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塔·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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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锡克(Ota 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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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塔·錫克(Ota Sik)
奧塔·錫克(Ota Sik,1919.9.11—22, 2004.8.22) 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經濟學家

目錄

生平簡介

  奧塔·錫克1919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參與《資本論》捷文版的翻譯,曾為蘇聯模式的篤信者。1955年後,捷克斯洛伐克經濟遇到了困難,他開始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提出懷疑。1963年,錫克撰寫了一篇長文,探討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問題。錫克從1962年起至1968年曾任捷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1963-1968年又任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在“布拉格之春”期間曾任政府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1968年8月21日蘇聯入侵捷克後,錫克流亡瑞士,任教於瑞士聖·加倫經濟社會大學。

主要著作

  奧塔·錫克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撰寫了大量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有:

  • 《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1958年)
  • 《經濟—利益—政治》(1962年)
  •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和貨幣關係問題》(1962年)
  • 《社會主義的計劃和市場》(1965年)
  • 《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1969年)
  • 《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1971年)和《第三條道路》(1972年)

錫克的理論貢獻

  錫克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對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的理論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中的重大問題。錫克在此問題的理論建樹對於1960年代的東歐經濟改革起了推動作用。

一、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

  錫克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發展的有目的的性質,首先是通過經濟活動(生產、交換、分配等活動)的計劃化來保證的。錫克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特點:一是作為社會全體成員基本利益一致的表現的全部經濟活動是通過全社會的計劃加以控制和管理的,二是可以預測出主要經濟活動的基本有聯繫,從而也就有條件使計劃和隨之而來的實際經濟活動基本上達到協調。

錫克對斯大林的所謂“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提出了批評,認為這對社會主義計劃的看法過於簡單化。他指出了社會主義計劃的一些基本規律:

1、社會生產必須保證使用價值(具有一定具體效用的物質財富)的不斷擴大和發展,不僅從質上滿足存在於社會之中的需求,而且通過新產品不斷引起新的需求,從而保證社會不斷提高消費水平(使用價值進化規律)。

2、社會生產的發展必須保證各個種類的使用價值總是按照經濟比例進行生產。這就是說,現有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量必須同對於這種使用價值的需求(由分配過程所決定)相適應(比例性規律)。

3、社會生產的發展必須保證在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充分利用並擴大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源的情況下生產使用價值(節約時間規律)。

4、社會生產最終必須為非生產消費及其增長服務,而不應當為生產而生產。這也決定了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的具體比例(再生產規律)。

  錫克把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性的特殊本質作瞭如下概括: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性,就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範圍內,在考慮到一切基本的、內在的經濟聯繫的條件下,對各種經濟活動的發展作出某種全社會的、有目的的規定,並且要做到使計劃中的經濟活動同這種活動的未來的實際發展始終保持一致。

二、社會主義市場關係的必要性

  社會主義經濟並不能保證具體耗費的勞動就是與社會必要勞動。造成這一現象有以下兩個原因。

1、信息問題

  在不斷變動的經濟條件下很難認識所有具體的經濟聯繫以及受這種聯繫制約的具體勞動形式。社會主義經濟在信息收集、傳輸和處理上存在許多困難。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社會生產的內部聯繫十分複雜,當需要決定以什麼方式、多長時間等生產什麼樣的使用價值時,必須瞭解生產的各種技術問題,分工和勞動協作的可能性,通過生產要素的其他可能的結合而取代某些使用價值的消費和生產的可能性。而一個中央機關不可能對這一切進行面面俱到的管理。

  (2) 各個管理機關之間的聯繫不可能很完善,它們會在獲得信息、相互聯繫、信息分類和信息傳輸等方面遇到困難。

  (3)信息處理上較為原始,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必然會遇到許多困難。

2、利益問題

  錫克認為,一定的利益矛盾作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某種特征仍然存在,這些矛盾成為了實現社會必要勞動耗費的障礙。這些矛盾在生產力發展的目前階段無法剋服。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具體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的矛盾。行政管理體制下的計劃指標體制把管理部門的註意力集中在生產發展的數量方面,而忽視了生產的質的內容和使用價值的發展。在舊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每個企業會集中力量完成或超額完成年度計劃任務(總產值、商品產值、凈產值、按勞動力計算的總產值),並且避開一切可能危及計劃完成或給計劃完成帶來困難的活動,也就是避開技術革新、改進產品和生產新產品等。由於企業不可能僅僅依靠中央計劃來作出最佳生產決策,因此必須創造各種經濟條件,以便使企業對最佳的生產決策產生足夠的興趣。由於在現存的勞動和消費條件下生產者和消費者還存在著客觀上相對立的利益,所以企業的決策必須不斷地和直接地通過消費得到修正。如果沒有一定的、特殊的經濟關係對人們發生影響,那麼一方面會出現儘量花費少量簡單易行的勞動而不去繼續發展勞動(從數量上和質量上)的傾向,另一方面會出現儘可能消費和追求更新的、更好的和不斷變化的使用價值的傾向。而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使作為生產者的利益和作為消費者的利益不斷相互反應,並直接相互平衡,因而有助於達到某種社會必要的勞動耗費。社會主義商品關係是解決具體耗費的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之間矛盾的必要形式。

  市場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僅是因為在技術上存在著不可剋服的困難,而且還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企業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不可剋服的利益矛盾。沒有市場,就不能保證企業有社會所需要的微觀生產結構,企業就不能靈活地根據需求的變化進行生產、積極主動地改進質量和生產新產品、最經濟地利用生產要素、最大困難地提高生產率和最有效地進行投資等。沒有市場,不僅自發的機制將消失,而且計劃和監督結構也不可能弄清具體的需求,不可能最有效和最靈活地組織生產,從而也就不可能具體地反映社會利益和保證社會利益的實現。

三、市場的局限性

  錫克在肯定市場關係在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時,指出了市場的局限性。

  第一、市場從來就不是完善的市場。在資本主義發展後期,市場的壟斷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和其他的缺陷。

  第二、 市場本身並不能單獨說明市場未來的發展。市場所反映的只是在過去的生產和分配基礎上出現的需求結構,市場不能說明將來的生產結構、生產方法、生產費用生產價格、貿易情況以及需求結構等。

  第三、市場本身不能防止那些經常出現的、對社會再生產有很大危害的干擾,特別是對巨集觀經濟再生產的干擾。

  第四、今天的市場已不能單獨影響社會某些重要需求的發展以及迫使生產結構作相應的改變。自發的市場具有下列傾向:重覆產生現有的生產和消費結構,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其他的社會需要如教育、文化、醫療、市政建設和環境保護等則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

四、社會主義計劃與市場的結合

  錫克強調,在長期形成的勞動性質和勞動分工的條件下,沒有市場就不能保證高度有效的經濟發展。然而生產結構的改變服從於社會的需要和利益則要求對經濟發展實行巨集觀經濟的有計劃調節,包括對市場發展的有計劃地施加影響。只有計劃和市場的結合,才能保證經濟的有效發展。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將繼續作為一個不可替代的衡量經濟有效發展的尺度,作為一種迫使社會進行有效生產的機制,作為糾正計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缺點的因素而繼續發揮作用。

  錫克認為,計劃與市場的結合意味著對市場自發性的限制,意味著社會有意識地對巨集觀發展進行調節。社會可以通過計劃影響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通過國家的經濟政策(首先是收入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需求發展,通過反壟斷政策來調整市場的範圍、基本結構、發展速度以及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使之有利於生產者和非生產者的長遠利益。

  針對經濟中存在的兩類不平衡即微觀不平衡和巨集觀不平衡,錫克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微觀不平衡是指在消費品生產和生產資料生產各部類內部,有些產品生產過剩,有些產品生產不足。這種不平衡是由於需求結構的變化引起的,因而在市場上很快會得到反映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到剋服。巨集觀不平衡是指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之間的不協調,即生產資料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消費資料的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不協調引起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是由於收入分配的變化引起的。這種不平衡只能通過巨集觀收入分配計劃,通過改變巨集觀收入分配比例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來解決。錫克認為,在微觀經濟領域,社會主義依靠市場可以比依靠指令性計劃更好地實現微觀平衡,而在巨集觀經濟領域,社會主義必須通過巨集觀收入分配計劃來避免巨集觀的紊亂。

  錫克作為經濟學家直接參与了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經濟改革計劃的設計。以錫克為首的經濟改革委員會曾提出了經濟改革的構想:以方向性計劃取代指令性計劃,企業對生產和投資有更大的決策權;逐步向市場機制過渡;企業職工的收入與市場上實現的經營成果發生聯繫。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中道夭折,錫克失去了將其改革構想付諸實踐的機會。雖然如此,錫克關於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主張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史上具有永恆的價值。

  東歐經濟學家對於經濟改革的理論探索應當說是東歐經濟改革的先聲,他們的思想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他們在蘇聯模式被視為唯一可行的經濟模式的環境下,對於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提出了挑戰,指出了中央計劃經濟的內在弊端,並開始探討對蘇聯式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的可能性。他們的思想猶如一股清風,為僵化和教條的東歐思想界帶來了新的氣息,促進了思想的解放,推動了東歐的經濟改革。迄今為止,研究比較經濟體制和轉軌經濟的學者仍可從他們的著作中感受他們思想中的犀利和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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