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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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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通貨膨脹(disinflation)

目錄

什麼是反通貨膨脹

  在經濟中, 反通貨膨脹指的是通貨膨脹速度下降,此時經濟仍然處於通貨膨脹的狀態。比如,當一個國家處於反通貨膨脹時,物價增長率從每年10% 減緩至每年3%, 雖然說物價仍然在增長,但是增長的速度下降了。

  而通貨緊縮指的是物價下降,與通貨膨脹相對。

反通貨膨脹的形式

  國家中央銀行,如聯準會,可經由設定利率及其他貨幣政策來有力地影響通貨膨脹率。高利率(及資金需求成長遲緩)為央行反通脹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業及生產來抑制物價上漲

  然而,不同國家的央行對控制通貨膨脹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說,有些央行密切註意對稱性通貨膨脹目標,而有些僅在通貨膨脹率過高時加以控制。歐洲中央銀行因在面對高失業率時採行後者而受指責。

  貨幣主義者著重經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資金供給來提高利率。凱恩斯主義者則著重於經由增稅或降低政府開支等財政手段來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對金融政策的解釋部分來自羅伯特·索羅對日用品價格上漲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抵抗通貨膨脹方法為:固定貨幣與黃金等固定參考物的兌換率,或降低浮動貨幣結構中的邊際稅率以鼓勵形成資本。所有這些政策可透過公開市場操作達成。

  另一種方法為直接控制薪資與物價。美國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森主政下,曾試驗過這種方法。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政策與刺激需求面同時實施。故供給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潛在產出)與需求增長產生衝突。經濟學家一般視物價控製為不良作法,因其助長短缺、降低生產品質,從而扭曲經濟運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經濟嚴重衰退導致成本昇高,或在抵抗戰時通貨膨脹的情形下,這樣的代價或許值得。

  實際上,物價控制可能因抵抗通貨膨脹而使經濟衰退更具影響力(因降低需求而提高失業率),而經濟衰退可在需求高漲時防止物價因控制產生歪曲。

反通貨膨脹的政策

  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是政府巨集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政府應當如何反通貨膨脹,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呢?巨集觀經濟學提出了兩種基本的思路,一是用製造經濟衰退的辦法來抑制通貨膨脹,二是用收入政策反通貨膨脹。

  1.用經濟衰退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

  這是一項反需求拉動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由於需求拉動通貨膨脹的起因是過度需求,因此,只要抑制總需求,就可以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在政策上,政府可以通過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意味著要減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稅收,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應當抽緊銀根,減少貨幣供給量,提高利率。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需求和國外的需求即凈出口的減少,從而導致總需求的減少。在總供給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總需求的減少會導致價格水平的降低,從而對通貨膨脹起到抑製作用。但這也會導致產出水平的下降,從而引起經濟衰退。如圖1所示。

Image:用经济衰退抑制通货膨胀.jpg

  在圖1的坐標中,縱軸為通貨膨脹率,橫軸為產出水平。坐標中的垂線代表潛在產出水平,AS線為短期總供給曲線,AD線為總需求曲線。假設總供給為AS線不變,經濟中最初的總需求曲線為AD1線,這時的產出水平為Y1,高於潛在產出水平Yc,通貨膨脹率較高為 ,說明這時的經濟在高點運行,資源被過度利用,經濟出現過熱。政府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減少了總需求,使總需求曲線從 AD1線左移到ADc線,這時的通貨膨脹率就會從 下降到 ,但是產出水平也相應下降到Yc的水平。通常,當產出水平達到Yc時,在經濟社會中也就實現了充分就業,假如這時的通貨膨脹率 是可以接受的,那麼也就意味著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實現了。如果認為 的通貨膨脹率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就會繼續減少總需求,使總需求曲線左移,當總需求曲線移至AD2線時,通貨膨脹率會進一步下降到 ,但是產出水平則進一步下降到Y2。這時,由於實際產出水平低於潛在產出水平,經濟中的實際失業率會高於自然失業率。由此可見,如果政府使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壓縮總需求,就可以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但也會使經濟出現一次明顯的衰退過程。經濟衰退不僅意味著產出水平的減少,也意味著失業的增加。

  用經濟衰退來抑制通貨膨脹,實踐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政策選擇,即漸進主義的政策選擇與激進主義的政策選擇。漸進主義的政策選擇的基本目標是以較緩的經濟衰退和較低的失業率為代價在較長的時間內來降低通貨膨脹率。這就意味著在政策措施上,政府應當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緊縮的力度應當較小,在較長的時間內實現降低通貨膨脹率的目標。

  與漸進主義的做法相反,激進主義的政策選擇是以較大幅度的經濟衰退和較高的失業率為代價在較短的時間內來實現降低通貨膨脹率的目標的。這就意味著在政策措施上,政府會採用較大力度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措施,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降低通貨膨脹率的目標。激進主義的政策選擇雖然能夠迅速地降低通貨膨脹率,但一定會造成較大幅度的經濟衰退。

  既然通貨膨脹率的降低是以經濟衰退為代價的,那麼,這一代價的大小應當如何衡量呢?為此,巨集觀經濟學引入了“犧牲率”這一概念。所謂犧牲率,就是指作為反通貨膨脹政策結果的GDP損失的累計百分比與實際獲得的通貨膨脹率的降低率之間的比率。假定一項反通貨膨脹的政策在3年時間內把通貨膨脹率從10%降低到4%,即通貨膨脹率降低了6%,其代價是第一年的產出水平低於潛在產出水平10%,第二年低8%,第三年低6%,則GDP的總損失是%=(10%+8%+6%),於是犧牲率即為4=(%÷6%)。

  2.收入政策

  這種政策是針對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而提出的一項反通貨膨脹的政策。由於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是由工資的過快增長和利潤的非正常增長引起的,因此,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工資收入和產品價格的上升來抑制由此而引發的通貨膨脹。所謂收入政策,就是政府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對工資收入和產品價格的上升而進行某種限制的政策,這種政策通常要藉助於工資與物價管制、道義勸告和改變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方法來實現。

  支持使用工資和物價管制的方法來抑制通貨膨脹的經濟學家認為,工會和企業利用自己對勞動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壟斷力量來保持自己的實際收入,致使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持續增長,而要抑制貨幣工資和價格的上升,就有必要採取對工資收入和產品價格進行管制的收入政策。

  多數經濟學家都反對使用限制工資收入和價格的方法來抑制通貨膨脹。首先,人為地限制產品的價格會扭曲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價格信號,不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其次,這種做法並沒有觸及通貨膨脹的深層原因;再者,在實踐中,這種控制工資收入和產品價格的做法其實很難實施,這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做法涉及到了成千上萬名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成千上萬種產品甚至所有產品的價格,因為通貨膨脹會導致所有的產品一起漲價,而不是每個商品的價格分別上升。此外,強行限價還存在著另一個困難,這就是各種商品的相對價格是不斷變化的,如果價格控制要持續相當長時間的話,它必須允許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動,否則,低於均衡價格的那些產品就要發生短缺,而高於均衡價格的那些產品則會出現過剩。

  政府採用收入政策反通貨膨脹的另一種方法是道義勸告。所謂道義勸告,就是政府不是通過強制性地控制貨幣工資和產品價格,而是巧妙地通過勸說或施加壓力的方法告誡廠商和工會不要提高產品價格和試圖要求增和工資。通常,政府會編製物價和工資的指導線,希望工會和廠商能夠遵守。政府也可以通過某種方式給企業施加壓力,用永不購買該企業的產品來威脅那些不聽從勸告的企業。在歷史上,肯尼迪總統曾擔心美國鋼鐵公司提價會引起通貨膨脹,於是他通過對鋼鐵公司施加壓力的方式,成功地使公司放棄了提價的企圖。可見,道義勸告實際上是政府對貨幣工資和物價進行非強制性管制的一種收入政策。

  道義勸告的辦法所以能夠奏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方法改變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新古典巨集觀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們堅信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會改變通貨膨脹的發展趨勢。他們認為,政府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所以能夠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人們相信這項政策可以成功。如果人們相信政府所採取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是能夠成功的,這種信心和預期本身就有助於消滅通貨膨脹。相反,如果人們認為政策不可能奏效,那麼,通貨膨脹就可能持續下去,並且使之加劇。

美國的反通貨膨脹經驗及其啟示[1]

  自從紙幣流通以來,通貨膨脹就與世人的經濟與日常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和普遍的現象。如果僅就表象而言,似乎只要在紙幣流通的地方,就難免或多或少地存在通貨膨脹的現象,通貨膨脹與紙幣流通就像一對孿生子,似乎成為紙幣流通的必然現象然而,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紙幣流通也許是通貨膨脹之所以能夠產生的外部原因,但它只為通貨膨脹的產生提供了客觀基礎,紙幣流通並非一定會產生通貨膨脹。也就是說,在紙幣流通這一表象背後,還有產生通貨膨脹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問題是直到目前為止,人們還難以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從根本上遏制或者制止通貨膨脹,甚至未能對通貨膨脹的本質給予有效的定義。在眾多的通貨膨脹研究中,一般都認為通貨膨脹是一種由於紙幣的發行過多而導致物價的持續上漲和貨幣貶值的經濟現象;或者說,是一種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引起的物價水平的全面上漲和貨幣的貶值。

  一般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活動主要是通過私有企業在一個基本自由的市場經營而形成的。在完全市場化的自由經濟中,發生通貨膨脹的歷史必然較為長久,因此治理通貨膨脹的措施也就比計劃經濟國家來得有力。一般認為,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興奮型的通貨膨脹,其表現的方式和導致的後果較為直接和猛烈。而計劃經濟國家的通貨膨脹則多數屬於抑制型的通貨膨脹,其表現方式較為隱蔽,但所造成的後果並不亞於前者。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治理通貨膨脹比較成功,反通貨膨脹措施相對有效的是日本和德國,它們的最大經驗是始終將幣值的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甚至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當經濟的增長與穩定之間發生矛盾時,寧願放緩經濟的增長速度,也不以犧牲穩定作為代價而換取經濟的增長。而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代表的美國,近年來雖然一直處在其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但主觀上也曾經試圖通過推行通貨膨脹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增長,也就是把通貨膨脹作為一種經濟杠桿來使用。然而,由於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客觀上不存在正的相關關係,也就是說,就根本上而言,通貨膨脹不可能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健康地增長,反而可能使經濟陷入滯脹的狀態。因此,當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以至阻礙了國民經濟的增長時,美國政府也被迫採取某些反通貨膨脹的措施。所以,美國的反通貨膨脹更多地是用痛苦的代價換來的經驗教訓,但這種經驗教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似乎比日本、德國的成功經驗更具有借鑒的意義。

  從橫向看,美國的通貨膨脹程度和反通貨膨脹的態度與力度在西方國家中均屬中等;從縱向看,美國的通貨膨脹從二戰以來經歷了一個有起有伏的由重到輕的過程。在反通貨膨脹的態度上也經歷了一個由利用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的增長逐漸向自覺反通貨膨脹轉變的發展過程。根據美國各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和反通貨膨脹的特點,可以把美國二戰以來的通貨膨脹和反通貨膨脹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 1939~1948年為第一個時期。這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及戰後初期。在此期間,美國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曾高達16. 4%,主要原因是:

  (1)因出售軍事物資而使黃金大量內流造成貨幣供應量的急劇增加;

  (2)因卷入戰爭而使現金支出不斷增加致使財政赤字的連年擴大;

  (3)因對戰後經濟發展趨勢的錯誤判斷而通過就業法導致物價的持續上漲。

  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政府先後採取了下列的反通貨膨脹措施: (1)控制消費者信用。如對分期付款規定首次付款額和最長期限; (2)提高存款準備金率; (3)實行價格的直接管制,即規定每類產品的最高價格限額; (4)提高貼現率; (5)設立道義勸說手段。從1948~1965年是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

  期間經濟增長快,通貨膨脹率低,年均通貨膨脹率只有3% ~4%,且波動較小。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主要原因是: (1)為了和前蘇聯爭霸世界尤其是發動侵朝戰爭而發生龐大的軍費開支; (2)奉行凱恩斯主義而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 (3)美聯儲的逆風向行事政策以及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作用等。

  為此政府相應採取的反通貨膨脹措施有: (1)通過解除釘住國庫券利率政策以改變聯儲公開市場的被動局面; (2)通過提高貼現率和法定准備金率的操作來緊縮銀根; (3)通過工資和價格凍結等收入措施來壓縮需求。上述措施的共同作用特別是美聯儲公開市場政策作用的發揮,使美國這一時期的通貨膨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從1966~1980年為第三個時期。這是美國通貨膨脹不斷嚴重的一個時期,期間的年均通貨膨脹率高達7%~8%。導致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產生的主要原因是: (1)實行赤字性財政政策而導致的財政赤字的逐年擴大; (2)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而使通貨膨脹火上澆油; (3)由於石油提價和美元貶值而造成的成本推進加劇了通貨膨脹的程度; (4)壟斷的加劇對本已嚴重的通貨膨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此,美國政府相應採取瞭如下措施: (1)通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來對付通貨膨脹。如將貼現率調至高達12%的水平和減少預算赤字、限制貸款等; (2)通過對工資、物價和租金實行直接管制的收入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但是,由於該時期反通貨膨脹政策的不穩定性以及相關政策的不配套而收效甚微,致使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 1980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3. 5%。

  從1981年開始至今是美國通貨膨脹歷程的最後一個時期,也是美國反通貨膨脹取得初步勝利的20幾年,在此期間,年均通貨膨脹率降至2. 5%,特別是近年來美國經濟中出現的低通脹、高增長和較低的失業率更被認為是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最好時期。但這一時期仍然存在低微的通貨膨脹,其主要原因是: (1)因為奉行凱恩斯主義而導致的巨額財政赤字; (2)公眾由適應性轉向前瞻性的通貨膨脹預期心理; (3)工資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造成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

  而相應採取的反通貨膨脹措施主要有: (1)堅定持久地執行以控制MI目標增長率為主的貨幣政策; (2)通過平衡預算和緊急控制赤字修正案以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 (3)把穩定價格作為貨幣政策的單一目標。由於措施的得力而且態度比較堅定,使財政赤字逐年減少,通貨膨脹率不斷下降,為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縱觀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通貨膨脹和反通貨膨脹史,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某些經驗教訓並有所借鑒:

  1.保持中央銀行的相對獨立地位是反通貨膨脹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保證

  “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終究是一種貨幣現象”。無論需求拉上、成本推進、結構性因素,還是體制原因,通貨膨脹的最終發生,都必須通過貨幣供應量的超常增長來實現;而各種反通貨膨脹措施要取得成功,最終也要看能否把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真正控制住。可見,中央銀行對於反通貨膨脹的成敗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中央銀行又是政府的銀行,而政府除了管理經濟外,還有社會、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任務,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當政府迫於社會壓力或為了特定的目的而必須解決某一問題時,常常會求助於中央銀行的印鈔機。這時,如果中央銀行缺乏相對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的反通貨膨脹政策就會經常受到政府各種壓力的干擾而導致反通貨膨脹計劃的破產。在這方面,美國幾十年的反通貨膨脹史既有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了保證聯儲的獨立性,美國做出了某些制度安排,如聯儲相對獨立於政府工作:聯儲理事會理事的任期長於總統任期等。其目的在於保證聯儲免受日常的政治壓力。因為在反通貨膨脹的初期,經濟經常會出現滑坡,失業率會提高,因此社會各界對中央銀行的壓力必然增大,這時如果中央銀行迫於壓力而放鬆銀根,反通貨膨脹的努力就會功虧一簣;反之,如果這時中央銀行能夠頂住各方面的壓力,繼續堅持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實施,那麼,經過一段時間後,不但通貨膨脹率會逐漸降低,而且經濟也會逐漸複蘇。美聯儲的獨立性對於80年代以來美國反通貨膨脹取得的初步成功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證。

  一般認為,我國的通貨膨脹存在需求拉上、成本推進以及結構不合理甚至體制方面等各種因素在內的綜合成因,是一種混合型的通貨膨脹。如果就貨幣系統自身而言,中央銀行缺乏相對獨立性則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中央銀行自1983年成立以來,由於先天不足,後天又培育不良,因此長期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表現在:

   (1)我國中央銀行無獨立行使職能的權力,過分依賴政府,與政府的關係長期沒有理順。在我國,中央銀行只是純粹的貨幣工具,不能根據貨幣政策目標獨立行使貨幣發行權,從而經常導致貨幣的超量發行;

   (2)中央銀行缺乏對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干預和調控機制,反之又受當地政府的行政干預太多,使中央銀行的巨集觀調控能力大大削弱,從而導致信用、投資和消費的持續膨脹;

   (3)由於上述原因又反過來導致中央銀行的作用長期未能充分發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美國反通貨膨脹政策的經驗教訓中,我們可以看出,保持中央銀行的相對獨立性,是一個國家反通貨膨脹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制度保證。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各個部門之間分工協作的良好關係客觀上為中央銀行保持相對獨立性提供了可能,但這種可能的實現仍然必須藉助於有關的法規和制度保證來進行。

  就目前而言:

   (1)應首先理順我國中央銀行的行政隸屬關係,可以考慮先從體制改革入手,將中央銀行從目前國務院所屬的政府部門的性質中解脫出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工作部門,直接向全國人大負責。這樣做既與我國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大趨勢相一致,也從組織結構上保證了中央銀行作用的有效發揮;

  (2)在貨幣發行方面,可由全國人大制定出相應的法規,制約中央銀行每年的貨幣發行額和信貸擴張量。各級政府和任何部門都無權干預。從而使我國的貨幣發行管理體制儘快從人治走向法制。這對於保證我國中央銀行的相對獨立性、完善我國通貨膨脹的“貨幣閘門”將有重要作用;

   (3)中央銀行與政府的關係集中表現在中央銀行與財政的關係上。因此,如何有效地理順中央銀行與財政的關係,是保證中央銀行相對獨立地位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具體而言,就是如何解決財政赤字的彌補問題。

  多年來,我國的財政收支幾乎年年赤字,客觀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在目前金融市場還不發達、不完善的條件下,這種壓力常常是引發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從我國長期以來的投資膨脹———財政赤字———多發紙幣———通貨膨脹的惡性迴圈中就可以得到說明。因此,必須從根本上為財政赤字的彌補找到一條出路,從而為通貨膨脹的產生減輕壓力,為保證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創造條件。就目前而言,可供選擇的較好辦法是財政赤字信用化,既通過發行國債,尤其是各種中短期可貼現的國庫券,以及通過發行更多的股票債券和其他金融工具,並不斷改進國庫券的發行方式,進一步開發債券市場,創新資本市場,搞活流通,從而使財政的營運走上規範化道路,以真正理順中央銀行與財政的關係。

  2.堅持把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是實現零通貨膨脹的根本出路

  在如何處理政府巨集觀經濟管理目標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之間的關係上,長期以來人們存在著很大的爭論。過去,由於凱恩斯相機抉擇理論的影響,通常認為中央銀行應把巨集觀經濟管理的四大目標(即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作為貨幣政策目標。

  這種理論被運用於實踐,至少有下列兩個方面的危害:

  (1)雖然四大目標從長期來看是相互一致的,但它們至少在短期中存在很大的矛盾。例如,當失業率提高,經濟衰退時,為了在短期內刺激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政府就要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犧牲物價穩定的目標。而當通貨膨脹較高時,政府為了反通貨膨脹,就必須付出失業率升高、經濟滑坡的代價。在此左右為難之際,政府為了眼前利益,往往會以犧牲物價穩定為代價來換取暫時的經濟繁榮和充分就業,從而損害經濟的長期健康持續的穩定發展;

  (2)容易導致反通貨膨脹計劃的流產。因為在通貨膨脹初期,經濟一般會出現滑坡,失業率會提高,因此為了兼顧其他目標,中央銀行常常會被迫放棄反通貨膨脹計劃。

  幾十年來,美聯儲基本上執行的是多目標的貨幣政策。但事實已經證明,美國的多重貨幣政策目標是不可行、也是不現實的。在實際運作中,美聯儲總是被迫在四大目標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四大目標根本無法彼此兼顧,它們實際上是美聯儲在某一特定時期的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範圍而並非一組配套的目標。

  在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是穩定幣值和發展經濟的雙重貨幣政策目標。就理論上而言,我國貨幣政策雙重目標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統一關係。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兩者又經常是矛盾的,當經濟發展的速度導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時,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物價的上漲和幣值的下跌,這種以犧牲幣值的穩定而換取的經濟增長顯然是不可取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持續增長的。

  當幣值不穩,物價上漲到整個社會無法承受的程度時,就會被迫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放慢經濟發展速度、控制貨幣發行、減少貸款、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加強現金管理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等等,從而使國民經濟左右搖擺、大起大落,時冷時熱,造成重大損失,結果是欲速反而不達。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國幾十年的建設實踐也證明瞭這一點。因此,應把我國長期奉行的雙重貨幣政策目標改為穩定幣值的單一貨幣政策目標。理由是:首先,目標與目的是有所區別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目標首先就應該是為了幣值的穩定;而發展經濟則是國家的巨集觀政策目標,同時也是中央銀行穩定幣值的目的。很顯然,兩者是總體目標與具體目標、直接目標與最終目標的不同。其次,實踐證明,雙重貨幣政策目標難以兼顧,總是顧此失彼,而且在取捨之間中央銀行又總是被迫以犧牲物價的穩定來換取經濟的增長。我國曆次經濟高速增長的後果總是伴隨嚴重的通貨膨脹的事實就是很好的例證。最後,改為單一目標後,把幣值和物價的穩定放在首位,不僅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直接目標相吻合,也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即發展經濟相一致。總之,當中央銀行選擇穩定幣值作為單一目標後,可避免總是處於兩難甚至多難的選擇之中,竭力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從而在實現自身貨幣政策目標的同時,間接地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最終實現發展經濟與穩定幣值之間的最大和諧與內在統一。

  3.主要應用貨幣政策提高國內需求是目前預防通貨膨脹的有效措施

  不同類型的通貨膨脹會有各種不同的發生原因和表現形式,有時通貨膨脹還會是各種不同類型的組合。因此,反通貨膨脹措施也需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的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成功。我國的通貨膨脹就形式而言無可例外地也是一種貨幣現象,但在貨幣現象後面又隱藏著導致通貨膨脹的各種特殊原因,既有成本推進,又有需求拉上,還可能是各種因素的混合,而且各個時期通貨膨脹的成因也各不相同。由於國情的不同,客觀上決定了我國的通貨膨脹成因具有特殊性,因此無法生搬硬套國外的經驗教訓。但是,我們在治理通貨膨脹時卻總是習慣於“一刀切”,一會兒是緊縮銀根,全面整頓;一會兒又是放鬆銀根,一哄而上。結果造成“一緊就死,一松又亂”的惡性迴圈,使國民經濟遭受極大的震蕩和破壞。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由於計劃失誤和巨集觀經濟失衡而引起的,也與大量的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不規範有關。

  總之,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十分複雜,因此對通貨膨脹的治理也必然是一個系統工程,只能通過綜合治理、對症下藥、有的放矢地加以解決。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這幾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還是一種投資拉動型的增長,而且這種投資還是一種與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大方向相悖的以國家為主體的投資行為。在目前國內外經濟的大環境下,如果主要依靠財政政策,巨集觀調控的迴旋餘地顯然會變得越來越小,難度則會越來越大。應該認識到,以國家作為投資的主體,用財政的錢來進行投資,只能局限於一些公共基礎部門,政府的真實意圖只能是“拋磚引玉”,藉此為民間資本搭建一個平臺,拓寬空間,調動起全社會的投資積極性,把國內需求這個輪子儘快地轉動起來。因此,目前的關鍵是要如何把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激發出來,把有效需求刺激上去,把具有實質意義的“新增長點”培植起來,如扶持非國有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儘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科技投入和收入水平以拉動投資和消費需求以及適當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等等。事實證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能否有效配合,對反通貨膨脹的能否成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最後,通貨膨脹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其治理也必然是一項社會工作。因此,在制定和實施反通貨膨脹政策的過程中,不能僅僅單純地運用各種經濟政策和僅僅註意各種經濟政策的配合與協調,還必須同時運用各種法律的、行政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的手段來輔助各項經濟政策的實施,以配合政府的反通貨膨脹努力,這將會是反通貨膨脹過程中層次更高、更有意義的一項工作。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由於通貨膨脹與社會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所發生的通貨膨脹已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經濟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的政治心理和文化現象。因此,要較為徹底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僅靠政府和經濟學家的努力是不夠的,只有當民眾提高了通貨膨脹和反通貨膨脹的認識並自覺地參與通貨膨脹的治理,只要我們能夠真正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努力致力於和諧社會的構建,那麼,通貨膨脹問題的徹底解決也就為期不遠了。

參考文獻

  1. 黃志強.論美國的反通貨膨脹經驗及其啟示.東南學術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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