勞資關係中，企業要想長期擁有自己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就必須善待勞動者。當然，善待勞動者並不是僅僅有利於勞動者，而是能夠達到“勞資兩利”的效果。因此，政府應通過精神獎勵和物質刺激，積極鼓勵和引導企業加強勞動力保護，形成新的勞資關係，善待勞動者，並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創造勞資兩利的新局面。

　　4、給農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與城市職工相比，進城農民工的面臨的勞動環境和社會處境較差，比如勞動時間長、勞動合同簽約率低、社會保險參保率低、子女入學難等。因此，需要給進城農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廣大農民工能和城市職工公平競爭，並解決家庭的後顧之憂。

　　這就要求政府應轉變觀念，適應市場經濟、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要求。首先，對農民工與城市戶籍人口一樣履行公共管理職責，保障其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規範企業用工制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第三，清理、整頓、取消各種對農民工的證卡制度和亂收費等不合理規定；第四，妥善解決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第五，國家還應加大教育的投入，解決農民工子女城市入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