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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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元經濟學(Neuroeconomics)

　　神經元經濟學或稱神經經濟學，也叫腦袋經濟學，它是以大腦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神經元經濟學的理論是由大腦實際上怎樣思維的事實支配的。神經元經濟學是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行為經濟學運用社會科學的事實和概念來顯示意志力、對他人的關心、計算能力的有限性、和生物是怎樣影響經濟行為的。社會科學是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鄰近科學。神經元經濟學運用大腦活動的事實擴展了行為經濟學。神經元經濟學也稱為一種新型的“試驗經濟學”。在試驗經濟學中，我們根據經濟學的動機設立簡單的討價還價的游戲和市場，用以檢驗理論和確定哪些變數導致經濟後果。神經元經濟學將人們的選擇、討價還價、交換等生物和神經過程進行量化，這是對試驗經濟學的擴展。

　　在神經元經濟學誕生的過程中，有三個事實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它對我們理解這門新興學科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經濟學與神經科學的結盟並非源於經濟學家的一相情願，事實上，這一領域的早期文獻主要出自生物學家或神經科學家之手；

　　第二，與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取向不同，這一領域的早期研究成果不僅沒有對經濟學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提出置疑，相反，它恰恰為這一假設提供了令人驚嘆的“實證”，正是基於這點，經濟學家與神經科學家才找到了共同關註的話題；

　　第三，作為一門交叉科學，神經元經濟學不僅融合了現代神經科學和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而且還融合了現代進化論、現代心理學、特別是比它略早一些誕生的演化心理學的基本思想。

　　20世紀80年代晚期，在心理學領域誕生了一門被稱為“演化心理學”的新學科。有意義的是，這門學科的創始人林達·柯斯瑪依達和約翰·托比是一對具有經濟學和心理學雙重學科背景的夫婦。演化心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心智如何形成的科學。演化心理學認為，我們人類的心智模式是在長期進化過程中被自然選擇所塑型的；因此，它是用來解決進化史上我們祖先所面對的問題的。人類今天所賴以生存的工業文明，充其量才不過500年；而農業文明，至多不過10000年；但人類祖先在採集和游獵狀態下已經生活了數百萬年。人類學和解剖學的證據表明，工業社會以來，人類大腦神經元的連接方式基本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演化心理學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觀點是：現代人的頭骨里裝著一副石器時代的大腦。因此，演化心理學家所關心的是石器時代的人類生存環境與人腦交互作用過程中所形成的神經元結構到底是怎樣的？這種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心智模式以及我們今天的認知方式？演化心理學是一門很年輕的科學，但它在神經元經濟學的創立過程中，卻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事實上，許多演化心理學的締造者也是神經元經濟學的積極倡導者。當我們試圖探究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模式和神經基礎時，我們就不得不面對自然選擇在生物長期進化過程中對人腦組織及其神經元連接方式所施加的影響。

　　1995年，為紀念諾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安迪·克拉克和休曼斯提交了一篇有關神經元決策模型的論文。兩年以後，即1997年，在美國卡奈基-梅隆大學舉行了一次關於神經行為的經濟學會議。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這次會議應該是神經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共同發起、集中討論相關問題最早的一次學術會議。2000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又召開了一次有關神經生理與經濟學理論的學術會議。同年12月，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第一次使用了“神經元經濟學”（Neural Economics）這一新的名詞。2002年8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以“神經元經濟學”為名，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這次會議就是首屆 “國際神經元經濟學大會”。也就是這次會議上，組織者首次使用了“Neuroeconomics”這一新的複合詞。此後，“國際神經元經濟學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第二屆於2004年5月在德國明斯特的威斯特法倫威廉斯大學舉行。

　　2003年9月，以“促進神經元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知識傳播”為宗旨的“神經元經濟學學會”在美國紐約大學成立。該學會成立以來，每年都以“神經元經濟學年會”為名，組織相關的國際學術活動。2005年9月，第三屆“神經元經濟學年會”在美國紐約舉行。在這次年會上交流的論文提前刊發在2005年8月出版的《博弈與經濟行為》雜誌上，它們反映了神經元經濟學最新的研究成果與進展。2006年1月6日，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桑塔費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神經元經濟學學會”理事會成員、瑞士蘇黎世大學實驗經濟學研究院主任恩斯特·費爾作為三個“特邀演講”者之一，就該領域的相關研究和最新進展做了大會演講。

　　德國明斯特大學，已經正式開辦了神經元經濟學系。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凱文·麥克卡比、加州理工大學的科林·卡麥勒和斯蒂弗·郭茨等已經開設了有關神經元經濟學的大學課程和研究生課程。另外，有關神經元經濟學的研究所和實驗室在美國、歐洲的大學以及其他研究機構中也已經大量出現，其中就包括了斯坦福大學、劍橋大學、喬治－梅森大學、加州理工大學、紐約大學等著名大學。弗農·史密斯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後，把研究重點轉向了神經元經濟學。他在喬治－梅森大學籌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神經元經濟學研究中心”，並親自擔任這一中心的主任。

　　1、關於人類理性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基礎與實證研究

　　關於“理性”，經濟學家阿爾欽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解釋，那就是所謂的“as if”理論。但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的心智是我們自身長期演化的產物；如果“理性”真能使我們在生存競爭中取得優勢，那麼它就不僅僅看起來“好象”是“理性”的；因為我們的神經系統已經被自然選擇所“塑型”，專門用來解決那些看起來似乎是“理性”的問題。揭示這一過程的真實機制，而不僅僅滿足於所謂的“as if”，則成了神經元經濟學家的一個首要任務。這方面的研究雖然開始不久，但已經取得了一些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

　　在過去10多年間，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通過神經生物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共同合作，在動物和人身上進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實驗。其中最重要的有傑弗里·薩爾和他的同事在範德比爾特大學所做的“單球實驗”，普拉特和格林切爾在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所做的“雙選提示博彩”，帕克和威廉·紐森在斯坦福大學所做的關於神經元編碼和映射的實驗。通過這些實驗，現在已經基本證明瞭，包括人在內的動物神經系統確實能夠計算每種行為可能的滿足度。在選擇行為顯得似乎是“理性”的情形下，由神經元對輸入的“信號”（相當於經濟學中被決策者觀察到的客觀變數）進行“編碼”（相當於柏努利所設想的與決策者自身狀況相關的主觀評價）。然後，那個被編碼為具有最大滿足度的信息將形成一個“贏者通吃”的局面，併進一步“激發”其他神經元，成為一個惟一被神經系統執行的行為。神經元經濟學家把這個經過編碼的信息叫做“生理期望效用”，它與柏努利當年提出的主觀期望效用理論非常接近。雖然，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再直接地把一個物品的價值與另一個物品進行基數意義上的比較了；然而，當靈長類動物進行經濟選擇的時候，對它們進行電生理學測量的記錄則表明，基數效用是有其神經基礎的。

　　進一步的研究還證明，位於靈長類動物“中腦腹側被蓋區”和“黑質緻密區”的“多巴胺神經元”（一種以化學物質多巴胺作為神經遞質的神經元），直接負責對外部事件的回報值進行編碼。沃爾弗蘭·斯庫爾茲和他的同事們發現，這些神經元以一種特殊方式被外部信息“激發”：即它們的活躍程度不是取決於外部信息的絕對強度，而是在“邊際”上取決於兩次連續信息的相對強度；由於被編碼的信息實際上是一個帶有主觀性的“預期回報值”，因此神經元最終的激發程度即“激發率”就取決於所謂的本期“預期回報偏離值”，而本期“預期回報偏離值”則取決於“當前的回報值”與上期“預期回報偏離值之間的差額，用一個遞歸計算公式可以表示為：

　　其中:FR為激發率;RPE為預期回報偏離值;CR為當前的回報值。

　　由於這個公式是斯庫爾茲實驗小組從上千次動物實驗的數據中歸納出來並且又經過嚴格驗證的，因此被認為具有很強的真實性。熟悉理性預期學說的讀者也許會發現，它與這一學派的早期創始人之一約翰·穆斯關於人類理性預期的假設非常接近。

　　神經元經濟學關於人類理性行為的研究也許稱不上什麼突破性的發現，因為從某種角度看，它只不過重覆了主流經濟學200多年來有關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一研究與以往所有的經濟學傳統研究不同，它不是在邏輯上、而是在經驗上實證了人類行為的理性機制；從而使“理性”不僅僅只是作為一種“假設”，而是具有了某種“本體論”的地位。無疑，這是對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深化。

　　進一步看，這些研究雖然只是對傳統認識的深化，但其中仍然包含著一些可能引發“範式革命”的重要因素。在對靈長類和其他生物所做的神經元決策實驗中，不斷增加的證據表明，在所謂的“經濟行為”方面，我們人類遠沒有經濟學家曾經設想的那麼“獨一無二”。例如，猴子在博弈中能夠得到與人一樣有效的混合策略均衡，甚至鳥類也能通過“系統有序地改變它們的效用函數”來調整風險偏好以適應環境。如果人類的行為是物種長期演化的結果，那麼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我們的經濟行為應該接近於我們的動物遠親，而不是截然不同。對此，格林切爾評論說，“這或許是神經元經濟學所有結論中最有富挑戰性的，因為它將引發一個對經濟學家來說深入人心的假設的置疑，這個假設認為，做出決策既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也是一個強大的理性能力”。如果理性能力並非人類所特有的生物稟賦，那麼它是否意味著，面臨挑戰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甚至還包括了自古希臘和啟蒙運動以來所有的哲學和哲學家們，需要在一個新的、實證的基礎上對“理性”的定義進行某種必要的修正。

　　2、關於人類趨社會性的神經生物學基礎與實證研究

　　上述研究雖然從實證角度揭示了人類理性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基礎，但它並不意味著神經元經濟學忽視了早期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對人類“非理性行為”的關註。當然，這裡所謂的“非理性行為”是指與人類經濟活動相關的、狹義的“非理性行為”，比如投資衝動、偏好倒置、經濟活動中的利他行為，等等。不過，與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不同，神經元經濟學更為關註對人類行為中具有利他主義傾向的所謂“趨社會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神經元經濟學基本擺脫了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傳統的經濟與心理的二元動機模式。事實上，從被演化塑型的神經決策機制上對人類的經濟動機和心理動機作出統一的、一元論的解釋，正是神經元經濟學對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傳統研究方法的揚棄。

　　“趨社會性”是社會學家塗爾乾早年創造的一個概念，它包括我們人類普遍具有的同情心、感激心、責任心、愧疚感、羞恥感、公正感等道德情感。人類行為的“趨社會性”之所以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與解決單次囚徒困境中的合作問題有關。傳統思路把單次囚徒困境視作重覆博弈的一個“子博弈”，則人類的“理性”能力，包括試錯、學習與討價還價，可以導致博弈雙方的合作。不過，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數關於人類合作的實驗證據來自非重覆交往，或者重覆交往的最後一輪。非實驗的證據同樣表明，不能輕易用“互惠”來解釋日常生活中人們解決衝突的一般行為。把“趨社會性”作為合作的前提，最早可以追溯到伯格斯特朗和斯塔克1992年的研究。他們證明，親屬或鄰裡之間在標準的單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產生合作。沙利2001年的研究則證明，如果博弈雙方帶有斯密意義上的“同情共感”，在嚴格的納什條件下，也可以有“合作解”。最新的研究是桑塔費學派經濟學家金迪斯和鮑爾斯所做的，他們運用電腦模擬技術模擬了10-20萬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類狩獵採集族群合作秩序的形成過程。由此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強互惠”行為的存在，是原始族群內部維持合作關係的必要條件。所謂“強互惠”是指那些在團體中與別人合作，並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合作規範破壞者（那怕這些破壞不是針對自己）的行為。顯然，“強互惠”本身就是人類“趨社會性”的重要體現。根據電腦模擬，只有成功演化出“強互惠者”，並由“強互惠者”對自私的搭便車者施行懲罰，才能在一個族群中建立起穩定的合作秩序。

　　人類“趨社會性”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個體的行為不僅從“自利”原則出發，通常還會顧及他人或團體利益。傳統理論往往在“理性”的框架下，用“跨期貼現”、 “互惠”或“聲譽”機制解釋這類行為。但現代神經科學的發現卻證明，這種解釋即便不是一個錯誤，起碼也是非常膚淺的。心理學家很早就觀察到，一個人體恤他人處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性”而非後天的學習。近10 年來，隨著“鏡像神經元”理論的逐漸成熟，曾經被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反覆提及的人類天性中“同情共感”的能力，基本得到了科學驗證。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研究發現，包括人在內的靈長類生物大腦中央運動前皮層中，有一個被稱為F5的特殊區域，該區域的神經元不僅在受試者自己動作時被激活，而且在看到其他受試者的動作時也會被激活。於是，這些能夠對他人的動作在自己內心的呈現做出反應的神經元就被稱為“鏡像神經元”。Umiltá等人通過實驗證實，當一個人看見他人被針扎的時候，“鏡像神經元”做出的生理反映有如他自己被扎一樣。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心理狀態，比如“情緒的鏡像”。Wickers等人通過實驗證實，受試者觀察到的情緒也會激活相關的“鏡像神經元”。這些科學發現剋服了蘇格蘭學派當年的技術限制，使我們得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新審視休謨和斯密的“同情觀”。神經元經濟學據此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同情共感”是一個物種不同個體基於“鏡像神經元”實現的“神經網路共用”，這種“共用”對個體之間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經濟（效率）意義，因此是該物種在長期演化過程中被自然選擇所“塑型”的。今天，神經元經濟學家已經把這一理論用於研究語言的產生和演化以及它對博弈行為的深刻影響。

　　由“同情共感”所驅使的人類“趨社會性”，特別是“強互惠者”實施的懲罰，是一種明顯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為。但這種行為的激勵機制是什麼？在得不到物質補償的情況下，人們為什麼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違反合作規範的人？蘇黎世大學國家經濟實驗室主任恩斯特·費爾博士提出一個假設：如果這種行為無法從外界獲得激勵，那麼行為者只能通過行為本身獲得滿足。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依靠生物個體的自激勵機制實現的。事實上，人和動物的許多行為都是依靠自激勵實現的。腦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對包括人在內的高等動物來說，啟動這類行為的機制是由中腦系統的尾核和殼核來執行的。比如我們人類的成癮性行為，像煙癮、酒癮、毒癮等等，都涉及這一腦區。因此，這一腦區在醫學上也被稱為“鴉片報償區”。費爾博士猜測，如果“強互惠”行為依賴這種自激勵機制，那麼做出這種行為時，人腦的這個部位就會被激活，而且行為的強弱與其激活程度正相關。於是，費爾和他的同事們設計了一系例實驗場景來激發人們的利他懲罰行為，並通過PET即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對行為者的神經系統進行觀察。實驗結果證實了這個大膽的推斷。

　　神經元經濟學對人類“趨社會性”的研究告訴我們，傳統經濟理論只在“自利”範圍內考察人類的偏好與行為是有缺陷的。事實上，包括“道德感”與“正義感”在內的“趨社會性”在維繫人類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從而也就是維繫人類社會的合作效率和組織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確立了以“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為標誌的“古典經濟學範式”。1890年，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出版，確立了以“理性分析”和“均衡分析”為標誌的“新古典經濟學範式”。現代科學哲學的創始人庫恩認為，範式“是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是某一科學共同體內部“有關價值、信念和方法論的共識”；科學的發展是通過“範式革命”實現的，表現為科學共同體“遵循舊範式-修改舊範式-拋棄舊範式-確立新範式”的過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現代經濟學雖然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但這些進步基本都是在馬歇爾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學範式下取得的。神經元經濟學將為我們帶來什麼？它會對主流經濟理論產生什麼重大影響？通過以下討論，我們希望向讀者傳達這樣一種信息：一場新的經濟學“範式革命”也許正在悄悄地拉開序幕。我們確實能夠，而且已經感受到某種不同以往的、嶄新的觀點正在潛入經濟學傳統的思維方式和信念體系：

　　1、偏好，一個正在逐步打開的“黑箱”

　　“偏好”是現代經濟學理性假設的核心概念。根據經濟學的解釋，效用函數的基礎是偏好，用偏好定義理性，只需滿足完備性和傳遞性兩條假定。整個現代經濟學，事實上就是建立在“效用最大化”這一“經濟人偏好”基礎上的。至於偏好本身，自“邊際革命”以後，主流經濟學家似乎並不打算對它有更深刻的理解。傳統理論框架內，偏好只是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穩定不變的預設，同義反覆地被“理性決策者”的行為所顯示。在這個框架中，所有可能涉及偏好的變動，都可以被解釋成“約束條件”的變化。顯然，這種“技術性”的處理，已經越來越令人感到懷疑和不安。它使理論本身失去了簡約之美，變得臃腫和累贅。作為一種彌補，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試圖通過引入心理學或社會學的方法來改變這種狀況。但這種來自外部的理論建構，至今無法融入新古典傳統的分析體系。起碼有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勒和貝克爾試圖在主流框架中內生地解決偏好變動問題。他們給傳統的效用函數附加了一個所謂的“生產性變數”，比如“個人閱歷”、“文化教育”、“風俗習慣”、“社會關係”等能夠改變人們偏好的因素，從而把“偏好的改變”轉化為“偏好的生產”問題。但從這些函數複雜的均衡條件中，可以明顯感覺到，這種方法和前述的“技術性”處理沒有本質的區別。對此，神經元經濟學則採取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研究立場：一方面，把偏好的生成和變化置於自然和環境雙重選擇的基礎上，通過演化效率使這個問題內生化，從而避免了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從學科邏輯外部來解釋這類現象的做法；另一方面，通過科學的實證手段揭示出偏好及其偏好在決策過程中的內在機制，比如鏡像神經元的工作機理和神經系統的自激勵機制等，使我們的認識深入到偏好世界的內部，從而避免了主流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的簡單化。儘管，目前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還不足以完全揭示偏好的秘密，但這個“黑箱”正在被逐步打開。無疑地，對傳統的經濟學來說，這既是一個全新的、未曾被涉足過的領域，又是其在科學實證方面必須邁出的十分重要和關鍵的一步。

　　2、理性，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範疇

　　“理性”或“理性人”是現代經濟學邏輯體系最基本的前提假定和預設。經濟學所謂的理性，最簡練的定義就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但在現代神經科學看來，這種表述顯得非常簡陋。桑塔費學派的經濟學家曾經指出，所有動物的行為都符合“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但“沒有人愚蠢到竟然會認為蜘蛛和螞蟻的行為也是理性的”。傳統表述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根據神經科學的解釋，包括人在內的生物行為有兩種基本方式：一種是目標導向的、能夠內省的、通過計算而實施的“自主過程”，另一種是情景導向的、不能內省的、通過觸發而實施的“自為過程”。前者接近於人們常識中的“理性”，後者大致相當於平常所說的“本能”。事實上，這兩種行為都符合“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通常認為，動物依據“本能”行事，而人類則超脫了本能主要依據“理性”行事。

　　可是神經元經濟學的研究證明，動物行為也有“自主過程”，而人類行為在很多場合卻可以是一個“自為過程”。比如恐懼，可以使人迅速脫離危險；同情、內疚和感激，可以大大提高個體之間的合作概率；而憤怒，則可以有效威懾背叛等等。在這些場合，導致行為決策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和傳統理性範式相對立的情感機制。在生物長期演化過程中，某些重覆出現並具有重大生存價值的場景，將在生物個體的神經系統中形成某種固定的反映-激發迴路，從而導致那些類似“本能”的生物行為。威廉·詹姆斯甚至認為，“人比動物智慧是因為我們的本能比他們更多，而不是更少”。不過，更符合實際的說法也許是，人類在演化過程中獲得了遠比一般動物更複雜、更精緻、從而也是更強大的理性能力和情感能力。演化心理學認為，理性主要用來應對迅速變化的環境，是生物個體面對沒有先例的事物時的一種神經反映模式。這種反映包括信息識別、信息判斷、信息處理等多個環節，其能量消耗要超過本能和情感。從效率角度看，一個生物的所有行為都採取這種方式，反而是不經濟的。在這點上，傳統經濟學把人類決策機制想象得過於簡單，以至於完全陷入了“理性主義”的誤區。而神經元經濟學則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經濟學的思想：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基礎上，包容了理性與情感這兩種不同的行為決策模式。

　　3、凸性，一個有待改進的分析工具

　　傳統經濟分析中，“凸性”通常用來指兩個經濟物品之間的“互替性”：商品A和商品B是可替代的，勞動和資本是可替代的，消費品和投資品是可替代的，甚至閑暇和勞作也是可替代的，從而沿任一無差異曲線都有邊際替代率的遞減。從某種角度說，今天的主流經濟學事實上是一個建立在凸性假設上的公理系統。依賴了凸性，價格理論、效用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競爭理論才能成立。但是，神經元經濟學對人類“趨社會性”的分析提醒我們，在經濟活動中還有“合作”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而“合作”所體現的恰恰是事物之間的“互補性”而不是“互替性”。正是有了“互補性”，才會出現“1+1＞2”的“收益遞增”現象。與“收益遞增”密切相關的還包括“知識過程”、“創新與企業家能力”、“不確定性”、“不完全競爭”、“不完全合約”以及“制度分析”(包括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等等在今天看來尤其重要的經濟現象。而所有這些經濟現象，都是傳統凸性假設無法分析的。

　　因此，經濟學也許需要尋找新的數學工具，使它能夠兼顧“互替”與“互補”這兩種不同的事物性質。汪丁丁認為，用代數中的“格論”代替傳統的微積分和幾何拓撲作為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由於凸性假設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存在性證明的主要判據，當凸性不成立時,如阿羅討論過的酒類消費,均衡將出現在“角點”而不是“內點”,而角點均衡對實證研究的最大威脅就是其不穩定性。但如果我們利用代數格論中完備格上非減映射的不動點定理和格上超模態映射的一次交叉性質,就可以迴避收益遞增現象難以滿足的凸性假設,同時仍然可以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從而可以較好地兼容“互替”與“互補”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屬性。

　　4、方法論個人主義，一個應該進一步澄清的問題

　　無論在經濟學“古典範式”還是“新古典範式”中，“經濟人假設”或“理性人假設”都是建立在一種“原子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如果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中居然超越了某種“個人利益”，通常會被解釋成一種更為“明智”的自利行為。但神經元經濟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類行為中的“利他主義”傾向是由大腦的“自我激勵機制”啟動的。人類“趨社會性”所體現出來的“道德感”與“正義感，作為“偏好”也就是“效用函數的自變數”而不是作為“約束條件”發生作用，是“社會規範內部化”的產物。康德所謂“超驗”的“道德律令”，不過是先於個人而存在的、作為人類合作秩序的社會規範，在經過自然與環境雙重選擇和人類長期演化之後，被“固化”在我們身體和心智中的品質。對方法論個人主義，爭論的要點不在於是否應該以個人作為社會分析的基點。在人類對所謂“集體主義”的認識付出了沉痛的代價，蒙受了像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古拉格群島對人類尊嚴的褻瀆以後，沒有人會懷疑個人對社會所具有的終極價值和意義。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需要追問：是否存在著一種“原子式”的個人？如果合作為人類提供了更大的效率空間，那麼個人乃至個人利益是否能夠脫離社會環境成為一種完全孤立的“自由意志”？

　　奧地利學派的傑出代表哈耶克曾經深刻批判過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偽個人主義”傾向，他指出，在各種誤解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觀點中，“偽個人主義”乃是最愚蠢的。因為這種觀點竟然把方法論意義上假設的“個人”，理解成本體論意義上先於社會存在的、孤立的個體。而人的整個性質和特征，事實上都取決於他們存在於社會之中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哈耶克所理解的個人，一如亞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質上乃是一種“社會的動物”。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創始人米德，曾經提出並論證過“社會自我”的概念。米德認為，不存在完全脫離社會的“自我”，所有“自我”事實上都是“社會自我”。因為，“自我所由產生的過程是一個社會的過程，它意味著個體在群體內的相互作用”，意味著“社會過程或社會秩序是參與該過程或屬於該秩序的個體有機體自我出現的邏輯前提和生物學前提”。

　　因此，被神經元經濟學重新詮釋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既不同於傳統的“原子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也不同於傳統的方法論整體主義，而是一種哈耶克和米德意義上的，在個人行為與心智中已經有機融合了人的社會性的方法論個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