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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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通货膨胀(disinflation)

目录

什么是反通货膨胀

  在经济中, 反通货膨胀指的是通货膨胀速度下降,此时经济仍然处于通货膨胀的状态。比如,当一个国家处于反通货膨胀时,物价增长率从每年10% 减缓至每年3%, 虽然说物价仍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下降了。

  而通货紧缩指的是物价下降,与通货膨胀相对。

反通货膨胀的形式

  国家中央银行,如联准会,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

  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採行后者而受指责。

  货币主义者着重经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经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

  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森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

  实际上,物价控制可能因抵抗通货膨胀而使经济衰退更具影响力(因降低需求而提高失业率),而经济衰退可在需求高涨时防止物价因控制产生歪曲。

反通货膨胀的政策

  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政府应当如何反通货膨胀,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呢?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用制造经济衰退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二是用收入政策反通货膨胀。

  1.用经济衰退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这是一项反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由于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起因是过度需求,因此,只要抑制总需求,就可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在政策上,政府可以通过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意味着要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应当抽紧银根,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的需求即净出口的减少,从而导致总需求的减少。在总供给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减少会导致价格水平的降低,从而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但这也会导致产出水平的下降,从而引起经济衰退。如图1所示。

Image:用经济衰退抑制通货膨胀.jpg

  在图1的坐标中,纵轴为通货膨胀率,横轴为产出水平。坐标中的垂线代表潜在产出水平,AS线为短期总供给曲线,AD线为总需求曲线。假设总供给为AS线不变,经济中最初的总需求曲线为AD1线,这时的产出水平为Y1,高于潜在产出水平Yc,通货膨胀率较高为 ,说明这时的经济在高点运行,资源被过度利用,经济出现过热。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了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从 AD1线左移到ADc线,这时的通货膨胀率就会从 下降到 ,但是产出水平也相应下降到Yc的水平。通常,当产出水平达到Yc时,在经济社会中也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假如这时的通货膨胀率 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实现了。如果认为 的通货膨胀率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就会继续减少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左移,当总需求曲线移至AD2线时,通货膨胀率会进一步下降到 ,但是产出水平则进一步下降到Y2。这时,由于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经济中的实际失业率会高于自然失业率。由此可见,如果政府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压缩总需求,就可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但也会使经济出现一次明显的衰退过程。经济衰退不仅意味着产出水平的减少,也意味着失业的增加。

  用经济衰退来抑制通货膨胀,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即渐进主义的政策选择与激进主义的政策选择。渐进主义的政策选择的基本目标是以较缓的经济衰退和较低的失业率为代价在较长的时间内来降低通货膨胀率。这就意味着在政策措施上,政府应当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紧缩的力度应当较小,在较长的时间内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

  与渐进主义的做法相反,激进主义的政策选择是以较大幅度的经济衰退和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在较短的时间内来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的。这就意味着在政策措施上,政府会采用较大力度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激进主义的政策选择虽然能够迅速地降低通货膨胀率,但一定会造成较大幅度的经济衰退。

  既然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那么,这一代价的大小应当如何衡量呢?为此,宏观经济学引入了“牺牲率”这一概念。所谓牺牲率,就是指作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结果的GDP损失的累计百分比与实际获得的通货膨胀率的降低率之间的比率。假定一项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在3年时间内把通货膨胀率从10%降低到4%,即通货膨胀率降低了6%,其代价是第一年的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10%,第二年低8%,第三年低6%,则GDP的总损失是%=(10%+8%+6%),于是牺牲率即为4=(%÷6%)。

  2.收入政策

  这种政策是针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提出的一项反通货膨胀的政策。由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由工资的过快增长和利润的非正常增长引起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工资收入和产品价格的上升来抑制由此而引发的通货膨胀。所谓收入政策,就是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对工资收入和产品价格的上升而进行某种限制的政策,这种政策通常要借助于工资与物价管制、道义劝告和改变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方法来实现。

  支持使用工资和物价管制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认为,工会和企业利用自己对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垄断力量来保持自己的实际收入,致使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持续增长,而要抑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上升,就有必要采取对工资收入和产品价格进行管制的收入政策。

  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使用限制工资收入和价格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首先,人为地限制产品的价格会扭曲资源配置所依赖的价格信号,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这种做法并没有触及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再者,在实践中,这种控制工资收入和产品价格的做法其实很难实施,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做法涉及到了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成千上万种产品甚至所有产品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所有的产品一起涨价,而不是每个商品的价格分别上升。此外,强行限价还存在着另一个困难,这就是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价格控制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话,它必须允许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否则,低于均衡价格的那些产品就要发生短缺,而高于均衡价格的那些产品则会出现过剩。

  政府采用收入政策反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方法是道义劝告。所谓道义劝告,就是政府不是通过强制性地控制货币工资和产品价格,而是巧妙地通过劝说或施加压力的方法告诫厂商和工会不要提高产品价格和试图要求增和工资。通常,政府会编制物价和工资的指导线,希望工会和厂商能够遵守。政府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给企业施加压力,用永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来威胁那些不听从劝告的企业。在历史上,肯尼迪总统曾担心美国钢铁公司提价会引起通货膨胀,于是他通过对钢铁公司施加压力的方式,成功地使公司放弃了提价的企图。可见,道义劝告实际上是政府对货币工资和物价进行非强制性管制的一种收入政策。

  道义劝告的办法所以能够奏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方法改变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坚信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改变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相信这项政策可以成功。如果人们相信政府所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是能够成功的,这种信心和预期本身就有助于消灭通货膨胀。相反,如果人们认为政策不可能奏效,那么,通货膨胀就可能持续下去,并且使之加剧。

美国的反通货膨胀经验及其启示[1]

  自从纸币流通以来,通货膨胀就与世人的经济与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和普遍的现象。如果仅就表象而言,似乎只要在纸币流通的地方,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膨胀与纸币流通就像一对孪生子,似乎成为纸币流通的必然现象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纸币流通也许是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产生的外部原因,但它只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纸币流通并非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纸币流通这一表象背后,还有产生通货膨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问题是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难以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从根本上遏制或者制止通货膨胀,甚至未能对通货膨胀的本质给予有效的定义。在众多的通货膨胀研究中,一般都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由于纸币的发行过多而导致物价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贬值的经济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引起的物价水平的全面上涨和货币的贬值。

  一般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私有企业在一个基本自由的市场经营而形成的。在完全市场化的自由经济中,发生通货膨胀的历史必然较为长久,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也就比计划经济国家来得有力。一般认为,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兴奋型的通货膨胀,其表现的方式和导致的后果较为直接和猛烈。而计划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则多数属于抑制型的通货膨胀,其表现方式较为隐蔽,但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亚于前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治理通货膨胀比较成功,反通货膨胀措施相对有效的是日本和德国,它们的最大经验是始终将币值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甚至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当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之间发生矛盾时,宁愿放缓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不以牺牲稳定作为代价而换取经济的增长。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美国,近年来虽然一直处在其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但主观上也曾经试图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也就是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杠杆来使用。然而,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客观上不存在正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就根本上而言,通货膨胀不可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反而可能使经济陷入滞胀的状态。因此,当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以至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时,美国政府也被迫采取某些反通货膨胀的措施。所以,美国的反通货膨胀更多地是用痛苦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但这种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似乎比日本、德国的成功经验更具有借鉴的意义。

  从横向看,美国的通货膨胀程度和反通货膨胀的态度与力度在西方国家中均属中等;从纵向看,美国的通货膨胀从二战以来经历了一个有起有伏的由重到轻的过程。在反通货膨胀的态度上也经历了一个由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增长逐渐向自觉反通货膨胀转变的发展过程。根据美国各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的特点,可以把美国二战以来的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1939~1948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战后初期。在此期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曾高达16. 4%,主要原因是:

  (1)因出售军事物资而使黄金大量内流造成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增加;

  (2)因卷入战争而使现金支出不断增加致使财政赤字的连年扩大;

  (3)因对战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而通过就业法导致物价的持续上涨。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下列的反通货膨胀措施: (1)控制消费者信用。如对分期付款规定首次付款额和最长期限; (2)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3)实行价格的直接管制,即规定每类产品的最高价格限额; (4)提高贴现率; (5)设立道义劝说手段。从1948~1965年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期间经济增长快,通货膨胀率低,年均通货膨胀率只有3% ~4%,且波动较小。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 (1)为了和前苏联争霸世界尤其是发动侵朝战争而发生庞大的军费开支; (2)奉行凯恩斯主义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 (3)美联储的逆风向行事政策以及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作用等。

  为此政府相应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有: (1)通过解除钉住国库券利率政策以改变联储公开市场的被动局面; (2)通过提高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来紧缩银根; (3)通过工资和价格冻结等收入措施来压缩需求。上述措施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美联储公开市场政策作用的发挥,使美国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从1966~1980年为第三个时期。这是美国通货膨胀不断严重的一个时期,期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7%~8%。导致这一时期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1)实行赤字性财政政策而导致的财政赤字的逐年扩大; (2)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而使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3)由于石油提价和美元贬值而造成的成本推进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 (4)垄断的加剧对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此,美国政府相应采取了如下措施: (1)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如将贴现率调至高达12%的水平和减少预算赤字、限制贷款等; (2)通过对工资、物价和租金实行直接管制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该时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相关政策的不配套而收效甚微,致使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198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 5%。

  从1981年开始至今是美国通货膨胀历程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美国反通货膨胀取得初步胜利的20几年,在此期间,年均通货膨胀率降至2. 5%,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经济中出现的低通胀、高增长和较低的失业率更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最好时期。但这一时期仍然存在低微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是: (1)因为奉行凯恩斯主义而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 (2)公众由适应性转向前瞻性的通货膨胀预期心理; (3)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造成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而相应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有: (1)坚定持久地执行以控制MI目标增长率为主的货币政策; (2)通过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修正案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3)把稳定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由于措施的得力而且态度比较坚定,使财政赤字逐年减少,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为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纵观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某些经验教训并有所借鉴:

  1.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地位是反通货膨胀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保证

  “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无论需求拉上、成本推进、结构性因素,还是体制原因,通货膨胀的最终发生,都必须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来实现;而各种反通货膨胀措施要取得成功,最终也要看能否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真正控制住。可见,中央银行对于反通货膨胀的成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中央银行又是政府的银行,而政府除了管理经济外,还有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当政府迫于社会压力或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必须解决某一问题时,常常会求助于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就会经常受到政府各种压力的干扰而导致反通货膨胀计划的破产。在这方面,美国几十年的反通货膨胀史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联储的独立性,美国做出了某些制度安排,如联储相对独立于政府工作:联储理事会理事的任期长于总统任期等。其目的在于保证联储免受日常的政治压力。因为在反通货膨胀的初期,经济经常会出现滑坡,失业率会提高,因此社会各界对中央银行的压力必然增大,这时如果中央银行迫于压力而放松银根,反通货膨胀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反之,如果这时中央银行能够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继续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不但通货膨胀率会逐渐降低,而且经济也会逐渐复苏。美联储的独立性对于80年代以来美国反通货膨胀取得的初步成功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一般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存在需求拉上、成本推进以及结构不合理甚至体制方面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成因,是一种混合型的通货膨胀。如果就货币系统自身而言,中央银行缺乏相对独立性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中央银行自1983年成立以来,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又培育不良,因此长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表现在:

   (1)我国中央银行无独立行使职能的权力,过分依赖政府,与政府的关系长期没有理顺。在我国,中央银行只是纯粹的货币工具,不能根据货币政策目标独立行使货币发行权,从而经常导致货币的超量发行;

   (2)中央银行缺乏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干预和调控机制,反之又受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太多,使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削弱,从而导致信用、投资和消费的持续膨胀;

   (3)由于上述原因又反过来导致中央银行的作用长期未能充分发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美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是一个国家反通货膨胀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制度保证。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各个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的良好关系客观上为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的实现仍然必须借助于有关的法规和制度保证来进行。

  就目前而言:

   (1)应首先理顺我国中央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可以考虑先从体制改革入手,将中央银行从目前国务院所属的政府部门的性质中解脱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工作部门,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这样做既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相一致,也从组织结构上保证了中央银行作用的有效发挥;

  (2)在货币发行方面,可由全国人大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制约中央银行每年的货币发行额和信贷扩张量。各级政府和任何部门都无权干预。从而使我国的货币发行管理体制尽快从人治走向法制。这对于保证我国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完善我国通货膨胀的“货币闸门”将有重要作用;

   (3)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上。因此,如何有效地理顺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是保证中央银行相对独立地位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解决财政赤字的弥补问题。

  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收支几乎年年赤字,客观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目前金融市场还不发达、不完善的条件下,这种压力常常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从我国长期以来的投资膨胀———财政赤字———多发纸币———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就可以得到说明。因此,必须从根本上为财政赤字的弥补找到一条出路,从而为通货膨胀的产生减轻压力,为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创造条件。就目前而言,可供选择的较好办法是财政赤字信用化,既通过发行国债,尤其是各种中短期可贴现的国库券,以及通过发行更多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并不断改进国库券的发行方式,进一步开发债券市场,创新资本市场,搞活流通,从而使财政的营运走上规范化道路,以真正理顺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

  2.坚持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实现零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

  在如何处理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过去,由于凯恩斯相机抉择理论的影响,通常认为中央银行应把宏观经济管理的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这种理论被运用于实践,至少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危害:

  (1)虽然四大目标从长期来看是相互一致的,但它们至少在短期中存在很大的矛盾。例如,当失业率提高,经济衰退时,为了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政府就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牺牲物价稳定的目标。而当通货膨胀较高时,政府为了反通货膨胀,就必须付出失业率升高、经济滑坡的代价。在此左右为难之际,政府为了眼前利益,往往会以牺牲物价稳定为代价来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从而损害经济的长期健康持续的稳定发展;

  (2)容易导致反通货膨胀计划的流产。因为在通货膨胀初期,经济一般会出现滑坡,失业率会提高,因此为了兼顾其他目标,中央银行常常会被迫放弃反通货膨胀计划。

  几十年来,美联储基本上执行的是多目标的货币政策。但事实已经证明,美国的多重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可行、也是不现实的。在实际运作中,美联储总是被迫在四大目标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四大目标根本无法彼此兼顾,它们实际上是美联储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范围而并非一组配套的目标。

  在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稳定币值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就理论上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双重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两者又经常是矛盾的,当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物价的上涨和币值的下跌,这种以牺牲币值的稳定而换取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当币值不稳,物价上涨到整个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时,就会被迫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控制货币发行、减少贷款、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加强现金管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等等,从而使国民经济左右摇摆、大起大落,时冷时热,造成重大损失,结果是欲速反而不达。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国几十年的建设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应把我国长期奉行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改为稳定币值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理由是:首先,目标与目的是有所区别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首先就应该是为了币值的稳定;而发展经济则是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同时也是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目的。很显然,两者是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直接目标与最终目标的不同。其次,实践证明,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难以兼顾,总是顾此失彼,而且在取舍之间中央银行又总是被迫以牺牲物价的稳定来换取经济的增长。我国历次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果总是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事实就是很好的例证。最后,改为单一目标后,把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放在首位,不仅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相吻合,也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即发展经济相一致。总之,当中央银行选择稳定币值作为单一目标后,可避免总是处于两难甚至多难的选择之中,竭力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从而在实现自身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间接地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最终实现发展经济与稳定币值之间的最大和谐与内在统一。

  3.主要应用货币政策提高国内需求是目前预防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会有各种不同的发生原因和表现形式,有时通货膨胀还会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因此,反通货膨胀措施也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的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成功。我国的通货膨胀就形式而言无可例外地也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货币现象后面又隐藏着导致通货膨胀的各种特殊原因,既有成本推进,又有需求拉上,还可能是各种因素的混合,而且各个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也各不相同。由于国情的不同,客观上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成因具有特殊性,因此无法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教训。但是,我们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却总是习惯于“一刀切”,一会儿是紧缩银根,全面整顿;一会儿又是放松银根,一哄而上。结果造成“一紧就死,一松又乱”的恶性循环,使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的震荡和破坏。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由于计划失误和宏观经济失衡而引起的,也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不规范有关。

  总之,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十分复杂,因此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只能通过综合治理、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还是一种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而且这种投资还是一种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方向相悖的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在目前国内外经济的大环境下,如果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显然会变得越来越小,难度则会越来越大。应该认识到,以国家作为投资的主体,用财政的钱来进行投资,只能局限于一些公共基础部门,政府的真实意图只能是“抛砖引玉”,借此为民间资本搭建一个平台,拓宽空间,调动起全社会的投资积极性,把国内需求这个轮子尽快地转动起来。因此,目前的关键是要如何把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激发出来,把有效需求刺激上去,把具有实质意义的“新增长点”培植起来,如扶持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科技投入和收入水平以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及适当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等等。事实证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能否有效配合,对反通货膨胀的能否成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最后,通货膨胀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治理也必然是一项社会工作。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单纯地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和仅仅注意各种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还必须同时运用各种法律的、行政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的手段来辅助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以配合政府的反通货膨胀努力,这将会是反通货膨胀过程中层次更高、更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通货膨胀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政治心理和文化现象。因此,要较为彻底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仅靠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当民众提高了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的认识并自觉地参与通货膨胀的治理,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致力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那么,通货膨胀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为期不远了。

参考文献

  1. 黄志强.论美国的反通货膨胀经验及其启示.东南学术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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