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門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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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門格爾生於加利西亞（時為奧地利領土，現屬波蘭），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那場開啟了新古典經濟學序幕的“邊際革命”的三大發起者之一，經濟科學中的奧地利學派當之無愧的開山鼻祖。門格爾一生的經歷並不複雜，而關於他早年的資料也很匱乏。目前可知的是，他先後在維也納大學（1859~1860）和布拉格大學（1860~1863）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學，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他成為一名撰寫經濟分析方面的記者；又過了幾年，進入奧地利首相辦公廳新聞部工作。工作期間，撰寫了那部今天被視為奧地利學派不可動搖的基石的理論著作——《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1873年，門格爾被提升為維也納大學法律系的“傑出教授”，這使得他毅然棄政入學。1876年，他擔任奧地利王儲的導師，並陪同這位18歲的王儲游歷歐洲各國。1879年回國後，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從此安心於平靜的學術生活。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著作《關於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探討》，由這本書所引起的奧地利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關於經濟學方法的論戰持續到 20世紀初而偃旗息鼓。1903年，門格爾辭去了一切教職，致力於修正和擴展自己原有的經濟理論框架。1921年，他以81歲高齡溘然長逝。
“卡爾.門格爾教授雖然年已五十，卻精力充沛，思路敏捷。講課時極少使用講課筆記，除非確證一個引語或時間。他表達觀點的語言簡潔明瞭，宛若從口中自然而然地流出，而強調時所作的姿勢也恰到好處，以至於聽他的課不啻一種享受。學生們感到自己是被引導著而非驅趕著，他們一旦有思想火花並經過思考得出結論，也不是無中生有而顯然是自己智力活動的產物”......“我至今很少聽說過還有哪一位教授能有如此寬廣的哲學思維，傑出的才能，能既清晰又簡單地表達思想。即便最笨拙的學生也能聽得懂他的講課，而聰明的擇友總能受到啟發”。“門格爾一生分為兩個階段，即教學階段和研究階段，世人對他的印象自然都來自後一階段。其時，他已不問世事，早已離開學校，採菊東籬下，過著平淡祥和的生活。”
門格爾與英格蘭的威廉姆·斯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 和法國的里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 同時發現了邊際效用原則。而這三人中，又以門格爾最為看重主觀評價的作用。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主要把邊際效用看作某種數學概念（a mathematical concept (the first derivative of a total utility function)，把市場價格看作是需求和供給函數的 independent變數；而門格爾感興趣的則是說明人們的主觀評價如何使競爭性地市場發現過程運轉起來的，把價格看作是由主觀估價形成的dependent 變數。。在《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981 [1871])中，他明確地解釋了，市場價格及其它市場現象是如何作為這種主觀評價過程的無意識的結果而形成的。門格爾著作乃是衝著市場價格而去的，而不是根據給定價格然後去構造供需框架。誠如經濟學家漢斯·邁耶(Hans Mayer)所指出的，門格爾的理論是一種價格形成理論（price formation），而非價格決定理論（price determination.），它關心的是過程，而不是數學上的均衡（the mathematical equilibrium）。
在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1985)中，門格爾堅持認為，這種方法是廣泛適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方法。也就是這本書，使他成為蘇格蘭自由主義傳統在19世紀的代表性人物。他的這一觀點有時被稱之為“門格爾難題”：
那些服務於公共福利、並對其發展極端重要的制度，在並沒有創建它的公共意志的情況下，是如何形成的？
這可以說是對蘇格蘭思想家“看不見的手”概念的更進一步的表述。門格爾感興趣的是提供他所說的對社會和經濟制度的“有機的” （organic）或是“綜合的”（compositive）解釋。與之相對立的是他所謂的“實用的”（pragmatic）的解釋，這種解釋所關心的是，如何依據特定的目標而而有意識地設計出特定的制度。
門格爾著名的貨幣起源理論就經常被當作是自發秩序理論的典範。這一理論值得我們稍作分析，它可以說明門格爾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幾個主要特點，也是邁耶所謂的與“功能論” （functional）相對的“起源-因果論”（genetic-causal）的典範。那些想進行交易而沒有貨幣的人，首先會想到以物易物，但是，就像一般教科書中所講的，由於雙方需求正好對應的情況幾乎沒有，所以，很難進行實物交換。終於，有的交易者就意識到，如果他們能獲得其他人也都需要的某種物品，他們就可以完成交易。於是一個文化闡釋的過程就開始了，大家都在努力推測別人的主觀偏好。那些擁有符合別人較多主觀價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輕鬆地完成更多交易，從而變富了。別人當然也會註意到這種情況，並效法他們，這些人也開始使用那些物品作為交換中介物，隨著中介物種類越來越少和每個人的需求越來越大，就能比較出哪種物品比較適合作為交換中介，最後，這一過程就集中到一種（或兩種）物品上，它是大家主觀上最想得到的，也能滿足作為貨幣所必須具備的物理上最小的要求(相對稀有、易儲存、便於攜帶、容易分割等)。到這一過程時，就會有一種物品保留下來成為普遍接受的交換中介，也就是貨幣。
請註意這裡的自發秩序因素。貨幣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設計的產物。在這裡我們所要做的唯一的行為假定是，人們願意進行交易以獲取他們希望消費的物品並希望這些交易越簡單便利越好，然後這個故事就可以自行發展。關鍵是參與者根本就不必意識到他們是在參與創造貨幣。事實上，如果他們根本就沒不知道貨幣是何物，他們又如何意識到他們在創造貨幣？因此，貨幣制度就是人們行為/交換的一個無意識的結果，或者更準確地說，正是人們的行為，啟動了一個發現的過程，最後卻創造了某種制度，對此，沒有一個參與者是有意識地向這個方向努力，甚至根本就無人作過如此想象。門格爾的理論改變了一般對主觀評價的觀點，主觀評價並非基於個體的主觀理解，而是以自發出現的制度為依據的，完全是社會性的。貨幣一旦形成，就像其他制度一樣，依據透過個個體主觀理解互動創造出的制度來約束我們的行為。斯密等蘇格蘭思想家大致上已經理解了這一過程，而門格爾則使之變的更加具體了。
門格爾堅持理論研究的抽象法，註重經濟現象的因果關係，以較為通俗的方法闡述邊際效用價值論，奠定了主觀價值理論的基礎。這在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19世紀的80年代，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大批追隨者，並形成了強有力的奧地利學派。因此，門格爾與英國的傑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同時成為“邊際效應”的真正倡導者和奠基者。但是，門格爾以其通俗的方法使他的主觀價值論的傳播遠遠超出了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的影響。
門格爾的名字在今天的經濟學史上似乎已被人漸漸淡忘。作為邊際革命的發起者之一，他的影響力似乎不如同時創立數理經濟學派的英國的傑文斯（W·S·Jevons，1835-1882）和創立洛桑學派的法國的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為大，後兩者的共同之處也更多，都看重數學方法。事實卻非如此，在起自傑文斯、瓦爾拉斯和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之外，門格爾開宗的奧地利學派代不乏人，其理論日趨完善深入，而預測又每每成真，今日始見覆興之勢。
其中《國民經濟學原理》建立了門格爾的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