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馮·密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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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馮·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

知名的經濟學家，現代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主要影響人，也是促長古典自由主義複蘇的學者。他還被譽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

　　路德維希·馮·密塞斯1881年9月29日在奧匈帝國的倫貝格出生，於1973年10月18日在紐約去世。密塞斯是奧地利鐵道部門一個維也納建築工程師的兒子，後來成為物理學家的理查德·馮·密塞斯（Richard von Mises）也是路德維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則死於嬰兒時期。當路德維希和理查德還小的時候，全家搬回了他們原先的祖居地維也納。1900年入維也納大學，1906年獲法律和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成為該校著名的龐巴維克（Bǒhm-Bawerk）研究班的領導成員。1913—1934年，密塞斯在維也納當無薪教師（其報酬直接來自學生的學費），主持一個經濟理論研究班。1909—1934年，他是維也納商會的經濟學家，擔任奧地利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

　　因對納粹勢力蠶食奧地利深感不安，密塞斯接受了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院的教授職位，1934—1940年在那裡任教，此後他移居紐約。1948年他成為紐約大學的訪問教授，在1969年退休前，他繼續在那裡教一個經濟理論研究班。當他87歲高齡時，仍然精力旺盛，充滿生氣。

　　在1900年他就讀了維也納大學，在那裡他受到了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大量影響。密塞斯的父親死於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的學位。

　　在1904年至1914年之間，密塞斯參加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歐根·博姆-巴維克（Eugenvon Böhm-Bawerk）的授課。密塞斯本人則在1913年至1934年之間於維也納大學授課，同時他也擔任了奧地利政府的經濟顧問。為了躲避國家社會主義對奧地利的威脅，密塞斯在1934年逃往瑞士的日內瓦，併在那裡擔任國際研究學院（Graduate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教授直到1940年。他在1940年移居美國的紐約市。他從1945年開始一直擔任紐約大學的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為止，不過他始終沒有從大學領取薪資，他的生計是由一些賞識他的商人所資助的。儘管他的名望日漸增長，但他仍直接將自家通訊地址列於電話簿上，並且歡迎所有學生前來拜訪。密塞斯在1973年於紐約市去世，享年92歲。

　　密塞斯以古典自由主義者自居，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也進行了許多的授課，他也被視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導人之一。他在經濟學領域撰寫了很多有關以下兩種問題的著作：

　　1.貨幣經濟和通貨膨脹

　　2.政府控制的經濟體制和自由貿易之間的差異

　　密塞斯主張對於貨幣的需求純粹是出自於它能用以購買其他貨物的功能而產生的，而非為了貨幣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沒有黃金支撐下對於貨幣供給的擴張都會導致商業周期（Business cycle）。他另一項突出的理論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社會主義的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由於失去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這個理論也被許多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者（如哈耶克）進一步闡述。

　　在Interventionism,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書里密塞斯寫道：一般人對於政治術語的使用是相當無知的。什麼叫做“左派”而什麼又是“右派”？為什麼希特勒會是“右”，而斯大林會是“左”？誰是“反動派”和誰是“革新派”？對抗一個愚蠢的政策絕不應該被譴責，而推行會導致大混亂的“革新”絕非可取的行為。任何東西並不會因為它是新出現的、激進的、和時尚的就會被接受。“正統”的原則如果真的正統那也絕非邪惡。究竟是誰在反對勞工？是美國的那些資本家嗎？還是那些企圖將勞工地位降至和俄國一樣水平的人？誰才是“民族主義”？是那些希望保持國家獨立的人？還是那些企圖將自己國家置於納粹魔爪之下的人？

密塞斯其他的著作還包括了Human Action、Socialism,Liberalism、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Bureaucracy、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密塞斯在經濟理論上的多方面成就是建立在門格爾（Menger）—龐巴維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和方法論之上的。與邊際效用理論中傑文斯（Jevons）和瓦爾拉（Walras）的分支學派相比，奧地利學派致力於個人行為的邏輯分析，他們著重研究逐步的過程分析，而不是註重未必實際存在的靜態一般均衡。而且，對奧地利學派來說，“研究目標”是從個人效用和行為到價格的非線性“因果遺傳”（Causal－genetic）流動，而不是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義數學函數的相互決定。

　　密塞斯的首項開拓性成就是把奧地利學派的分析擴展至貨幣。在其《貨幣與信貸理論》一書里，他成功地把貨幣同微觀理論結合了起來，論證貨幣的邊際效用與其他商品的效用及貨幣的供給如何互相作用來決定貨幣價格。通過這種論證，密塞斯解決了“奧地利學派迴圈論證問題”，而這個問題是任何因果遺傳理論家都難以剋服的障礙。既然貨幣不同於其他商品，對它的需求不是為了它本身，而是為了在交換中購買其他商品，必須保證事先存在著對其他商品的購買力才會產生對購買和持有貨幣的需求。那麼，怎樣才能解釋那種購買力即貨幣價格的存在呢？在其“回歸定理”中，密塞斯在門格爾關於貨幣起源見解的基礎上論證說，對貨幣的需求可邏輯地推回至貨幣商品成為貨幣以前的“日子”，那時它有購買力只是因為它作為有價值的商品來交換，因此，任何貨幣在市場上都必須還原為有價值的非貨幣商品，而不能通過國家的強制或根據特定的社會契約來開始。

　　《貨幣與信貸》還有許多其他著名的貢獻。雖然密塞斯的過程分析從錶面上看類似於貨幣數量論，但它證明瞭貨幣對相對價格和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非中性影響。實際上，他摧枯拉朽般地批駁了諸如費雪（Fisher）的交易方程式和穩定“價格水平”思想之類的中性貨幣概念。而且，密塞斯發展了現金平衡分析，這種分析不同於劍橋學派，它以個體而不是以總體為基礎。密塞斯在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前，就以李嘉圖（Ricardo）的商品排列方法而不是以卡塞爾的價格水平方法為基礎，論述了在不兌現紙幣下交換率的購買力平價理論。

　　《貨幣與信貸》也重溫了李嘉圖貨幣學派的這種見解：貨幣供給數量並不比其他東西更能令人鐘愛。因為貨幣的惟一作用是交換，貨幣量的增加只是使得每一貨幣單位的購買力降低，並不能帶來社會利益。密塞斯推斷說，部分的銀行準備金，或者“迴圈信貸”，會引起通貨膨脹，扭曲價格和生產。他指出，理想的銀行業制度，應有100％的銀行準備金，且要求保證金是標準金或標準銀。另一方面，比C·A·菲利普斯（C．A．Phillips，1920年）早8年，密塞斯就指出，任何單個銀行在擴大信貸時肯定應受到嚴格限制，以致中央銀行業務的廢除能擴大到消除通貨膨脹性銀行業的問題。

　　最後，在分析邊際效用時，密塞斯吸收了他在龐巴維克研究班的一個學友切赫·弗朗茲·丘海（Czech Franz Cuhel，1907年）的見解，證明邊際效用決不會是可測度的數量，相反，它只能是嚴格的序數主觀偏好排列，因此不會存在作為邊際效用之和的“總效用”，只存在依隨“邊際”的大小（即人們選擇的實際單位）而變化的邊際效用。

　　雖然龐巴維克研究班專門用了兩個學期討論《貨幣與信貸》，但奧地利學派還是反對這種新發展。密塞斯著手建立他自己的“新奧地利”學派，在奧地利商會辦的他那著名的雙周私人研究班人員是該學派的中流砥柱。主要的參加者和追隨者包括F·A·哈耶克（F.A.Hayek），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馮·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pke），理查德·馮·施特裡格爾（Richard Von Strigl），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埃里克·沃格林（Erich Voegelin），格奧爾格·哈爾姆（Georg Halm），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

　　20年代密塞斯發展了起源於《貨幣與信貸》）他著名的經濟周期理論，是與一般微觀理論相結合的少數學說之一。密塞斯的“貨幣不恰當投資”理論是借鑒了貨幣學派、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威克塞爾（Wicksell）關於自然利率和貸款利率的區別等而建立起來的，它把繁榮一蕭條周期看做是通貨膨脹性信貸擴張的必然產物。這種擴張人為地壓低利率，不僅導致在消費商品上投資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級別資本品上不恰當的投資過度。任何信貸擴張的停止都是投資不當和缺乏足夠的儲蓄的結果，隨之而來的衰退消除了對繁榮的扭曲，恢復健康的經濟。

　　密塞斯於1926年創立了奧地利經濟周期研究所，他的周期理論後來作為解釋大蕭條的一種見解而受到青睞，他最重要的學生和追隨者是哈耶克。哈耶克曾詳細說明過這個理論，1931年移居至倫敦經濟學院，對正在成長中的那一代英國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幸的是，擁護凱恩斯（Keynes）革命的熱潮衝掉了這種影響的大部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社會主義時，密塞斯寫出了經典性的文章，證明社會主義政府無法在經濟上進行核算，因此無法組織複雜的工業經濟。在20年時間里，歐洲社會主義者試圖駁斥密塞斯的論點，密塞斯不僅預料到他們會反駁，而且還在20世紀40年代末明確地把他們駁倒。既然社會主義無法核算，國家干預只不過是以解決問題之名行造成問題之實，那麼，惟一可行、真正繁榮的經濟就是自由放任。在以日益增強的中央集權經濟統制和集體主義為標誌的一個世紀里，密塞斯作為自由放任的堅定不移的堅持者而在學者中獨樹一幟。

　　奧地利經濟學家實際上是從捍衛反對德國曆史學派的經濟理論起步的。在日益上升的邏輯實證主義潮流中，密塞斯這時詳細論述納索·西尼爾（Nassau Senior）和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人類行為學”。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規律是通過對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諸如人類生存和追求的目標）進行邏輯推論而發現的。人類行為學發展了人類個人行為的邏輯含義。歷史事件是許多因素造成的複合結果，它們並不是簡單一致的事件，並不像實證主義圖式那樣可用來“檢驗”理論。相反，先驗的理論必須用來解釋和理解歷史。

　　密塞斯畢生事業的頂峰是，通過構建系統的經濟理論大廈，通過完成新奧地利學派微觀和巨集觀經濟學的結合，把他的方法論規則付諸實踐。這篇不朽的論文首先於1940年在德國出版，後來在他的英文著作《人之行為》中加以改進和擴充。一些引人註目的特征是，它恢復了費特（Fetter）的純粹時間偏好利息理論；它是一種主觀成本理論；它著重強調損益是經濟的動力，利潤是對企業家進行了成功預測的報酬。儘管密塞斯在後半生遭到流放，世界和學術界都有反對他的傾向，而且他也一直只是個訪問教授，但他始終保持樂觀的心情，努力創作，逐漸地在美國贏得一批新的追隨者。自他逝世後，人們重又對他的思想和著作產生濃厚的興趣，這包括在奧伯恩大學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