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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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極分化原指在私有制商品經濟條件下，不斷從小商品生產者中產生少數脫離勞動的資本家和大量出賣勞動力的雇佣勞動者這樣兩個極端的趨勢。兩極分化是就貧富 “兩極”而言的，是指貧富兩極的一種變化趨勢。貧與富是矛盾與對立的兩極，是收入差距的一般表現形態。

　　兩極分化是價值規律在私有 制商品經濟中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小生產者的這種兩極分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即在封建社會末期和資本主義社會，導致和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和發展， 導致貧富懸殊。在我國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實行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 度；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 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像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那樣，把社會財富愈來愈集中到少數 人手中。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 “共同富裕”，國家可以通過法律和政策的巨集觀調控，使公民收入的差距保持在合理合法的範圍，消滅兩極分化。

　　1.特定內涵論。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規律時,得出/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據此,一些學者認為兩極分化有特定的內涵,不僅是貧富懸殊,而且貧富之間存在階級對立與剝削。吳樹青認為,不是任何一種收入差距的擴大都可以稱之為兩極分化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兩極分化是指少數人依靠壟斷生產資料,剝削和壓榨廣大勞動者,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孫居濤認為,兩極分化是指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剝削和壓榨廣大勞動者,造成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的狀況。周新城認為,兩極分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反映。勞動和資本的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本質,財富和貧困的兩極對立則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王明華認為,兩極分化作為一個階層特別是階級概念,是指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及其擴大趨勢,源於富有者對貧窮者勞動的無償占有,體現了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在分配關係上的對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

　　2.狀態趨勢論。一些學者認為,兩極分化是指社會收入分配的一種狀態或趨勢。章洪海、苟娟娟認為,兩極分化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種狀態。增量角度的兩極分化包含動態和靜態兩層意思,動態意思是收入分配差距變化的趨勢,靜態意思是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朱秀雲認為,兩極分化,作為過程,是指窮人愈窮和富人愈富的一種相對變化,而作為狀態,是指這一過程進行到某一時點,社會同時存在著大量的窮人和富人,且這些窮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達到某一程度。趙振華認為,兩極分化,既有量的標準,又有質的界定。從量上說,一般指基尼繫數超過了0.5,從質上說是指全社會形成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明顯對立的兩極,社會矛盾激化,影響了社會穩定。彭騰認為,極化有靜態極化與動態極化、絕對極化與相對極化之分。靜態極化是指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富有與窮困兩極狀態;動態極化是指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絕對極化是指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狀態明顯,絕對富有與絕對貧困並存;相對極化是指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化,一極是所占份額的擴大,另一極是所占份額的縮小。

　　3.兩層含義論。有的學者認為,兩極分化有兩層含義,一層是馬克思所指的具有特定內涵的兩極分化,另一層是撇開特定生產關係的社會收入分配狀態或趨勢。黃忠芳認為,兩極分化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財富方面的兩極分化;第二層含義是指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提高的同時,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下降,即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也就是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李福安認為,兩極分化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兩極分化即傳統意義上的兩極分化,是指於生產資料占有的差別,即社會上少數人憑藉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剝削大多數人而引起的貧富分化現象;廣義的兩極分化是指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出現了懸殊程度很大的差別。

　　兩極分化是個歷史範疇,它不是從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那麼,兩極分化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此,學術界也進行了研究,存在著不完全相同的觀點。

　　1.私有制論。一些學者從兩極分化屬於社會分配關係,而分配關係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觀點出發,認為兩極分化形成的基礎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周新城認為,兩極分化是以私有制的存在為前提的。兩極分化是以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物。只要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王明華認為,私有產權制度是使兩極分化制度化、凝固化的制度基礎,私有產權制度是兩極分化產生、存在和延續的制度性根源。黃忠芳認為,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看,兩極分化是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出現的,它並不是社會收入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果。譚芝靈認為,兩極分化是歷史範疇,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抗性質的反映。

　　2.市場經濟論。一些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天然具有優勝劣汰的分化機制,因此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的基礎是市場經濟。楊聖明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首先源於市場經濟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其次源於按勞分配規律對勞動者的分化與分解作用,再次源於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張錫侯、李涵認為,市場經濟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社會財富大量涌現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李保民認為,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分配,社會成員由於各自擁有的生產要素的種類、數量、質量以及市場供求狀況不同,收入分配必然分化。楊承訓、張新寧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經濟成分、多元化的利益主體以及由此而來的多種分配形式,必然在某些領域或多或少地產生一些兩極分化的現象。彭騰認為,個人利益差別的存在是收入分配極化的內在動因,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是收入分配極化的外部推力,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多樣化是收入分配極化的制度條件。

　　3.多因綜合論。一些學者認為,一個社會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楊曉玲認為,我國居民貧富兩極分化的成因有制度創新成因、體制改革成因、政策傾斜成因和資源稟賦成因。朱秀雲認為,當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乃至兩極分化,是由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迴避的且也是不可調整的,它是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而另一些因素卻是可以迴避的,它可能是一定條件下的政府行為和人的行為的結果,是可以通過一些新的制度或措施給以調整的。李福安認為,我國經濟轉型中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乃至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改革的不完善及其漏洞、市場化進程的發展及其問題,如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無序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地區傾斜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收入分配體制的不完善以及國家巨集觀調控的不力、城鄉分割的體制性障礙、居民個人條件的差異以及腐敗等。

　　鄧小平曾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後來他又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對此,不同的學者理解不同,有人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能也不會出現兩極分化,而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自然會出現兩極分化。

　　1.否定論。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但還在合理區間,不是兩極分化。曉亮認為,現實中存在的收入差距狀況,總體上是社會可以承受得了的。因為我們是總的情況向好,而不是兩極分化。吳樹青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差距的擴大,總體上不具有兩極分化的性質和狀況。陳宗勝認為,收入差距擴大不等於兩極分化,中國目前的基尼繫數還處在0. 4～0. 5之間,沒有超過0. 5國際公認的兩極分化線,另外,從中國收入分配差距變化趨勢來看,中國也沒有進入兩極分化的狀態。常興華認為,中國還沒有進入兩極分化的國家行列,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確實比較大。趙振華認為,各種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孫居濤認為,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收入差距處於從合理區間向過大區間發展的過程中,還沒有出現兩極分化。黃忠芳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並不等同於兩極分化。在公有制經濟中,按要素分配體現著國家、企業和勞動者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分配關係,根本不可能導致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收入差距是擴大了,但總的來看,這種擴大還是屬於收入普遍提高基礎上的擴大,它與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兩極分化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王明華認為,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雖然呈現出貧富差距的特征,但無論是從量的規定性、質的規定性和發展趨勢的規定性來看,還是從社會承受力角度看,並沒有出現兩極分化。

　　2.肯定論。不少學者從實證角度出發,認為現實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周新城認為,就私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中的非公有制部分而言,它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仍然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兩極分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胡培兆認為,只有夠格的社會主義才沒有兩極分化,在全面實現共同富裕前,兩極分化現象是很難避免的,不必在理論上迴避這個問題。張大軍認為,從全國範圍來講,東西部地區以及不同階層的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事實,但是還不能說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然而就某一個地區或某個城鎮來講,局部地區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卻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視。湯在新在文中雖無兩極分化術語,但有“在城市中也存在貧困人口,雖然他們不一定會列入最貧困一極的人口中。”“現在來看看處於另一極的最富裕群體”等。林炎志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處於初級階段,但其機制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趨勢卻愈來愈明顯。楊承訓、張新寧認為,要承認我國局部有兩極分化的現象,不能視而不見,但整體上還不是階級分化,並且要對收入差距過大進行具體分析。孟繼民認為,在現實中,勞動報酬的兩極分化仍然難以避免。周華認為,對社會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的社會問題。章洪海、苟娟娟認為,中國已經進入明顯兩極分化的社會。楊聖明認為,我們在奔向共同富裕時,卻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張錫侯、李涵認為,在我國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同時,貧富兩極分化也以創記錄的高速度不斷發展,其嚴重程度已經超過了美英等發達國家。譚德明認為,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斷擴大,兩極分化程度在不斷加劇。彭騰認為,如果撇開極化的特定內涵,泛指社會收入分配極度不均等狀態,則現實中國已出現極化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3.可能論。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現階段雖然還未出現兩極分化,但卻存在產生兩極分化的可能。劉國光認為,收入差距擴大到達承受極限,很可能與到達兩極分化相聯繫。我們現在顯然不能說已經到達兩極分化(這是鄧小平說改革失敗的標誌),也不能說到達承受極限。基尼繫數客觀上還處在上升階段,如不採取措施,則有迅速向兩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郭飛認為,從矛盾的方面看,按生產要素分配能夠顯著地擴大收入差距,如果國家的巨集觀調控不力,則一定範圍內的兩極分化不可避免。我國個人收入差距和居民家庭財產差距持續急劇擴大,部分社會成員之間貧富懸殊現象已相當嚴重,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李保民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呈全面擴大的趨勢,貧富分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超過公認的警戒線。如果這一趨勢得不到及時有效的遏制,很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孫立平認為,目前我國貧富懸殊的趨勢已經處於一種失控的狀態,貧富懸殊開始固化為社會結構,由貧富差距導致的對立和不滿情緒正在形成。

　　我國現階段的兩極分化對經濟社會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對其應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學術界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1.良性論。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甚至兩極分化是良性的,有利於刺激和拉動經濟發展,不必看得過於嚴重。胡培兆認為,中國目前部分存在的兩極分化是良性的,不是惡性的。良性的兩極分化總體上有利於加快共同富裕的進程。曉亮認為,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擴大化的趨勢,只可以適當調節,不可以強調得過分,何況收入差距過大未必是壞事;我不主張把收入差距問題看得過於嚴重,不主張把人們的註意力引導到過分關註分配問題,不主張誇大分配不公的嚴重性,不主張改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

　　2.嚴峻論。一些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兩極分化問題已經相當嚴峻,從而挫傷了大部分人的積極性,不利於效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進而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和衝突,成為和諧社會構建的障礙,因此,主張採取有效措施,縮小並消除兩極分化。董全瑞認為,我國差距的拉大並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結果,而是有效率的轉移或損失存在,由此形成的差距不僅不會提高效率而且還會破壞社會風氣和損失效率。譚德明認為,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兩極分化程度的不斷加劇,不僅影響平均消費水平的下降,更越來越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困擾城市管理秩序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張錫侯、李涵認為,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20多年積累形成的兩極分化,已經嚴重到了相當危險的地步,它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追求的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遠,如不採取有效措施迅速扭轉、果斷解決,不僅全面建設小康的巨集偉目標無法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穩定基礎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也將動搖。楊帆主張,變“效率優先”為“公平優先”,堅決打擊腐敗,縮小兩極分化。

　　3.利用限制論。一些學者認為,對我國現階段的兩極分化,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以生產力標準來判斷,既要允許存在,合理利用,又要加以限制,直至消滅。林炎志認為,分化過大,會使得大多數人的生產潛力發揮不出來,尤其使一部分貧困人口退出生產力的發展動力,大大降低這部分生產力資源的效率、主動性和積極性。從長遠觀點看,社會主義限制兩極分化、減少兩極分化、消滅兩極分化的願望與機制符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歷史方向。但是,當前在什麼限度上和什麼領域里,分化與生產力發展呈正相關;在什麼限度上和什麼領域里,分化與生產力發展呈負相關,需要仔細研究;分化相對混沌是一個進步,分化基礎上的綜合又是一個進步,關鍵是如何調控正負兩種不同性質的分化和如何把分化組織起來。對於剝削和兩極分化,將來逐步“消滅”是一回事,現在合理利用是另一回事。周新城認為,對待我國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剝削和兩極分化現象,也應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政策,不能從道德觀念、思想感情出發,而應該立足於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這一價值判斷。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因而我們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允許存在的。我們在允許存在兩極分化的同時,應該採取措施,一方面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另一方面限制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只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兩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