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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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

　　奧地利學派是由偉大的經濟學家、“邊際革命”三傑之一的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創始的經濟學學派，名稱的由來，乃因身為奧地利人的門格爾當年與德國曆史學派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就社會科學方法論進行的著名論戰中，施莫勒對門格爾經濟學的蔑稱而起，至於門格爾本人，則自視為古典經濟學的革新者。

　　事實上，不但是古典經濟學，奧地利學派與19世紀以來經濟學中的各流派，比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學派（洛桑學派），傑文斯的數理學派，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芝加哥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等等，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些可被主流接納的學派或可統歸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區別於“邊際革命”之前由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經濟學，始於瓦爾拉斯，傑文斯，至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為第一個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並大量數學化，用研究物的運動（自然現象，簡單現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動（人類現象，複雜現象）。奧地利學派——從方法論到諸多基本觀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條道路，它堅持認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或人類科學（即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類的有意識（有目的）行為，而非自然界物質，因而應有其自身的方法體系，決不可以是非目的論的和實證主義的。經濟學作為人類科學最發達的一個分支，其分析對象並不限於所謂的經濟行為。

　　此外，奧地利學派繼承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堅持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強調最好的社會秩序是自發秩序，反對干預主義，從這個意義上，奧地利學派是古典經濟學的真正後裔，它革新的是經濟分析的方法和概念。與之相反，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反而常和古典經濟學的這一根本立場背離，轉向巨集觀調控和制度設計，相應的在方法上是實證主義，在技術上追求數學的計算和證明。

　　簡單地說，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下半葉一分為二，由於歷史的偶然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和二次大戰的爆發，致使奧地利學派的發展成為了潛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主流學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讀者中擁有巨大的聲望和影響，而這不一定是因為他的經濟理論，他還是一位可以寫出相對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學家。

　　儘管如此，推崇奧地利經濟學（Austrian economics）的精英亦從未間斷，歷經幾代學者的完善和創新，奧地利經濟學已經不受國籍語種之限，特別是傳播到了英語世界，比如哈耶克就曾是撒切爾主義的理論資源。奧地利經濟學在今日仍然蓬勃發展，毫不意外其重鎮是在美國，這主要是由哈耶克的老師、二戰後被迫移居美國的米塞斯奠定的，作為自由主義在20世紀的偉大旗手，他也在理論上使奧地利經濟學臻於成熟。不過據《理性選民的神話》的作者、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說，奧地利經濟學家一般不在主流期刊上發表文章，因為，事實上不管哪個學派，不使用數學的經濟學論文已經難以發表了。當然，在Austrians看來，這是主流學界誤入歧途，自己才是經得起考驗的經濟學正宗。

　　奧地利學派不能成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於米塞斯的這段分析：“經濟學不受人歡迎的原因是它對特權的後果的分析。人們不可能反駁經濟學家的論證：一切特權都損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應也給他們特權時才會容忍它，然後，如果每個人都獲得特權後，沒人賺了而是所有人都賠了，因為勞動生產率必然會普遍下降。但是，經濟學家的告誡卻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沒有特權就不能在市場競爭中得勝的貪婪的人們視而不見。他們相信他們能夠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價值的特權，或者至少能夠在一定時期內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補償性的特權。在他們眼裡，經濟學家只是企圖破壞他們的計劃的搗亂者。”

• 價值是主觀的，是物對人的欲望滿足的重要性；
• 價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
• 價值量的大小也只取決於邊際效用的大小，與社會必要勞動無關；
• 價值產生於消費領域，不是生產資料將其價值轉移予其產品，相反是產品價值賦予其生產資料以價值；
• 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報酬，或是產生於現在財貨與將來財貨的不同估價，與剝削勞動毫不相干。

　　1871到1889年間，奧地利學派的成員，除了該學派的創始人門格爾和他的兩位最著名的門徒維塞爾和龐巴維克以外，還有9名經濟學家。這些影響較小的經濟學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的經歷同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的經歷如此相似，難怪他們有類似的觀點了。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魯斯，約翰·馮·柯莫津斯基，維克多·瑪塔佳，羅伯特·邁伊爾，歐根·菲力波維奇·馮·菲力普斯堡，埃米爾·薩克斯和羅伯特·祖克坎德，都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然後有幾年不在大學，多在政府任職。他們每人都寫過一本書，以取得在維也納大學任職編外講師的資格。此後雖然他們仍在政府中任職，但同時仍同一個奧地利大學（通常是維也納大學）保持聯繫。他們大部分加入了《奧地利國民經濟協會》後來他們又發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為了在各自大學的提職：他們每人先被提升為副教授，後來升為正教授。下頁的表列出了奧地利學派的12名早期成員中的10人的主要經歷。其他兩人是魯道夫·奧斯皮茨和里查德·李賓，他們沒有進維也納大學，未得法學博士學位，末任過編外講師或教授。他們的經歷和背景截然不同。他們同已經提到過的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學家共用維也納學派成員的資格，僅僅是因為他們大約在同時也住在維也納，而且對經濟學感興趣，特別是對應用邊際效用思想於價值論有興趣。

　　奧斯皮茨生於1837年7月7日，比門格爾早幾年；李賓生於1842年10月10日，比門格爾晚幾年。他們的學業不是轉向法學和政治學，而是物理學，因此，當他們開始從事研究時，比其他維也納經濟學家更註重數學方法，在結束教學生涯後他們改而從商，奧斯皮茨還曾從政（進入議會）30年，他於1906年3月8日去世。李賓於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們都加入過《奧地利國民經濟協會》。

　　上述9位次要作者的大量文字材料極少涉及邊際效用，但他們通常又被算在邊際效用學派之內，這確實令人吃驚。他們中有2人根本沒有談到邊際效用，其餘4人談的也很少，只有薩克斯、奧斯皮茨和李賓寫過不少有關的東西。

　　克魯斯和瑪塔佳的著作很多，但沒有一本詳談過邊際效用思想。他們有權被算在維也納學派之內，主要是由於他們沒有說過什麼同邊際效用觀點相左的東西。他們沒有什麼必要這樣做，他們的興趣在這個領域之外；如果在這個領域之內，他們也許會喜歡諸如勞動價值論這樣相反的信念了。

　　克魯斯的第一部理論著作是《企業利潤理論》，它研究利潤的性質、正當性和社會意義。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他本可說到邊際效用，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只是提到門格爾的《原理》，但這同效用無關。大約同時他又發表了“卡爾·馬克思”一文（載於《德國凡人傳記》）；一年後他將此文增訂出版。他以完全同情的態度詳細論述了馬克思的價值論。儘管他批評馬克思在討論交換價值時沒有考慮物品的有用性，儘管他援引了克尼斯和謝夫勒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批評，但在他對馬克思的有節制的修正中沒有一處提到門格爾，或提出任何類似於邊際效用的思想。

　　克魯斯的第三本書《經濟模式和經濟原理》為他提供了很多機會來利用他當時（1888年）已經知曉的邊際效用思想，但他沒有這樣做。他一般地討論了交換和價格，他雖把門格爾同涉及於《原理》的討論聯繫起來，但是，除了把交換中個人的需求以一種鬆散的形式同個人對物品的估價結合起來以外，他並沒有更接近邊際效用分析的核心。

　　克魯斯後來的著述同邊際效用沒有任何更直接的關係，因此我們很難理解威廉·韋伯的話，他說克魯斯“受到了門格爾的影響”。當然，我們不知道他在維也納大學的課程中講了些什麼，不過，從下一章所列的課程表中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他常同門格爾、維塞爾、菲力普維奇和瑪塔佳等人一起講授《國民經濟學》這門基本課程，因此他對邊際效用的看法決不會與這些人相抵觸。

　　瑪塔佳的情況與克魯斯類似。瑪塔佳的第一本論利潤的小書沒有把自己同門格爾的觀點或邊際效用經濟學聯繫起來。這本書作為“取得大學講席資格的著作”使他得以在維也納大學任教，後來他又轉到因斯布魯克的教席（1890－1892年）。他後來成為維也納大學的名譽教授，但顯然沒有講多少課。像克魯斯一樣，他的授課可使他談及邊際效用，但這隻是一種猜想。他後來對廣告特別感興趣，還寫了一本這方面的書。我們也許由此推想他會講到效用的，因為作廣告必然要涉及廠商的利潤，觸及個人本身的效用，但這種關聯沒有出現。他這本身有一個範圍很廣的參考書目，但沒有一本涉及邊際效用。瑪塔佳還發表了許多其他著作，併為不同雜誌寫了大量論文，但是沒有表現出可能把他同門格爾、龐巴維克或維塞爾聯繫起來的任何興趣。他的興趣擴及迥然不同的各種事物，例如廣告、零售、分期購買和保險。

　　邁伊爾是奧地利學派中對邊際效用問題做過少許論述的第一人。他在有關該問題的惟一的論文中論述了西蒙·尼爾森·派頓的“消費不斷變動規律”。這篇文章顯示出他對邊際效用思想有堅定的認識和理解，有能力用它來分析經濟現象。他沒有提到門格爾，但提到維塞爾、奧斯皮茨、李賓和龐巴維克。邁伊爾過去沒有講授過這方面的課題。當然，他可能在維也納大學講課時借用過這種思想，但沒有這方面的記錄保留下來。他後來的著述多半集中在公共財政方面。

　　對邊際效用問題做過少許論述的第二位次要成員是克莫林斯基。20年間，即從他投入價值論的爭論（這場爭論推動門格爾開始他的著述）到他發表《孤立經濟中的價值》（作為任教維也納大學的條件）期間，克莫林斯基沒有發表什麼東西。我們不知道這位46歲的講師為什麼要轉到維也納大學，但我們知道他與邊際效用經濟學的發展是並步而行的。龐巴維克發現這本書（克莫林斯基題獻給門格爾）完全體現了邊際效用理論的精神。克莫林斯基試圖提出一種新的論據，說明價值理論只能正確地應用於可以再生產的物品和服務，而不能用於獨一無二的物品。他的這個論點基於這個假定，即不能比較來自不同種類物品的滿足。根據這一點，奧斯瑪·斯潘把克莫林斯基列為邊際效用學派的第一位“直率的反對者”。但他決不是一個堅定的反對者，因為他再沒有提出什麼批評。

　　把自己著作的一部分用於邊際效用的第三位奧地利經濟學家是祖克坎德，他的《價格理論，特別是該理論的發展史》中有一章是關於主觀價值理論的，但本書不是對邊際效用論的抗辯。祖克坎德的確顯示了奧地利學派的派別精神，同贊揚主觀價值的優點相比，作者更願意維護門格爾，反對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不過這本書現在看來可以作為對作者所屬的經濟學家團體的一種評價，因為他的說法在當時是很好的。至少，克拉克在他對該書的評論中說過：“這本書是對奧地利新近經濟家著作的一個很好的介紹”。

　　祖克坎德後來的著作比上述各作者的著作更經常地回到邊際效用問題上。1890年他對亨利希·迪策爾對邊際效用論的有力批評作了答覆；他批評了威廉·斯馬特的《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價值論導論》；他把邊際效用思想加進他的布拉格的《國民經濟學講稿》；1910年他著文慶祝門格爾的70歲壽辰；同年他還寫了“價格”一文，發表在《政治學袖珍辭典》上，其中用到了邊際效用思想；從1910年到他去世（1926年），他沒有再回到這個問題上。

　　菲力普斯堡是通常包括在邊際效用學派之內，在主觀價值論上寫了一些東西，但為數不多的那些奧地利經濟學教授中最後的一位。1893年前他沒有發表過邊際效用的著述，這個時限已經超過我們研究的這個時期了。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從1879年到1885年一直在維也納大學學習，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響之下，至於對門格爾的瞭解，則僅限於知道他是魯道夫王儲的家庭教師。他疏遠歷史學派並轉向邊際效用學派，是在他及時閱讀了龐巴維克的《資本和資本利息》之後；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於1889年問世。我們把他包括在邊際效用學派之內，主要是因為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德國經濟學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許多德國人瞭解邊際效用經濟學的主要來源。但德國的主要評論家從未提及其中的邊際效用思想。

　　薩克斯同奧地利學派的聯繫，除了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們對他的生平知之不多，無法確定他何時熟悉門格爾《原理》，何時開始研究邊際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觸到門格爾的《原理》，但在此後的一個長時期並沒有受到該書明顯的影響。

　　薩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間的著作同門格爾的著作無關，而且具有描述的、歷史的和分析的性質。他定居布拉格後五年間發表的第一本書就表現出門格爾的影響，但不是門格爾的《原理》，而是《研究》。門格爾在後面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問題，而不是價值問題，因此也就沒有用到邊際效用思想。

　　1887年薩克斯發表了《國民經濟學理論原理》，該書顯示出他完全接受邊際效用概念，這是龐巴維克對邊際效用理論表露了類似的強烈興趣之後的一年。從這時起薩克斯明確屬於邊際效用學派了。不過我們應當記得，他走上經濟學之路是在門格爾《原理》問世後16年，儘管他此前曾得益於該書。

　　我們應當防止按照某些經濟思想史家的看法來看待薩克斯《理論原理》的中心目標。例如格雷說：“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薩克斯〕難以反駁的要求”有如下述：“國家可以取得（用於較不急切的目的）納稅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著的貨幣。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它幾乎可以明顯地適宜於精美的維也納糖果。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是薩克斯《理論原理》（1887年）的一個特殊貢獻。他把奧地利人的思想用於國家經濟學，特別用來發揮了一種賦稅理論”。完全正確！但是，本書一定會讓那些以為薩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賦稅和國家問題的人大吃一驚，因為本書對邊際效用的議論頗多，而關於賦稅的內容極少。

　　薩克斯這本書的成功，從任何觀點來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沒有再版，但出過義大利譯本。這些情況使薩克斯感到不快，據說，他辭去布拉格大學的講席，在48歲時隱居義大利就是因為如此。

　　從《理論原理》可以看出薩克斯對它寄予厚望，他認為這是一部富於獨創性的重要著作。他試圖從事的這個困難任務（他認為他已經勝利完成了）不僅是要提出一種政治科學理論，該理論應與門格爾的經濟理論使用同一方法，處於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這種經濟理論聯繫起來，從而使社會科學達於完整。

　　儘管該書沒有實現作者企望的目標，但畢竟對邊際效用價值論是個推動。他不是直接達到這個目標的。第一篇研究個人和集體行為的觀點，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它們的歷史以及它們同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關係。這一篇沒有觸及邊際效用。第二篇論述經濟學家關於國家經濟作用觀點的理論史，與邊際效用也無關。只是在長篇研討了人類經濟的各種要素（如貿易、財產、勞動分工）和對需要、物品以及勞動（我們在此開始接近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的思想園地了）的一般論述之後，即到了該書接近一半時，讀者才接觸到價值問題以及邊際效用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問題。薩克斯稱贊門格爾發現了邊際效用與價值的關係，稱贊維塞爾選擇了“邊際效用”一詞。他討論了邊際效用遞減法則。該書後半部分首次解說了社會需求與個人需求的關係，然後轉向資本於成本之類的問題。該書最後談到了賦稅，這裡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們的註意。

　　薩克斯在其《理論原理》問世後再次回到邊際效用問題只有兩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講（後以《國民經濟學理論的最新發表）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論述累進稅的一篇長文中用到過邊際效用思想。

　　奧斯皮茨和李賓於1889年發表了《價格理論研究》。此前他們沒有寫過什麼會使人預計到《價格理論》問世的東西。奧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大量論述完全是關於人口問題的。而李賓顯然什麼也沒有寫。兩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說，他們早在10年前就對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但他們沒有指出這興趣從何而來，又何以保持不衰。不過我們（還是從序言中）知道他們在1888年之前已經對效用理論的文獻有了瞭解，在這方面他們同其他經濟學家是一樣的。他們顯然知道這些人的著作，他們是：杜能、古爾諾、杜皮特、戈森、傑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維塞爾、龐巴維克和勞哈茲。他們既有能力閱讀杜能、古爾諾、戈森、傑文斯、瓦爾拉斯和勞哈茲著作中的數學部分，也有這樣做的意願；他們在這方面比其他奧地利經濟學家要略勝一籌。

　　《價格理論》一書的印刷和裝楨堪稱範本。它對效用理論的利用同該書的形式一樣完美，就其範圍和小心謹慎的程度而言，在當時經濟學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獨一無二的。兩位作者把對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們的數學才能、豐富的經驗和才幹融入了對消費經濟學的精辟解說之中。本書沒有受到本該受到的影響，不僅因為它所包含的數學比當時的奧地利人和其他經濟學家能夠接受的要多，而且因為兩位作者同維也納大學沒有聯繫；但該書也有些令人煩惱的缺點。

　　奧斯皮茨和李賓研究的起點，從他們所想的而不是書面上的東西來說，是某個特定的長時期內（一年）個人消費和生產的總體。他們提出下述整體函數作為這種關係的最一般的表述：z＝φ（va，ea，ga，fa，sa，tgξa；vb，eb，gb，fb，sb，tgξb，……vn，en，gn，fn，sn，tgξn；μ）。在這個公式中，某人的年滿足（z）取決於經濟中n個物品的6個方面的因素和貨幣量μ，這6個方面的因素是：每個物品tgξ的預期價格，某人所消費的每種物品量v，所生產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種不同的非消費用途（g，f，s）。這個長長的公式把消費或生產中每一種滿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過了前後出現的所有表現邊際效用關係的圖式，但其缺點也正在於它囊括太多。奧斯皮茨和李賓開始討論效用問題時，他們當然只談從其基本函數引出來的比較簡單的函數。

　　他們一開始描述了一種集體的總效用曲線，然後轉向個人曲線以及將個人曲線合成集體曲線的方法。集體曲線和個人曲線一樣，從原點開始升到頂點，然後接近於一種垂直漸進線。這種曲線所反映的顯然是由於某特定物品的各種使用而帶來的（z）量（在其基本函數中）的增加，假定價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數量）不變，個人的需求不變。同個人效用曲線一樣，集體曲線依年消費而言也不變。我們還可以指出，與大多數效用曲線不同，所說的物品既可被消費，也可在生產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剛夠補償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損失的貨幣量來衡量效用。這個集體曲線還被用來（同相稱的集體總成本函數一起）決定物品價格和消費者租金的數量。

　　接下去的一節是討論效用曲線隨著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而變動的方式。每當任何其他條件（除了所談的物品）發生變動時，生活方式就會變化，所以它是一個相當含糊和令人吃驚的概念。下圖表示一個物品對各種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總效用曲線。

　　最外層的曲線測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對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調整時所獲得的效用。除了奧斯皮茨和李賓以外，誰也沒有提出這種性質的與效用有關的曲線，儘管類似的與生產有關的曲線已有廣泛的應用（奧斯皮茨和李賓也利用這種曲線，他們稱其為“計劃曲線”）。

　　奧斯皮茨和李賓還提出了“生活滿足曲線”。這種享樂曲線不同於效用曲線之處僅在於，對某物品的零點消費來說，享樂不是零，而等於某種總的滿足，它是指某消費者一年間沒有這種物品可供消費時的滿足。換句話說，“生活滿足曲線”所表示的是某人的總滿足，而不是限於來自所考察的那種物品。享樂加最初的滿足等於效用。他們對影響“生活滿足曲線”的各種因素作了詳細的考察。

　　我們可能以為這本書會使邊際效用學派的其他成員感到高興，至少瓦爾拉斯會這樣（該書多處使用的數學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困難，但對維也納學派的更註重文字表述的成員來說就比較費解了），他也許會承認本書的價值，感謝本書對他的支持，這特別是因為該書高度贊揚產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這種期望落空了。不僅邊際效用學派的其他成員對它沒有表現出任何熱情，而且瓦爾拉斯還對之作了不利的評論。瓦爾拉斯顯然沒有通讀全書，充其量讀了第1章，而且在對這一章的評論中，他只限於指出有6處數字上的錯誤，對該章無一字贊揚。在效用問題上，瓦爾拉斯責備奧斯皮茨和李賓陷進了他在《綱要》中責備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錯誤，即混同了需求曲線和效用曲線。在答覆瓦爾拉斯的批評時，奧斯皮茨和李賓指出，他們假定個人對貨幣（或尺度）的估價是不變的，其他物品的價格也不變，在這種場合，按照瓦爾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線和需求曲線是吻合的。奧斯皮茨和李賓認為，瓦爾拉斯得出他的結論，只是因為他所利用的是一種具有單一論據（該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線，而他們所用的效用函數卻包含著（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數量。

　　帕累托和歐文·費雪感到了奧斯皮茨和李賓的影響。帕累托加入了瓦爾拉斯和上述兩位奧地利人的爭論。他在他的重要連載文章（總標題是“純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考察”）的開頭還提到了《價格理論》，他指出該書顯示出“經濟數學理論在價格理論研究中具有實際的意義。”

　　路易士·蘇里於1914年將《價格理論》譯成法文出版。費雪對該法文譯本寫了惟一的美國人的評論，他對“這本富有獨創精神的著作深表謝意，事實上，正是這本書促使他開始進行認真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研究”。費雪此前在他自己的《價值與價格理論的數學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樣的心情。他說：“對我影響最大的兩本書是：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奧斯皮茨和李賓的《價格理論研究》。”

　　《價格理論研究》後來還得到了一些高度贊揚。熊彼得說：“甚至在今天，它對大學生也是一筆思想和啟示的財富，不過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過。”哈奇蘇作了類似評價，他說：“在我們時代，沒有那部著作（甚至馬歇爾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沒有）對個人消費和廠商的純粹分析以及對澄清基本假定作出瞭如此大量精確和獨創性貢獻。”

　　自由主義的兩大經濟學流派，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

　　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的區別在於，貨幣主義認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政府應該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介入市場，當然，政策何時介入、怎樣介入就是政府和經濟學家們的事情了。奧地利學派則比較少地考慮貨幣問題，而是強調導致蕭條的誘因，試圖按照因果關係，把導致蕭條的因素從複雜的經濟生活中分離出來。並且，他們堅定地認為，只有千年來從傳統、社會、家庭的教化中習得的自然正義和責任倫理，可以解決經濟生活的一切困境，並不需要政府的干預主義。顯然，貨幣主義能夠充分肯定政客和經濟學家的存在價值，而按照奧地利學派的主張，政府和經濟學家可做的事情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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