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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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巨集觀調控下使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具體地說是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針對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國家對市場進行有效的巨集觀調控。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作了規定：

　　(1)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和中心環節。

　　(2)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

　　(3)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巨集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

　　(4)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個人收入分配製度，堅持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

　　(5)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的一般市場經濟的共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關係市場化；二是企業行為自主化；三是巨集觀調控間接化；四是經濟管理法制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的特性，是指作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具有的規定性，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結合而形成的制度性特征。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有的，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區別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這裡有兩點必須明確：一是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二是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公有制占主體，並不意味著公有制企業與其他企業處於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公有制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在平等競爭中共同發展。

　　第二，在分配製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決定了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分配必須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同時，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經營方式的存在，又在客觀上產生了多種分配方式。在市場經濟的活動中，勞動者的個人收入都會受到市場的調節。這樣的分配製度所貫徹的基本原則是：把提高效率放在優先地位，但要兼顧社會公平；既要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產生兩極分化；既要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又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在巨集觀調控上，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更好地處理中央與地方、全局與局部的關係。國家計劃是巨集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必須更新計劃觀念，轉變計劃管理職能，改進計劃方法。國家計劃要以市場為基礎，總體上應當是指導性的計劃。計劃工作的重點是合理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搞好經濟發展預測、總量調控、重大結構與生產力佈局規劃，集中必要的財力、物力進行重點建設，綜合運用經濟杠桿，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我國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是在不斷衝破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束縛和影響、採用漸進的方式推進的。面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複雜國內國際形勢，江澤民同志深刻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經驗，審時度勢、果敢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觀點，併在黨的十四大上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初步建立。

　　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

　　“變革”結束後，面對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新局，面對國內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困局，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解放思想為突破口，推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經濟改革是重中之重。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上有學者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率先涉及改革中要處理的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1979年11月，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客人時更是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我國經濟改革主要圍繞著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路展開。

　　198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經驗，在理論上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等同於指令性計劃的傳統觀念，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指導我國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成為引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路明燈，推動經濟實現持續快速發展。

　　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市場化改革取向，強調“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並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改革思路。1988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然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出現政治風波、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何去何從，中國來到了一個重大歷史關頭。

　　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89年6月，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會上堅定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這一鮮明的政治宣示，對於幫助廣大黨員幹部全面理解、自覺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具有重大意義。

　　為貫徹落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江澤民同志不僅提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主持召開一系列座談會，探求經濟體制改革思路，推動國家經濟健康發展。1991年夏，江澤民同志著手籌備召開一輪專家座談會，他要求參會人員必須具備三點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方面比較突出，敢於講話；二是對改革開放的設計、論證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參與較多；三是找一到兩名海外學成人員。另外，還要有幾個能介紹並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蘇東經濟的專家。江澤民同志還對座談會的內容提出要求，首先分析資本主義為什麼“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中有哪些值得我們研究的東西；其次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劇變進行分析，是什麼因素導致蘇東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和危機，以至於整個國家遭受重大挫折，發生急劇變化。在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敞開思路，對我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作出探討。從10月到12月，江澤民同志親自主持召開11次座談會。這一系列座談會比較充分地討論和醞釀了我國經濟體制選擇和改革目標，出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觀點。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明確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2月28日，黨中央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同志談話的要點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全體黨員幹部。3月，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落實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4月1日晚11點，江澤民同志給國家體改委負責人打電話說，“現在改革開放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下一步該怎麼辦，大家都在等待，也有點著急，體改委好好研究下，向中央提出建議”。經過討論研究，體改委的建議是希望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有所突破。

　　經過系列座談、深入思考，江澤民同志於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發表了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立足全球視野，不僅談到“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認識作了系統回顧，還介紹了國內關於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一些代表性看法，並強調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總得最後確定一種大多數同志都贊同的有關經濟體制的比較科學的提法，以利於進一步統一全黨同志的認識和行動，以利於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的新經濟體制的建立。他在講話中鮮明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他還指出，“覺得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可以為大多數幹部群眾所接受的”，並指出“雖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但也與中央一些同志交換過意見，大家基本上是贊成的”。

　　6月12日，江澤民同志進一步征求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鄧小平同志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他指出，“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黨校的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江澤民同志就黨校講話征求了黨內意見，結果表明黨內對此普遍贊同。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模式，是關係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意味著經過長達十幾年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有了明確的目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銳意理論創新結出了纍纍碩果，意味著中國正在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告別，即將迎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時刻。

　　制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巨集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那麼究竟怎樣才能按照黨的十四大精神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決定》所勾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巨集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四梁八柱”。《決定》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也借鑒了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有突破，思想性和指導性都很強，是繼續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全會結束後不久，國務院作出了《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極大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改革。同時，我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投資體制改革、價格管理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加快建設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經過一系列改革，我國不僅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極大激發了經濟發展的活力，還為改善國家巨集觀調控、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使得中國經濟進入發展快車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江澤民同志以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巨大勇氣，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實踐已經證明，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巨大的制度創新創造，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註入強大動力活力，為我國在強國之路上越走越寬廣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今天，我們已經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們只有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活力。

　　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們最為關心的是兩個“更加到位”：

　　一是構建更高水平的有效市場，對市場主體的支持和服務更加到位。聚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協調解決企業發展遇到的現實問題，完善精準有效的政策環境；優化政務服務，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和知識產權，完善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

　　二是構建更高水平的有為政府，巨集觀治理和政府監管更加到位。著力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完善巨集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健全預期管理和市場行為引導機制；著力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堅持監管規範和促進發展兩手並重、兩手都要硬，明確規則，划出底線，嚴格依法依規，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著力保障經濟安全，加強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實現重要產業、基礎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重要數據等關鍵領域安全可控。

　　圍繞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黨和政府出台了重大改革措施：

　　(1)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放開糧價。到1993年，絕大多數農產品包括糧食的價格和經營均已放開，糧價全面放開後，實行市場定價為主，糧票、糧本全部取消，原來的定量配給轉變為市場自由採購。

　　(2)改革金融體制。確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巨集觀調控體系。組建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信貸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實現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離。

　　(3)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從1994年1月1日起，實行外匯收入結匯制，取消外匯分成；實行銀行售匯制，消除外匯雙重匯率，實行人民幣牌價與外匯調劑市場價並軌，允許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可兌換；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及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等。

　　(4)企業所得稅的改革。從1994年起，改革企業所得稅，合併國有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為統一的內資企業的所得稅，改變按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不同的稅種和稅率的狀況。

　　(5)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步伐加快。國家基本上確定了在城鎮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失業保險制度進一步完善，住房制度改革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6)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經歷了兩個階段，中共十四大以前，是以放權讓利、承包責任制、兩權分離等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性調整階段；十四大後，特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標志著國企改革轉入以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階段。現代企業以企業集團、國有控股公司為主，股份制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有效途徑。

　　改革舉措的重要作用：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糧食價格和全國統一開放市場體系的建立，有利於城鄉緊密結合，有利於國內國際市場的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金融監督與巨集觀調控，有利於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匯率並軌的一舉成功，為進一步溝通國內外市場、擴大對外開放提供了良好條件；所得稅的統一，為不同所有制性質企業的競爭創造了前提；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經過多年努力，目前我國95%以上的商品資源已由市場來配置，國家定價的商品不足5%，社會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於求的已達99%。四通八達、服務周到、種類齊全的商品市場體系，已經基本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