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諾什·科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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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諾什·科爾內(Janos．Kornai)

　　科爾內·亞諾什是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佈達佩斯高級研究所的終身研究員，世界經濟學會（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現任會長。

　　科爾內·亞諾什是匈牙利著名的經濟學家，1928年生於匈牙利佈達佩斯。他青年時期曾在佈達佩斯大學攻讀哲學。 1948—1954年在一家報社經濟部工作，使他對經濟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從此專心研究經濟問題。 1955年他在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 1956年獲匈牙利科學院理學碩士。 1961年獲匈牙利卡爾·馬克思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66年獲匈牙利科學院科學博士學位，並於翌年擔任該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1972 年至1977年他擔任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1978年他擔任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主席。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與匈牙利佈達佩斯大學教授。

　　科爾內是匈牙利經濟改革最早的倡導者。1957年，在他20多歲時，就發表了《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一書，對中央集權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進行了系統的實證性剖析。70年代和80年代，他對社會主義國家微觀經濟與巨集觀經濟進行理論描述，提出《短缺經濟學》理論等、90年代他對後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進行政治經濟學思考與研究。80年代前期他曾訪華研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科爾內的著述甚豐，尤以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論著而聞名於世。特別是通過對數理經濟學的研究，他力圖以經濟系統理論來建立一套描述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新的語言和新的理論體系。這是他的經濟思想在世界經濟學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重要原因。

　　科爾內的《反均衡論》是他對經濟體系進行理論考察的一般方法論基礎，《非價格控制》討論了數學控制理論及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應用，《增長、短缺和效率》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巨集觀理論，《短缺經濟學》構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理論。《短缺經濟學》是他的代表作。在其中，他以現實社會主義經濟中普遍和長期存在的短缺現象為主線，以企業行為分析為重點，從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方面剖析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說明短缺是社會主義常見的現象，其根源在於國家與企業存在“父子”關係，短缺影響生活質量的提高，是經濟體制改革要消除的目標之一。他還對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進行了研究，較早運用西方經濟理論和分析工具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科爾內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揭示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

科爾內認為，與短缺相聯繫的問題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之一。短缺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科爾內將短缺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水平短缺，二是垂直短缺。水平短缺存在於買方和賣方間，表現買方和賣方間的關係。這裡的問題是買方意願是否得到實現，實現了就不會有問題，實現不了就有問題。垂直短缺存在於中央物質分配機關和要求者之間。如果要求者提出的總量超過了中央機關所能分配物質的總量，就會發生垂直短缺的現象。這兩種短缺分別體現了買方和賣方、中央物質分配機關與要求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濟生活中，短缺成為一般的普遍現象時，則會發生內部短缺現象，即一個組織內部例如企業內部的短缺。短缺與剩餘(指未被利用的資源)不僅不互相排斥，而且在下列兩種情況下發生因果關係：生產要素的不配套；囤積備用。

　　科爾內將短缺的後果歸結為四種：第一，損害消費者利益；第二、影響經濟效率；第三、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第四，喪失對技術革新積極性的刺激。

　　在科爾內看來，短缺的原因一是摩擦，二是吸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正常狀態下是剩餘少而短缺多。科爾內列舉了四種摩擦現象。(1)賣方的預測誤差。賣方在觀察買方的行為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會據此對買方的初始需求進行預測。賣方的預測與買方的實際需求間存在著誤差。(2)買方的動搖不定。買方的初始需求可能因為某些因素而改變。(3)買方的信息不完全。買方不能及時知道所要購買商品的到貨時間與地點。(4)賣方調節的延滯和剛性。在買方改變初始需求，賣方由於主觀抵制和客觀抵制，不能及時使供給和需求相適應。科爾內將信息缺乏、決策失誤和執行偏差稱為摩擦。

　　科爾內認為，僅僅用摩擦是不能完全說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短缺現象。為了說明短缺現象，必須把持續吸納剩餘勞動力、物資、土地及其他資源的吸納機制搞清楚。為此，科爾內對企業的約束條件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軟預算約束的概念。

　　由於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企業的需求就是無底洞，永無止境，因而形成了持續的吸納過程。形成吸納過程的機制有如下五種：第一，投資渴望與投資擴張。只要預算約束軟化，企業就不會倒閉，它就會感到對投資不承擔任何風險，而放手進行投資，反正失敗了有國家支持。第二，追求數量和囤積。因為短缺的存在，企業在短期決策時，力爭事前在數量上儘可能多地囤積庫存，以免屆時因投入物質供應不上形成生產瓶頸，使其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追求數量和囤積同樣會造成短缺。第三，企業為擴大出口而吸納國內資源而造成短缺。上述三者均與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有關。第四，消費者對於市場商品的過度需求。第五，消費者對於免費服務的過度需求。

　　科爾內強調短缺絕非單純是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價格和工資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它反映了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問題。短缺並非主觀失誤的結果，而是制度的產物。

　　1、概念的界定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面臨著三種約束：資源約束、需求約束和預算約束。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是資源約束型體制，而古典資本主義經濟為需求約束型體制。如果企業必須最終從銷售收入中彌補其各種支出，那麼企業的預算約束就是硬性的。企業發生虧損，沒有償債能力，企業就倒閉。這適用於古典資本主義企業。而對傳統社會主義企業而言，企業的約束約束是軟的。如果企業虧損，會得到國家的幫助和關照。

　　2、軟預算約束的表現方式

　　軟預算約束有四種表現方式：一是企業從國家獲得用來彌補虧損或成本提高而給予的補貼。這種補貼可以是定期的，也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針對企業的某種產品，也可以對企業的全部活動進行補貼。二是企業獲得稅收優惠以彌補因成本提高造成的虧損。三是信貸制度是軟性的。這並不表現在利率上，而是表現在為獲得貸款而競爭的規則上，如按照何種原則選擇貸款對象、給予那些企業優惠和有利條件等。四是國家行政機構規定某些價格或者確定提高價格的上限。軟補貼、軟稅收、軟信貸和軟價格這四種表現方式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它們可以同時存在，也可以相繼發生。

　　3、軟預算約束的實質

　　衡量預算約束是軟的還是硬的，主要有兩個尺度：一是企業的壽命。在硬預算約束體制下，是否盈利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因此企業的倒閉率高。而在軟預算約束的體制下，企業長生不老，企業的壽命是有保證的，因為國家起了保險公司的作用。二是企業的發展與盈利與否的關係。在軟預算約束體制下，兩者關係不大，沒有盈利的企業得到發展，而盈利的企業反而得不到發展。科爾內指出，軟預算約束不僅是財政和金融方面的問題，而且也是國家與企業間關係的問題。國家與企業間的溫情脈脈的關係。國家視企業如同自己的子女，不能放任不管。

　　科爾內將國家與企業的這種關係稱為“父愛主義”。國家對企業的保護和企業對國家的依賴是造成軟預算約束的重要原因。根據預算約束的程度，科爾內將父愛主義分為五種類型：程度0：自立—無助，即企業完全依靠自己，國家不給予任何幫助。程度1：自立—有助，即企業基本靠自己，自負盈虧，但在企業遇到困難時國家給予幫助。程度2：貨幣津貼，即企業可以討價還價地從國家獲得幫助，但企業經營活動基本上是獨立的。程度3：實物給予—主動表達願望，即國家在做決策時考慮企業的願望，企業也主動向國家提出要求，進行討價還價。程度4：實物給予—被動接受，即國家按照配給方式在企業之間進行投入品的實物分配，不會考慮或不認真考慮企業的意見。程度1—3的父愛主義表明瞭社會主義的特征。軟預算約束反映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國家與企業間的關係，這對於分析傳統經濟體制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

　　4、軟預算約束的影響

　　軟預算約束對於企業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於價格敏感性的影響。在軟預算約束的條件下，企業對價格的敏感性下降。第二，對經濟效益的影響。企業領導人的註意力從改進質量、降低成本、開發新產品和新工藝轉向尋求補貼，從車間和市場轉向政府機構。第三，造成過度需求。軟預算約束導致企業需求得不到限制，特別是投資需求成為一個無底洞。

　　科爾內對於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看法是建立在對於經濟協調機制的分析的基礎上的。在他看來，存在著四種基本協調機制，即行政協調、市場協調、倫理協調和強制協調。行政協調有下列特點：在協調與被協調的個人與組織間，存在著縱向的上下級關係；鼓勵個人和組織接受協調者運用行政手段做出的決定；經濟交易不一定貨幣化。市場協調有以下特點：在個人和組織間存在著橫向和法律上平等的關係；它們都受到盈利和賺錢動機的驅使，買賣實行自由價格；交易是貨幣化的。倫理協調有下列特點：個人與組織間存在著橫向的關係；它們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揮，也不受盈利目的的驅使。協調是基於互惠和互助，參加者將基本原則提高到道義或義務的高度，並通過慣例或傳統方式確定下來；交易不是貨幣化的。強制協調有如下特點：上級和下屬的個人或組織之間是縱向關係；與行政協調不同的是，上級對下級施加一種隨意的強力，不必受法律和道德的認可；交易可能貨幣化的，也可能非貨幣化。

　　經濟運行的協調機制可分為行政協調(Ⅰ)和市場協調(Ⅱ)兩大類。每一種協調機制又各有兩種具體形態：直接行政協調(ⅠA)、間接行政協調(ⅠB)、自由的市場協調(ⅡA)和有巨集觀控制的市場協調(ⅡB)。

　　在行政協調機制中，信息在一個控制中心和企業間縱向地往返運動，控制中心和企業間存在著主管和從屬的關係。直接行政協調ⅠA與間接的行政協調ⅠB都屬行政協調，區別在於縱向調節手段的運用。直接行政協調就是中央向企業發號施令，下達詳細的產出指標及投入限額，企業執行上級的命令。間接行政協調就是中央不直接向企業下達命令，而是掌握一整套杠桿，藉助於這些杠桿中央以間接的方法調節企業的行為。自由的市場協調ⅡA與有巨集觀控制的市場協調ⅡB同屬市場協調，但區別在於國家是否實行巨集觀控制。ⅡA是指取消了行政指令性控制後，並沒有建立起新的巨集觀控制體系，經濟完全受市場機制的調節與引導。ⅡB是指社會控制中心不再主要通過行政手段控制經濟運行，而是藉助於巨集觀約束手段和巨集觀經濟參數進行管理，但對於鐵路、通訊、電力等公共部門實行直接管理。

　　間接的行政協調ⅠB與有控制的市場協調ⅡB都是間接控制，但兩者存在明顯區別。第一，ⅠB體制中稅率是主管部門與企業討價還價的產物，而ⅡB體制中，國家有統一的稅率。第二，ⅠB體制中利潤分割的比例也是國家與企業間討價還價的對象，而ⅡB體制中利潤分割的比例是以法律形式確定的。第三，ⅠB體制中，國家救活的是少數大企業，企業被救活後不僅不存在還債問題，而且會繼續向國家伸手要錢，而ⅡB體制中國家輓救的只是少數大企業，而且企業救活後會立即設法還債。國家輓救破產企業在ⅡB體制中是例外，而在ⅠB體制中則是常態。

　　科爾內根據匈牙利的改革經驗，認為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是ⅡB體制。

　　科爾內認為，經濟改革需要同時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漸進的方式，即改革需要一步步地進行，不能一蹴而就。例如所有制的變革中無論是國家所有制的調整還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擴大都是如此。另一種是“一攬子”的，即改革必須配套展開，同步推進。例如取消指令性計劃，就必須進行工資改革和價格改革，建立某種形式的資本市場，硬化預算約束，實行財政和金融的嚴格控制等。所有這些都是“一攬子”改革的各個組成部分。只進行單項的改革，決不會取得成功。“一攬子”改革的特點在於各項改革的同步配套，如果把改革的各個部分拆開，然後再逐項分階段進行改革，那麼危害比受益還要大。“一攬子”改革很象一次大手術，在手術之前要慎重，要下大的決心，在手術後往往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恢復期。

　　科爾內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弊端的洞察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他提出的“短缺經濟”和“軟預算約束”等概念是分析中央計劃經濟的特征必用的概念，研究轉軌經濟的學者都從科爾內的著作中獲益頗深。

所有制關係

　　1、所有制變革。

　　20世紀80年代，由匈牙利、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開始，蔓延到蘇聯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相同。東歐國家的改革，實行國家所有制併發展市場，取消命令經濟。改革產生了一些變化，但是不徹底。

　　從中得出的第一條經驗教訓是，一個有效能的市場或者說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結構、財產所有權結構中私有制占主導地位和財產私有權的支配地位。這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所有制所有權結構中的地位，不是以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反映，而是以企業的規模與性質去決定。如大型企業、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私有性質。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謂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明確的、明晰的，它或者是專門的投資機構、或者是投資者集團、或者是某位個人。所謂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不明確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險機構、或者是銀行及投資基金、或者是證券市場中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所有制結構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東歐改革中，這一問題曾引起較大爭議；我個人認為應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導、但是從過程發展的順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從人格化的所有者開始，逐步進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支配地位。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是，運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場經 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允許並鼓勵個人所有制即個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權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為地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

　　2、東歐國家國有企業變革。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如何處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兩種設想，一是出售所有權，二是分配所有權。 其具體操作有多種方式與技巧，如抵押、股權證等。所有國民及國有企業員工都能 得到國有資產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權。捷克和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1989 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中指出，對國有企業應採取拍賣等形式銷售，而不是配置給國民。如果每位國民都分配，企業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於沒有所有者，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普遍問題。

　　國有企業常常出現虧損而資不抵債，對這樣的企業不能拍賣銷售，只能破產。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條經驗教訓是，對於國有資產不應分配給每位國民，但可以大規模銷售出去。

　　3、如何選擇未來企業的所有者。

　　所有制變革、企業變革，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是由企業內部人擔當還是由企業外部人承負，是Insider還是 Outsider，用效率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難的。當私有制被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後，企業內部員工的願望是誰靠近火誰先得到肉（註：中國相應的說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Outsider作為企業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這是因為，Out－sider更易於監督企業管理者，如果企業管理者沒有效率，來自外部的企業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將其解雇。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條經驗教訓是，對於由誰來擔當企業未來的 所有權人，Outsider比Inside，獲得所有權要好。當然從法律上並不需要禁止 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應鼓勵Outsider所有制。

　　4、怎樣對待虧損企業。

　　企業由於虧損資不抵債不能生存下去，宣佈破產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一個有秩序的過程，債權人將分割破產企業，以拍賣的形式將其肢解賣掉，可能會有人買下整個企業。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條經驗教訓是，對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重要的手段是通過破產與清償實行私有化。

經濟運行中的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

　　在東歐國家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我們必須去做兩個重要方面的改變。一是自由化，即廢除早期對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行政約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變革，包括勞動的自由、放開價格、市場進入與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變所有制。那時起，我們需要新的約束、新的規則。在原先經濟條件下，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一種行政管制，體制上分為上層的管理部門和下層的執行者，通常由上層下達命令，由執行者執行命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上是一種平行的、橫向的關係，規章制度 與約束機制是買者與賣者的關聯。這種市場約束成為我們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問題。 因為在過去，人們習慣於遵命。而現在市場經濟中，賣者與買者不是被命令與命令關係，但卻出現了賣者不能按照承諾兌現合同、拖延時間不按期交貨；而買主則在收到貨物後不履行付款義務，以至形成債務連鎖反應。

　　約束系統的另一個層面是銀行與企業的關係。銀行借款給企業，而企業作為貸方卻既不還本又不付息。這在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中，違約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製裁的，但在後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還遠不適應。在《短缺經濟學》中，我討論了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危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拖欠的債務總會由政府處理掉。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條經驗教訓是：改革需要新的規則與約束，一個有效能且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強化合同管理、嚴肅全融紀律秩序和硬化預算約束都是必要條件。

　　在制度變遷的初始階段，銀行仍為國家擁有，這是造成軟化預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不能得到償還，這成為一種隱蔽的財政補貼。一些企業看上去擁有很多財產，但虧損的窟窿卻更大，壞帳、呆帳很多。在經濟運行中，應該註意呆壞帳指數，如果指數很高，那會對銀行系統構成威脅，成為一種定時炸彈。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會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突然發生。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條經驗教訓是，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是沒有透明度的，應清理和改組那些不能依據審慎和縝密的銀行業務規則運行的金融部門，將來完成銀行部門的私有化。

法治法制建設

　　新的規則、紀律、約束能夠得以遵循、遵守、執行，必須有制度保障，這要從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產法、合同法、會計法、銀行法等等。法律規範必須嚴厲、明確，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系統，且法紀亦嚴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師應起重要作用。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條經驗教訓是，強化國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 好運行的南場經濟的必要條件。

對腐敗行為的防範監督

　　在進行所有權置換的政治經濟變革過程中，應該加強監督，防止腐敗行為的蔓 延與災變。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九條經驗教訓是，應儘可能多地採用各 自獨立的政治、政府行為與商貿活動，並確保其透明度；可見的和不可見的腐敗行 為是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的癌症。

• 《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1957年）
• 《投資的數學規劃》（1962 年）
• 《結構決策的數學規劃》（1965年）
• 《反均衡論》（1971年）
• 《短缺經濟學》（1980年）
• 《非價格控制》（1981年）
• 《增長、短缺與效率》（1982年）
• 《主路與輔路：社會主義改革和後社會主義轉軌研究》（1995）
• 《掙扎與希望：一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穩定化文選》（1997）
• 《論醫療保障改革》（1998）。

　　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一書及其有關中央計劃經濟的諸多理論和著述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