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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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學(Internation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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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學是金融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的分支,現如今它已經成為各高校的基礎專業課程或素質教育課程,國際金融學教科書也越來越受人重視。國際金融學是從貨幣金融角度研究開放經濟(open economy)下內外均衡同時實現問題的一門獨立學科。即國際金融學本質上是開放經濟的貨幣巨集觀經濟學,主要關心在一個資金廣泛流動和靈活多變的匯率制度環境下,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的條件和方法。
國際金融學作為一門新學科,因本身的複雜性質,決定了它在研究對象問題的確定上難度較大,逸也是迄今為止對國際金融學的研究對象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公認的看法的重要原因。
(一)國際金融學是一門涉及面廣並且十分複雜的學科。這表現為:第一,國際金融學要研究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的對外全部金融關係和經濟狀況及其經濟決策,這使它具有巨集觀經濟學的性質;第二, 國際金融學要研究國際經濟學的貨幣面,這使它與只研究商品、勞務、技術及對外貿易關係的國際貿易學有所區別而成為國際經濟學中的一門新的分支學科;第三,國際金融學與貨幣銀行學有本質區別。例如,
國際金融學涉及了不同的貨幣或第三國貨幣,進而又涉及到了匯率和國際貨幣體系問題;再如,國際金融學也涉及到了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各國制度、法律及政策問題,這些都使國際金融學的內涵遠比貨幣銀行學豐富得多,複雜得多。
(二)國際金融學研究的國際金融活動的中心是國際間的貨幣運動。沒有這種貨幣運動就難以有國際金融活動發生,而且這種國際間運動的貨幣既包括作為資本的貨幣也包括作為貨幣的貨幣,索性稱之為國際資本流動。當經濟的開放性超越了商品跨國流動這一較低層次時,資本流動真正使各國經濟緊密聯為一體。在各種類型的國際資本流動中,金融性資本流動特別值得註意,這些主要活動於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本流動與傳統的貿易性資本流動、國際直接投資不同,它們流動非常迅速,對利率、匯率,股價等金融市場上各種行市的變化非常敏感,並且在近年來發展極為迅猛,日益與實物經濟基礎相脫離而具有自己獨特規律。
(三)國際金融學研究的實質是“生產的國際關係”的貨幣表現。“生產的國際關係”這一概念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導言中談到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分篇時提出的,他寫道“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輸入。匯率。”這裡提出的“生產的國際關係”即各國之間在物質生產中所表現出來的相互關係,“匯率”則是“生產的國際關係”的貨幣表現。當然,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 “生產的國際關係” 的貨幣面僅僅表現為各國金本位制下的匯兌,國際借貸等,而沒有今天我們所遇到的如此豐富且複雜的內容。
(一)巨集觀性。國際金融學應集中於經濟的巨集觀方面,從國民經濟整體角度來分析和解決問題,使之具有高度的理論概括性以及統一的分析框架。目前國內的國際金融學教科書大都強調巨集觀與微觀的統一,理論與實務的並重,這種做法是否合理仍值得商榷。一方面,作為巨集觀分析的國際金融學理論與微觀分析的金融市場操作、金融工具之間缺少必要的有機聯繫,難以組織到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中。由此編寫的將巨集觀與微觀、理論與實務合一的國際金融學教科書,難免顯得有較強的堆砌感,篇幅過長並容易沖淡核心理論的學習;另一方面,許多國際金融實務問題與國際投資學、金融市場學、國際信貸學及國際結算學等學科的內容重覆交叉的現象十分突出,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在上述課程中進行相應擴展以包涵進去,這樣在學科體繫上更加自然.更符合開放經濟社會的經濟環境,也有利學生學習掌握。
(二)綜合性。國際金融學是一門具有交叉性質的邊緣性學科,這種綜合性可以從國際金融學與其他學科的研究性質的橫向比較和與其他學科的研究範圍的縱向比較兩方面來認識。從橫向比較看,儘管國際金融學是研究國際經濟的貨幣面,但在實際研究中又不能不帶有一定的綜合性。例如,分析國際資本流動對經濟的影響問題時,勢必要突破貨幣銀行學只對經濟的貨幣面進行分析的做法,而是比較廣泛地涉及到巨集觀經濟的各個方面;從縱向比較看, 國際金融學的研究範圍覆蓋了—個開放經濟體經濟的內部部分、外部部分以及國際間的經濟關係這一傳統上由不同學科進行分工的領域,並且要找出將這三者貫穿起來的一條主線。
(三)政策導向性。國際金融學自產生起就具有非常強烈的政策意義,這一特點是許多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例如,從流行於六七十年代的國際金融教材看,是以佈雷頓森林體系及固定匯率下的政策分析為導向,而80年代國際金融學又是以浮動匯率制及匯率政策理論為導向。再如,在國際金融學中處於基礎地位的重要理論,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多恩布希模型、丁伯根模型等均為政策導向型。
國際金融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國經濟的內外均衡目標的同時實現。在國內外的文獻資料中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吉林大學的楊惠昶教授和復旦大學的薑波克教授。楊惠昶教授認為“國際金融是研究在不同的匯率制度下,通過貨幣、證券、票據的買賣和轉讓,市場的自發力量和政府的經濟政策相互作用,如何實現國際收支均衡,以殛國際收支均衡與國內經濟均衡的聯合均衡。”薑波克教授認為“國際金融學是從貨幣金融角度研究開發經濟下內外均衡目標同時實現問題的一門獨立學科。”
傾向於上述觀點的理由如下:
1.內外均衡之間的矛盾是開放經濟社會始終面臨的經濟學課題。內外均衡問題,是開放經濟社會所特有的經濟現象。既保持經濟體自身的穩定發展,又使經濟體的對外開放處於合理狀態之中,是開放經濟社會各國政府實施巨集觀調控的兩個重要目標,分別稱為經濟的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二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當政府採取政策措施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有的時候會促進另一均衡目標的實現,而有的時候則會使另一均衡目標的實現更為困難。內外均衡之間的矛盾是由米德在1951年正式提出的。米德在他的代表作《國際收支》一書中,針對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下固定匯率制的現實,指出了巨集觀經濟處於特定區間時政府調節社會總需求的金融政策會在實現某一均衡目標的同時惡化另一均衡目標,此時經濟就屬於內外均衡的矛盾。由於米德所研究的是固定匯率制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在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下就不存在內外均衡的矛盾問題了,因為政府可以聽任匯率浮動來自發調節國際收支,從而集中精力專門研究和解決內部均衡問題。事實上,在浮動匯率制下任何一國政府都不可能聽任匯率自由浮動給本國經濟帶來不良的影響。並且,作為開放經濟社會的核心變數之一,匯率的變動會對一國經濟各個層次的變數都產生深刻影響。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米德時代未曾出現的與實物經濟基礎相脫離的巨額國際資本流動於各國之間,使內外均衡矛盾發生得更加頻繁和劇烈,後果更加嚴重,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的難度也更大了。為此, 開放經濟社會如何確定經濟的內外均衡目標,便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矛盾論》中有一段精辟論述:“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從貨幣金融視角探求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規律,解決內外均衡之間的矛盾,以便為政府政策提供理論依據,由此而形成的學科便是國際金融學。
2.內外均衡問題具有鮮明的貨幣金融屬性。內外均衡問題之所以能對巨集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成為各國政府及經濟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是與國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的。現在,不僅是各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提高,國與國之間聯繫的貨幣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國際資本流動正深刻地影響著開放經濟的運行,使內外均衡問題的貨幣金融屬性越來越明顯和突出。由於國際資本流動對金融市場上各種行市微小變動非常敏感,甚至在很多時候純粹受政策和心理預期的驅使,因此,表現出相當大的不穩定性;更為嚴重的是,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在這種經濟環境下,貨幣金融因素往往最先受到影響,然後再傳遞給其他因素。貨幣金融因素在引發危機、傳導危機和傳導反危機政策的過程中始終處於中樞地位。
綜合上述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國際金融學的研究對象應從如下兩方面來認識。一方面,內外均衡問題是國際金融學的核心,這導致國際金融學與貨幣銀行學等相關學科具有不同的主導問題。另一方面,內外均衡問題與國際貨幣金融活動有著密切聯繫,換句話說,當國際資本流動不再依賴於實物經濟基礎而具有自己獨特運動規律時,其貨幣金融性質就更加明顯和突出,貨幣金融因素在內外均衡矛盾的形成及其解決中居於關鍵性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將研究內外均衡矛盾及其解決方法的學科稱作國際金融學。同時,也只有以內外均衡問題作為國際金融學的研究對象,才能體現國際金融學的學科性質和特點。
最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內外均衡實現問題上,還涉及一些對內外均衡目標有影響卻不是從貨幣金融視角出發的問題。諸如國際貿易政策、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等問題,國際金融學也需要瞭解它們以便於更好地分析和解決內外均衡的問題。但它們並不屬於國際金融學的範疇。因此,國際金融學是從貨幣金融視角出發,但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內外均衡問題,並不是貨幣金融問題的自身。由此可見,國際金融學的研究對象是二者的統一,以此形成一整套貫穿始終的,具有內在嚴密邏輯聯繫的獨立完整的學科體系。
一門新的學科的形成,一般都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國際金融學之所以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就是由於內外均衡同時實現的問題逐步複雜、在巨集觀經濟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的結果。
在國際金融學萌芽直至形成、發展的全過程中,一以貫之的主線索就是不同歷史條件下內外均衡問題的演化。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大致上可以相應地將國際金融學的學科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金融學總的來說處於萌芽時期,這是因為從歷史條件看,這一時期內基本上各國實行的是金本位制(或其他貴金屬本位制),內外均衡可以通過金本位制所存在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自動實現;並且,這一時期經濟學科的發展尚處於低級階段,現代的巨集觀經濟分析尚未出現。
在國際金融學萌芽時期,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尤其值得註意。儘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主要是此時內外均衡問題尚不突出),馬克思未能就這一問題展開全面的論述,但在他廣泛的研究領域中也探索了這方面的若幹問題,他的基本思想對我們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馬克思在國際金融學方面的貢獻主要集中在:
第一,他說明瞭外部均衡問題的必要性,併進而指出了外部均衡問題的實質。馬克思從他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邏輯出發,認為國際商業信用和資本信用會在國際範圍內造成虛假的需求和虛假的繁榮,促使“這一切國家同時出口過剩(也就是生產過剩)和進口過剩(也就是貿易過剩),物價在一切國家上漲,信用在一切國家過度膨脹。接著就在一切國家發生同樣的總崩潰⋯ ⋯”。在這些論述中,馬克思實際上間接地說明瞭一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必須對商品、資本的跨國流動進行一定的控制,也就是存在著外部均衡問題。並且,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指出了外部均衡的實質在於正確處理跨國的信用活動,這一見解是極富見地的,因為國際範圍內的融資關係至今仍是外部均衡問題的核心,也是從貨幣金融角度出發的國際金融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二,他提出了內外均衡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可從他對金銀跨國流動與一國信用危機爆發之間聯繫的分析中考察。馬克思認為,一國的黃金外流並不是信用危機的原因,但如果貴金屬外流是在國內產業周期的緊迫時間發生,就會“象加到天平秤盤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樣,足以決定這個上下擺動的天平最後向哪一方面下墜”,促使信用危機的爆發。這樣馬克思實際上就將信用危機爆發這種極端形式與內外均衡衝突聯繫起來了,在內外均衡關係上進行了前驅性探索。
當歷史發展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葉時,經濟條件又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時期內一戰與經濟大危機的爆發使全球經濟處於動蕩不安中,這主要體現在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其一是金本位制盛行、崩潰、部分重建直至完全崩潰以及浮動匯率制大行其道;其二是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問題突出,尤其是大量的短期投機性資本表現出了極大的破壞力。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金融學範圍內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外部均衡問題研究上出現重點轉移儘管在出現較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後,外部均衡一般被直接視為包括貿易收支與資本帳戶收支在內的總體上的平衡,但是浮動匯率制的實行使人們的註意力更為集中在匯率穩定問題上。這一時期國際金融研究的突出成果是匯率決定理論的大發展,諸如購買力平價說、利率平價說、心理預期說等理論都在這一階段出現。
第二,在內外均衡關係上的研究更加深人。這種深入主要體現在將資本流動這一因素納入了考察範圍,分析了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使經擠內外均衡之間關係更為複雜的作用機制。俄林、金德爾伯格等人均在這一領域有所建樹,納克斯的貢獻更加突出。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資本流動表現出了強烈的投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資本流動對巨集觀經濟的其他作用,這導致二戰後重建國際經擠體系時採取了嚴格控制資本流動的措施,這一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斷,從而使國際金融學未能更早地建立起來。
第三,在內外均衡同時實現問題上的研究更加豐富。這些研究呈現出的特征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相聯繫的,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在浮動匯率制背景下,對匯率政策調節內外均衡的研究,例如匯率調整引起國際收支變動的彈性理論的提出;其二是對經濟尤其是對外匯的直接管制政策的分析;其三則是在各國採取“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的情況下,對各國經濟的依存性愛政策協調的可能性所進行的探索。
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凱恩斯對國際金融學的貢獻特別值得重視。凱恩斯對國際金融學的探索是相對較全面的,除了眾所周知的利率平價說以外,他還取得了很多其他成果,儘管後者常常被忽視。這些成果主要是:
第一,對內外均衡目標有了更進一步的闡述。凱恩斯以前的古典經濟學由於缺乏對經濟的巨集觀分析,因此對內部均衡的認識常常是含糊的,凱恩斯則完全突破了這一點,將解決失業問題納人了內部均衡的範圍。並且,凱恩斯在外部均衡問題上也有著更為深人的論述。在分析德國的戰後賠償問題時凱恩斯指出各國都應積極利用國際貸款來剋服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恢復建設,並且在國際債務清償問題上,應根據出口剩餘確定轉移支付額,以確保其賠償能力。這樣,他不僅將對外融資問題引人到內部均衡問題中,還對對外融資的限度進行了分析,從而把內外均衡納人到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中。
第二,對內外均衡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的見解。凱恩斯本人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勸說集》中,他比較直接地提到了內外均衡之間的衝突。他在分析是否恢復金本位制時指出,國內價格水準的穩定和匯率的穩定兩者常是不可能兼顧的,而“兩者不能兼顧時,一般說來,前者比較值得爭取”。凱恩斯在《貨幣論》中則對經濟內外均衡之間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在該書中提出,對外收支差額等於對外貿易差額這一經濟同時達到內外均衡的條件,並且還較詳細論述了內外均衡之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通過利率機制達到的相互影響,對經濟運行中實現某一目標而對另一目標的干擾進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對內外均衡的實現方式有了突破性的認識。凱思斯最早表達了政策搭配的思想。凱恩斯分析了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對經濟的不同作用方式,指出“維持對外平衡的作用機制基本上⋯ ⋯是外匯率的變化。銀行利率在維持對外平衡方面始終是一個次要的工具,而在維持對內平衡方面則是一個主要工具”因此在經濟出現不均衡時,要根據引起不均衡的原因選擇政策工具進行調控。這樣,他實際上對政策工具的配合與指派問題都有所論述。另外,凱恩斯也對各國經濟的依存性以及政策協調進行了一定的分析。
國際金融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二戰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這一階段中併列於國際貿易學的國際金融學開始產生。國際金融學地位得以在這一時期得到提高的歷史條件在於:一是經濟理論的進步尤其是巨集觀經濟學的形成為國際金融學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二是各國經濟日益開放使內外均衡相互衝突的現象日益嚴重,三是國際問貨幣金融聯繫得到加強及各國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從而研究內外均衡更依賴於貨幣金融的分析方法;四是二戰後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在內外均衡實現問題上具有嶄新的特點。佈雷頓森林體系採取了固定匯率制及嚴格限制資本流動的做法,第一次以人為形式限定了內外均衡的實現條件,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實行期間,國際金融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固定匯率制下如何通過政策搭配來同時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具體集中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對內外均衡標準的研究。對於內部均衡問題,在凱恩斯提出“價格剛性”後,維持與價格穩定相一致的充分就業水平明確成為內部均衡的主要含義,並且在佈雷頓森林協定中明確將之規定為政府政策的主要宗旨。對於外部均衡問題.在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的情況下,佈雷頓森林體系特定的調整機制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外部均衡標準出現了對立,一般國家均以儘可能獲取美元儲備作為外部均衡目標,而美國的外部均衡目標實際上是控制美元的輸出以確保黃金與美元的比價穩定。特裡芬最早覺察到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在外部均衡目標上的矛盾,從而通過著名的“特裡芬兩難,預言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必將崩潰。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內外均衡目標的這一特點,成了當時推動國際金融學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第二,對內外均衡關係的研究。這段時期國際金融學的另一個重要動力,就是米德首次直接、較完整、較系統地提出了內外均衡關係理論,在其代表作《國際收支》一書中,米德詳細探討了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還分析了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目標時的相互影響,這在國際金融學說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本人也為此而榮獲諾貝爾獎。值得註意的是,儘管米德將外部均衡的分析視角從貿易收支擴大到了包括資本流動在內的整個國際收支,但在他對內外均衡關係的分析中並沒有一以貫之的詳細分析資本流動對內外均衡關係的影響,也餃有將這一點在他的政策措施中明確提出,而且他主要針對的是固定匯率制的情況。實際上,在浮動匯率制及國際資金流動條件下,內外均衡之間的衝突更加深刻,這也是現代條件下開放經濟的主要外部環境,後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突破了米德最初的分析而使國際金融學的理論更加豐富、更有體系,我們在進一步的論述中將會看得更清楚。
第三,對內外均衡目標同時實現機制的研究。這構成該段時期國際金融學發展的第三個重要動力,與以前偏重於研究自動實現機制相比,這一時期偏重於政策調控的分析,並且政策搭配的基本思想已被明確提出,這一特點是與這一時期凱恩斯主義的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思想有關的。“丁伯根原則”本是經濟政策理論的基礎,但它自從提出後,便因其對於內外均衡目標同時實現問題所具有的強烈的針對性而在國際金融學中得到迅速發展,並與“蒙代爾原則”一起,構成一國通過政策搭配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的理論基礎。這方面研究的主要內容,體現為在固定的匯率制度下如何通過各種政策工具的搭配實現內外均衡。在分析中,各政策工具對國際收支等變數的影響的研究趨向深入,國際收支的彈性理論、吸收理論等均發育成熟。在匯率制度選擇的問題上,弗里德曼等人倡導的浮動匯率制與納克斯等人倡導的固定匯率制之間爭論激烈,將匯率理論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具體的政策搭配方案設計上,米德提出了金融政策、匯率政策與直接管制政策的搭配方案,斯旺提出了匯率政策與需求增減政策的搭配方案,蒙代爾提出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方案,以及庫珀提出了經濟依存理論。
國際金融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作為標誌。自那時以來,國際資金流動迅速發展,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各國經濟的內外均衡問題在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顯得更加複雜、深刻、引人註目,以內外均衡同時實現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國際金融學迅速發展,至20世紀9D年代末基本形成了內容豐富、體系完整、邏輯嚴密、特色鮮明的獨立學科。
這一階段國際金融學的學科發展歷經了兩個時段,在浮動匯率制實行的初期,相當多的人認為可以通過匯率變動及其誘發的國際資金流動自發調節國際收支。因此對內外均衡的衝突及政策搭配等問題的註意力集中於均衡匯率決定的分析上,匯率的資產市場分析是這一時期研究的主流八十年代初期世界性債務危機的爆發,特別是九十年代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對國際金融研究者的震動很大。人們發現,單純依靠匯率調節內外均衡是不可能的,在國際資金流動的歷史條件下內外均衡的衝突更加嚴重,各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性也大大加深,從而對內外均衡同時實現的研究進人了一個更探刻更全面的階殷。總體上看,八十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學的發展體現出以下幾個新特點,即:
第一,對外部均衡含義的重新界定。經過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研究者認識到簡單追求國際收支平衡是不夠的,應當既要發揮國際資金流動對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又要對國際資金流動進行必要的控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確定經常帳戶的目標。因此,外部均衡作為反映合理開放性的指標被重新重視,它直接反映為與一國巨集觀經濟相適應的經常帳戶餘額,並且從廣義上說,還要包括匯率的穩定等綜合反映一國合理的對外開放狀態的有關內容。在這一時期,從資本流動的可持續角度提出的“潛在均衡分析法”與從時際最優化角度提出的“跨時分析法”這兩種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不約而同地進行了確定經常帳戶目標的嘗試。
第二,內外均衡實現的分析滲透到匯率理論中。與以往的國際金融理論往往分離為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分析以及單純的匯率決定理論兩部分不同,這一時期的匯率理論均為一般均衡模型,將匯率作為開放經濟的核心變數,從匯率與其他經濟變數的相互影響中把握巨集觀經濟的均衡問題。因此,匯率理論成為現代國際金融理論的核心內容。在貨幣危機頻繁爆發的九十年代,內外均衡實現的分析又滲透到利率理論並且是與匯率理論的滲透相結合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由奧伯斯特菲爾德提出的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三,國際政策協調成為國際金融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期,由於各國各行其是的緊縮性政策導致世界經濟陷入嚴重的衰退,因此由庫珀最早明確提出的巨集觀經濟相互依存性問題在這一時期得到真正重視 在大量研究中,對開放條件下經濟波動的國際傳遞機制、國際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及成本收益分析、具體的國際協調的方案設計等都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從而因其與內外均衡實現問題的密切聯繫而構成了國際金融學中獨具特色的內容。
國際金融學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非常迅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貨幣危機的頻繁發生,國際資金流動造成的內外均衡衝突問題更加突出,並且這一資金流動的獨立規律越來越強,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出“自我實現”的特點。因此國際金融學的內容更加豐富,研究更加深入,地位更加重要了。近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及歐元產生等歷史事件,使得內外均衡問題又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可以說國際金融學又面臨著一場大突破。因此,總的說來,當代的內外均衡實現問題更加複雜了。以這一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國際金融學這一新興學科處於整個經濟科學的發展前沿,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
國際金融學學科前沿發展動態包括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理論創新兩個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創新
就國際金融理論的研究方法而言,一戰前的古典學派使用的是穩定的、動態的自動調節模型;兩次世界大戰及20世紀50年代期問。國際金融理論的研究方法主要採用的是在凱恩斯巨集觀經濟理論指導下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如彈性論、乘數論及政策搭配理論;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經濟學家用動態的穩定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些理論模型:如固定匯率制度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浮動匯率制度下的Mundell-Fleming-Dornbusch Model;Harry Johnson的彈性價格貨幣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產市場組合模型;20世紀80年代,Obstfeld和Rogoff引入了經常項目跨時均衡分析法。使固際金融理論從傳統的自動調節機制和動態的穩定均衡的分析,轉向了跨時預算約束和消費效用最大化下橫截條件分析。在此基礎上,0bstfeld和Rogoff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國際巨集觀經濟模型,使國際金融領域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的開放的巨集觀經濟分析方法的特點是:
(1)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巨集觀經濟學分析的新的工作母機模型,解決了現有國際金融理論之間缺乏內在聯繫、跳躍性很大的問題,為固際金融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系統的現代分析方法;
(2)在開放的巨集觀經濟模型中引入了微觀基礎,使主流的微觀和巨集觀經濟理論更多地應用到了國際金融理論研究當中;
(3)利用動態的跨時分析方法,從全球的視角而不僅從一固的視角來研究固際金融問題,從而更深層次、更大範圍地探討了國際金融領域的一些古典難題。
二、國際金融理論創新
傳統的國際金融理論研究的內容包括五個方面: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國際儲備理論、國際貨幣制度,隨著各國經濟的開放和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國際金融領域不斷爆發的金融危機及各國在匯率制度選擇上的不斷變換,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國際金融理論,主要包括貨幣危機理論和匯率制度理論。
(一)貨幣危機理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頻繁爆發和愈演愈烈的貨幣危機,使貨幣危機理論成了國際金融領域研究的焦點,並先後出現了四代貨幣危機模型。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認為國家經濟的基本面,特別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是決定貨幣危機是否爆發的主要因素;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認為即使一固的經濟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應和傳染效應的作用下仍會出現貨幣危機;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認為一個固家貨幣的實際貶值或經常賬戶的逆差和固際資本流動的逆轉將引發貨幣危機,併在分析中引入了“金融過渡”的概念;第四代貨幣危機模型目前僅僅是一個雛形,認為如果本國的企業部門外債的水平很高,外幣的風險頭寸越大,“資產負債表效應”越大,經濟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機模型還沒有解決在一個動態模型中,企業的外債累積問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銀行的低效率會影響到危機的程度,因此有待完善。
總體來看,現在的貨幣危機模型正在向泛化發展。不限於事後解釋某次特定的危機,而是希望能一般性地解釋下一輪危機。
(二)匯率制度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發展中國家不斷爆發的金融危機和迅速改變的匯率制度危機使人們開始從匯率的可持續性、從危機預防的角度分析在固際資本高速流動務件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安排問題。有影響的理論有:“原罪論”、“害怕浮動論”、“中間制度消失論”和“退出戰略”。“原罪論”認為由於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有較大的脆弱性,出現該國的貨幣不能用於國際借貸。或本國的金融部門不願意發放長期貸款的情況。這使企業在融資時存在兩難,如果從外國借貸,存在貨幣不匹配問題。如果從國內借貸,存在“借短用長”的期限不匹配問題,這就是“原罪”,在”原罪”條件下,政府無法利用利率和匯率的浮動來保衛貨幣,在投機衝擊時,只好等待金融崩潰,因此,無論是浮動匯率制還是固定匯率制都會存在問題,在有些國家,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美元化;“害怕浮動論”認為一些實行彈性匯率制的國家。由於害怕升值影響國際競爭力,貶值影響進口。所以將其匯率維持在對某一貨幣(通常為美元)的一個狹小幅度內。這反映了這些國家對大幅度的匯率波動存在一種長期的害怕。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也是採取美元化;“中間制度消失論”認為惟一可持久的匯率制度是自由浮動或是具有非常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在這兩種制度之間的中間制度都正在消失或應當消失 這一理論對現在各固的匯率制度選擇是一個挑戰;“退出戰略”研究一個固家應如何退出現有的盯住匯率制度,選擇更合理的制度,應如何退出。目前已取得三個共識:一個高通脹的固家在實行盯住匯率之後不久就應改為採用彈性匯率制;退出的時機應選擇外匯市場比較平靜的時期,或者是有大量資本流入的時期;如果已經出現了危機,屬於被動退出,就需要行動迅速。並採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幣過度貶值。以上結論是一種對過去經驗的總結,是對未來選擇匯率退出機制的固家的一種戰略建議。
從現在匯率理論的發展來看,有關匯率決定的理論沒有突破,而有關匯率制度選擇卻出現了一些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