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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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負債(Demographic Debt)

　　人口負債是指已經預先支付、今後要償還的人口發展代價。

　　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於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初始時間與速度不同步，後者先於前者發生，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前一階段，易出現人口年輕化趨勢，少年兒童快速增長，而老年人口增長緩慢，其結果是總撫養比、主要是少兒撫養比快速上升，經濟增長將深受其累，這時就形成了所謂的“人口負債”。

　　人類再生產類型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模式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模式的過渡（第一階段），最終轉變成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模式（第二階段）。

　　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於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初始時間與速度不同步，後者先於前者發生。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前一階段，易出現人口年輕化趨勢，少年兒童快速增長，而老年人口增長緩慢，其結果是總撫養比、主要是少兒撫養比快速上升，經濟增長將深受其累，這時會形成所謂的“人口負債”。

　　而在人口轉變的後一階段，易出現人口老齡化傾向。由於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是同步發生的，前者先於後者發生，前者與後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於人口老齡化速度。在這一人口變動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在一個時期內都比較低的局面，並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和婦女就業機會增加等，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視窗”或“人口紅利”（於學軍，2003；蔡昉，2004）。

　　然而，在進入人口轉變第二階段的晚期，少年兒童數量在繼續減少的同時，老年人口數量則快速增加，此時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速度大大快於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總撫養比上升較快，經濟增長將受阻。這時重又出現人口負債。

　　從這裡的分析可看到，在人口轉變的早期和晚期，當少年兒童和老年人口快速增長的時候，將出現人口負債，經濟增長將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變遷的中期，當青壯年人口快速增長的時候，人口紅利才會出現。因此，“人口紅利”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轉變的早期和晚期出現的人口負債，其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在人口轉變早期出現的人口負債，可看作是對未來的一種人力投資，是未來人口紅利產生的基礎與前提條件；而在人口轉變晚期出現的人口負債，則可視作是在償還前期所享有的部分人口紅利，因而可視作真正意義上的“負債”。

　　人口負擔的輕重是衡量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唯一尺度。在對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中也需要使用這一判別尺度。因此，這裡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當總撫養比低於某一限度時，才能認為該人口處在“人口紅利”期？反之，當總撫養比高出某一限度時，才能認為該人口處在“人口負債”期？這裡牽涉到一個人口負擔輕重的判別標準問題。

　　實際上人口負擔的輕與重是相對的，是相對於“參照人口”或“標準人口”（以下統稱為標準人口）而言，其人口負擔是輕了還是重了。離開“標準人口”談論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向現代靜止人口類型轉變是人類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陳友華，2004），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判別標準時一定要以現代靜止人口為參照。對於一個現代靜止人口，無論撫養比是多少，我們既不能認為該人口處在“人口紅利”期，也不能認為該人口處在“人口負債”期，而只能認為該人口處在“盈虧平衡”期。其次，所謂“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是相對於標準人口而言，其撫養比是低了還是高了。第三，撫養比低於或超出“標準人口”撫養比多少時才能認為該人口處在“人口紅利”期或“人口負債”期。在這裡，筆者武斷地把撫養比低於或超過標準人口撫養比的5%，即認為該人口處在“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時期。

　　但如果真以現代靜止人口為參照，會遇到如下兩個問題：一是現代靜止人口的確定問題；二是目前世界各國人口與現代靜止人口之間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世界人口要實現現代靜止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以現代靜止人口的撫養比作為研究目前世界各國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時的參考，有時只有理論上的價值，而對實際問題研究的幫助不大。所以，選擇預期壽命達到或略高於目前世界平均水平國家的生命表人口（靜止人口是一種生命表形式的人口）作為目前及今後一段時間內研究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時的參照是合適的。

　　在對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進行數量界定時，首先遇到的是標準人口的具體選取問題。在實際選取過程中，除了要考慮前述因素外，還必須註意以下幾點：一是目前世界各國人口預期壽命差異懸殊，在選擇標準人口時要兼顧到世界各國的情況；二是所提出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判別標準要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對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都能適用。

　　總撫養比由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部分組成。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彼此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兩者在變動時間上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而在其變動方向上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因而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況。人口紅利既可能是由少兒撫養比低引起的，也可能是由老年撫養比低帶來的。人口負債也一樣，既可能是由於少兒撫養比高導致的，也可能是由於老年撫養比高造成的。

　　少兒撫養比低，未必出現人口紅利；相反，少兒撫養比高，也未必出現人口負債。同樣，老年撫養比低，未必出現人口紅利；相反，老年撫養比高，也未必出現人口負債。至於出現的是人口紅利、盈虧平衡、還是人口負債，則取決於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者的共同作用。至於這一點，已經在表2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由於總撫養比由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部分組成，與人口紅利相對應，這裡也可以引入兩個概念：少兒人口紅利和老年人口紅利。所謂少兒人口紅利，即為少年兒童人口負擔輕，而老年人口紅利即為老年人口負擔輕。與這兩概念相對應的還有少年兒童人口負債與老年人口負債，其含義分別為少兒撫養比高與老年撫養比高。

　　少年兒童人口紅利，實際上是由人類以往對生育（數量）投資不足轉化而來的（減少數量為更替生育率與實際生育率兩者之間的差額），這可看作是對未來的一種透支或預支，就好像時下流行的負債消費一樣。少年兒童人口紅利既然可以看作是負債消費，那麼，人類因為減少對生育（數量）的投資而提前享用的這部分紅利，在未來是需要（連本帶息）加倍償還的，其結果必然是加重了未來人口的負擔。

　　少年兒童人口負債，實際上是由人類以往對生育（數量）過度投資（即超出更替生育水平的那一部分）而引起的，這可看作是人類對未來的一種投資。有投資就應該有回報或投資收益，人類因為增加對生育（數量）的投資，在未來自然會有所收穫，其結果是在一段時間後會出現人口紅利。

　　老年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類以往對生育（數量）的過度投資後在現時的一種收益或回報。同樣，老年人口負債實際上是人類以往對生育（數量）的投資不足後在現時的一種連本帶息的債務償還現象。

　　無論是人口負債還是人口紅利，都是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於生育率與死亡率變化不同步，人口年齡結構在某一特定時期出現的一種人口現象，是支付上出現錯位的結果。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其一生都會經歷少兒期、成年期與老年期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並將大部分屬於消費人口、消費和生產人口、消費人口。今天的人口紅利意味著以往對人口投資（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那一部分）的一種回報，也意味著現代人對未來的一種預支或透支。

　　無論從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還是從總撫養比上考察，中國目前都處在勞動人口負擔最輕的一段時期，也就是中國正在分享所謂的“人口紅利”。國外甚至有人將中國的高經濟增長歸結為中國目前的人口紅利。但中國目前人口紅利的形成或產生是建立在20世紀50～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長與1970年代以來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礎之上的，是前人（主要指20世紀50～70年代的勞動人口）超額付出後的一種收益（可看作前人對生育投資的一種回報，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之意），也是過去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一種回報，還是現代人減少對生育投資的必然結果（如生育數量的減少，必然導致家庭與社會用於養育子女的費用相應地減少），同時還應看作是現代人對未來的一種透支或負債消費（如現代人將本來應用於對生育的部分投資改用作生產與消費）。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人口紅利部分是要我們未來償還的（對未來的預支部分）。具體由三種人來償還：一是由下代人來償還，其結果是加重了下代人的負擔，這與可持續發展所遵循的代際公平原則是相違背的；二是通過轉移支付，也就是通過人口遷移的辦法，由移民來償還（由於中國是一個國際人口遷移極少的國家，因而這僅適用於地區層面）；三是人口紅利的享用者償還，其結果是這部分人在年老以後的生活品質因此而下降（陳友華，2004）。

　　那些在推行計劃生育以後生育孩子的父母，由於生育數量的減少（與他們的父輩相比），使得他們撫育孩子的負擔減輕，因而他們從少生孩子中得到了許多“收益”，特別是獨生子女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投入與產出是對稱的，沒有今天的投入，就不可能有明天的產出。對生育投入的減少，意味著將來從子女那裡得到的“收益”也隨之減少。當推行計劃生育時期生育孩子的父母進入老年時，特別是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時，將不再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從子女那裡得到那麼多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其結果必然是增加對政府與社會的依賴，這對老年社會保障體系本身就很不健全的中國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峻的挑戰。

　　同樣，嚴格的人口控制，使家庭子女數急劇減少，在城市與少部分農村地區獨生子女大量涌現。這部分獨生子女在其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得到了來自父輩、祖父輩過多的關愛甚至是溺愛（至少比他們的父輩、祖父輩得到更多的物質上的滿足），也就是分享了人口控制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即提前分享了人口控制的紅利。然而，這紅利中的部分是需要在今後的人生中逐步償還的。一方面，當這部分獨生子女成年以後，無論是在經濟的供養方面、還是可利用的家庭人力資源供給方面，他們都將面臨父輩們從未有過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現實的種種壓力與生育觀念的代際間傳承與演進，使得他們更傾向於少生或不生孩子，因而會陷入與以往“越生越窮與越窮越生”完全相反的“越生越少與越少越怕生”另一種陷阱。而當他們年老以後，來自於子女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將因此而大大減少。因此，獨生子女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快樂的童年與青少年（至少是物質上的極大豐富），負擔沉重的中年與孤獨凄涼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