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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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經濟學(orthodox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主流經濟學是指一定時期和地理範圍內，在各種相互競爭的經濟學說中居於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某種理論或學說。其主導地位或者表現為它在經濟學術界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認可和贊同，或者是作為官方做出經濟決策和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1]

　　主流經濟學這個提法在西方國家的文獻中也是有的，叫做mainstreameconomics。但使用這個提法的人很少，多數重要經濟學家不大用這個詞。“主流經濟學”的提法似乎暗藏了“非主流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領域經常使用三個詞來區分經濟學的最基本的類別，分別是主流經濟學(Mainstream)、正統經濟學(Oahodoxy)和異端經濟學(Heterodoxy)。

　　這三者之間的區分很微妙。正統經濟學先是被馬克思定義過一次，那就是古典經濟學，其內涵大體是確定的。後來凡勃倫又起用了新古典主義這個詞，正統經濟學便擴大了內涵。異端經濟學經常批評的是正統經濟學，而不是主流經濟學。

　　按一般理解，“主流經濟學”是在歐美大學經濟學講壇上被多數經濟學教授所傳授的理論經濟學。這種經濟學的鼻祖為18世紀英國亞當·斯密，主要傳承者為李嘉圖、穆勒、傑文斯、帕累托、馬歇爾、凱恩斯、薩謬爾森和科斯等。“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範疇是“效用最大化假設”和“邊際效用遞減假設”，重要分析工具是均衡概念和交易成本概念。

　　在整個人文學科領域，“主流經濟學”有很強烈的學科優勢。通常，“主流經濟學”的語言是比較統一的，學科主要範疇也有很強的繼承性，不像有的學科那樣鴨一嘴雞一嘴，顯出的形態是某種似是而非的判斷的大量堆積。“主流經濟學”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大量使用數學分析，不容易產生似是而非的浪漫主義結論。人們的智慧高下，往往在經濟學里能～決雌雄，但在其他人文學科里很不容易。所以，“主流經濟學”常常能產生智慧上的挑戰。^[2]

　　從歷史的角度看,主流經濟學一直是各種不同思想流派兼容並蓄的集合體。現階段的經濟學領域更是體現出了這種多元化。

　　(一)多樣性

　　自20世紀90年底以來的近20年時間里,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一個很多元化、多樣性的主體,新古典以及其他學派都可稱之為其中的一部分。儘管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有些削弱了,但是該學派仍然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Davis所說的:“新古典經濟學穩固地存在於經濟學的教學當中。”研究生的教學如此,本科生的教學更是如此。

　　在新古典經濟學之外的主流經濟學當中,我們可以從行為經濟學說起。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於1978年獲得諾貝爾獎,但他的影響在當時十分有限,直到最近才被人予以重視。在2002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贏得了諾貝爾獎。在那之前的一年,也就是2001年,馬修·拉賓(Mathew Rabin)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行為經濟學贏得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它作為一種描述性的理論(a descriptive theory)對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做了重新闡述。卡尼曼同弗農·史密斯(VernonSmith)一起分享了2002年的諾貝爾獎,弗農·史密斯是另外一個新興的經濟學分支———實驗經濟學的專家。實驗經濟學的部分研究結果同樣反駁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假設。從這一點上看,它與卡尼曼的行為經濟學在研究範圍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集。新制度經濟學的部分理論也在對新古典關於效用最大化假設做出反駁,並且在某些方面獲得了很好的聲譽。道格拉斯·諾思(North)的名字經常被提及;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關於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觀點在這裡也同樣適用。

　　另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理論方法放鬆了效用最大化的假設,那就是進化博弈理論,它成為了主流經濟學的組成部分。與古典的博弈理論不同的是,這種進化博弈理論假定某種形式的有限理性,並且允許行為人在潛在最優的策略條件下進行實驗或者犯錯誤。如果同制度或者慣例結合起來,那麼進化博弈理論就會同新制度經濟學產生交集。這一領域的代表人物就是H·培頓·揚(H. Peyton Young)。

　　(二)共同性

　　根據定義我們可知,主流經濟學範圍之內的思想和方法其共同特點就是享有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對於某一特定時期來說,這種聲望和影響力可能是由一個或者若幹個主流學派所共有的特質決定的。那麼當今的主流經濟學是怎樣的呢?一些學者已經試圖探討主流經濟學內部的學術共性。但是要想刻畫某一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特征是十分困難的;同樣,我們也很難說清楚這些共同的特性對於前面提到過的聲望和影響力來講有多大的意義。

　　1.強調數學形式化

　　想要判斷某一種理論或者研究方法是否屬於主流經濟學之列,數學形式化毫無疑問是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主流與非主流)已經把數學的應用看作是現代主流經濟學與眾不同的特點之一。Lawson認為這種“數學化傾向”是過去50年中主流學科的一個最為重要的顯著性特征。

　　在經濟學研究當中使用數學已經成為了一種慣例:經濟學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要想被認為是嚴格(rigor)的話,那麼它就必須採用正式的數學模型。

　　換言之,只要在正文當中使用了數學方法,就像在計量經濟學中那樣,把數學模型應用於抽象理論構建或者應用性構建,那麼這篇論文就將被認為是嚴格的。但是在目前的經濟學研究當中,一些經濟學論文的作者使用數學模型可能只是想要得到或者部分得到學術圈內的承認和接受而已,至少在論文的形式上能夠得到主流學術圈內的承認。

　　數學形式化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方法論,但從一般意義上講,形式主義並不等同於數學上的形式化。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濟學中過於強調使用數學了,乃至出現了一種把經濟學推向數學公理化的傾向。

　　而這種公理化傾向更多的是代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一種規範化特征,並不代表任何經濟思想觀點,僅僅是把經濟學作為一個技術問題,把它與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關聯以及對抗分離開來,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導致經濟學的研究過於註重形式而忽視了其本身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所應具有的歷史內涵。

　　羅伯特·福格爾就提出:“經濟學相對於經濟發展的滯後已超出了其應該的範圍,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經濟學過多地糾纏於20世紀前1/3左右時間發展起來的各種經濟概念和分析技巧,併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不斷以更為複雜和更一般的數理模型來重新表述。”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有一些經濟學家並沒有發展出什麼經濟學的數學方法,但是同樣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然而,這種例外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實在是少之又少。羅納德·科斯可以算作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主要思想———交易成本,也已被融入到正規的數學模型當中。道格拉斯·諾思也可以算另一個特例,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對學術貢獻所做的評價那樣:諾思同羅伯特·福格爾(RobertFogel)分享諾獎的理由是因為“他們通過運用經濟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發展了經濟史研究,從而解釋了經濟和制度的變遷”,這兩位獲獎者都認為是計量歷史學的開創者。諾思的貢獻就在於他把經濟史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帶入到更為接近主流經濟學標準的層面上。但實際上,諾思的研究方法同主流經濟學內的新古典和非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都不太一樣,儘管他已經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的理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主流學術圈所接受仍然是一個疑問。

　　2.個人主義方法論

　　在紛繁複雜的主流經濟學各個學派之間,另外一個能稱得上是主流經濟學共同特征的就是個人主義方法論了,也稱方法論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方法論思想源於早期具有科學方法論原理意義的原子論假說,原子論假說作為一種方法論思想,認為一切都是可以細分的,整體可以從部分中求得,從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對事物結構進行理性思考的原則和一個從次一層次去尋求原因的研究方法。它一直在科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當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就是建立在牛頓機械主義和還原論、均衡論方法基礎之上的。

　　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把任何時代以及不同社會的人都抽象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標的指引下,“經濟人”的行為基於“理性”的算計而與既定的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無關,至於為什麼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則被歸結於人類永恆不變的本性。新古典經濟學把人的這種不變的、永恆的本性看成是每個人行為動機的基本原因,而社會經濟運動就是個人行為的加總及其由此產生的結果。這種從個人本性出發的分析思路,便構成了所謂“個人主義方法論”。

　　單純地把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特征還存在著一定的複雜性。因為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對於方法論個人主義存在不同程度的修正。以科斯、諾思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保留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經濟分析範式的同時,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來分析制度的功能、構成及其運行,試圖修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制度無效率狀況。新制度學派在其演進方法中融入了整體主義方法論,強調經濟的整體大於各個部分的加總,對經濟活動的認識應將註意力從個人和企業轉移到作為演進過程的整個社會。

　　此外,一些新古典經濟學之外的學派為了在主流經濟學之內爭得一席之地,也採用了對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和分析方法進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建的做法。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指出,一個極具洞察力的判斷於幾年前由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得出:(在行為經濟學領域中)(1)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運用心理學的文獻來修正標準的(新古典)決策模型,使其更加貼近現實;(2)這種心理學修正主義已經取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成功,因為它允許主流經濟學保留其經濟學的原子論式的處理方法。

　　將個人主義方法論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特征還是略顯爭議的。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知,當前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已經開始同整體主義和主觀主義方法論相融合,主流思想並沒有體現出絕對的個人主義。倒是其他的非主流學派,比如新奧地利學派,堅持了徹底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米塞斯在其人類行為中對這一方法論命題進行了探討,成為現代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的基石。米塞斯指出:“所有行為都是人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後,就不會有社會團體存在的現實性。”。米塞斯認為,集體是不做決策的,只能是個人做決策,這是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基本假設和基礎。奧地利學派也將社會看成是許多個體的機械總和,把每個個體及對財富的主觀評價作為經濟分析的出發點。他們斷言,對任何集體行為的描述都必須從對個人行為的描述開始,個人構成了這些集體,並且使這些集體相互影響。奧地利學派這種極端的原子論式的分析方法在其貨幣、資本、經濟周期等諸多理論領域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3.忽略基礎不確定性

　　當今主流經濟學的另外一個共性特征是對於基礎不確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的忽略。主流經濟學不考慮歷史時間和不確定性問題,或者把它簡化為邏輯時間和風險問題。這種忽略並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獨有的,同時也存在於當今主流經濟學中其他非新古典的學派當中。儘管這是一項負面的特征,但它確實存在於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傳統之中。由此也引發了一系列關於複雜性、非遍歷性等意義的爭議。雖然一些更為複雜研究方法中也融入了關於基礎不確定性的主張,但這似乎並沒有使之被吸收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主流經濟學家首先忽視了與大眾溝通的方式，不應盲目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知道，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引以為豪的有像薩繆爾森、弗里德曼這樣能同一般民眾交流的大家。而從這次民眾對主流經濟學的態度看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要深入人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老百姓聽到諸如“腐敗能夠增進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擁擠時，我就感到欣慰了”之類的言語，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經濟學忽視了公平。

　　當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風趣地說“經濟學節約了愛”時，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但其隱含的價值判斷標準是清晰的，即以效率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標準。而在社會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自由競爭是達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崇尚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對效率的無限推崇使得主流經濟學在相當大程度上忽視了對弱勢群體的關註，忽視了公平。在大眾看來，主流經濟學體現了一種嫌貧愛富的邏輯，似乎總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場上的。

　　再次，主流經濟學失去大眾的另一原因源於經濟學研究的層次更加具現實性。

　　在這次討論中，社會學、歷史學、法學等領域的學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經濟學的對立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由各個學科研究的層次不同而造成的。經濟學之所以是一門顯學，原因之一是經濟學是更加務實的學科，更多地著眼於當前條件下的現實問題，反對做遠離現實的批判。這在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屬於較低的層次。在其他學科在較高層次上對現實提出各種批評時，主流經濟學家要說的是，現階段只能達到這種次優狀態，理想狀態只能漸進地實現。

　　最後，主流經濟學引起大眾不滿有其客觀的一面。

　　中國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來描述，這一階段的特征是體制內的人不受損，體制外的人福利增加，從而使改革較少有失利者，幾近於經濟學中沒有受損者的“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較為順利，反對主流經濟學也缺乏現實的理由和群眾基礎，從而使主流經濟學理論得以大量深入地傳播。而進入90年代後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調整階段，這樣出現了大量的利益受損者，在沒有得到應得的、起碼的補償的情況下，他們放大了發自主流經濟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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