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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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量改革是指改革發展一般是以不觸動現存的“存量”格局(包括其利益格局、功能角色等)、而是在“做大”的過程中通過新的增量成分來達到改善其整體上對於社會的適應度的一種辦法。“增量改革”在基本不觸動國有企業的產權或所有權基礎或者說難以對國有企業進行實質性改革和大幅度改革的前提下通過大力發展非國有企業達到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效率的改革策略。

　　增量改革是與存量改革相對應的改革模式。在社會利益格局中，存量利益既是傳統體制的基礎與支撐，同時也獲得了傳統體制全面保障；增量利益的小部分處於傳統體制的邊緣或末端，大部分處於傳統體制之外，主要體現為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發育的成果。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採取了“增量改革先行、以增量帶動存量”的模式(如著名的價格雙軌制)，這樣的路徑選擇有兩個好處：最初，主要是放鬆對增量空間的管制，解放市場的生產力和社會的生命力，為國家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也為改革積累更多經驗與智慧；當改革進行了一定階段，來自存量利益群體的阻力越來越大，改革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繼續堅持以擴大增量利益為主的增量改革，繼續避開存量改革的“雷區”，儘量不觸動存量利益的“乳酪”，這有利於減少來自存量利益群體的阻力，避免改革因阻力太大、困難太多而陷於停滯。

　　增量改革優先，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按照增量改革的邏輯，存量利益群體在傳統利益格局中舉足輕重，任何改革都不能直接而迅速地損害他們的利益，而從增量改革入手，不斷擴大和優化增量利益，一方面可以把改革的總盤子做大，不斷鞏固、強化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存量利益有一個“自然消退”的過程，其盤子會越來越小，同時增量利益的一部分“自然沉積”為新的存量利益，存量改革也將漸次展開，存量利益的品質將得到提升優化，最終形成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全面推進、增量利益和存量利益協同改善的局面。

　　增量改革優先，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在一些地方和領域不乏成功的操作，最典型的就是人們常說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過渡”。“老人老辦法”保障了傳統體制下存量利益群體的利益；“新人新制度”保障了改革條件下增量利益群體的利益，也有利於人們建立對改革後利益水平的穩定預期；“中人逐步過渡”順應了新舊體制轉型的變化，有利於緩解衝突、減輕震蕩，逐步消化改革的成本和代價。

　　改革開放以來，增量改革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這一點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然而，現實的情形總是比邏輯的形式複雜得多，一種改革模式在邏輯上高度自洽，不意味著現實中一定收穫完美的結果。以早期增量改革的成功案例——價格雙軌制為例，其成功在於既照顧了計劃內的存量利益，又通過計劃外的增量引入了市場效率，但這項改革實施不久，就出現利用雙軌制囤積居奇、倒買倒賣等不法交易和腐敗現象，令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成績打了折扣。

　　增量改革遵循“先易後難、不動存量”的邏輯，一開始就留下了一個內在的矛盾——存量利益群體的力量難以受到有效約束，他們雖然未必極力反對改革，但他們有可能強力介入增量改革，並將增量改革形成的增量利益掌控在手中。近些年來，這種可能性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不幸成為現實，一些地方不但存量改革進展不力，而且原本以市場發展、社會發育為主體的增量改革，也變成了一場存量利益群體主動出擊“跑馬圈地”的運動，不但傳統存量利益群體對改革的阻力未能消除，新興增量利益群體由於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無形中也轉變成了阻礙進一步改革的力量。

　　多年來的經驗證明，改革如果不徹底，則其在推進至某個特定的階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時，往往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妨礙改革進一步推進的重要阻力。由於改革不徹底而產生的種種弊端，包括腐敗、尋租、社會不公等，又必須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進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採取增量改革戰略，目的是為了減少改革阻力，積蓄改革力量，縮短改革進程，最終目的還是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因此，改革終歸要推進到國有部門。在體制外改革已經為全面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準備了必要條件的基礎上，就應當抓住時機，在占用了國民經濟中大部分重要資源的國有部門進行整體配套改革，實現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

　　由於沒有能夠及時實現改革戰略的轉變，國民經濟中已經搞活的體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的體制內部分之間出現了劇烈的摩擦，經濟體系中存在著許多漏洞，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就經常受到威脅。正如青木昌彥在《比較制度分析》一書中所指出的，一個體系中的各種制度具有戰略互補性，某一項或幾項制度發生變革，其他的制度要麼進行相應的變化，要麼就會與新制度不相配合，對新制度的實施產生阻礙。因此，制度變革本質上就應該是整體推進的，雖然在實施上可以分步進行，否則，就會存在巨大的制度運行成本。

　　20世紀80年代雙軌並存引致的諸多矛盾表明，問題的癥結在於：在雙軌體制下，“國家辛迪加”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經濟資源的遺產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這些遺產，就不能不徹底進行國家體制的改革。正是由於認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鄧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啟動以“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使中國的政治體制適應於市場經濟的需要。“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遺憾的是，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沒能進行下去。由於喪失大步推進改革的時機，行政腐敗、通貨膨脹等問題愈演愈烈，而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把這次經濟和政治動蕩歸罪於市場取向的改革，指責“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於是，發生了改革開放以後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年初鄧小平做了推動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南方講話以後，才迎來新的改革開放熱潮。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在巨集觀經濟體系建立和所有制結構調整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基本標誌是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較大的下降。不過從全面建立市場經濟所有制基礎的角度看，改革的大關並沒有過。例如1993年，雖然國有經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稀缺經濟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資金為例，國有部門占用了70%以上的信貸資源。此外，由於政府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使適合市場經濟的金融、財稅等體系難以健全。發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於，舊有的國有經濟體制，亦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國家辛迪加”，或者用現代語言說，黨政經一體化的大公司，乃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以此為依據的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如果在舊體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重，就會以種種口實(包括政治藉口)阻礙國有部門改革和改組的進行，改革和改組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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