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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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濟 (state economy)

　　國家經濟是指某國國內經濟中支撐該國經濟的自主性，並對該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國家經濟安全具有重大影響的部分或產業組合(通常所說的戰略產業組合)。

　　PPI是生產者物價指數的英文縮寫，它是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來觀察不同時期貨物和服務商品價格水平變動的一種物價指數，反映了生產環節的價格水平，也是制定有關經濟政策和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依據。在我國，PPI一般指統計局公佈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目前我國PPI的調查產品有4000多種，包括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涉及調查種類186個。其中，能源原材料價格在PPI構成中占較大比重。

　　通常情況下，PPI走高意味著企業出廠價格提高，因此會導致企業贏利增加；但如果下游價格傳導不利或市場競爭激烈，走高的PPI則意味著眾多競爭性領域的企業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成本壓力，從而影響企業贏利，整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也將受到考驗。

　　我國的PPI自2007年10月份開始，漲幅持續提高，從3．2％持續攀升到2008年8月份的10．1％，漲幅達到了兩位數。這引起人們極大的關註。

　　我國近一年多PPI攀高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需求急速擴張下，資源類產品價格持續走高，而我國部分資源匱乏、內外需求旺盛，經濟對於外部資源的依存度越來越大，導致國內PPI走高，直至2008年8月份創下10．1％的新高。

　　但是，在PPI連創新高的同時，而CPI卻連續下降，形成了明顯的“剪刀差”。按理說，PPI對CPI有一定的傳導作用，PPI增高，也會推動CPI增高。為什麼會出現PPI和CPI背道而馳的現象呢?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歷史來看，在物價上漲周期，PPI和CPI的峰值出現的時刻不同，CPI峰值在很多時候較PPI早幾個月。以我國2004年前後的物價上漲為例，CPI於2004年7月達到5．3％的高點，而PPI則於同年10月達到8．4％的高點，相差3個月。同時，進入2008年以來，由於供需矛盾和資本炒作等多方面原因，以原油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沖高，帶動我國PPI漲幅明顯提升，更凸顯了兩指標走勢之差。

　　第二，我國現階段PPI向CPI的傳導並不順暢。PPI向CPI傳導上漲壓力的鏈條大致有三種：PPI(煤炭、成品油、電力)→農業生產資料→農產品→CPI；PPI(採掘工業)→水電燃料→CPI；PPI(原料工業、加工工業)→工業消費品→CPI。由於我國下游產品市場總體供大於求，而且國家對中間產品實行價格管制，這就導致PPI向CPI的傳導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PPI上漲對CPI的影響更多是在心理層面。據專家估計，當前我國PPI上漲只有10％左右可傳遞到CPI中。

　　第三，PPI和CPI兩指標的側重點不同。CPI中食品和服務業所占比重非常大，PPI則涵蓋各種工業製造業產品，兩指標的構成因素區別明顯。按權重及價格波動性來看，石油價格變動對PPI影響更為顯著，而CPI受食品價格影響更為突出。通常而言，CPI是衡量國家物價水平的最重要指標，而對於PPI以及其他價格指標，政府則很少有動力去進行專門調控。

　　不過，PPI和CPI背道而馳的局面不會長期保持，從中長期來看，PPI和CPI的差距一定會縮小，並最終保持基本同步。其實，在多數情況下CPI和PPI走勢方向是相同的。

　　總之，PPI和CPI作為整體經濟運行的核心指標，對國民經濟和資本市場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可以做一個形象的比喻：整個國家經濟就如同一輛飛馳的列車，普通居民是列車的乘客，各類企業則是列車的零部件，而國家經濟政策就是要確保這輛列車又快又穩地行駛。如果說GDP增速反映的是速度指標，那麼CPI和PPI就是表明列車運行穩定程度的核心指標。如果CPI太高，車上的乘客——廣大居民會感到列車過於顛簸受不了；如果PPI不正常，那麼列車的零部件——眾多企業則會承受過大的壓力負荷。這兩種情況一旦發生，都需要迅速對巨集觀經濟進行“點剎”與調整。因此，PPI、CPI的走勢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瞭整個經濟運行的健康程度，並可作為預判未來國家巨集觀經濟政策變化的重要指標。

　　比較民族經濟國際化階段與經濟全球化階段的各國經濟，我們不難看出國民經濟與國內經濟的差異: 在民族經濟國際化階段，一個國家可以進行國民經濟的統計，因為它是與民族經濟作為國際經濟關係的載體相適應的，也就是說，只有當不同國家的經濟是以民族經濟來區分時，國民經濟意義上的經濟統計(比如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才有可能具有實際意義。在經濟全球化階段，一個國家的經濟統計，越來越趨向國內經濟的統計(比如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因為在這時，國內市場的國際化與國內企業及出資主體的多國化，使本國經濟與外國經濟的界定變得非常困難，國民經濟的統計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難以實現，因此，不得不讓位於以地域概念為基礎的國內經濟統計。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經濟全球化階段，國際經濟關係的載體不再是民族經濟，而是基於一國範圍的國內經濟。這種國內經濟在剛剛進入經濟全球化階段時，或許還具有較大比重的民族經濟內容，但在此後的經濟全球化階段中，這種國內經濟越來越具有多國經濟的內容，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內經濟概念要比國民經濟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但是，就整個經濟全球化階段而言，無論國內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如何，如果不考慮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情況，各國經濟的自主性始終存在，並使一國的國內經濟必須服從所在國家的這種經濟自主性。在這裡，我們需要進一步比較經濟全球化階段和民族經濟國際化階段，各國經濟在自主性方面所具有的差異。

　　在民族經濟國際化階段，一國經濟的自主性是以民族經濟為基礎、並通過民族經濟的行為具體體現的; 而在經濟全球化階段，一國經濟的自主性是以國內經濟為基礎，並通過可能涉及國內多國經濟的行為具體體現的。就前者而言，一國經濟的自主性與民族經濟的行為是一致的，因而無論其覆蓋範圍如何，均不存在問題; 但就後者而言，一國經濟的自主性與國內經濟中非本國經濟部分的行為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它全面覆蓋國內經濟，就可能產生一國經濟的自主性與國外經濟之間較大的利益衝突。

　　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將經濟全球化與一國經濟的自主性對立起來，要麼仍以民族經濟的視野去觀察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麼是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標準去剪裁經濟全球化的現實，都是不符合經濟全球化階段世界經濟發展客觀實踐的思維方式造成的，它們都不利於一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階段的健康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應逐步淡化傳統的民族經濟概念，並從經濟全球化與一國經濟的自主性共存的角度，提出“國家經濟”的概念取而代之。

　　所謂“國家經濟”，是指國內經濟中支撐該國經濟的自主性，並對該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國家經濟安全具有重大影響的部分或產業組合(通常所說的戰略產業組合)。它區別於民族經濟之處在於，在它的經濟構成或產業組合中，可以包含來自國外的經濟成分，只要這些經濟成分的存在與擴張不損害所在國應有的經濟自主性; 它區別於國內經濟之處在於，它的經濟構成或產業組合，不僅只涉及國內經濟的一部分，而且這部分國內經濟(無論是本國的經濟成分，還是國外的經濟成分)必須服從提高該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

　　在民族經濟國際化階段，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國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進口替代戰略，閉關鎖國地搞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而且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當然，我們為了取得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到20世紀70年代末80 年代初，這種封閉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兩個難題: 一是勞動力供給的絕對過剩，僅僅依靠國內資本，不僅無法滿足經濟現代化所需的資本投入，而且無力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 二是發達國家隨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已經叩響了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大門，而我國就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則剛剛完成初級工業化。如果我們不能依靠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來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而是一切仍然依靠自力更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不僅僅是工業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差距，而且是工業社會與信息社會不同經濟時代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不但不可能縮小，相反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面對這兩個難題，除了引進國外的資本和技術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而國外資本和技術的引進，意味著必須對外開放，在民族經濟國際化的同時，逐步接受和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趨勢。

　　分析經濟全球化可能產生的影響和結果，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處於不同經濟時代和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同台競技，一方面會形成步入信息社會的發達國家作為全球科技創新和國際金融中心、處於工業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作為全球製造業或加工工業中心，以及包括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在內的自然資源擁有國作為全球初級產品供給中心的新的國際分工格局；另一方面會因全球利潤分配的嚴重不平衡，而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收入水平、國民福利、國際經濟地位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導致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依據科技、知識的不同含量而形成的現代國際分工，以及當今世界經濟中財富的分配與科技、知識的占有狀況相適應的現代經濟秩序。

　　二是國際分工和全球利潤分配狀況必然導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大量順差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貨物貿易的大量順差同時並存；導致發展中國家的高科技人力資源流向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管理者和熟練勞動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速度加快;導致在全球化的資本流動中，風險資本向發達國家集中，傳統資本向發展中國家集中。與此同時,國際經濟關係中的這種趨勢，又在進一步鞏固和強化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和全球利潤的分配格局。

　　三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競爭集中在科技創新和高科技人力資源方面，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競爭則集中在資金、技術、市場與管理等傳統領域。而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由於經濟整體的科技創新能力落差(信息社會的科技水平與工業社會的科技水平之差)和依托經濟資源不同(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之別)，使得發達國家相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始終保持著經濟上的強勢地位和對國際經濟規則的重大影響。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經濟全球化階段,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經濟發展、國際經濟地位變動和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不確定性或風險。發展中的中小國家擔心自己的經濟發展受阻和國際經濟地位惡化; 發展中的大國希望改善自己的國際經濟地位，同時又擔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擴大; 發達國家不僅隨時擔心來自其他發達國家對其現有經濟地位的挑戰，而且也擔心發展中的大國成為其潛在的競爭對手。正是出於種種擔心，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在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國際化總體趨勢的同時，能夠最大限度地保持本國經濟的自主性，以便在推進本國經濟發展、保持或改善自己的國際經濟地位、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力和作為。也正是由於這種出自對本國經濟利益考慮的、尋求經濟自主性的共識，決定了經濟全球化與各國經濟的自主性長期共存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在經濟全球化階段承認各國的經濟自主性,必然會使各國的國內經濟區分為兩個部分: 一是與本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國家經濟安全直接相關的那部分國內經濟或產業組合，二是與本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國家經濟安全並無直接關係的那部分國內經濟或產業組合。當國家經濟主權支持的經濟自主性與前一部分國內經濟或產業組合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國家經濟”的概念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因此，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階段，國際經濟關係的載體，既不是民族經濟國際化階段的民族經濟，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內經濟,而是作為國內經濟一部分的“國家經濟”。這時,在全球化的國際市場上，廠商之間的競爭也相應地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具有“國家經濟”之間競爭意義的企業競爭，另一種是不具有“國家經濟”之間競爭意義的企業競爭。由於廠商之間的競爭具有不同的經濟意義，因此，在不同的情況下，作為競爭主體的企業會有不同的產權結構、組織形式，而且就其產業集中度和競爭格局而言也會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國際化的國內市場上，情況更為複雜。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關註焦點，也必然從民族經濟轉向“國家經濟”,在對待國內經濟的態度方面，勢必要從全面關註國內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轉向全面開放不具有“國家經濟”意義的領域，強化在“國家經濟”領域中本國經濟的控制能力等方面。

　　最後，基於“國家經濟”的意義，在經濟全球化階段，傳統的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理論，很難與“國家經濟”的取向相適應。比如，基於本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一些國家不可能按照“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的原則，確定本國的產業結構和介入國際分工的方式。這種情況不僅發展中國家會遇到，就是發達國家在一定時期也可能會遇到。

　　當我們將WTO替代GATT理解為經濟全球化階段的必然，將“國家經濟”視為經濟全球化階段國際經濟關係的載體時，經濟全球化、WTO與“國家經濟”三者之間的必然聯繫也就再清楚不過了。它們之間的這種三位一體關係，不僅是我們把握經濟全球化階段國際經濟關係的關鍵，而且也是我們分析和確定我國加入WTO 後政府行為的基礎和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