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觀經濟學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中觀經濟學(Meso Economics)

　　中觀經濟學：是介於微觀經濟學與巨集觀經濟學之間的一門新興學科。以某一部門、某一集團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一種理論。

　　中觀經濟學是70年代中葉，德國愛登堡大學的國民經濟學教授漢斯·魯道夫·彼得斯博士首次提出“中觀經濟（Meso-economy）”這一區別於傳統巨集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新範疇，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說明傳統經濟學領域需要一次飛躍性發展和理論突破。80年代中期，中國學者王慎之出版了《中觀經濟學》一書，是中國第一部中觀經濟學專著。

　　根據彼得斯博士的研究，中觀經濟的研究對象主要為三個：部門經濟、地區經濟、集團經濟。

　　主要研究集合體的經濟結構理論：

• 經濟結構的變化與發展

• 部門與地區經濟體制的設置

• 環境經濟與環境保護等

　　研究集團與協會的經濟政策理論——集體行動、集團勢力、有關集團之間的合作、分配和競爭問題以及應採取的措施等。

　　中觀經濟學的基本範疇由空間、結構、環境、效益、公益、發展、規劃和管理等構成。

　　時間與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形式，空間與時間是不可分的，這是基本的哲學常識。由於經濟的運行是以物質的運行為基礎，因此，經濟空間範疇是經濟運行的充分必要條件：經濟運行既離不開時間，也離不開空間；價值的創造既離不開勞動時間的延續，也離不開勞動空間的聯繫；經濟運行中的價值平衡和實物平衡必須與“空間平衡”相結合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衡。

　　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範疇是價格和價值，建立在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的巨集觀經濟學，其貨幣、金融等，也是以價值、價格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理論大廈，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理論和供需關係決定的價格理論是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基石之一，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傳統經濟學本質上是時間經濟學。雖然傳統經濟學在被應用時，首先在微觀領域發現了空間的作用，對流水作業線、車間機器設備和工具的擺放位置、住宅區與工廠距離等對勞動效率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其次在巨集觀領域也發現了交通運輸成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及生產佈局的重要性等問題。但所有這些應用研究並沒有升華為基礎理論，應該看到，這是與傳統經濟學形成時的時代局限性和科技發展制約相關的。當時的人們只是直觀地看到時間在一小時一小時地流失，看不到廣闊空間的作用。時空互相轉化學說產生於愛因斯坦相對論提出之後，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時空是不可分割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但這時的傳統經濟學理論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使得空間概念這一理論範疇與傳統經濟學失之交臂。

　　結構是系統存在的普遍形式。系統論產生後，人們對事物的存在就有了新的認識：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統形式存在著的，而系統存在的普遍形式是結構，有一個系統，必定有一定的結構，因此，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內在存在形式，是經濟性質、水平和功能的根本決定因素和制約因素，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就是說，沒有經濟結構就沒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結構的變化昭示著經濟的變化。

　　傳統經濟學由於其研究對象的局限，對經濟結構的研究往往不得要領。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失之過窄，缺乏全面觀點。因為微觀經濟單元是社會經濟的最小單位，是最基礎的子系統。微觀經濟經營的出發點是利潤的最大化，經營者最關心的是成本、利潤關係。微觀經濟學唯一與結構相關的研究就是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觀點，但是正如一學者所指出的，由於市場競爭的不健全和信息的不完全的現實，實際只有“審美”意義，而沒有實際意義；巨集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又失之過寬，難以系統的縝密的把握實際存在的完整的經濟結構體系。巨集觀經濟的操縱者是國家，國家一般只重視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重視國民產出、國民收入、財政、貨幣的總量及其相互關係，對於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規模結構及其空間結構，除了有些時興的實證研究外，從理論上加以系統提高，顯得無能為力，捉襟見肘。

　　傳統經濟學對結構範疇理解不深也有認識上的原因，其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局限性影響是一個主要因素。60 年代中期前，人們一直認為最原始的物質是不存在結構的，是“不可破之點”。到原子核中發現了基本粒子，人們還認為宇宙萬事萬物都是由不可破的基本粒子構成的。直到“誇克”的發現，科學家們才認為基本粒子本身也存在結構，才得出萬事萬物是無限可分的，沒有不存在結構的。另一方面，從思維科學的發展來看，50 年代末系統論、系統分析、系統工程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也推動了人們對事物結構的深入理解。

　　中觀經濟學對經濟結構的研究大概應著重於以下幾個方面，即通過對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規模結構等經濟結構之間必然邏輯聯繫的充分論證，明確經濟結構的內涵與外延；通過對產業升級、產業分類、產業分佈等問題的理論研究，探索經濟結構的演化規律；通過對經濟結構的母系統和子系統的系統研究，揭示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和人文結構之間的關係和聯繫等。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有什麼樣的環境條件，就有什麼樣的環境產物及其生存活動。環境與經濟是互動的、互相促進的。而且經濟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是互為環境、不可分割的。

　　傳統理論經濟學因受研究對象的制約並不重視環境的研究。微觀經濟學產生於100年前，環境的影響在當時表現的並不明顯。如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水資源極其豐富，沒有或很少環境污染，人們並沒體會到水對經濟發展具有制約性。同時，微觀經濟只是經濟系統的一個細胞，即使認識到了環境的重要性，由於利益的局限，也表現為漠不關心。巨集觀經濟學是在微觀經濟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對一國內的國民經濟系統內部價值迴圈和物質迴圈的比較，對其外部環境的影響仍然認識不足。而使後來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法的出現，也只是重視價值平衡和物質平衡，沒有考慮環境因素對經濟的重大影響。這個問題直到人類為環境惡化付出巨大代價，直至形成的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威脅的時候，才開始被重視起來。為此，聯合國發表了第一個《人類環境宣言》，但這已是1972年才發生的遲到認識。從理論認識來說，環境對事物發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系統論、耗散結構論等思維科學產生以後才引起人們的重視的。1969年普利高金論述了事物由無序到有序的發展，必然與外部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規律，闡明一個事物如果不與外界發生交換是不可思議的，事物的發展必須與環境結為一體，互相依存，互相推動，才能協調發展，進入良性迴圈。由於在這些思維科學產生之前，傳統經濟學已經成熟、自成體系，導致了經濟理論對環境範疇研究的滯後性。

　　中觀經濟理論對環境因素的研究應繼續在以下幾個方面延伸：即經濟環境的內涵、外延的意義與作用；環境因數（如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經濟環境與人文環境、硬環境與軟環境）之間的關係、組成與變化規律；環境代價的度量、環境治理與改善的根本途徑與方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問題。

　　效益是人類生存、生活和生產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也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

　　效益既有客觀性也有主觀性。用投入產出的比較度量其效益是它的客觀性方面，而依據人的價值觀對效益的判斷則屬於效益的主觀性。人的需求和欲望是分層次的，隨著人類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的追求也日益多樣化，在滿足生存需要的基礎上，還要滿足發展及享受的需要。傳統經濟學限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在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由於人類所能關註的是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經濟目標，因而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內容自然是滿足人類物質利益的需要。微觀經濟學關於效益的觀點實際就是可用貨幣加以計量、通過市場運作得以實現的商品價值。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巨集觀經濟學，也是以貨幣計量的價值為基礎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滿足人的物質利益需要是必須首先做到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人們的需求層次在不斷提高，並且高層次的需求日益占據重要的地位。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傳統經濟學對人們日益多樣化的社會需求的價值和效益，如對環境質量、文化方面的需求等方面，越來越暴露出其理論上的局限性和理論指導方面的力不從心。

　　隨著對效益研究的日益深化，效益的整體性和結構性及其相互關係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其中，公眾的效益和私人的效益作為對立統一體的結合關係與運動規律引起人們的重視，也就是說，實現內部與外部經濟效益的綜合已成為當務之急，並且外部經濟效益即公共經濟效益倍受矚目，使中觀經濟學對公益的研究將漸入佳境。

所謂公益即指人群集合的共同利益。公益的產生是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的，只要有人群集合的存在就有公益的存在。原始社會是公有制的社會，每個部落的人們同吃、同住、同勞作，每一個體的利益與部落的利益息息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講，原始社會人們的私益與部落的公益是同一的。即使在私有制的社會，公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觀經濟學對公益的研究應結合人類社會的發展從公益與公共經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開始。公益是公共經濟的基礎，沒有公共利益就不會有公共經濟，公共經濟已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談公共經濟就離不開談公益，談公益就要與西方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結合起來，或者說，要將古典經濟學分裂出來的左右兩派有機地融合到一起，只有如此，才能對公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有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要更深入研究公益與公共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公共經濟發展的適當比例關係。比如北歐的一些高福利國家對公益的發展十分重視，但公益與公共經濟發展過頭也會有問題，如財政難以負擔等；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是，公益的範疇與生產關係的範疇是相近的，應結合地區特點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深入研究與地區間的差距、人際間的貧富懸殊問題相關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導向問題。

　　公益與私益相結合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廣義的發展是指經濟、文化、政治、制度及環境的協調演進的過程。人類社會是複雜的綜合體，其進步離不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及環境的綜合協調，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及環境的綜合發展越快、越協調，社會進步就越快；反之就越慢。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已經對此做了最好的說明。

　　傳統經濟學所研究的均衡都是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的，強調物質資本的作用，認為資本存量的規模，尤其是資本積累的速度是促進或限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其最重要的指標即為經濟增長率。鑒於傳統經濟學研究的局限性、危險性，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這是一個進步。知識經濟概念的提出，使傳統經濟學的“資本”概念進一步發生了動搖；“新經濟”的出現更加需要新的經濟理論加以概括和闡釋，使傳統經濟學的改造和提升更顯必要。

　　中觀經濟學發展觀也不是發展經濟學的照搬照抄，而是對其進一步發展與補充。在發展的機制與條件方面，應是以區域為背景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協調發展，是生產要素（人口、資源、資金、土地、科技等）與社會要素（社會制度、社會組織形式、社會意識形態）的最佳結合，也是經濟硬環境與軟環境的同步發展；在發展的規律及模型的建立方面，應把經濟與社會融為一體，加強研究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形式、過程的一般規律性。如果為此可以建立模型的話，也決不是現在西方經濟學已經提出了的各種增長的模型的模仿和套用，而是要創立新的發展的模型。應該承認，發展模型的建立是很困難的，人們很難在這一方面達成一致的認識，但發展的規律總還是有的，對此可以藉助於抽象思維來加以科學描述；在發展的目標與考察方面，應把區域的現實條件與人的可以滿足的發展要求很好的結合起來，加強相應的原理、原則和指標體系的研究。所有這些都是全新的中觀經濟學研究任務。

　　在高度密集的中觀經濟條件下，沒有規劃的發展將是無序的發展，人類為此要付出太多的“自組織”的時間和代價，其結果不可能是很好的。良序的發展離不開良序的規劃，二者是相輔相成的。良序的規劃是指社會的經濟、建設、文化發展的綜合性計劃。規劃一詞來源於英語的“planning”。城市規劃就是urban planning，在港台均譯成城市計劃。大陸之所以將其翻譯成規劃，可能是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在中國大陸，計委與建委是“兩張皮”，自成體系，計委管經濟計劃，建委管建設規劃，因此，城市規劃實指城市建設規劃。而港台和西方的城市計劃（urban planning）也主要是指城市建設計劃，沒有經濟發展計劃的含義和內容。這與本文所講的規劃的含義有很大的區別。

　　微觀經濟學註重於對個體的研究，不可能註重對全局性問題的研究；註重於對時間的價值研究，不可能涉及對較廣泛的空間價值研究。同時主要強調市場之手，發揮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自然就不可能重視和強調整體性的規劃和計劃，而且它們的自發行為常常是與應有科學規劃和計劃相違背的。在巨集觀經濟領域，各國都較重視經濟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安排，而全國性的建設規劃不過就是一些大的工程項目的綜合而已，並沒有如城市實體那樣細密的空間佈局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