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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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經濟學(Comparative Economics)

　　比較經濟學是對比研究不同社會制度或同一社會制度的不同國家的經濟理論、制度的學科。它通過比較分析，衡量優劣，判明利弊，總結經驗，作為一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制定有關經濟政策的依據。它的著重點在經濟理論方面，但也涉及許多與應用經濟學有關的問題。

　　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比較經濟學的性質、歷史和方法論、經濟制度比較理論、經濟結構比較理論、經濟政策比較理論、經濟增長比較理論、經濟機制與模式比較理論等。

　　比較經濟學早期著重於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對比，代表人物是美國的康芒斯和英國的庇古，代表作是庇古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1937）。20世紀70年代後，加強了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和政策的系統分析。

　　主要著作有：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格魯斯曼的《經濟制度》（1967），奧塔·錫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計劃和市場》等。70年代從巨集觀擴大到微觀經濟研究，如雷諾茲的《經濟學中的三個世界》（1971）、布魯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等。

　　首先應該指出，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是幾乎所有經濟學流派和所有經濟學者都會採用的方法，而比較經濟學則是專門對經濟體制進行比較探究的一個經濟學派或一種經濟學理論。

　　(一)比較經濟學的萌芽與初步發展階段

　　雖然許多有關比較經濟學的著作，在其緒論中介紹這門學科的發展歷史時，往往會追溯到20世紀以前人們對經濟體制進行的一些分析研究，但在真正意義上對經濟體制進行初步的比較，則萌芽於20世紀初。最早對不同經濟體制進行比較的學者，主要是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不同點的比較開始的，例如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在《社會主義體系》(1903)和《政治經濟學手冊》(1906)中，就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製度進行了比較研究。帕累托的學生，另一位義大利學者巴羅尼在其1909年發表的《集體主義國家中的生產部》一文中，則更進一步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的資源配置方式進行了比較，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能夠做到經濟的合理運行、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實現福利最大化的觀點。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為比較經濟體制提供了新的、現實的研究對象，也引起了不同流派、不同立場的經濟學者之間的爭論。20世紀20—30年代，在經濟學者之間爆發了一場關於經濟體制的大辯論。一方以自由主義觀點為主，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可能做到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計劃經濟體制能夠比資本主義經濟更好、更合理地配置資源，從而達到更好的經濟效果。前一方的代表是20年代這場爭論的發起者，奧地利學者米塞斯，他1920年發表的論文《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計算》引發了這場大辯論。他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沒有了商品經濟和市場制度，也就沒有了一個評價經濟活動的客觀尺度，從而不可能達到所謂的經濟計算，也就是資源的合理配置。支持他的觀點的主要有哈耶克、羅賓斯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的經濟觀點是否科學姑且不論，其政治立場的反社會主義性則是無疑的。當時作為這場論戰另一方的是蘭格、勒納等人，他們以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與自由主義者對陣，說明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不但可以做到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且可以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做得更好。這場大辯論可以看做是經濟體制比較的一個大演練。

　　30—4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大危機，出現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羅斯福新政和為國家干預作理論基礎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同時，對不同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美國制度學派，在由舊制度學派向新制度學派的過渡中，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所謂制度問題進行了更廣泛的剖析和研究，使得以往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看成一種既定的、無可討論的、無可置疑的理想模式的主流論斷受到一定的挑戰，這實際上也為後來比較經濟學研究同一經濟制度下不同經濟體制的問題開了先河。

　　不過，無論是帕累托、米塞斯還是制度學派的經濟學者，抑或是其他涉及經濟體制研究的理論家，都還只是一般的理論經濟學家，而不是專門的比較經濟學者。例如：康蒙斯1934年出版的《制度經濟學》中，就有專門研究不同經濟制度的章節；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中，則對這三種經濟制度進行了更深人和更全面的比較研究。但他們都不是專門的比較經濟體制學者。所以，直到50年代，雖然已有不少關於經濟體制問題的研究成果，甚至也出版了某些名為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專著和教科書，如1938年，美國經濟學家W．勞克斯和J．胡特就出版了以《比較經濟制度》為名的教科書。但總的說來，經濟體制比較仍然只是一般理論經濟學家的一個研究課題，而未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

　　(二)比較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對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應該說這是現實生活中經濟體制日益豐富多彩的必然反映。1917年十月革命後，世界上還只有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十幾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一個地球上共同存在，為經濟體制的比較提供了現實基礎和豐富的資料。尤其到了6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各國都不同程度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呈現出各種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戰後的資本主義也有了許多變化，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的差別越來越明顯，這也給比較經濟體制的研究提供了舞臺。比較經濟體制的研究從以前的主要是“主義”的比較，即主要是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較為籠統的比較，進入到對同一社會制度下不同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以及一種經濟體制內部不同組成部分的詳細的、專題的比較。1967—1968年，西方經濟學界召開了專門討論比較經濟學對象與方法的討論會。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要打破只以“主義”劃分經濟體制的籠統的研究方法，要把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與對根本經濟制度的研討區分開來，不同經濟體制模式之間可以相互借鑒。一些東歐的經濟學家也加入到對經濟體制進行比較研究的行列中。這時，比較經濟學成為一門重要的理論經濟學，進入了各國大學的經濟學課堂，成為學習經濟理論的人們的必修課。

　　1971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學家雷諾茲的《經濟學的三個世界》(199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文譯本)，是後來同類比較經濟學著作中較早也較經典的一種。書中對各種經濟體製做了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研究。在70年代和80年代，比較經濟學在西方理論界和大學中較為盛行，出版了一批專著和教科書，較著名的有：美國的格雷戈里和斯圖爾特合著的《比較經濟制度學》(70年代初版、80年代再版，1988年知識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同年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另一個中譯本，名為《比較經濟體制》)，格魯奇的《比較經濟制度》(70年代初版，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紐伯格和達菲的《比較經濟體制——從決策角度進行的比較》(1976年出版，198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文譯本)，伯恩斯坦的《比較經濟體制》(1988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普瑞爾的《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1985年出版，1989年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等。

　　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各國發生了政治巨變，蘇聯和東歐各國在政治劇變後，相繼走上了向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之路，中國等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國家也逐漸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情況下，比較經濟學也面臨轉變，原來習慣於進行“主義”比較的學者，認為蘇東劇變已經證明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已經不復存在，沒有什麼可比較的了。而另一些原來較為關註社會主義改革的比較經濟學者，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轉軌經濟學或過渡經濟學的研究方面。在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經濟理論界，比較經濟學似乎衰微了。但是，在新形勢下對不同經濟體制進行比較研究，無疑仍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理論課題，特別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的基礎上，比較經濟學家普遍認識到，經濟體制有各種不同模式，不同模式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對不同經濟體制的比較不但必要，而且有許多新的領域有待開拓。實際上，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比較經濟學研究中，運用系統論、資訊理論等新的研究方法，利用不斷豐富、更加翔實、更加全面的新資料，對各種經濟體制的某些方面、某些專題進行深入的、實證的比較研究取得了很多有用的成果。

　　應該指出的是，20年來比較經濟學在中國不斷發展。如前所述，80年代中國理論界先是翻譯了一批國外比較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和教科書，在借鑒他人經驗的基礎上，從80年代末起，中國的經濟學家開始出版自己的比較經濟學著作和教科書，十餘年來已出版了十多個版本，並有《社會經濟體制比較》等較有影響的、專門探討有關經濟體制問題的雜誌。這些有中國特色的比較經濟學論著一般都不是對西方教科書的簡單介紹，而是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以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借鑒和幫助為目的進行研究和論述。

　　比較經濟學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各國不同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政策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分析，從中探討不同國家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的規律。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分支學科眾多，但往往著重以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而比較經濟學則越出了以單一的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界限，註重對各類經濟制度和現象進行理論比較、評價和實證研究，以達到對經濟政策進行擇優的目標。但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進行比較，結果也是五花八門的。

　　在比較經濟學形成以前，早期的比較研究局限於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觀念方面，評價經濟制度的標準也著重於看它是否合乎“理性”和“正義”，是否有利於人的“自由”或“平等”。比較經濟學產生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研究對象和論證的主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對照比較。《不列顛百科全書》對該條目的解釋是：探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組織經濟活動中的不同方法”。但在評價兩種經濟制度時，西方經濟學家往往強調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的“不合理性”。另外，還有人突出經濟制度的意識形態內容所造成的後果，把研究重點放在所有制關係上，把它看作是區別經濟制度的關鍵因素。

　　1971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雷諾茲發表的《經濟學中的三個世界》一書使比較經濟學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雷諾茲擴大了該學科的研究範圍，把第三世界經濟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雷諾茲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經濟很不發達，情況與資本主義國家不一樣。同時，這些國家的計劃經濟也不發達，這又與社會主義不一樣。鑒於第三世界國家約有一百多個，人口也占地球總人口的多數，所以，很有必要對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特征、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進行比較研究。繼雷諾茲之後，西方不少經濟學者開始從南南對比轉向南北對比，即經濟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比較研究。一時，所謂“南北問題”成了比較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南北問題”熱還進而導致一些西方比較經濟學家把研究對象，從不發達國家集中到發展中國家。例如，專門比較研究中國、印度和巴西經濟發展狀況和政策效果等等。

　　隨著比較經濟學研究範疇的擴大，該學科的應用性也不斷加強。研究內容由探討巨集觀經濟政策而拓寬到以微觀經濟領域中某個部門或專題為研究對象，對某一專門領域的經濟現象作比較，如對不同國別的勞動力市場、經濟增長、企業管理、金融和外貿等問題進行比較研究。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範尼克撰寫的《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一書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範尼克根據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經濟的模式，從理論上系統地闡述了工人參加管理經濟的特征，並考察了工人參加管理經濟運轉中的競爭、勞工關係、就業、物價、收入分配、企業和社會的經濟效益等問題。範尼克的結論是，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非經濟角度來看，工人參加管理經濟的制度是優越的。目前，西方經濟理論界把範尼克的這種理論稱為範尼克模式。而英國倫敦中心科技大學經濟學講師沙克爾頓在探討工人參加管理經濟的理論時，則得出了與範尼克截然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在一個由工人自治的企業組織的經濟運轉中可能產生失業、通貨膨脹等弊病。

　　從範尼克和沙克爾頓的研究課題可明顯看出，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涉及企業經濟管理領域，而且，不僅註重理論探討，還加強了實例考察和闡述。1979年，美國比較經濟學家伯恩斯坦在《經濟制度比較》一書中所寫的《比較經濟制度綜述》一文明確指出，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著重研究整個經濟制度或比較分析各個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還應加強比較研究經濟部門的某些組成部分，比如勞動市場、大企業的性質和運轉、農業組織以及外貿經營等方面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世界各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發展，西方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又從對經濟部門的某個組成部分的探索轉向經濟體制本身的比較

　　研究。因而，經濟體制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形成為該學科的研究中心課題。由於研究角度的不同，比較經濟學家們在研究經濟體制時，對具體內容的看法也不一致。著名比較經濟學家馬斯登在1980年出版的《比較經濟學導論》一書中指出，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比較分析各種類型的社會經濟體制在解決資源稀缺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優缺點。而以紐伯格等為代表的比較經濟學家則強調應把學科的分析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本身的內部特征上，即放在研究經濟體制的決策、信息和動力結構上。還有的學者則認為，應把研究的重點放在評價經濟體制的運行結果上，如比較不同經濟體制在人均消費水平、人均產量或消費量的增長速度、國家實力的保持和發展、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價格的穩定性和充分就業水平等方面的成就，等等。可見，西方經濟學家關於該學科研究對象的觀點並不統一。相比之下，格魯奇在《比較經濟制度》一書中所論述的觀點倒有些歸納性的見解。格魯奇認為：經濟制度的比較研究是該學科的研究主題。經濟制度的比較研究，既可以是空問的，也可以是時間的。空間的比較，既研究總的經濟制度，也同時研究這些制度的特定部分或成分。例如，既可以對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比較評價，也可以把這兩種制度的工業企業、農業部門、勞動市場等特殊成分進行比較。時間的比較，是指分析各個時期的經濟體制。既可研究不同時期的同一經濟制度，如1928年與1968年的前蘇聯經濟狀況；又可研究相同時期的不同經濟制度，如1970年的蘇美經濟制度；也可研究不同時期的相似經濟狀況，如把1970年的蘇聯經濟增長水平與194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水平進行比較，等等。

　　綜上所述，西方比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廣義上看是指經濟制度的比較，即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狹義上說，則是指不同經濟制度或同一經濟制度下，各個國家的經濟體制的結構和運行成效的比較。目前，西方比較經濟學家一般都把經濟體制、經濟政策比較作為研究對象。

　　比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新學科，有它獨特的研究方法。然而，由於該學科的研究內容相當廣泛，既有巨集觀經濟探索，又有微觀經濟對比，所以，研究方法相當豐富。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比較法

　　比較法是人類最基本的一種思維方法，是認識事物的一種手段，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作出對比，以辨明其異同和特點的方法。當然，這首先取決於客觀事物之間既要有相似的一面，又要有相異的一面。兩個事物，如果完全一樣只有相似的一面，就用不著比較了，或者只能作數量和大小上的比較。兩個事物，如果完全不同，沒有相似之點，那即使加以比較也沒有多大的意義。為了衡量和說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必須在各國經濟的比較研究中，系統地運用比較法，以鑒別其共性與個性、優點和缺點、經驗和教訓。質量上的定性分析，也要求被比較的各種對象具有可比性。在進行經濟制度比較時，西方經濟學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性質不同的社會，但又強調，它們有互相聯繫的一面。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僅都帶有舊社會的烙印，而且還繼承了一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起作用的規律，如價值規律等等。因此，他們認為，兩者雖不一樣，卻並非毫無共同之處，不少地方仍然適合比較法中可比性的要求。但是，不論是縱向比較、橫向比較、靜態比較、動態比較，都得註重客觀性和實證性。西方經濟學界在研究各類經濟制度時，特別強調比較法的重要性，許多學者一再指出，在當今世界各種經濟體制如此複雜化的情況下，只有將經濟體制按照一定原則分門別類地進行比較和對照，才能從理論上加以理解。由此可見，比較法在經濟研究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二、ISM法(主義法)

　　這是比較經濟學早期開始採用的研究方法，故又被比較經濟學家們稱為學科的傳統研究方法。該方法的特點是，從整體角度出發研究經濟制度的異同。它以建立諸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經濟制度模型為比較框架，故又稱“主義”法。1933年，洛克斯和霍特合寫的第一本比較經濟制度的教科書，就使用了這種方法。他們在書中把世界各國經濟制度分為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四種類型來加以研究和比較分析。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西方經濟學家對法西斯主義經濟制度模式的研究興趣漸趨淡漠，僅註重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三種類型經濟制度的研究。由於西歐的一些國家，如挪威和瑞典的工黨政府自30年代初期以來幾乎一直控制著政府，所以，一些比較經濟學家還把社會主義模式分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種類型來加以比較研究。這一點在格魯奇的《比較經濟制度》一書中有詳細闡述。近年來，比較經濟學家往往只著重於強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制度的研究。不少西方經濟學家還強調要求廢除長期以來按照“主義”進行分類研究的方法，並提出代之以對特殊經濟職能的組織分類進行比較。但是，迄今“主義”法仍為部分比較經濟學家所應用。因為，該方法在巨集觀經濟比較研究方面有其獨特的作用。

　　三、DIM法(決策法)

　　這是比較經濟學從傳統的ISM(主義)方法，向現代方法過渡期間產生的新型研究方法。該方法的創始者是著名比較經濟學家紐伯格和達菲。他們所依賴的理論基礎，是20世紀70年代初由庫普曼和蒙泰斯提出的理論。庫普曼和蒙泰斯在1971年發表的《論經濟制度的描述和比較》一文中批評了ISM方法的局限性，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三種經濟制度的原型內部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各種原型互相借用了對方的若幹策略和方式。因而，應該重視經濟體制的組織、結構和職能方面的比較。DIM方法把所有制看作是區別經濟體制的關鍵因素和形成經濟決策權威的主要根源。所謂DIM方法，即認為經濟體制是由下列三種關鍵結構組成的：決策(Decision，making)、信息(Information)、動力(Motivation)。它們的第一字母組成了該方法的名稱——DIM法。對於該方法的比較完整的論述，是由芒夏斯在1976年發表的《經濟體制的結構》一書中作出的。同年，紐伯格和達菲在《比較經濟體制》一書中，又作了較為通俗的闡述，他們所指的決策就是，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在哪裡生產何時生產以及為誰生產。要作出合理的決策，就要有信息。要實現決策，還要有動力和促使決策得以實現的機制和形式。目前決策法正成為西方比較經濟學的最流行的分析研究方法。

　　四、模型法和案例法

　　這兩種方法和決策法一樣，也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比較經濟學的“現代”研究方法。所謂模型法，就是在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作理論分析時，人為地制定各種模型。這些模型的內容比較抽象，往往是建立在許多簡單化的假定之上，所以，被認為是帶有靜態性質的。例如，美國伯恩斯坦教授在《比較經濟體制——模式與案例》一書中指出，有些比較經濟學者往往試圖用數學模式或圖式來研究經濟制度。他們設計的經濟制度模型一般包括進行管理或對計劃活動的控制和進行市場活動的生產兩個方面。而無論是控制方面，還是生產方面，都力圖使自己的活動達到最佳化。為此，就得用情報交流網、決策準則和反應機能把所有經濟組織單位及個別成員連在一起。這種人為設計出來的經濟模型，被認為既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又適合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顯然，這是不現實的。鑒於這些人為的模型與實際情況相距很遠，所以不少學者對於這種研究方法持懷疑和批評態度。

　　案例法是以認定幾種實例在具有共同特征的國家來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例如，西方經濟學家經常選擇美國為市場經濟樣板，前蘇聯為集權經濟樣板。案例法雖然是一定的實體經濟的反映，但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各種純粹模式的特征，而是由各種複雜的外界和內生因素在起影響作用。所以，不能把某一案例的特征錯誤地認為是整個經濟集團的特點。為了避免在研究過程中出現一味追求模型分析或案例分析的傾向，伯恩斯坦提出，模型法和案例法應該互相補充。模型為選擇和比較案例提供一個框架，反過來把案例同模型相比較，又可以修訂和改進模型。這方面，艾登姆和威奧弟已經作了有益的探索。這種把模型法和案例法結合起來研究和分析比較各類經濟體制的方法，正在廣泛地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重視。

　　五、綜合研究法

　　西方經濟學家為了闡述比較經濟學的理論觀點，還運用了傳統經濟學的綜合研究法：靜態法和動態法。靜態比較法的研究前提，是設想被比較對象的各種經濟關係在一定時期內均處於靜止不變的狀態和條件。例如，在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時，為了比較各類經濟體制的異同及其發展趨勢，一些比較經濟學家往往主觀地、靜止不變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分為“保守”的、“妥協”的、“進步”的三類；有的經濟學家則把社會主義國家，分為“動員”的、“集中”的、“分散”的和“市場社會主義”四種基本類型。動態比較法則註重經濟時空的變化，強調影響經濟成長的各種因素在時間過程中的作用，它適宜對中、長期經濟發展作比較考察。面對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西方比較經濟學界傾向於擷取靜態與動態比較研究之長的綜合研究方法。

　　除了以上幾種研究方法外，也有一些比較經濟學家主張從經濟和政治及社會文化等多角度來分析影響經濟體制運行成效的各種因素。其中涉及一個國家的政治信仰、思想意識、地理位置、資源條件、生活水平、風俗習慣等問題。1984年在美國發表的《比較經濟體制：知識、理論和方法的評述》一書作者津巴利斯特明確提出，應採取政治經濟研究方法來研究經濟體制。

　　(1)比較經濟發展方面

　　①資本形成理論

　　二戰以後，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就著手於比較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美國經濟學家雷格納·訥克斯(Ragner Nurkse)是這一領域有代表性的學者。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一書中，訥克斯認為，窮國經濟發展難題是貧窮的惡性迴圈。這是指一個國家越窮，即實際收入水平越低，儲蓄能力越低，其結果，這個國家只能陷於繼續貧窮的境地。在西方國家，可以由企業家的創新活動來帶動投資熱潮，從而打破這種迴圈；但是在企業家缺乏的國家和地區，只能由國家來充當創新者，由政府投資來剋服經濟發展的最初障礙，如日本就是如此。只是到後來，當主要的障礙被剋服以後，國家在許多情況下就能夠把它最初創辦的許多企業轉交給私人經營。在資本不足時設法利用外資的問題上，訥克斯不否認這方面的作用，但是他認為由於窮國國內市場太小、富國對窮國的初級產品的需求下降，所以與19世紀相比，外資的利用範圍租程度都有可能受到局限。

　　②“起飛”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Rostow，Walt Whitman)經濟思想中影響較大的是經濟成長階段論。他用歷史的和經驗統計的方法，將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經濟自我持續成長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其中主要的是“起飛”和“追求生活質量”兩個“突變階段”。起飛是現代生活中的大分水嶺，是一國經濟成長的起點，相當於工業革命。起飛的條件有三個：國民收入中有10％以上的投資率；創造了主導部門綜合體系；配合有社會制度方面的變革。同時還應輔之以防止消費早熟、控制人口、推廣新技術、吸收外資、重視人才、加強國家對經濟的調節等政策。

　　③“落後緊張”和“大衝刺”理論

　　在經濟發展研究與經濟史研究相結合方面，格辛克隆(A，Gerschenkron)所提出的“落後緊張”理論是自成一家的。他強調每個國家的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而這種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又與各個國家的不同程度的落後有關。他認為，一國經濟越落後，其工業化就越強烈地呈現這種趨勢。對工廠和企業規模的強調就越明顯，工業化中就越明顯地把重點放在生產資料上，而不是放在消費資料上，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壓制就越重。格辛克隆進一步指出，先進國家工業化時期的許多因素(或“必要的前提”)在落後國家中根本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只是十分輕微地起作用。儘管在落後國家中並不存在工業化的“必要的前提”，但落後國家的工業化卻可以通過“大衝刺”的形式而進行，不能把它們的經濟發展納入一般公式中。

　　(2)比較經濟制度方面

　　這方面的研究文獻比較龐雜。按照經濟制度的類型，西方經濟學家通常作如下區分：中央集權型的經濟；市場型(即分散決策型)的經濟；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混合型(即集權與分散決策相結合)的經濟。比較經濟制度的重點在於比較這些不同類型的經濟的利弊，研究如何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程度，研究如何協調社會收入分配等等。在這一領域，莫裡斯·博恩斯坦(Moms Bornstein)主編的《東西方的經濟計劃》和阿蘭·G·格魯奇(Allan G．Gruchy)著的仉匕較經濟制度》，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比較研究，而且也把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制度方面作了比較分析。根據他們的研究，中央集權型經濟和市場型經濟各有利弊得失，但考慮到各國的經濟體制都是各自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反映了各國的經濟和政治特點，反映了各國中央決策機構所要達到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因此不宜簡單地否定這一種經濟體制或肯定另一種經濟體制。

　　(3)比較經濟政策方面

　　儘管從18世紀到20世紀中期的漫長時期內，西方經濟學家曾對各國的經濟政策進行過比較研究，但是比較經濟政策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的產生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1956年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J．Tinbergen)所著《經濟政策：原理與設計》一書被認為是比較經濟政策學的開創性著作。在這本書里，丁伯根按照經濟政策的性質和任務，提出了經濟政策設計的原則，把經濟政策分成若幹類別，探討了各自的適用範圍。這本書不僅被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是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指導性作品，而且也被他們看成是比較經濟政策研究的重要依據。70和80年代，美國的莫裡斯·博恩斯坦(Morris Bomstein)、瑞典的林德貝克(A．Lindbeck)、日本的小宮隆太朗等人都曾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從70年代以來，在西方關於比較經濟制度的研究中，儘管已經出現瞭如 L.G. 雷諾茲（1910～ ）的《經濟學的三個世界》（1971）這樣一本比較有影響的著作，但總的說來，比較經濟學這門學科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主要是由於比較經濟學研究中遇到了下述困難：

　　1、比較經濟學的研究要受經濟學一般理論的指導，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學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論，這樣，一般理論上有分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於比較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很難綜合到一起，難以形成一種比較完整而又具有綜合性的比較經濟學理論體系。

　　2、比較經濟學是一個十分廣泛的研究領域，各種不同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發展道路、各種不同的國民經濟管理和調節手段的比較，屬於巨集觀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範圍；各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種不同條件下的廠商活動和消費行為的比較，屬於微觀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範圍；各種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各種不同的權力分配形式和價值判斷準則的比較，則又屬於制度－結構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範圍。要從理論上把巨集觀的、微觀的、制度－結構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綜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比較經濟學是一個跨學科的邊緣性的研究領域，它不僅涉及經濟學各個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經濟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的研究。只有對有關科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併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才能取得較有系統的成果。例如,關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研究，就與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有關。又如，關於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決策形式的比較，除涉及政治、法律、社會學方面的問題而外，還與各國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有密切關係。

　　4、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較多的困難。其一是在國民經濟核算方面，不同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如何進行比較的問題至今並未解決。即使不同的國家以同一種核算體系（如聯合國頒佈的國民核算體系或經互會國家實行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作為依據，但由於各國經濟的產品結構不同，對外經濟開放程度不同,商品經濟與自給經濟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種核算體係為依據而計算出來的各國國民收入的比較，仍是有爭議的。在對各國經濟中所遵循的價值判斷準則、各國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進行比較時，所遇到的困難就更大了。

　　上述這些困難，使比較經濟學至今仍然處在需要繼續充實內容和建立理論體系的過程之中。

　　馬克思主義歷來是重視比較經濟研究的。《資本論》就是以英國作為典型來進行研究。K.馬克思認為，把英國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進行比較，可以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過程。F.恩格斯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分析，對於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分析，以及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運動開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等等，也是建立在廣泛的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列寧採用比較研究方法，研究了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道路，分析了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上的特點，以及闡述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表現等等。可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指導的、科學的比較研究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用於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因此，對資產階級比較經濟學中庸俗的部分,固然要加以分析、批判，而對其中比較有用的部分，則應借鑒吸收。但更為有意義的是，應該建立對不同的經濟制度、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不同的經濟管理方式等進行比較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的比較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