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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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ownership; system of ownership; ownership system)

　　所有制是指人們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對物質資料的占有形式，通常指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是指生產資料占有、使用、處置並獲得收益等一系列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關係的總和，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由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社會生產的交換方式、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等內容來綜合體現的動態過程。

　　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不同的生產關係包含著不同性質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分配、交換關係,也決定著社會存在性質和政治法律制度。是一切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是人們進行生產的前提。

　　所有制可以實現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同一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不同所有制也可以採取同一種實現形式。比如在資本主義國家，有業主制、合伙制、有限責任制、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種資本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但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質。從所有制和所有制實現形式的關係看，一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所有制與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兩個既相互聯繫、又不相同的概念。

　　自我國史學界有意識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時開始，就形成了一種先入之見的思維定勢，學者們對所有制、特別是土地所有制看的極為重要，把它視為社會的基礎與核心。它決定了生產關係總體，即決定了社會的經濟基礎，從而也就決定了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然而，什麼是所有制?卻被視為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從未有歷史學家仔細探討一下這個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來說至關重要的概念，當然，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探討也是近年的事。學者們只是含混地使用這一概念，把它理解為人對生產資料的一種控制，理解為國家關於一定的人對一定的生產資料的控制的法律規定。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史學工作者對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問題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研究，雖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把握上，卻始終停留於原地，不能前進。這種思維定勢今天也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成為史學界的主流。究其根源，在於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等同於斯大林的理解和闡述，因此，分析必須先從斯大林的定義開始。

　　1938年，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著中談到生產關係時說：“生產關係的狀況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生產資料由誰支配”，開始將所有制解釋為生產關係的基礎和核心。在談到歷史上的各種具體生產關係時，就更為明確：“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在奴隸占有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產工作者——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係的基礎”。^[1]

　　十幾年以後的1952年，斯大林更明確地對生產關係下了一個定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這裡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2])。這裡更明確地將所有制確定為生產關係的核心和基礎，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互相之間的關係、交換、產品分配形式等等都是以所有製為基礎和前提。

　　斯大林這個定義的錯誤，核心就在於他將所有制脫離於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全過程之外，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範疇，並以此來把握、理解、解釋整個生產關係，而不是通過生產關係去把握、理解、解釋所有制，因果、主次完全被顛倒了。這個思想與蒲魯東類同，早已為馬克思所批駁。馬克思說：“最後，所有制形成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一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魯東先生的所有其他範疇是總合起來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之外，資產階級所有制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3]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還指出：“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下麵發展著。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係描述一番。”^[4]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土地所有權為例分析了各種所有權存在的理由，他說：“土地所有權的正當性，和一定生產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權形式的正當性一樣，要由生產方式本身具有的歷史的暫時必然性來說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產生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具有的歷史的暫時的必然性來說明。當然，像我們以後會看到的那樣，土地所有權同其他各種所有權的區別在於：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觀點來看，土地所有權也是多餘而且有害的。”^[5]任何所有權存在的理由，都必須以一定歷史條件下具體存在的生產方式，以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來加以說明，當條件發生一定變化時，它就可能失去存在依據。具體到資本主義所有制，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總合的表現，只能在後者之中得到解釋和把握，如果反過來，那隻能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蒲魯東類型的這個錯誤必然導致一種誤解，即所有制首先是人與物之間的一種關係，是人對一定生產資料的占有，只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才形成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全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

　　與此成為對照的是恩格斯的定義。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和科學”，“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於創造。”^[6]顯然，恩格斯所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即生產關係包括生產、交換、分配三個方面，其中並不包含一個獨立的所有制範疇。

　　是所有制決定生產關係，還是生產關係決定所有制，錶面看似乎不是特別重大的問題，但實際上卻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改革開放以前幾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曲折與遲緩，斯大林定義是主要理論原因。30 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艱難，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理論偏差導致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研究的長期混亂與停滯，史學家受到經濟學家的批評便在情理之中。孫冶方先生辛辣但不無道理地說：“歷史學家往往對古董研究得很仔細，但在理論上則欠缺。”他將郭沫若先生的古史分期觀點作為類似於蒲魯東“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的一個例證，說：郭沫若同志認為，如果從生產關係角度著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容易混淆，如果從所有制角度著眼，問題就容易弄清楚，“初稅畝”是合法承認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權，土地私有制正式確立，地主制度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向封建社會的轉變的證據。孫冶方先生說：“不在於有沒有土地私有權，而在於有沒有剝削關係”，“斯拉夫公社、印度公社、俄國的村社等等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土地公有制下，既可以是奴隸制社會，也可以是封建制社會。”^[7]

　　斯大林和恩格斯關於生產關係所下定義的根本性區別，早已為經濟學家們所發現並闡述，如成書於本世紀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學者奧塔·錫克《經濟-利益-政治》一著，據作者說，他對此問題的思考和撰寫應追溯於1956年，即東歐社會開始發生變動的時期。又如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發表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許多論文。但經濟學方面的這些進展，似乎並未引起歷史學家的充分註意。

　　那麼，所有制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馬克思在《手稿》中有詳細闡述，他說：“某一個共同體，在它把生產的自然條件——土地……——當作自己的東西來對待時，會碰到的唯一障礙，就是業已把這些條件當作自己的無機體而加以占據的另一共同體。因此戰爭就是每一個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護財產，又用以獲得財產。”^[8]以人自身生產關係為基礎的原始共同體，在不與他共同體發生針對生產自然條件的排他性關係之前，並不存在所有制，只有當一個原始共同體排斥其他共同體使用一定的生產自然條件時，所有制才得以產生，它形成於部落共同體之間現實的互相排斥的戰爭之中。在這種現實的排他性關係中，以前作為某一部落共同體成員“無機體”的生產自然條件，開始反映出一部落和他部落之間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從而使之具有了所有制的性質。

　　通過戰爭等現實的排他性活動所產生的第一種所有制形態是部落共同體所有制。“建立在部落制度(集體的結構最初歸結為部落制度)上的財產的基本條件，——是作為部落的一個成員，——使得被一部落所征服和服從的那個別的部落喪失財產，而且使這個部落本身淪落於集體把它們當作自己的來對待的那些再生產的無機條件之列。”^[9]這段話前半部分另兩種譯文為：“以部落制(這是社會最初的表現形態)為基礎的所有制，其最基本的條件是作部落底成員，這就使得那被本部落所侵占所征服的其他部落喪失財產，……”^[10]“以部落體(共同體最初就歸結為部落體)為基礎的財產的基本條件就是：必須是部落一個成員。這就使被這個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喪失財產，……”^[11]從文意看，個人作為部落成員和使他部落喪失財產並沒有邏輯上的聯繫，不能由前者導出後者，作為部落共同體所有制的基本條件，當是使他部落喪失財產，而不是個人作為部落成員，因此，日知的譯文似更妥當。)這種最早產生的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部落共同體為單位排斥他部落使用一定的自然物，並奪取作為他部落“無機體”的自然物，甚至更進一步統治和奴役其他部落共同體。正是由於這種現實的排他性活動，所有制在產生時便必然帶有掠奪、統治的性質，並迅速向一定的剝削關係過渡。《手稿》中，馬克思在敘述了戰爭是原始共同體的最原始工作之一後緊接著說：“假如把人本身也作為土地的有機附屬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奪取，那麼，這也就是把他作為生產的條件之一而一併加以奪取，這樣便產生奴隸制和農奴制，而奴隸制和農奴制很快就敗壞和改變一切共同體的原始形式，並使自己成為它們的基礎。”^[12]在占有他部落“無機體”的同時占有了“有機體”人本身，將其作為物質生產的條件，就會產生奴隸制和農奴制，它們改變了部落共同體的原始形式，從而形成了種種既保存著部落共同體，又包容著奴隸制和農奴制的所有制形態。馬克思在論述了部落共同體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之後也說：“所以奴隸制和農奴制只是這種以部落體為基礎的財產的繼續發展。”^[13]

　　因為所有制在它一開始產生時就必然帶有的剝奪他部落的“無機體”自然物、並必將發展到統治和奴役他部落的獨特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剝削和壓迫視為所有制、社會經濟形態以及物質生產方式的必然內容。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就說：“所有制……的萌芽和原始形態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裡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的奴隸制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適合於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的支配。”^[14]在《手稿》中馬克思又說：“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類較大部分，奴隸，註定成為純粹的勞動工具。”^[15]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明確說：“使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佣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形式。”^[16]在《剩餘價值理論》中他也說：“‘社會’本身……是所有權、建立在所有權基礎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權必然產生的奴隸制的根源。”^[17]“資本的生產性，……首先在於強迫進行剩餘勞動，強迫進行超過直接需要的勞動。這種強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生產方式所共有的。”^[18]

　　在美國，法律認可的所有制形式包括：

• Corporation 公司制
• Joint Tenancy 聯合共有產權
• 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合伙制
• Partnership 普通合伙制
•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不動產投資信托
• Subchapter S Corporation S公司
• Tenancy by the Entirety 不可分割式所有權
• Tenancy in Common 分別共有產權
• Tenancy in Severalty 獨占式所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