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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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ic）

　　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徹底分離使作為政治經濟學直接繼承者的經濟學，在理論建構和實踐運用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開始趨向於衰落。為了達到數學準確性或科學準確性，經濟學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拋棄了將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與實踐融入研究和知識生活內涵的努力。這導致了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它對社會的理解並不充分，對複雜的權力、社會結構、組織行為及文化實踐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難全面理解經濟行為。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導致經濟學理論本身出現危機，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脫離政治學的經濟學是“無用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天然的內在關聯難以割捨。因此自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經濟學界悄然興起了一股新政治經濟學潮流。需要指出的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英文對譯是political economy，而新政治經濟學的英文對譯則是new political economy和new political economics並存，只是後者在學科名的指代上更為清晰而已。

　　就目前來講，新政治經濟學尚處於形成過程中，其體繫結構並沒有完全統一定論。不同學者對於它的對象、範圍、研究主題的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認為新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三個方面的關係，即：社會和個人、政治和經濟、國家和市場，併在此基礎上研究政策選擇、發展、環境、經濟轉軌、國際組織、經濟一體化和國際關係等問題。為了理解的簡化，可以將新政治經濟學劃分為兩個緊密聯繫、互相滲透的部分，即“經濟的政治學”與“政治的經濟學”，儘管這種劃分就概念本身來說並不十分準確。“政治的經濟學”源於三位年輕的美國經濟學家阿羅、薩繆爾森和布坎南。是他們將日趨成熟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應用於政治領域，運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正規技術工具，以最優化、激勵和約束等概念來考察政治現象，後來發展成為社會選擇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以及尋租理論、官僚理論等。這往往被看作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表現。“經濟的政治學”則源於制度主義的復興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同時也受到政治學由行為主義重新到制度主義轉向的影響，研究範圍擴大到了制度、歷史、文化以及國際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等方面。這實際上是早期經濟學研究方法在更高層面的“復興”。“政治的經濟學”研究是將經濟學引入政治，用經濟學理論分析政治；“經濟的政治學”研究，則是將政治和其他非經濟因素引入經濟，討論它們對經濟的影響。政治及其與經濟的關係，在“經濟的政治學”中是外生的，在“政治的經濟學”中則是內生的。這一點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有明確的表現：在“經濟的政治學”中，政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市場失靈；在“政治的經濟學”中，政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政府失靈。^[1]

　　不管是“經濟的政治學”還是“政治的經濟學”，就經濟研究這一方面來說，兩者是可以相互借重的。以經濟的視角看政治問題，有利於更好地將政治因素融入經濟問題的探討，而政治因素的考量，也有助於更準確地描述經濟運行的現實。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政治制度下，政治學的大部分是經濟學，經濟學的大部分是政治學，不存在純粹經濟學這種東西。所以在一部分學者的視野里，兩個方面相互融合的新政治經濟學就意味著一種跨學科的視角，是關於經濟與政治相互作用的研究。克拉克在《政治經濟學——一種比較方法》一書中從主要目標、制度域和主要行動主體三個方面對經濟學和政治學作了一番闡釋：經濟學的主要目標是繁榮，制度域是市場，主要行動主體是個人；政治學的主要目標是正義，制度域是政府，主要行動主體是集團。對社會來說，繁榮和正義恰如鳥之兩翼，不可偏廢。社會既要實現個人目標也要實現社會目標，政治和經濟是這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綜合將形成一種跨學科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政府和市場是密不可分的。^[2]

　　需要一提的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對政治經濟學另有一種用法。實際上，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未放棄“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當主流經濟學日益表現出“純粹化”的傾向時，激進經濟學家則努力拯救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的復興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於新左派的貢獻。新左派的政治經濟學有三方面的含義：強調分配，而不是生產率或增長；強調社會階級間的權力關係是分配的主要決定因素；拒絕將政治經濟學局限於實證的社會科學，與政策倡導分離。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新政治經濟學領域之一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作為其三大流派之一，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又分化為兩種理論，即依附論和世界體系理論。

　　儘管新政治經濟學在研究中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就，但有時還是會被批評為太寬泛，試圖包羅萬象。同時由於數學形式主義的引入，有時也被認為對經濟現象缺乏洞察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批評也不無道理，但實際上，新政治經濟學的真正特色與其說是它的研究容量，不如說是它的研究類型或研究取向。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大大拓展或者說深化了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福利經濟理論或社會選擇理論從物質福利到自由權利；制度經濟理論從物質交換到權利交換；公共經濟理論從私人權利到公共權利；國際政治經濟學從國內權利到國際權利。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以物質福利為研究目的提出經濟學三大問題：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新政治經濟學則以權利配置為研究對象、以自由權利為研究目的提出經濟學三大問題：得到什麼、得到多少、如何得到。^[3]

　　總的說來，新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將傳統經濟學分析中按理性選擇分析經濟當事人的過度簡化的理論與從制度、歷史等角度來分析結構的因果推斷的理論結合起來，用結構知識來改進對經濟當事人的分析，用經濟當事人的知識來改進對結構的分析，以避免結構主義和理性選擇相互獨立所帶來的許多弊端。其涉及到的基本研究方法既有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又有在主流經濟學基礎上的創新，一種研究方法的引入並不排斥其他方法的採納。其研究方法主要有：

　　1、數學分析方法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主要藉助於純語言，但隨著理論日趨複雜，純語言的分析和闡述就變得越來越冗長並且難於保證邏輯的內在一致性。數學語言的簡潔、嚴謹和清晰恰好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大量數學分析工具的引入，極大推動了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和迅速發展。數學模型使新政治經濟學的推理變得快捷而嚴謹，結論更加可靠和明確。對大量政治經濟現象的數據化歸納研究，使新政治經濟學家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取有用信息，歸納出政治經濟系統的一般情況、發展趨勢和基本規律。

　　2、歷史與比較分析

　　新政治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問題放到相應的歷史環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找出其存續的歷史依據，並試圖從歷史的因果聯繫中來把握政治、經濟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新政治經濟學還往往通過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政治、經濟現象的比較獲得對所比較的事物異同的認識，並深入探討出現異同的原因，探求各種可變因素的內在聯繫，以求得一般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新政治經濟學強調了比較方法與歷史方法並重，試圖在瞭解各種政治、經濟現象的歷史作用與客觀價值的基礎上進行比較研究，避免主觀臆斷，保證比較研究的客觀性。^[4]

　　3、組織——制度分析

　　社會科學中組織——制度研究方法由來已久。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都採用過這種方法。新政治經濟學繼承了這一傳統，將其廣泛應用於國家、市場、中介組織和文化之間關係的考察。新政治經濟學在討論制度變遷、經濟績效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時，特別關註由特殊的制度給發展和變遷所創造的障礙、剛性和機會，併在巨集觀層次上研究特殊的制度和組織形式，試圖對決定部門和地區不同經濟實績的因素，以及決定社會經濟制度存在、解體和轉換的因素做出比較分析。

　　4、非均衡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牛頓主義的均衡方法，它堅持理性——個人主義——均衡的世界觀。不管是理性還是有限理性的假定，新古典經濟學的所有新發展都沒有逃脫均衡分析的框架。而新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流派則建立在對習慣和有限認知深刻理解的基礎上，以制度——歷史——社會結構的觀念作為其分析框架。它把經濟看作是一種在歷史時間中得到發展的累積和演化過程，經濟過程參與者面臨著嚴重的信息問題和不確定性。因此，在現實經濟社會中，摩擦和失靈是常態而不是特例，理論分析的焦點就不能唯一集中在均衡上。

　　5、跨學科研究

　　尤其註重政治和經濟的整合研究，並充分利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歷史學中的相關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開放性。它運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考察、分析政治問題，也通過政治學的理論模式來探討經濟過程。在互相借用各自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力圖在分析問題時把政治研究與經濟研究結合起來。

　　不可否認，分析的簡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學自身的進步，對現實的抽象有助於洞悉直覺與經驗無法觸及的領域。但如前所述，政治因素的淡化實際上迴避了對真實世界現象進行分析的困難。政治意味著優雅而客氣，經濟意味著節省和效率。現實生活中經濟與政治的內在關聯決定了經濟研究中政治的因素不可或缺。中國的經驗表明西方經濟學對制度變遷的真諦依然知之有限。中國“大範圍的制度變遷”有自己非常獨特的歷史地理和社會文化背景，對中國經濟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這些因素深入瞭解的基礎之上，經濟分析的框架應該充分反映制度因素的解釋力。

　　因此，作為這種研究取向的理論範式，試圖通過從制度和歷史的角度批判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和概念，進而重構大多數經濟學模型的新政治經濟學無疑為解釋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視角。當然，也應該看到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文化為背景的，其所依賴的博弈環境是成熟、穩定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相應的民主政治，而中國則處於“轉型期社會”這一特殊的分析層面。所以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直面中國經濟現象，洞察中國社會特征，在中國特殊的制度框架內，尋求合乎邏輯和實際的理論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