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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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倫理學（Ethics of Economics）

　　經濟倫理學是以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道德現象為研究對象，涵蓋巨集觀經濟制度、中觀經濟組織和微觀經濟關係中所有與道德有關的問題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

　　經濟倫理學是交叉學科、綜合學科。其學科性質，規定了對於它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尋求切合點、架通由此達彼的橋梁、對於兩者進行溝通、融合。

　　當代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興起於是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80年代以後，國外經濟倫理學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經濟倫理學從美國和日本擴展到了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和東南亞等地，各個國家根據本民族經濟文化的特點，建立了不同的經濟倫理模式。並且，經濟倫理學開始進入了各國的大學，開始成為一門重要的必修或選修課程。在這一時期，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和交流機構亦紛紛建立，經濟倫理學的專門刊物正式創刊。例如，80年代，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的30所大學建立了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

　　在中國，現代意義的經濟倫理學的產生是以改革開放為起點的，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可發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79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第二階段為80 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第三階段為90 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

　　第一，經濟學視野中的經濟倫理學。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倫理學是研究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道德價值體系，他們雖然強調道德調節在經濟發展中是超越政府和市場的重要力量，但他們更多關註的似乎是經濟體制、產權制度和經濟規律等對倫理的影響。

　　第二，管理學視野中的經濟倫理學。有學者把bussiness ethics譯為”管理倫理學”。他們認為，經濟倫理學是在工商管理領域內發展起來、在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或商學院開設的一門管理課程，因此，它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管理活動和經濟管理領域中的行為規範或制度。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管理。

　　第三，倫理學視野中的經濟倫理學。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一，經濟倫理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經濟倫理學即企業倫理學，而廣義的經濟倫理學是一門研究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決策、經濟行為的倫理合理性，並研究經濟活動中的組織和個人的倫理規範的學科；二，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標準、要求的關係問題，基本任務是發現、找到倫理學與經濟學兩者的結合點、重疊點，由此找到解決兩者衝突的基礎和原則；三是經濟倫理學是研究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完善人生和協調各種利益關係的道德原則和規範的科學。經濟倫理學的本質在於使人們明確經濟領域的善惡價值取向及應該不應該的行為規定。

　　對一門獨立學科研究對象的定位，只有用全面的、聯繫的、發展的觀點去分析，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這裡，必須對經濟倫理學與經濟倫理規範、經濟倫理思想和經濟哲學的相互關係進行研究，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界定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含義。

　　首先，要把經濟倫理學與經濟倫理規範體系區分開來。經濟倫理規範主要是指與經濟有關的活動中的倫理“應當”，包括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經濟決策中的倫理基點、經濟活動各個環節中應當遵守的倫理規範，等等，例如，質量第一、平等交換、公平競爭、誠實守信、可持續發展觀等等都是經濟倫理規範，由各種經濟倫理規範，可組成經濟倫理規範體系。這些經濟倫理規範及其體系與經濟倫理學密切相關，但並不等於經濟倫理學本身。經濟倫理學要把經濟倫理規範作為重要研究對象之一，以揭示經濟倫理規範的產生、變化及其規律。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還包括其他方面，如經濟與倫理的關係、經濟領域的道德活動等，這些都不是經濟倫理規範所能涵蓋的。

　　其次，要把經濟倫理學與經濟倫理思想區分開來。經濟倫理思想和人類的文明史、文化史一樣悠久。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家，如孑L子、孟子等，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對經濟與倫理的關係，義利問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行為中的倫理道德問題闡述了十分深刻的思想，如“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等。這些思想傳統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經濟倫理思想在西方出現得也很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關於如何對待財富、如何獲得財富這些經濟倫理學中的重要問題就有集中的論述。歐洲中世紀著名的經院哲學家、倫理學家在“黑暗的時代”對買賣交易中的欺騙、經商和高利貸的道德評價等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近代以來，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倫理學思想，而且這似乎成為一個傳統，即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在闡述其經濟學思想時，幾乎都會談論經濟倫理思想。但是，經濟倫理思想與作為一門學科的經濟倫理學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孑L子有經濟倫理思想，但孑L子並未建立經濟倫理學；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也不是經濟倫理學的教科書。經濟倫理學的學科體系正是在前人的經濟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對經濟領域中表現出來的道德現象體系化、規律化的認識。

　　第三，要把經濟倫理學與經濟哲學區分開來。對經濟哲學人們有不同的界定，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哲學就是政治經濟學，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哲學以經濟理論的前提和基本概念本身為研究對象，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哲學以社會的經濟系統為研究對象。無論人們對經濟哲學的具體研究對象持什麼不同的看法，但有一個前提卻是相同的，這就是都把經濟關係或經濟活動中的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包括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行及其規律問題、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係問題，等等。儘管在這些問題中，也必然包括許多倫理道德問題，但對這些問題人們仍然首先是以哲學的眼光而不是以倫理的眼光來加以評判的。經濟哲學的視野較之經濟倫理學的視野要更加巨集觀，不是局限於具體的道德現象，而是要研究整個經濟活動的一般規律。經濟哲學可能對所涉及的現象作價值評價，也可能不作價值評價，而且這種價值評價並不都是道德價值評價；而經濟倫理學則一定要對所涉及的現象作出價值評價，並且一定是道德價值評價。

　　通過以上簡要地分析、考察、研究，我們可以給經濟倫理學大致下這樣的定義：經濟倫理學是以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倫理道德現象為研究對象，揭示經濟活動中道德的形成、發展和發揮作用的規律，為社會和個人的經濟行為確立道德價值準則和道德理想的科學。

　　一是認為經濟倫理學的母學科是經濟學和倫理學。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經濟倫理學將倫理學應用於經濟領域，因而它在理論上是一門倫理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對此，美國著名的經濟倫理學專家狄喬治曾作了一個有趣的比喻：“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倫理學作為哲學與工商管理教育的聯姻而令人矚目。如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婚姻，雙方的父母學科都不贊成它們的結合。但與羅密歐與朱麗葉不同，它們的結合成功了，而且已生兒育女。雙方的祖父母即便不贊成它們的結合，也容忍了這些第三代。”

　　二是認為其主要的學科背景是經濟學、倫理學和管理學。在追溯、分析西方經濟學、倫理學、管理學發展及三者關係的基礎上，有學者認為經濟倫理學已成為當代經濟學、倫理學和管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生長點。同樣，經濟倫理學的這一特點，也充分體現在當代中國經濟倫理學的主要成果中，即這些成果主要是在經濟學、倫理學和管理學這三個學科領域中取得的。

　　單純從某一個學科來解說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特征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從相關學科的有機結合上，才能夠比較準確地定位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特征。

　　總起來說，經濟倫理學是經濟學與倫理學相互聯姻的邊緣學科，經濟學和倫理學是經濟倫理學的共同學科基礎，沒有經濟學或沒有倫理學的理論支撐，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大廈是絕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但是，經濟倫理學也不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簡單疊加，而只能是經濟學與倫理學的有機結合。必須從經濟現象本身出發去尋找道德問題，而不是把道德哲學的一般原理機械地挪過來解釋經濟現象；同理，也必須從道德現象本身出發去尋找經濟的根源，而不是把經濟學的一般原理機械挪過來解釋道德現象。一個合格的經濟倫理學家，既應當熟知經濟學，也應當熟知倫理學，只有具備這樣的知識和理論素養，才能夠真正從經濟現象中看到道德問題，從倫理現象中看到經濟根源。

　　如果從巨集觀上考察經濟和倫理的關係，就會發現，經濟和倫理是一個問題(或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兩者的邏輯關聯更為明顯。對任何一種經濟行為的完整評價和理論分析都離不開對其進行應該不應該的確認，都需要作價值論證。同樣，任何一種倫理道德觀點的表述和倫理道德理論的闡釋都離不開對人的逐利行為的深層次觀察和分析。

　　因此，經濟倫理學應以經濟學和倫理學為主幹學科基礎，同時要運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這樣才能形成一個科學的學科體系。

　　1、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

　　2、公平與效率

　　3、誠信與經濟發展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斯密、韋伯、馬克思、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下簡稱森）等學者那裡，已經進行了論述。斯密難題就是圍繞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問題展開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倫理研究的“千年難題”。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係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一、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繫在一起的巨集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於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台、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於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係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範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係，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係為孝悌的出發點，併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範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係，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係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複雜關係中的獨特色色；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於倫理的實現的工具性服務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繫上。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傑出”、“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於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於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於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於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裡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對於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註：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於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傑出貢獻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註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繫起來。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繫。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聖於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於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從《聖經》到蘇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迴避的，並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註：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採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於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於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於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於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迴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於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於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複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後果，對於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二、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聖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茅於軾、汪丁丁等。

　　經濟倫理學應該關註、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範疇而涉足於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後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範式道德行為的描述。”（註：理查德·T. 德·喬治，李布譯：《經濟倫理學》（第五版））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髮生密切關係。企業宗旨、價值觀、企業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觀點加以認識。

　　經濟註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里，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於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麼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涉及到利潤、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征，以及消費者的安全。”（註：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麼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分子恥於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於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於，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經濟倫理學是關註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註：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範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註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緻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作為經濟學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後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註：劉偉等：《衝突與和諧的集合——經濟與倫理》）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註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以及什麼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裡，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於描述的。”（註：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等譯：《倫理學與經濟學》）

　　 三、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主義”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繫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繫、加溝通、搭架橋梁，使其最終融合起來。

　　到近代，亞當·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並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瞭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曆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於“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儘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於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論》寄重托於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於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註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於“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註：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捲）》）在這裡，這隻“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後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隻“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併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註：亞當·斯密著，蔣自強譯：《道德情操論》）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隻“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於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於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森是傑出代表。

　　森積極探索了經濟倫理的貫通，深刻揭示和論證了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經濟學的貧困和倫理學的缺陷，進行了經濟與倫理相輔相成的創造性勞動。森指出，經濟學和倫理學相得益彰、工具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學關註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麼，經濟學研究就不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而且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追求有關。經濟學跟倫理學的這種關聯，規定了對人類社會更基本的目標的評價和增進。

　　森認為經濟與倫理的隔離，是非常不幸的，是違背人類歷史認識發展規律的。從經濟學上來說，現代主流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動機作了極其狹隘的假設（預設），斷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社會中的人毫無疑問都是“經濟人”、“理性人”。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人性具有二元性、多元性，自利的考慮並不是人性的全部動機、內容。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狹隘預設對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實的理解，排斥了對經濟關係、社會關係的關註，拒絕了人類更基本的價值目標和任務。這樣，一方面，現代經濟學提倡了一種神經分裂症式的生活，固執地追求自利最大化，把它固定化為自圓其說的“定律”，並且僅僅限於物質財富，遺忘和丟失了尊嚴、自由、權利、愛、同情、神聖等人類社會已經存在的美好東西，形成了極其泛濫的功利主義潮流。另一方面，經濟學只強調實證性、數學化、工程學，排斥對經濟關係和價值意義的全面關註，表現出不自然的、無倫理的特征。如此的經濟學，去影響現實、影響決策，不只是學科的不幸，更是現實的不幸。

　　森主張經濟學家同樣關心倫理上的公平。效率、結果的經濟功利與公平、自由的道德關懷的協調，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應該特別重視的，“目前我們要做的工作是使經濟學與倫理學進一步結合起來。”但是現在流行的經濟平等研究的局限，在於混淆了收入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的概念。如果說需要抱怨的話，應該是在經濟學中，將研究的重點僅僅局限於非常窄的領域，即收入貧困。這種局限的影響是忽視從其它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這些方面對經濟政策的制定有深遠的影響。過度強調收入貧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變數，諸如失業、身體疾病、缺乏教育和社會排斥等方面的剝奪，實際上扭曲了政策爭論。不幸的是，將經濟不平等定義為收入不平等在經濟學中確實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認為二者實際上是同義的。如果你告訴別人說你在研究經濟不平等，別人立即就會得出結論，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然而，收入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之間的不同是重要的。對作為價值或目標的經濟平均主義的許多批評都容易針對收入不平等的狹義概念，而沒有理解經濟不平等的更廣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會反對給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殘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額的收入，而按照經濟平等的規則則不會反對這樣做，因為有疾病而造成的對於經濟資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斷經濟平等的條件中必需得到考慮。森通過對於貧困的經濟分析，進入到倫理層次，提出了“能力公平論”，來解決實現經濟與倫理、效率與公平協調的問題。

　　森通過貧困、經濟不平等進入到經濟權利、經濟正義，強調經濟活動中的平等、民主、自由，實質上建構了經濟倫理學的由“問題”到“主義”的思路。他反對舊的不平等的價值觀念（性別歧視、權利壟斷等），體現了西方現代正義觀、人權觀的主流思想。他吸取了羅爾斯、諾齊克的正義論的思想，這一點反映在他是由饑荒的具體現象深入到對於一般的正義的要求，達到經濟倫理的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設定再到實際的應用。這使我們看到正義、人權的確與每個人的實際生活休戚相關，並且已經進入經濟活動的操作層面。分配公平的實現——走向分配正義就是要實現經濟與倫理的和諧——社會、制度因素在分配上涉及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價值問題。例如對於民主、自由、市場、政府作用的認識。權利共識與社會和諧——經濟公平的歸宿與目的：福利最大化、合作的作用（窮人與富人之間；囚徒困境；社會契約）、人的自覺選擇（剋服傳統中的落後習俗，如性別歧視）。

　　森的貧困與分配正義的倫理理論，對於我們經濟倫理學的構架具有啟發性。以經濟公平為起點，追求經濟與倫理的平衡與統一。在經濟事實與道德判斷、經濟活動與價值目標、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上努力，應該是經濟倫理的題中之義。進而，由經濟到社會，再由社會到經濟，人類社會的綜合發展指數是經濟繁榮、政治民主、文化先進、道德文明、教育發達等的“和合”或者叫有機統一。作為社會經濟“頑症”，貧困問題的解決和分配正義的實現，需要在發展、社會進步中不斷解決，中國也不例外：註意標本兼治方法——認真對待權利、能力的開發、能力的利用、能力實現的條件。

　　在理論上，森以悲慘的貧困與饑荒為線索，開展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關心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溶入人類的同情、憐憫、正義、慈善，這正是道德應該特別重視的十分實際的問題；貧困的研究錶面上看是經濟學問題，但是他認為在糧食問題後面，涉及糧食與人的關係，有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安排問題、權利關係安排問題，有廣闊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價值）視野，是今天倫理學，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倫理面臨的重大課題；探討分配的決定因素在於權利關係。展開對於公平分配問題的認識，尋求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思路。同時，對建立經濟倫理學體系有重要意義。通過森的由貧困、經濟問題進入到分配、倫理理論的切入範例，我們認識到經濟倫理學體系的建構起點線——在經濟正義的基礎上的經濟和諧發展，來論述經濟公平的關鍵在於權利安排，強調經濟問題背後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制約、互動，提出社會、經濟、文化一體化運作指標的和合模式，也就是經濟公平、經濟倫理的真正宗旨和實現途徑。

　　在實踐上，森關心弱者、從權利公正方面、社會制度方面幫助、對待他們，而不僅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雖然現在的貧困問題越來越少，但是通過認識它的特殊性，對於我們經濟進步中必然出現的殘酷競爭造成的失敗者、弱者問題的解決，提升人類社會的家園和諧，是有借鑒作用的。首先，在道德層面上，我們應該重視弱者、從權利公正方面、社會制度方面幫助、對待他們，而不僅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其次，在經濟發展層面上，通過社會政治、法律、價值（民主、平等）的因素來考慮經濟發展的原因，註入公平的機制，考慮到社會福利，反對純粹工程學意義上的片面觀點，實在是經濟運行需要考慮的。再次，在社會發展層面上，我們應該在物的方面與人的方面、效率與公平、經濟尺度與倫理尺度上實現兩者的結合、協調。在市場、政府和道德的多種維度上，進行全面的構思、運作，避免人為的、社會的弊端、災害，從而真正為人類社會造福。

　　能像森一樣認真從事、並且卓有成效地聯結經濟與倫理，有意識地從經濟倫理的有機統一來研究的，畢竟是少數。況且，森的工作，也沒有從根本上、完全地解決經濟與倫理的長期分離。這說明瞭近代以後，學科分門別類造成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化解的，仍然需要在兩方面的溝通、融合上，進行不斷的努力。

　　經濟倫理學關註的是巨集觀層面上對市場經濟過程及其相關機構的基本論證，它探討是理應普遍適用的游戲規則。而企業倫理學探討的是微觀行為層面上的“企業行為的社會責任”，由於市場和法律存在著調控上的局限性，自我負責在日趨全球化的現代工業社會中已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制度因素。企業倫理學承擔了使經濟活動與社會和生態和諧的使命，就是說承擔了實現社會和諧的使命。特別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企業倫理學就可能成為多種文化相互理解的促成共同價值觀的準則。

　　企業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具體包括五大方面：①企業的社會責任；②企業與消費者的“應然”關係以及企業對消費者履行道德義務的方法和手段；③企業與其員工的“應然”關係以及企業對員工履行道德義務的方法和手段；④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道德關係；⑤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涉及的其他有關道德的問題。

　　日本著名的企業家澀澤榮一曾寫過一本號稱“商務聖經”的《(論語)與算盤》一書，該書系統地闡明瞭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強調在工商活動中要把“義”(《論語》)和“利”(算盤)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獲得成功，說明儒家的道德思想並非是超然於經濟利益之外的，儒家的倫理思想、特別是《論語》中的倫理思想，同樣適用於指導現代的經營策略。他在書中指出：“至於商才的培養之道，亦全在《論語》之中。有人以為道德之書和商才並無關係，其實，所謂商才，原應以道德為本，舍道德之無德、欺瞞、詐騙、浮華、輕恍之商才，實為賣弄小聰明、小把戲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商才不能背離道德而存在，因此論道德之《論語》自當成為培養商才之圭臬。”C2]‘ 在《<論語>與算盤》一書的“導言”中，日本著名的新聞評論家草柳大藏作了這樣的評論：這是一本創造財富的書；目的是要把沒有罪惡相伴隨的神聖的富裕作為奮鬥目標。澀澤榮一本人確實就是一位傑出的企業家。《(論語)與算盤》一書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古代的經濟倫理思想、特別是巨集觀層面的經濟倫理理論是相當豐富的。

　　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倫理思想也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和倫理學在20世紀之初開始起步，在新中國得到迅猛的發展。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發展，為解決經濟和道德的關係問題，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理論框架內，關於經濟和道德的關係問題已得到科學的說明。這就為經濟倫理學打下了堅固的經濟哲學和道德哲學的基礎。在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後，經濟倫理學的發展，正是以此為起點的。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在經濟體制上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制度。商品制度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一些深層次的經濟倫理問題，這些問題既包括巨集觀層面的經濟和道德的關係問題，也包括微觀層面的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問題，如怎樣看待商業活動中的缺斤短兩等現象。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對企業道德、商業道德、師德、醫德等職業領域里的道德現象展開討論的同時，圍繞著商品生產和道德進步的關係問題，學界曾有過一場爭論。並且，針對勞動者、勞動生活(經濟生活)、管理勞動、知識勞動等領域中道德問題、職業中的價值實現及道德評價等問題，理論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討論。雖然這時並沒有“經濟倫理”的概念，但這些討論的成果卻對經濟倫理問題的探討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隨著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的推進、隨著道德實踐和道德理論的推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國內學者提出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並逐漸得到公認，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建設問題也因之而受到人們的關註，人們開始自覺地思考和研究作為一門學科體系的經濟倫理學問題。

　　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在市場經濟的建立進程中，實踐的需要在更深的層次上引發了人們對經濟與道德的關係的思考，圍繞市場經濟需不需要道德、市場經濟需要什麼道德、市場經濟怎樣獲得道德這樣的重大問題，理論界展開了更加深入的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學科體系在這種探討中也日漸發展起來。人們討論的焦點，是圍繞“市場經濟是否也是道德經濟”展開的，這個問題的實質，其實就是如何給道德在市場經濟中定位的問題。在這個問題的帶動下，人們對社會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里的倫理問題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討，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註，也日益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隨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進程的加快，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同時在經濟生活的許多領域開始出現嚴重的失德、敗德、缺德現象，並波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坑蒙拐騙、假冒偽劣、信用欺詐等對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出現嚴重的混亂現象，不僅極大地危害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而且阻礙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的發展。這就給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和對策研究提出了重大而嚴峻的課題。倫理學界和經濟學界首當其衝，一時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倫理學家紛紛“干預”經濟學問題，而經濟學家同樣不甘示弱，也紛紛“干預”倫理學問題；管理學界、哲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乃至政府官員、新聞工作者等，都對經濟倫理問題以至於對經濟倫理學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

　　針對經濟生活中的道德問題，各種形式的研討活動無以數計。一些專門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機構在我國開始出現。2000年5月，中國第一家省級經濟倫理學會—— 河南省經濟倫理研究會成立。同年6月，全國第一次經濟倫理理論研討會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2001年5月和2002年10第二次、第三次全國性的經濟倫理理論研討會又分別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和鄭州河南財經學院召開，並使經濟倫理學理論研討會形成為系列性質的全國的重要研討活動。

　　與此同時，由國內學者撰寫的大量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成果問世，西方的經濟倫理學論著也開始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內來。尤為可喜的是，一些企業界有志之士，深刻認識到經濟發展與講求道德的內在關係，高舉道德經營的大旗，把“追求陽光下的利潤”作為企業追求的目標。所有這些，都為經濟倫理學的成長準備了必要的基礎。就研究的範圍和內容看，我國經濟倫理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廣和深兩個方面。從經濟倫理學是什麼、研究什麼、怎麼研究、經濟倫理學的功能等到經濟倫理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倫理思想到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從中國經濟倫理思想史到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史，從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到社會經濟運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從跨國公司的倫理問題到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倫理的挑戰，從網路倫理到電子商務倫理等領域，都有許多學者涉足，而且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具有開拓意義的研究成果。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的條件己初具規模。

　　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良好的學科基礎，一些高等院校已開始把“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必修課或選修課引進了大學講壇。一些哲學、倫理學甚至經濟學的碩士點、博士點設置“經濟倫理”方向並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支素質良好、結構合理、專業基礎比較牢固的經濟倫理學專業研究隊伍活躍在國內的教學和科研舞臺上，他們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我國經濟倫理學的發展適應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

　　從我國當代經濟倫理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經濟倫理學之所以在我國蓬勃興起，既是我國經濟生活中道德缺損現象的一種反彈，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對倫理道德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需要。

　　經濟和道德從錶面上看是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但實際上，經濟和道德始終是互為依存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經濟的產物，而經濟也並非是沒有價值目標的自然現象，任何經濟發展的目標中，都或明或暗地內涵著相應的道德發展目標。因此，在談論市場經濟時，既必須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待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保障條件，強調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也必須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保障條件，強調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

　　說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並不是否定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認為市場經濟只需要道德而不需要法律；而只是說市場經濟同時是法制經濟和道德經濟，法律和道德是共時存在於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市場經濟既需要法律的保障條件，也需要道德的保障條件，法律和道德缺一不可，也不能偏廢。

　　說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並不是認定市場經濟天然就具備道德的良心只要搞市場經濟，道德便自然而然的到來，一切不道德的問題會自動得到解決；而只是強調，市場經濟並非是不要道德的經濟，市場經濟並非可以不揮手段、見利忘義，而是要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強調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範體系。概而言之，市場經濟“應當”是道德經濟，這裡的“應當”不是指天生的“當然”，甚至不是指目前的“實然”，而是指後天的“應然”，指需要爭取的目標。

　　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人類在遠古時代，最早用於維護經濟發展秩序的手段，是原始的風俗和習慣，這正是人類最早的道德形態。儘管那時人類的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行為和機制都非常簡單，但仍然離不開原始道德的輔佐作用。可以想見，早期的人類，一定經歷過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的無序狀態，而正是原始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這種無序狀態，嚴重地危害了原始社會的經濟發展，甚至嚴重地威脅著原始人的生存，從而迫使原始人尋找能夠維持正常的經濟發展秩序的手段來保障原始社會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條件，恩格思曾經說過，原始人最早找到的手段，就是風俗和習慣，然後才出現了法律。可見，人類的道德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產物，人類道德的第一個功能，不是別的，正是維護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道德的其他功能也是在這個“第一”功能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

　　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上，道德對經濟發展秩序的維繫作用是始終存在的。在無階級的原始社會中，原始形態的道德幾乎單獨發揮著維繫原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道德與法律、宗教和政權的行政手段一樣，是階級社會中不可缺少的調節複雜的社會關係的主要手段。當然，在階級社會中，由於存在著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衝突，統治階級往往首先採用國家機器作為維繫社會關係的手段，以至於道德的作用常常被人們所忽略，甚至認為道德的作用是可有可無的。但實際上，無論人們怎樣無視道德的存在，道德對一個正常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維繫作用，都是基礎性的，而其他的調節手段，包括法律和宗教，都必須以相應的道德為前提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說，道德仍然是第一位的調節社會關係的手段。

　　如果說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道德對經濟秩序的維繫作用相對而言還是隱性的話，那麼，在複雜商品經濟條件下，也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對經濟秩序的調節作用則日益撩開隱性的面紗，從後臺走向前臺，從隱性走向顯性。亞當·斯密之所以既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又成為偉大的倫理學家，既寫出了《國民財富論》，又寫出了《道德情操論》，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和道德緊密相連的關係的本質。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命題，既是一個經濟學的命題，也是一個倫理學的命題，他其實是在力圖將人們的經濟行為和道德行為統一起來，剋服經濟和道德的二律背反現象。在經濟學的意義上，“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對經營者的引導作用，即經營者不是出於本意，而是被“市場”這隻無形的手所引導去開展經營活動，從而生產出適合人們需要的商品；在倫理學的意義上，“看不見的手”是指個人利益對人們的行為的引導作用，即人們的行為也不是出於本意，而是被“個人利益”這隻無形的手所引導去行動，在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中促成了社會的福利。亞當·斯密這種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合理利己主義”倫理觀，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在亞當·斯密之前，早期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秩序也曾經出現過極度的混亂現象，以至於像霍布斯這樣的思想家都公開宣稱“人對人是豺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合理利己主義命題，正是要矯正當時的人們忽視道德對經濟的正常發展作用的錯誤看法。毫無疑問，亞當·斯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不僅是由於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而且是由於他在倫理學上的貢獻，特別是由於他在深刻認識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相互關係上的貢獻。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既是以相應的法律制度的完善為標誌的，也是以相應的道德規範的建立為標誌的。因此，今天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或者說衡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建設成功的基本標誌，更必須考慮相應的法律體系和道德體系是否建立起來。當前，人們對法律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很少持懷疑態度，要求儘快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的呼聲It益高漲；與此相對照，人們對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雖然有了很大的改觀，但仍然有不少人認為道德的作用過於軟弱和滯後，從而不認為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是當務之急，也並不認為道德對市場經濟真正是生死攸關的。

　　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的地位和作用較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更加突出的地位。

　　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付出了慘重的道德代價、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產生嚴重混亂的事實面前，才開始思考道德對市場經濟的特殊作用的，客觀上使道德的作用產生了滯後性，相應的社會道德建設也是被動的、甚至是盲目的。

　　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之所以在一段時期內忽略甚至輕視道德的作用，既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相關，與早期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實行自由放任、排斥國家的巨集觀調控相關，也與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對人性的認識乃至對人性的錯誤“設計”密切相關。絕大多數資本主義的思想家，把人性視為先天“惡”，認為人性先天就是自私的，自私自利、惟利是圖，以至於爾虞我詐、坑蒙拐騙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現，霍布斯的“人對人是豺狼”的理論，正是這種人性論的典型概括。

　　在這種所謂的人性“設計”的基礎上，思想家們當然會輕視道德的作用，認為道德對自私的人性所起到的約束作用是極其微弱的、甚至是無效的，人不會放棄自己的利益而去利他，因為利已是符合本性的，利他是違背本性的。因此，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維持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只有法律，法律不考慮人性的動機，只考慮行為的結果；法律不進行教化，法律只作出裁判。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上，道德的作用之所以更加重要，既是由於社會制度的本質規定，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巨集觀調控下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也是由於人們在理論上對人性有與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根本不同的看法。

　　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價值目標是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體現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追求從來不會只把經濟目標作為唯一的價值目標，以思想道德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同樣是社會主義內在的價值目標，這樣的價值規定性，使得道德與經濟的關係，成為辯證統一的關係，即道德要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作用，經濟發展則不是為經濟而經濟，經濟發展的目標之一，就是為提高人們的道德覺悟、改善全社會的道德風尚創造物質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之所以能夠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巨集觀調控，基本的利益前提，是社會成員有根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能夠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指導下，協調好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使由這些關係派生出來的其他利益關係，能夠做到統籌兼顧、相得益彰。作為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道德的思想和理論，不贊成任何先驗的人性論，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認為一切人性都是後天現實社會關係的產物，因此，人既不是天生就是利己的，也不是天生就是利他的，人利己的道德行為和利他的道德行為一樣，都是後天社會關係、包括後天的道德關係的反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大多數成員共同擁有的利益基礎，使得人們可以通過充分發揮道德的特殊調節作用，來輔佐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輔佐作用既不是替代或排斥法律的輔佐作用，也不是法律的作用所能包辦的。道德和法律相輔相成，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以健康、有序的發展的重要條件。主動地、有目的的發揮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特別是註意發揮道德的作用，這正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的優勢之一。這也是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的最深刻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