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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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

　　第三條道路，亦稱為第三種道路或新中間路線，是一種走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中間的一種政治經濟理念的概稱。它是由民主社會的中間派所倡導的，屬中間偏左的政治立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個流派(英國工黨稱其為“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中心思維是任何偏於某種極端也不會是好的，所以它既不主張純粹的自由市場，亦不主張純粹的高福利社會，奉行類中庸之道。

　　“新工黨在掌握政權以後，就啟動了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在維護社會正義與統一價值觀的同時，政府開始試圖與新的全球秩序的現狀進行鬥爭，它認識到在新時代的挑戰下，舊的政治觀已顯得與現實格格不入”。作為布萊爾的智囊，吉登斯設計了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大綱，以對國家和政府進行改革作為其基本的指導性原則，不斷深化民主，復興公民社會，關註經濟變革，高度重視並積極應對現代化。總的來說，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理論模式包括以下六個維度：

　　(一)政府改組

　　吉登斯認為，從歷史上看，社會民主黨人一直熱衷於擴大國家和政府的干預範圍，新自由主義者則要求縮小國家和弱化國家的職能，而第三條道路則必須超越“把國家當地人”的右派和“認國家為答案”的左派，重建國家和政府。吉登斯說，問題並不在於是要更大的政府還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認識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要適應全球化的新情況。

　　第三條道路主張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改造國家和政府，擴展公共領域的作用，而不是“通過把國家機構變成市場或準市場”。這就意味著：第一，國家必須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改變各級政府繁瑣低效、失信於民的形象，政府的結構調整應當遵循“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準則。第二，國家要進行邁向更大的透明度和開放性的憲法政策制定，並建立防止腐敗的新措施。第三，國家要提高他們管理風險的能力，改變舊的風險觀念。同時，吉登斯強調，為了重塑國家的權威，還必須實現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即第二波的民主化，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而新民主國家建立的基礎首先就是下放權力，不僅是向下而且向上：向下把權力交給地方和地區，向上則交給跨國機構。

　　(二)公民社會的培養

　　吉登斯認為，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應當和公民社會各種組織積極的合作態度相伴隨，培育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認為“政府能夠而且應該在公民社會重建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首先，要復興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對制約市場和政府的權力而言帶有根本性，民主秩序和有效地市場經濟依賴於繁榮的公民社會。其次，公民社會也需要國家和市場權力的制約。一句話“國家既不能吞沒公民社會，也不能消解為公民社會”。

　　(三)經濟重組

　　第三條道路支持一種新的混合經濟，它主要不是指在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達成平衡的關係，而是指實現管制與解除管制、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之間的平衡。新的混合經濟試圖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建立一種協作機制，在最大限度利用市場的動力機制的同時，把公共利益作為一項重要因素加以考慮，以廣泛的社會後果作為其經濟發展的衡量標準。

　　(四)福利國家的改革

　　吉登斯提出了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改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型國家的構想，其核心觀念是“關懷社會”，認為舊的福利形式無法減少不平等和消除貧困。

　　首先，要轉變觀念，調整人們的社會福利觀，強調從社會索取的權利和為社會盡責的義務同時存在。第二，轉變方式，其基本原則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儘量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經濟資助。第三，發展一套積極的供方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從福利到工作的轉變”。最後，福利供給的重組應當與積極發展的公民社會結合起來。

　　(五)生態現代化

　　吉登斯反對保護環境會影響積極發展的觀點，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我們要更加關註科學技術對環境的影響，環境保護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創造就業機會，並刺激經濟的發展。同時，吉登斯認為，應當尋求對科學和技術的民主化，取消專家對專業知識的壟斷，應使廣泛的人群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過程中來。

　　(六)全球體系改革

　　作為一種全球性的政治哲學，第三條道路旨在進一步推進全球一體化。吉登斯說，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地方的主動性來加以回應，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對於“民族國家”，吉登斯認為，今天的民族認同必須是一種合作的環境下開放性和反思性的建構，跨國聯合可能會使民主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而且應該是進一步治理變化莫測的國際經濟。對於全球經濟治理，吉登斯提出了要發展適當的管制來監控金融交易，對具體的國家或金融市場提供官方的國際流動資金，提供解決債務危機問題有序的渠道等措施。

　　首先，生產力的發展是“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產生的根本原因。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保障思想作為社會的一項基本政策，其具體內容的制定和實施也必然以當代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為基礎。社會保障思想最早產生於西方國家，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歷了三次科技革命之後，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勞動生產率得到巨大提高，尤其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的增加，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這些現象都顯示出生產力的發展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進步。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這就使得國家能夠從社會生產中獲取大量社會財富，從而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儲備充足的財政資金。只有國家擁有強大的，才能夠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之所以能夠產生併在實踐中得以貫徹執行，這是與當時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是分不開的。

　　其次，經濟全球化是“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產生的必要原因。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該國的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第三條道路”國家也是如此。經濟全球化是整體社會變遷的基礎，它必然會導致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使得當時的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的控制國內經濟，經濟的開放性使得國內公民就業的不穩定因素逐步的增加；政府對經濟的巨集觀調控的力度減小，對企業政策的干預力度變得乏力，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國家經濟的獨立性極大地被削弱了；與此同時國內實行的浮動匯率制度又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的通貨膨脹，人們的實際收入相對減少，國家財政收入相對減少，這就使得繳納各種社會保障費用的來源變得非常不穩定；很多傳統產業由於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面臨淘汰、轉移的風險，大批產業工人因此面臨失業的危險。人們對自己生活的環境沒有安全感，迫切的需要國家的社會保障政策穩定整個社會的恐慌，增加人們對生活的安全感。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同時它也就構成了“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產生並形成的基本的國際背景。基於經濟全球化即將或者已經帶來的風險，“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在“福利國家”和保守黨社會保障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政策理念。通過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相互結合，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保障社會全體公民的生活。社會保障政策最直接針對的問題就是人們普遍關註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養老問題、工傷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國家以儲備的大量的社會財富為基礎，面對經濟全球化對國內經濟所帶來的巨大的衝擊，為了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抓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應運而生了。

　　最後，金融危機是“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產生的直接原因。1997年7月2日，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這場經融危機一直持續到1999年才結束。這場金融危機雖然錶面上僅限於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但實質上卻影響到世界大多數國家，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的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暴露了世界各國存在著許多社會問題，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深刻反思。除了東南亞地區外，美國受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最為明顯：貿易赤字迅速增加、失業人數猛增、投資結構變更，經濟困境降低了人們的支付能力，也大大降低了許多人的生活質量。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整個世界範圍的金融危機再一次全面爆發，波及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這場金融危機相對於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而言，波及面更廣，對世界經濟、政治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許多國家的經濟嚴重衰退、貨幣紛紛貶值、企業破產倒閉、失業率增加、社會福利下降、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股市低迷、經濟發展速度下滑。

　　經濟領域的巨大變化帶來了人們心理上的改變，他們越來越失去安全感。持續發展的金融危機如不加以控制勢必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要想減少金融危機對社會生活的衝擊，就必須完善和鞏固社會保障制度。受經濟危機的影響，人們的生活困難，大量的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家庭收入的減少導致人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導致物價上漲，家庭收入的減少和物價上漲的雙重作用下，人們的實際購買力普遍降低；貧富差距日益拉大，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兩極分化更加嚴重，進一步引起人們心理上的失衡，等等。對於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些社會問題急劇爆發，並引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國際經驗證明，社會保障制度是應對社會風險、規避社會危機的有效制度措施。為了應對已經存在或新產生的社會危機，“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便產生了。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三條道路”社會保障思想是基於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危機這樣的國際大背景，為了適應當今世界經濟的劇烈變化而產生的。

　　 一、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基本價值觀

　　近十年來，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興與衰是西方政壇的一件大事，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註。它是西方國家的中左翼理論家、政治家，應對冷戰結束、全球化、風險社會等一系列挑戰時，力圖贏得選民支持併進行更好的統治或治理所做出的一種理論建構和政治實踐。“第三條道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進行的關於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和模式的又一次探索。

　　總體來說，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一個以超越“左”與右為價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責任和國際主義等為基本價值觀，以建立充滿活力的政府與社會為目標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為當代西方中左翼政黨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政策依據。

　　二、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驟然勃興及其原因

　　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面對當時的經濟不景氣以及一系列棘手的國內社會問題，柯林頓採用一種靈活、實用的中間派立場，號召人們放棄對政治與社會主張上傳統的“左派”與“右派”的劃分方式，最終贏得競選。這標志著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開始提出。1994年，被譽為布萊爾“精神導師”的安東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書，稱“第三條道路”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之路”，布萊爾開始在公開場合使用“第三條道路”來闡述自己的思想主張。1997年，布萊爾競選勝利，出任英國首相，其政治口號就是“第三條道路”。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著名的《第三條道路》，系統闡述了英國版“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理念。同年9月，布萊爾出版了《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一書，從政治實踐角度闡述了“第三條道路”的具體主張，引起西方政壇的廣泛興趣。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興起，絕非少數理論家和政治家的心血來潮，而有著深刻的理論根源和歷史原因，尤其與當今時代的變化有著密切關聯。全球化的勃興、冷戰的結束、新自由主義的強勢以及風險社會的到來，一系列相互勾連的變化對西方的政治哲學和政黨的執政綱領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刻舟求劍式的一味因循顯然行不通，立足現實的革弊興新成了普遍思路。

　　從20世紀70-80年代始，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帶動，整個世界在科技、政治、文化、環境甚至風險等方面的聯繫都在日益緊密，各類活動越來越超出了原有民族國家的範圍和控制能力。全球化的興起給世界各國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如世界性物質財富的增長和貧富分化的加劇、文明的融合與衝突、跨國公司對於民族國家統治職能的削弱、經濟的自由得到強化的同時卻在腐蝕民主的根基等等，都需要各國執政黨從理論上做出相應的解釋和回答，併在相應的政策上有所體現。西方中左翼政黨，從這種現實背景出發，試圖經由“第三條道路”的提出與實踐，對上述問題做出回應。

　　冷戰的結束，使得兩大陣營之間相互對抗、相互抵制的思維模式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資本主義內部一直被冷戰所掩蓋和壓抑的基本矛盾的各種變化形式漸漸浮出水面並被疊加、放大。如德國前社民黨主席拉封丹所說，在原先兩極對立的國際政治格局下，西方的“民主政體國家”可以通過與前蘇聯等東方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的對比中獲得自己的合法性，顯示自己的優越性。而現在，人們則必須用對他們內部的要求的尺度來衡量這些民主政體國家，從他們自己的目的來表明他們是否沒有辜負其民主政體。“第三條道路”的興起也是西方中左翼政治家們現實地去面對本國“內部要求”，以重新獲得統治合法性的一種嘗試。

　　此外，“第三條道路”的出現，還是西方中左翼政黨對抗右翼政黨強勢的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努力。里根、撒切爾夫人等人上臺之後，美英等國的右翼政黨開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從經濟政策到意識形態的強勢，使得西方民眾還沒來得及反思就已經被迫全盤接受下來。新自由主義者在全球鼓吹只要一切交給“市場”，自由、平等和幸福就會在全球實現，為西方主導的“全球主義”鳴金開道，使得資本主義的“美英模式”日益驅逐著相對優良的、更關註社會公平的“萊因模式”。社會福利被削減，貧困人口在增加，中產階級不斷“瘦身”，連續的金融危機，伊拉克戰爭……所有這些都還只是世界狀況惡化的“冰山一角”。“失去了對手”的資本主義，漸漸摘下文明的溫情面紗，開始了向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回歸——對內加重剝削，對外任意干涉。因此，“第三條道路”的出現，是西方中左翼政黨對右翼政黨強勢的新自由主義的一種修正。

　　三、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迅速衰落及其反思

　　儘管“第三條道路”的提出，導致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1998年甚至出現過歐盟 15國中有 13國由社會民主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粉紅色歐洲”的盛況。但是，“左”“右”折中的“第三條道路”並沒有實現“超越”的預期，沒能有效解決西方各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從而使自身陷入了困境。布萊爾、施羅德等人在執政後期已恥於提及“第三條道路”或是“新中間”。隨著他們的卸任，轟轟烈烈的“第三條道路”不過10年光景就偃旗息鼓。雖然這條“新路”沒能走遠，但並不意味著這種探索沒有意義和價值。每一個被政府採納並倡導的政治理論，不僅會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印記，而且也在型塑著未來的政治架構。

　　其實、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提出伊始，就不斷受到西方學者的批評，指出“第三條道路”缺乏系統有效的經濟理論支撐，只是某些西方政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提出的口號式的政治理念，隨著領導人的換屆乃至執政黨的更迭，難逃曇花一現的命運。事實驗證了這種擔憂。

　　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迅速衰落不僅歸因於它缺乏嚴密完美的經濟理論，更多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能自我剋服的矛盾。為了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生產社會化的趨勢只能進一步擴展而不能倒退是不證自明的；而生產資料私有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更是不可撼動的，正是私有產權對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具有根本性的意義，資本主義的全部經濟活動正是圍繞對利潤的自利性的持續追逐組織起來的。因為只有當財產權利和利用財產獲益的權利歸屬於個人，“利潤”動機才能發揮其作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作用。當利潤成為資本家組織生產活動的唯一的持續的動力時，生產活動就喪失了原有的只為滿足人們需要的單純面貌。變身為利潤承載的容器了。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資本家為了效率可以犧牲社會公正，為了更多的收益可以非必要的裁員，為了節約成本可以無所顧忌的污染環境，也就會明白為什麼“資本主義可能會生產出我們很多人認為是不必要乃至有害的物品和勞務……也可能並不生產在我們很多人看來是必需的東西。”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恰恰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對於利潤的持續性、體制化的追逐，而後人類的共同財富又轉化為利潤鑽進了資本家個人的腰包——私有制與利潤的互相喂養、惡性共生，導致了勞動的異化、勞動者的異化，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割裂、人與人的紛爭。一方面生產社會化的歷史趨勢無法阻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死死抱住私有制不放，二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終將導致“兩個必然”的出現。

　　“剝奪者”們為了延遲被剝奪的歷史命運，殫精竭慮地對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致的破壞性。單個資本家不僅儘量擴充自身得以使其有序的範圍增大，而且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用金錢做杠桿撬動甚或支配公共政治力量來保護資產階級總體利益並使之進一步擴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充當起“總資本家”的角色。

　　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各種表現形式主要開出兩種“處方”：一是向外部轉嫁危機，二是內部自我改良。在資本主義早期，由於體制的不完善，遭遇危機對，資本主義國家多半採用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等相對簡單的轉嫁的方法，卻往往引發更嚴重的危機；隨著資本主義的日漸成熟，資本主義國家在伺機更加隱秘地轉嫁危機的同時，將解決矛盾的主要方式集中在內部自我改良方面，“使昔日野蠻的、赤裸裸的資本主義，變成比較文明、有點人情味的現代資本主義了。這種變化，絕不是因為資產階級‘仁慈’，而是出於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本性，出於為其自身求生存的考慮。”基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自我改良，必然不能是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在堅持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西方國家不斷地根據現實的變化進行體制上的改革和創新，以儘力緩解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

　　20世紀以來的歷史目睹了這兩種方法的輪番“表演”。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第三次科技浪潮的衝擊使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前進的腳步日益加快，導致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所引發的其他各種矛盾的成長期也日益縮短——萌芽剛剛出現就被迅速“催熟”了。“轉嫁”與“改良”這兩種方法的交替速度也越來越快。迄至今日，儘管這兩種手段同時並用，似乎也無法阻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破壞性邏輯——各種矛盾愈來愈多、愈演愈烈。當代西方的“第三條道路”的迅速衰落標志著在全球化、風險社會的背景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各種表現形式，經由“沒有了對手”的新自由主義的強勢推進、業已激化到接近極點，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各種樣式的自我改良的存活期必定越來越短。畢竟，在資本主義“以利為本”的驅策之下，“經濟陀螺”自身的飛速旋轉以及它對政治、社會、文化等其他領域的全面侵蝕，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了它自身的“永遠的過渡期”。那種某個政治理論、治國方案一經採納就可以安然穩妥地運行良久的狀況，很難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