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計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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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計算問題是針對使用經濟計劃作為生產要素基於市場的分配方式的替代品的批評。首先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提出，後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加以拓展。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描述了資本主義下的價格體系的天性並描述了社會中個人的主觀價值是如何轉變為資源的理性的分配所必要的目標信息的。

　　市場交易中，價格反映了資源、勞動和產品的供給和需求。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著重於資本貨物的社會主義化不可避免的匱乏，但米塞斯後來在《社會主義》中詳細說明多種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米塞斯和哈耶克指出經濟計算僅僅通過市場價格提供的信息實現，並且官僚式或者技術式的分配方式缺乏理性分配資源的方法。爭論發生在1920至1930年代，而且爭論的具體時期被經濟史學家稱為“經濟計算爭論”。米塞斯最初的批評受到了許多回擊並導致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探索，最有名的是蘭格模型。

　　米塞斯指出“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經濟計算”中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價格體系是必定缺乏的，因為如果公有實體掌握了所有的生產資料，沒有可以像僅僅是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的貨物輸送，且不是“交易的對象”那樣獲取資本財產的價格，不像最終產品。所以，他們無法制定價格，而且因此這一體系必然會沒有理性，中央計劃者無法知曉怎樣有效的分配有用的資源。[1]他寫道“……理性的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是辦不到的。”米塞斯在他1922年的著作《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把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發展的更為完善，指出市場價格體系是人類行為學的表達，而且不能被任何官僚主義的形式取代。

　　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中央計劃受到了提倡分散式計劃的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在奧地利經濟學派之前包括互助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馬克思主義者列夫·托洛茨基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彼得·克魯泡特金。中央計劃後來受到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如雅諾什·科爾奈和Alec Nove的批評。Robin Cox指出經濟計算爭論只能在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體通過能讓決策者允許生產貨物以計算類的相對稀缺性為基礎的存量管制的自我調節系統實現很大程度上的自發性秩序的假設上才能被成功反駁。這是在多數決定為分散式的經濟體中僅有可行的辦法。托洛茨基指出中央計劃者不能對經濟中局部的變化做出有效反應，因為他們舉措沒有有意義的投入及經濟體中數以百萬的經濟參與者的參與，而且因此成為協調經濟活動的無效的機制。

　　自從資本財物及勞力高度多樣化（就是說他們有關於物質生產力的不同的特性）以來，經濟計算要求對資本及勞力的所有形式的比較的共同基礎。

　　錢作為交易手段，使得買家能比較商品成本而無需其基本因素的知識；消費者能簡單集中於個人成本效益分析的決定。價格體系由此通過或許沒有所有生產或供應條件的明確知識的中介運用資源來提升經濟效率。這被稱為價格的信號功能，以及阻止任何資源過度利用的配給功能。

　　沒有市場過程去實行這些比較，對非市場社會主義的批評稱其缺乏任何比較不同商品及服務的途徑並不得不取決於實物計算。聲稱由此產生的決定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是否合理。

　　比較資本財物的共同基礎也必然與消費者福利相聯繫。也必然能在當前的消費與延遲的消費（對於今後更大的回報）之間比較希望的權衡，通過投資於資本財物。錢的使用作為交易的中介與記賬單位對於經濟計算前兩個問題的解決是必要的。米塞斯（1912年）應用卡爾·門格爾發展的邊際效用理論在金錢上。

　　邊際消費支出表現了邊際效用或消費者在花費金錢時所希望的額外的滿意程度。這類似於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發展的“邊際-均等原理”。消費者補償最後一元錢的邊際效用（滿意度的衡量）花在任意商品上面。因此消費商品的交易建立表現了消費者邊際效用的價格，而且錢由此是消費者滿意度的代表。

　　如果錢還花在了資本財物和勞力上，那麼在資本財物和消費貨物之間作比較是可能的。消費貨物、資本財物和勞動商品的交易不意味著資本財物定價準確，僅僅意味著對資本財物做出的定價是可能的。社會主義計算批評的第一個要素是最基本的：經濟計算要求貨幣對所有商品的使用。這是必要的，但不是經濟計算成功的充分條件。

　　沒有價格機制，米塞斯指出，社會主義缺乏將消費者滿意度與經濟活動聯繫的方法。價格的激勵功能允許擴張性的利益，就像每個家庭的便宜的、高質量的鞋子的利潤去比較鞋匠昂貴的低劣的鞋子的集中化的利潤。沒有價格機制，可能與鞋匠的專業知識密切聯繫的建設“合理化生產”的一組專家，會傾向於支持鞋匠“陰謀對抗公眾”的利益。如果這發生在所有產業，每個人會遭遇比他們所受到的市場競爭的嚴酷性更糟糕的結果。

　　馮·米塞斯的金錢與計算的理論直接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相衝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允許勞動含量作為可能的資本財物定價的通用方法，現在隨著邊際效用理論的成功而在經濟學界不受歡迎。

　　經濟計算的第三個條件是存在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市場競爭。

　　根據Kirzner（1973）和Lavoie（1985），企業家通過滿足所有市場中為滿足的需求獲利。企業家由此帶來更接近於邊際成本的價格。市場中價格的調整傾向於“均衡”（供需平衡）給予他們更大的功利性的意義。企業家的活動讓價格使價格在如何表現消費者邊限效用方面更為準確。價格扮演了計劃生產的嚮導。他們計劃生產用價格決定生產線應該延長還是縮短。

　　社會主義下企業家缺乏盈利動機來承擔風險，而且因此不大可能嘗試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沒有價格體系去適應消費者的效用來激勵生產，或者指示那些效用而“沒有提供動機”，國家計劃者不太可能在新的想法上投資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經濟計算成功的第四個條件是在那些計劃生產的人之上的計劃協調。計劃生產的問題是由哈耶克解釋出來（1937、1945年），但首先提到並且說明的是他的導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社會主義》（1922年），不能與《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1951年）混為一談。計劃不能在分散的方式中完成，要求一些保證個人計劃條理分明的機制或者集中化，要求大量的信息。

　　資本主義中，對生產的總體規劃是出自大小企業的資本家的個人計劃組成的。自資本家在同樣可行的共同的資源外購置勞力和資本但缺乏勞力和資本以來，他們的計劃在至少是半契合的方式中組成一體是必要的。哈耶克（1937年）定義有效的計划過程為一個所有決策者建置計劃的地方包含其他人的計劃中來的相關數據。企業家在計劃中通過價格體系從其他人獲取數據。價格體系是一個對於計劃企業家的合作不可或缺的通信網路。價格的漲跌給企業家提示相關的經濟狀況，其中他們必須調整他們自己的計劃。

　　對於社會主義，米塞斯（1944年）和哈耶克（1937年）堅稱單個部門的官僚不能在沒有價格體系的情況下協調他們的計劃。如果集中式的社會主義不能運行，中央機關必須制定計劃。但中央計劃者在構建合乎條理的計劃時面臨知識問題。米塞斯和哈耶克把集中化看成是社會主義中不可避免的。

　　經濟計算成功的第五個條件是存在功能良好的金融市場。經濟效益高度取決於在資本投資中避免錯誤。資本投入中反向誤差的花費是潛在大的。這不僅僅是發現用處甚微是重組或轉變資本的問題。時間成本重新安排生產結構損失了生產消費品的時間。那些計劃投資的人如果避免在一些生產線投入太多而在另一些生產線投入太少就必須預測消費需求中的未來趨勢。

　　資本家計劃生產是為了盈利。資本家用價值構建預期決定資本積累的組成、產業投資的格局。按照消費者需求投入的人盈利，那些人沒有被迫轉向更有效益或者停業。

　　期貨市場中的價格在經濟計算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期貨市場為期貨時間段的商品發展價格。在期貨市場中企業家以他們的期望為基礎為生產整理計劃。期貨市場在企業家投資決定和家庭消費決定之間建立聯繫。自多數貨物不在期貨市場明確交易以來，替代性市場成了需求。證券市場作為“衍生的期貨市場”評估企業家的生產計劃（Lachmann 1978年）。一般來說經濟計算問題是在金融市場中解決的。

　　另一個批評時宣稱自由市場在分配資源時有效是錯誤的。Alec Nove指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共同體”中馮·米塞斯“傾向於通過資本主義及資源優化配置同時進行的暗含假設破壞他的案例”。

　　經濟學家瓊·羅賓遜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中許多價格是由“似乎是壟斷者”創建的有效的“價格管理”，由此挑戰了資本市場和理性的資源分配之間的聯繫。經濟學家Robin Hahnel指出自由市場事實上系統性地效率低下，因為外部性是普遍的，而且因為真實世界的市場很少真正競爭或者處在平衡中。

　　米爾頓·佛利民同意有壟斷性競爭的市場是無效的，但指出在有自由貿易的國家中來自外部競爭的壓力會使壟斷成為競爭方式。在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國家中外來競爭不能充當這個角色，但潛在競爭威脅是公司濫用他們的地位，新競爭者會出現以及消費者對舊公司增添的不滿——仍然能減少無效益。

　　其他自由意志主義分析者相信壟斷和大商家通常不是自由市場所造成的。相反他們稱這樣的集中是對特許經營權或特權的政府補助引起的。他們堅決反對通過引入政府影響的市場結構的任何扭曲，主張這樣的介入會成為中央計劃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達到這種程度同樣會直接做出從私有到公共領域的決定。約瑟夫·熊彼特指出大公司通常通過投資和創新帶動經濟的發展，而且因此他們的增殖不一定是壞的。

　　受到爭論的對中央計劃者來說不僅困難而且辦不到的找到真正的經濟平衡的論點同樣適用於市場體系。就像任何通用圖靈機能做任何其他圖靈機能做的，一個分散的電腦系統（也就是市場）在一個中央電腦上沒有原理上的優勢。

　　一種批評是理論的支持者通過描述社會主義不能實現而不是沒有效率誇大了他們的力量。經濟學家布萊恩·卡普蘭寫了他為什麼不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解釋。其中他討論了經濟計算的爭論，而且，在承認這對於社會主義是個問題的時候否認米塞斯已經表明的它是致命的，或者是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崩潰的特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