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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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

　　第三条道路，亦称为第三种道路或新中间路线，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它是由民主社会的中间派所倡导的，属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英国工党称其为“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心思维是任何偏于某种极端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高福利社会，奉行类中庸之道。

　　“新工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就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在维护社会正义与统一价值观的同时，政府开始试图与新的全球秩序的现状进行斗争，它认识到在新时代的挑战下，旧的政治观已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作为布莱尔的智囊，吉登斯设计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大纲，以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作为其基本的指导性原则，不断深化民主，复兴公民社会，关注经济变革，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现代化。总的来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模式包括以下六个维度：

　　(一)政府改组

　　吉登斯认为，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热衷于扩大国家和政府的干预范围，新自由主义者则要求缩小国家和弱化国家的职能，而第三条道路则必须超越“把国家当地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重建国家和政府。吉登斯说，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要适应全球化的新情况。

　　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改造国家和政府，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而不是“通过把国家机构变成市场或准市场”。这就意味着：第一，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改变各级政府繁琐低效、失信于民的形象，政府的结构调整应当遵循“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准则。第二，国家要进行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政策制定，并建立防止腐败的新措施。第三，国家要提高他们管理风险的能力，改变旧的风险观念。同时，吉登斯强调，为了重塑国家的权威，还必须实现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即第二波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而新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首先就是下放权力，不仅是向下而且向上：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

　　(二)公民社会的培养

　　吉登斯认为，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应当和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积极的合作态度相伴随，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认为“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在公民社会重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首先，要复兴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制约市场和政府的权力而言带有根本性，民主秩序和有效地市场经济依赖于繁荣的公民社会。其次，公民社会也需要国家和市场权力的制约。一句话“国家既不能吞没公民社会，也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

　　(三)经济重组

　　第三条道路支持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它主要不是指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达成平衡的关系，而是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新的混合经济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以广泛的社会后果作为其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

　　(四)福利国家的改革

　　吉登斯提出了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改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构想，其核心观念是“关怀社会”，认为旧的福利形式无法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

　　首先，要转变观念，调整人们的社会福利观，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第二，转变方式，其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第三，发展一套积极的供方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最后，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的公民社会结合起来。

　　(五)生态现代化

　　吉登斯反对保护环境会影响积极发展的观点，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要更加关注科学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环境保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吉登斯认为，应当寻求对科学和技术的民主化，取消专家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应使广泛的人群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过程中来。

　　(六)全球体系改革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哲学，第三条道路旨在进一步推进全球一体化。吉登斯说，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地方的主动性来加以回应，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民族国家”，吉登斯认为，今天的民族认同必须是一种合作的环境下开放性和反思性的建构，跨国联合可能会使民主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且应该是进一步治理变化莫测的国际经济。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吉登斯提出了要发展适当的管制来监控金融交易，对具体的国家或金融市场提供官方的国际流动资金，提供解决债务危机问题有序的渠道等措施。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保障思想作为社会的一项基本政策，其具体内容的制定和实施也必然以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基础。社会保障思想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巨大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的增加，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些现象都显示出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这就使得国家能够从社会生产中获取大量社会财富，从而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储备充足的财政资金。只有国家拥有强大的，才能够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这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分不开的。

　　其次，经济全球化是“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产生的必要原因。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该国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第三条道路”国家也是如此。经济全球化是整体社会变迁的基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当时的国家政权不能完全的控制国内经济，经济的开放性使得国内公民就业的不稳定因素逐步的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小，对企业政策的干预力度变得乏力，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国家经济的独立性极大地被削弱了；与此同时国内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人们的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相对减少，这就使得缴纳各种社会保障费用的来源变得非常不稳定；很多传统产业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面临淘汰、转移的风险，大批产业工人因此面临失业的危险。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没有安全感，迫切的需要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稳定整个社会的恐慌，增加人们对生活的安全感。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也就构成了“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产生并形成的基本的国际背景。基于经济全球化即将或者已经带来的风险，“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在“福利国家”和保守党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策理念。通过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结合，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社会全体公民的生活。社会保障政策最直接针对的问题就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养老问题、工伤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国家以储备的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基础，面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应运而生了。

　　最后，金融危机是“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这场经融危机一直持续到1999年才结束。这场金融危机虽然表面上仅限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但实质上却影响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的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各国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除了东南亚地区外，美国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最为明显：贸易赤字迅速增加、失业人数猛增、投资结构变更，经济困境降低了人们的支付能力，也大大降低了许多人的生活质量。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整个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全面爆发，波及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这场金融危机相对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而言，波及面更广，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许多国家的经济严重衰退、货币纷纷贬值、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下降、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股市低迷、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带来了人们心理上的改变，他们越来越失去安全感。持续发展的金融危机如不加以控制势必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要想减少金融危机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就必须完善和巩固社会保障制度。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困难，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家庭收入的减少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导致物价上涨，家庭收入的减少和物价上涨的双重作用下，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普遍降低；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进一步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等等。对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社会问题急剧爆发，并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际经验证明，社会保障制度是应对社会风险、规避社会危机的有效制度措施。为了应对已经存在或新产生的社会危机，“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便产生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为了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的剧烈变化而产生的。

　　 一、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观

　　近十年来，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是西方政坛的一件大事，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它是西方国家的中左翼理论家、政治家，应对冷战结束、全球化、风险社会等一系列挑战时，力图赢得选民支持并进行更好的统治或治理所做出的一种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第三条道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又一次探索。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以超越“左”与右为价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为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二、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骤然勃兴及其原因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面对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以及一系列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克林顿采用一种灵活、实用的中间派立场，号召人们放弃对政治与社会主张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方式，最终赢得竞选。这标志着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开始提出。1994年，被誉为布莱尔“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称“第三条道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布莱尔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1997年，布莱尔竞选胜利，出任英国首相，其政治口号就是“第三条道路”。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著名的《第三条道路》，系统阐述了英国版“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同年9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从政治实践角度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具体主张，引起西方政坛的广泛兴趣。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绝非少数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心血来潮，而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原因，尤其与当今时代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全球化的勃兴、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强势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一系列相互勾连的变化对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刻舟求剑式的一味因循显然行不通，立足现实的革弊兴新成了普遍思路。

　　从20世纪70-80年代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带动，整个世界在科技、政治、文化、环境甚至风险等方面的联系都在日益紧密，各类活动越来越超出了原有民族国家的范围和控制能力。全球化的兴起给世界各国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跨国公司对于民族国家统治职能的削弱、经济的自由得到强化的同时却在腐蚀民主的根基等等，都需要各国执政党从理论上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回答，并在相应的政策上有所体现。西方中左翼政党，从这种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经由“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冷战的结束，使得两大阵营之间相互对抗、相互抵制的思维模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内部一直被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基本矛盾的各种变化形式渐渐浮出水面并被叠加、放大。如德国前社民党主席拉封丹所说，在原先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西方的“民主政体国家”可以通过与前苏联等东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对比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而现在，人们则必须用对他们内部的要求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民主政体国家，从他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他们是否没有辜负其民主政体。“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也是西方中左翼政治家们现实地去面对本国“内部要求”，以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尝试。

　　此外，“第三条道路”的出现，还是西方中左翼政党对抗右翼政党强势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努力。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人上台之后，美英等国的右翼政党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政策到意识形态的强势，使得西方民众还没来得及反思就已经被迫全盘接受下来。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鼓吹只要一切交给“市场”，自由、平等和幸福就会在全球实现，为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鸣金开道，使得资本主义的“美英模式”日益驱逐着相对优良的、更关注社会公平的“莱因模式”。社会福利被削减，贫困人口在增加，中产阶级不断“瘦身”，连续的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还只是世界状况恶化的“冰山一角”。“失去了对手”的资本主义，渐渐摘下文明的温情面纱，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回归——对内加重剥削，对外任意干涉。因此，“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是西方中左翼政党对右翼政党强势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

　　三、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及其反思

　　尽管“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导致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甚至出现过欧盟 15国中有 13国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是，“左”“右”折中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实现“超越”的预期，没能有效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从而使自身陷入了困境。布莱尔、施罗德等人在执政后期已耻于提及“第三条道路”或是“新中间”。随着他们的卸任，轰轰烈烈的“第三条道路”不过10年光景就偃旗息鼓。虽然这条“新路”没能走远，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探索没有意义和价值。每一个被政府采纳并倡导的政治理论，不仅会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印记，而且也在型塑着未来的政治架构。

　　其实、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提出伊始，就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指出“第三条道路”缺乏系统有效的经济理论支撑，只是某些西方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口号式的政治理念，随着领导人的换届乃至执政党的更迭，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事实验证了这种担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不仅归因于它缺乏严密完美的经济理论，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自我克服的矛盾。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只能进一步扩展而不能倒退是不证自明的；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是不可撼动的，正是私有产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是围绕对利润的自利性的持续追逐组织起来的。因为只有当财产权利和利用财产获益的权利归属于个人，“利润”动机才能发挥其作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作用。当利润成为资本家组织生产活动的唯一的持续的动力时，生产活动就丧失了原有的只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单纯面貌。变身为利润承载的容器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本家为了效率可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了更多的收益可以非必要的裁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无所顾忌的污染环境，也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可能会生产出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不必要乃至有害的物品和劳务……也可能并不生产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必需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利润的持续性、体制化的追逐，而后人类的共同财富又转化为利润钻进了资本家个人的腰包——私有制与利润的互相喂养、恶性共生，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的纷争。一方面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趋势无法阻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死死抱住私有制不放，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终将导致“两个必然”的出现。

　　“剥夺者”们为了延迟被剥夺的历史命运，殚精竭虑地对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致的破坏性。单个资本家不仅尽量扩充自身得以使其有序的范围增大，而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用金钱做杠杆撬动甚或支配公共政治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总体利益并使之进一步扩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充当起“总资本家”的角色。

　　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主要开出两种“处方”：一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二是内部自我改良。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遭遇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多半采用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等相对简单的转嫁的方法，却往往引发更严重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在伺机更加隐秘地转嫁危机的同时，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集中在内部自我改良方面，“使昔日野蛮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变成比较文明、有点人情味的现代资本主义了。这种变化，绝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仁慈’，而是出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性，出于为其自身求生存的考虑。”基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必然不能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西方国家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变化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以尽力缓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世纪以来的历史目睹了这两种方法的轮番“表演”。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冲击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进的脚步日益加快，导致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所引发的其他各种矛盾的成长期也日益缩短——萌芽刚刚出现就被迅速“催熟”了。“转嫁”与“改良”这两种方法的交替速度也越来越快。迄至今日，尽管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似乎也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破坏性逻辑——各种矛盾愈来愈多、愈演愈烈。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标志着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经由“没有了对手”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势推进、业已激化到接近极点，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各种样式的自我改良的存活期必定越来越短。毕竟，在资本主义“以利为本”的驱策之下，“经济陀螺”自身的飞速旋转以及它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全面侵蚀，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它自身的“永远的过渡期”。那种某个政治理论、治国方案一经采纳就可以安然稳妥地运行良久的状况，很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