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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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又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

　　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而不是像計劃經濟一般由國家所引導。市場經濟有時也被用作資本主義的同義詞。

　　在市場經濟里並沒有一個中央協調的體制來指引其運作，理論上，市場將會透過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產生複雜的相互作用，進而達成自我組織的效果。市場經濟的支持者通常主張，人們所追求的私利其實是一個社會最好的利益。

　　經濟學家所定義的自由市場模型，則是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干預或其他強迫力量的體制。這種理論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實際上可能有許多無法合法進行的部分，不過地下經濟便可以被視為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實踐。

　　“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經濟學著作中，後廣泛流行於資本主義各國。但是，人們對它的態度卻褒貶不一。有人把它與商品經濟等同起來，認為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市場經濟；有人則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因而極力反對它。歸納起來，大體有以下六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指以私有製為基礎的一種經濟制度。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首先是一種計劃經濟，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一種市場經濟。據此，他們把市場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制度對立起來。

　　第二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以私有製為基礎、決策高度分散化、一切經濟活動均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的一種經濟形式。持這種觀點的人把市場經濟形式與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相等同，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三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一個等同的概念。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市場經濟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產生而產生、發展而發展的，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經濟，既然市場經濟=商品經濟，那麼它就是一個一般性的經濟範疇，市場經濟也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分。

　　第四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一種形式。雖然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不矛盾的，但二者不是一個等同的概念，市場經濟必然是商品經濟，但商品經濟未必都是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市場經濟只是商品經濟的一種形式。但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不同人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商品經濟有公有制商品經濟與私有制商品經濟之分，而市場經濟只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並不等於市場經濟；有人則認為市場經濟是高度社會化的商品經濟，即採用有巨集觀管理的市場配置方式的商品經濟。

　　第五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一種組織管理體制。與市場、市場調節一樣，市場經濟也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商品經濟愈發達，市場經濟這一組織管理體制也愈健全與完善。

　　第六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社會經濟形式。社會經濟形式的具體形態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的；當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候，出現的是自然經濟；當生產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發展的時候，出現的是商品經濟；當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與此相適應出現了市場經濟。因此，他們認為市場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商品經濟之後的又一種社會經濟形式，它是比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更加高級的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新階段。

　　市場作為一種交易活動或交換的場所，早已存在。但作為以市場為主來配置社會資源的市場經濟的形成則不過幾百年。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自由市場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也叫古典市場經濟，即完全由市場力量來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一般指20世紀以前存在的市場經濟。它建立在工業革命以及相應的生產技術基礎上，以機器生產為主體，生產能量得到充分的釋放。這一階段採取的是一種國家不幹預經濟生活的自由放任政策，整個經濟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自由運作，社會經濟運行呈現出一種無組織、無計劃的自然運行狀態。然而，自由市場經濟在帶來異常可觀的經濟效果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令人憂慮的狀況，這便是生產過剩或經濟蕭條，這種經濟危機以周期的形式經常發生。為了彌補這種自由市場競爭的失靈，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了政府干預。這樣，自由市場經濟就發展為現代市場經濟。

　　現代市場經濟萌芽於20世紀初，形成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它是建立在更加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基礎之上，實行國家巨集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相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及其運行更趨完善，表現為市場機制的健全，法律的完備，保障制度的社會化、規範化，巨集觀調控手段的完善以及調控機制的健全，較之自由市場經濟，更加註重巨集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註重對效率與公平的協調。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個更加高級的階段。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會出現許多理論和實踐上需要解決的新情況、新問題，從而推動了經濟理論的發展。在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不具備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需的外部條件，市場體系還不完善。這一階段，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是探討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揭示其內在運行機制，探求增加財富的途徑和手段。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正是這一階段經濟思想的集中體現。他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使人們第一次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有了清晰的認識。亞當·斯密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各國實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的經濟學家也大都沿著經濟自由主義的軌跡，結合當時的經濟發展需要進行經濟理論的發展與創新。

　　進入20世紀，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使經濟理論發生了一個大轉折。那種認為通過市場的調節經濟就可以達到均衡的理論與經濟現實大相徑庭。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指出市場的自發調節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使經濟自動達到均衡，因而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政府的干預。這就標志著古典學派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已經讓位於必須進行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以此為標誌，市場經濟進入了有巨集觀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階段。市場經濟理論也由此沿著經濟自由主義、政府干預主義的不同軌跡繼續向前發展，甚至出現了把二者結合起來的新綜合的趨向。世界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已經表明，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是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上運行的，同時又離不開國家的巨集觀調節。

　　市場經濟也有可能存在政府的干預。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最主要的差異並不在於政府影響程度的大小，而是在於政府的影響力是否會用於強迫性阻礙私人的決定上。在市場經濟里，如果政府需要更多鋼鐵，那政府會收取稅賦並以市場價格買入鋼鐵。而在計劃經濟里，政府只需要下令生產鋼鐵、並且依據法令設立價格便能取得鋼鐵。結合了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機制的經濟體制則被稱為混合經濟。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便是混合經濟的例子之一。

　　政府在市場經濟上究竟應扮演何種角色依然是爭論的話題。大多數市場經濟的支持者認為政府有著保護和執行基本法規的正當性。更多的爭論聚焦於政府在指引經濟和處理市場不平等上應該扮演多大的角色。舉例而言，貿易保護主義的關稅、中央銀行的利率、和社會福利計劃一直都是爭論的焦點。

　　米爾頓·佛利民與其他許多個體經濟學家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和管制將會造成市場情報的傳送被阻撓甚至停止，而使市場無法正常運作，他認為這樣將會造成許多嚴重的政府外部性問題如通貨膨脹、衰退、和蕭條。米爾頓·佛利民認為大蕭條其實是由政府製造的外部性所引發的。佛利民說：“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藉由授與人們與他人合作的權利，和免受強迫或中央引導的力量，個人的政治權利行使將不會遭受減弱。”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爾頓·佛利民認為經濟的自由在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創立和維持上是不可或缺的。他們相信這種經濟自由只有可能在以市場為主的經濟里才有可能達成，尤其是在自由市場經濟里。他們相信足夠的經濟自由可以透過市場的價格和財產權利機制來實現。他們認為一個社會若擁有更多的經濟自由，也代表擁有更多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工業革命後紛紛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這種經濟體制的趨同，一方面表明市場經濟具有極強的吸納能力和兼容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市場經濟模式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美、德、日市場經濟體制是迄今世界各國中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它們各有特點，各具風格。這種市場經濟模式的多樣性、差異性，既是各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內容，也是各國相關經濟政策、國情和文化歷史傳統差異的折射。1991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轉換到市場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場經濟的三種主要模式：美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法國、日本的行政管理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美國市場經濟模式，即“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模式，又稱“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它十分強調保障企業作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權利，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一般較少直接觸碰企業，而是指向市場。其體制與運行特征主要有：

　　（1）企業享有比較充分的自主權。美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自由企業制度。企業作為市場活動的獨立主體，擁有比較完整、充分的權利，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等微觀決策通常都是由企業自行決定。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重點是企業的自由。當然，企業的這種“自主性”是建立在較完備的法律基礎上的。因此，企業經營中一般都很重視法律方面的工作，較小的公司聘有專職律師，較大的公司一般都設立法律部。

　　（2）市場是經濟運行的中心環節，政府巨集觀調控活動集中在市場上。美國政府比較強調市場的合理性，註重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美國通過了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立法，以法律手段儘力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最早的反托拉斯法是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對托拉斯的行為作出了限制。其後100多年來，針對反托拉斯過程中的問題又通過了不少相關立法。另外，由於市場調節的有效與否取決於市場提供給企業的信號是否真實，美國政府把儘可能地使市場信號真實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職責，目標主要是反周期和反通貨膨脹。

　　（3）政府巨集觀調控手段偏重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美國政府對經濟運行的介入和干預也是依法進行的，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依據對市場總需求的分析，採用或松或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為了擴大或壓縮市場上的有效需求，通過市場上供求總態勢的變動，引導企業對市場作出反應的形式進行決策調整。相對而言，美國政府巨集觀調控手段不那麼強調具體功能以及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

　　（4）體制關係的透明度較高。美國模式中政府、市場和企業的相互關係以及各自地位，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作出規定。尤其是政府的行為，都要以立法為依據。政府的巨集觀干預和調節，也必須落實到法律上，通過立法來貫徹執行，具有較高的公開性。

　　德國模式，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巨集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是將個人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通過國家的有限干預實現“社會公正”。路德維希·艾哈德是社會市場經濟的主要奠基者，他把社會市場經濟概括為“自由加秩序”。其體制與經濟運行特征主要有：

　　（1）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自由競爭，限制壟斷。市場競爭是推進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動力，也是社會最主要的支柱。壟斷和“不道德競爭”是市場機制有效性的最大威脅。政府干預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和維護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消除有礙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因素。只要市場機制健全，就能合理引導企業，因此政府不必對企業進行“多餘”的直接干預。在市場自由的基礎上，企業也是自由的；企業的自主性，又是市場機制有效作用的必要條件。

　　（2）巨集觀調控的核心目標是實現穩定與均衡。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取決於經濟環境的有序和經濟運行的穩定，其中主要是指價格穩定、貨幣穩定、增長穩定以及收入穩定。為此，巨集觀調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制度政策、穩定政策和社會政策。制度政策即保證充分、有效的市場競爭政策；穩定政策包括物價、貨幣、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具體手段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結構政策等；社會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社會保障等。

　　（3）有比較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德國市場經濟力爭經濟高效率又兼顧社會公平。為維護社會公平，德國通過立法推行監督、影響之下的雇主與職工“共向決定”制度。有關工人就業和收入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工人都有參與決定的權力。另外，德國進一步擴展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企業和職工（認保繳費）的“三方付費”制度，建立起了比較完備、具有較高水平的醫療、失業、退休和事故等各種各樣的保險，以及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制度。

　　（4）體制關係的透明度很高。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法律保障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各種立法建立和維護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競爭秩序。體制關係中透明度很高。

　　日本模式，即所謂政府指導型，又稱“社團市場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曾歷經幾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在1950-1990年的40年間，年均增長率高達7.7％。日本非常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調控市場，也直接引導企業，並且將重點放在後者之上。日本市場經濟體制與運行的特點有：

　　（1）比較突出地強調政企合作。日本“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並不是指企業的自主發展必須充分考慮來自政府的各種信號，而主要是尋求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調一致。在這種體制關係中，十分強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同參與決策，爾後分別在巨集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具體實施。企業仍然是獨立的微觀經濟主體，但受到政府有關經濟計劃的明顯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其自主程度相對較低。

　　（2）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把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發揮市場調節的同時，重視政府巨集觀調控對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日本的政企關係建立於市場與企業關係的基礎之上，政府巨集觀調控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場調節，而是設法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

　　（3）有一套官民結合的嚴密而有效的經濟管理的組織體系。日本的“政府主導型”還表現在它的經濟組織制度上。從政府機構到半官方的經濟審議會，再到民間的行業團體和企業間內部的橫向聯繫，是一個政府主導、民間經濟界充分參與的多層次官民一體型體系。官與民相互聯繫，互通意見，有機結合。這樣既便於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切合實際，平衡各方利益，又有利於經濟政策得到企業和公眾的響應和自覺執行。

　　（4）政府巨集觀調控的手段側重於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從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來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尤以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為佳。經濟計划具有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等特點，主要任務是提出國民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和總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政策措施與手段。產業政策主持制定的產業結構設想和產業組織政策，指明產業的發展目標，實行產業傾斜，並從稅收、金融等方面給這些產業以一定的優惠，以推動實現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優化，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5）體制關係的透明度較低。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強調政企合作，既有政府對企業大量的隨機監督與指導，又存在著企業經常尋求政府指導和扶持的現象。由於這種密切的聯繫，不可能時時處處訴諸法律程式，因此，日本市場經濟的公開性較差，透明度也較低。

　　世界各國市場經濟的豐富實踐，使得市場經濟的模式在多樣化的基礎上日益走向互相整合。現代市場經濟存在著以下共同特點：

　　（1）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是指為使經濟行為達到最優和最適度的狀態而對資源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進行分配的手段和方法的總稱。市場經濟區別於計劃經濟的根本之處就在於不是以習俗、習慣或行政命令為主來配置資源，而是使市場成為整個社會經濟聯繫的紐帶，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社會各種資源都直接或間接地進入市場，由市場供求形成價格，進而引導資源在各個部門和企業之間自由流動，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

　　（2）經濟行為主體的權、責、利界定分明。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如家庭、企業和政府的經濟行為，均受市場競爭法則制約和相關法律保障，賦予相應的權、責、利，成為具有明確收益與風險意識的不同利益主體。如果經濟行為主體的權責利不界定清楚，那麼，主體特別是企業這一微觀層次就很難成為真正的自主性市場競爭主體。

　　（3）經濟運行的基礎是市場競爭。從市場經濟的理念上普遍強調競爭的有效性和公平性。為達到公平競爭的目的，政府從法律上創造出適宜的外部環境，為企業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日本的禁止壟斷法等等。只有把各市場利益主體的活動都納入到法律的框架內，才能維護市場競爭的有序性和正常運行。

　　（4）實行必要的、有效的巨集觀調控。在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時期，國家的經濟職能主要是保護經濟發展的秩序，不直接干預經濟運行。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便成為經常的、穩定的體制要求，政府能夠運用經濟計劃、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對經濟實行干預和調控。其目的，一方面是為經濟的正常運轉提供保證條件；另一方面則是彌補和糾正市場的缺陷。

　　（5）經濟關係的國際化。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它使各國經濟本著互惠互利、揚長避短的原則進入國際大迴圈。經濟活動的國際化不僅表現在國際進出口貿易、資金流動、技術轉讓和無形貿易的發展等方面，還表現為對協調國際利益的各種規則與慣例的普遍認同和參與。

　　美國“企業自主型”市場經濟強調對企業自主地位的確立和保障，政府對企業的關係真正的含義是服務；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以穩定求發展和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良性迴圈的做法，對於處理好發展與穩定、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日本“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強調市場與計劃的有效結合，對於後發達國家發揮政府調節的優勢，提高資源利用的時空效率也不乏參考價值。

　　對於市場經濟的經濟原則也有許多不同的批評。這些批評者的的分佈相當廣泛，從徹底反對市場經濟、到計劃經濟的支持者，例如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或者是那些希望政府實行大量管制的人，又或者是那些認為人性的貪婪是註定不道德的人。對於市場經濟在實踐上的主要批評之一，便是主張市場的外部性（亦即那些無法經由市場價格反映出的問題）將會造成大浩劫，如環境的污染便是一例。另一項批評則主張市場經濟將會產生壟斷，市場最終將會毀滅自身的機制。

　　如果某種資源是有限的，而浪費行為產生，那麼資源就會被消耗殆盡。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里並沒有機制能夠確保有限的資源被最正確地使用。這並非市場經濟遭受的唯一批評。

　　在市場失靈或外部性的例子中，負面的外部性包括了壟斷、公共利益的缺乏、以及社會的不均等如極端貧窮的出現。市場失靈是因為市場無法透過價格機制取得正確和足夠的資訊所造成的。舉例而言，目前市場上並沒有任何管道能夠瞭解污染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其代價。一些人認為這些失靈代表政府必須進行有限的干預。

　　米爾頓·佛利民認為許多的市場失靈能夠藉由情報的公開而解決，而不是透過政府控制的途徑。情報的公開並不代表政府會真的去管制商業的運作，而是代表情報的公開能使市場依據消費者所提供的價格決定採取怎樣的動作。

　　佛利民也主張污染能夠經由“執照”來解決污染的外部性。藉由允許公眾販賣解決污染的執照，解決污染成為了一種行業，市場便能針對污染的損害提出一個價格。他相信這種政府“管制”能提供資訊更為流動的環境，而不是對市場隱瞞這些資訊。如果人們真的在意空氣污染，那這項情報將能流入市場，公司便能對此作出反應保護環境以賺取利潤。佛利民相信政府能夠扮演修正市場外部性的角色—只要政府是幫助情報的傳送而不是去掩蓋它。

　　但一些市場經濟的支持者認為政府不該減少市場的自由，因為他們不同意市場本身存在外部性，認為那其實是政府所製造的，他們也不認為市場上存在著需要政府介入才能解決的問題。其他一些人則認為政府應該在適當的程度下介入市場，以避免市場失靈導致的產生。在社會市場經濟的模型里，國家將會針對那些市場無法滿足其參與者需求的部分進行干預，約翰·羅爾斯便是這種概念的知名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