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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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手（The Visible Hand）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看不見的手”，一般認為它指不受外力干擾的價格機制或市場機制。與此相對的，後來人們就用看得見的手表示對稱含義，指政府干預、巨集觀管理或計劃管理。

　　20年代末30年代初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於經濟蕭條狀態，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力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壞，失業現象嚴重，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這種狀況沉重地打擊了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粉碎了他們市場萬能的神話。

　　人們發現，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並不能保持經常性的充分就業和實現效率與人們福利的合理增長。因而，以充分就業為理論前提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經濟理論處於崩潰的邊緣。

　　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出版，標志著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和經濟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正逐步被國家干預主義所代替。人們開始由崇尚市場自由轉向主張國家干預。在《通論》中，凱恩斯首先否定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伊等所謂“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定律，並對他們否認“非自願性失業”的思想作了批判。凱恩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經常存在著願意按現行貨幣工資水平受雇於企業但得不到工作的失業者，即資本主義經常處在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而他主張國家應積極干預並調節經濟，通過國家財政政策來提高有效需求，以此來帶動私營經濟，實現充分就業。《通論》的發表，被西方稱為是“凱恩斯革命”。該書的思想逐漸為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所接受，併成為二戰以後主導西方各發達國家經濟政策的最主要理論支柱之一。凱恩斯所主張的運用財政政策來干預經濟的手段亦被人們稱之為“看得見的手”。^[1]

　　“看得見的手”一詞準確提出可追溯到傑·斯·伯林納於1957年提出，1966年又由伊·紐伯格把它作為論文標題的一部分，以後就流行起來。“看得見的手”具有與“看不見的手”的對稱含義，指政府干預、巨集觀管理或計劃管理。^[2]

　　1977年，錢德勒出版了《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書中明確表示，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

　　錢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主要討論美國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管理革命。在這部著作中，錢德勒明確表示，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就是“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市場依舊是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創造者，然而現代工商企業已接管了協調流經現有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產品流量的功能，以及為未來的生產和分配分派資金和人員的功能。由於獲得了原先為市場所執行的功能，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理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者集團。”

　　錢德勒不僅明確提出了和“看不見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見的手”的論點，指明瞭“看得見的手”已經在企業中取代了“看不見的手”，同時還在該書前言中列舉了為什麼管理協調“有形的手”取代市場機制“無形的手”的八個論點。

　　(1)當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機制的協調能帶來更大的生產力、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利潤時，現代多單位的工商企業就會取代傳統的小公司。

　　(2)在一個企業內，把許多營業單位活動內部化所帶來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層級制以後才能實現。

　　(3)現代工商企業是當經濟活動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即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的協調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圖時，才首次在歷史上出現的。

　　(4)管理層級制一旦形成並有效地實現了它的協調功能後，層級制本身也就變成了持久性、權力和持續成長的源泉。

　　(5)指導各級工作的支薪經理這一職業，變得越來越技術性和職業化。

　　(6)當多單位工商企業在規模和經營多樣化方面發展到一定水平，其經理變得更加職業化時，企業的經營權就會和它的所有權分開。

　　(7)在做出管理決策時，職業經理人員寧願選擇能促使公司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政策，而不貪圖眼前的最大利潤。

　　(8)隨著大企業的成長和對主要經濟部門的支配，它們改變了這些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基本結構。

　　在錢德勒看來，管理協調這隻“看得見的手”，相比市場協調這隻“看不見的手”而言，能夠帶來巨大的生產力和豐厚的利潤，能夠提高資本的競爭力，由此管理的變革會引發生產和消費的顯著提高。這也就是錢德勒所謂的“企業的管理革命”。

　　《看得見的手》為錢德勒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註，在出版當年就獲得美國曆史學會的紐康門(Newcomen)學術獎和哥倫比亞大學班克羅夫(Bancroft)美國曆史研究獎，後來還獲得了美國新聞圖書最高獎普利策獎。錢德勒也因此獲得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令人遺憾的是，據說由於瑞典皇家學院“很難確切定位錢德勒的地位”，使得他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但是錢德勒所提出的理論，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影響深遠。

　　“看得見的手”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來干預市場經濟活動：

　　(1)通過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來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稅收政策主要是根據不同的收入水平訂出不同的征收個人所得稅比例，以減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公共支出則通過對公共事業(如國防教育社會保險.公共福利科學研究等)的支出，調節人們之間，以及地區之間收入的不平衡狀態。

　　(2)通過法律來強化禁止和限制私人決策者的行為，使私人決策者只能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發揮作用，以保證經濟運行的合理與健康，如制定反壟斷法規定最低工資、制定環境保護法等，使私人經濟行為者明確並履行自己的責任與義務，消解市場機制所無法剋服的不道德行為。

　　(3)通過改變市場信號來誘導和刺激私人決策者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如對商品的價格作出最高或最低限價，調整稅制，實行旨在剋服由於市場自身所帶來的外部不良經濟效果等。

　　與市場機制下私人求利活動一樣，政府的這種干預活動也體現了最大收益的利益原則。但政府與私人對於成本和收益的估價不同，私人是以直接用於生產的資本和勞動等經濟資源來計算其所獲得的收益的，如利潤利息等。而政府則不僅以直接消耗的經濟資源來衡量其行為收益，而且還包括非生產性的成本收益，如環境污染的改善大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條件的改進，以及社會秩序的安定等社會整體性福利的增加。政府對市場作適當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機制的某些缺陷，可以為公眾帶來一定的利益，具有社會公平性的價值意義。

　　然而，政府的這種巨集觀調控手段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政府直接用於調節市場行為方面的經濟支出，政府干預市場所帶來的一些不利影響，以及由於干預政策的錯誤而導致的市場經濟活動缺乏效率等。這就表明，政府對市場經濟所作的干預活動，亦應以力求較小的成本獲取較大的利益。但問題在於，有些成本是可以計算的，而有些成本則是不可估算的，因而對於政府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的評價(“好”與“壞”)具有很大的彈性。因此之故，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對政府干預市場經濟在公平與效率關係上所具有的屬性評說不一。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事實也證明，如同市場機制並非唯一的和本源的“好”一樣，政府“看得見的手”也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二戰以後，西方各發達國家藉助“看得見的手”，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經濟危機 減少了失業，穩定了經濟。然而，好景不長，由於財政赤字的逐步積累，使得這些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的“滯脹”局面，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的關係並沒有得到較為徹底的解決。於是，人們又轉而去尋找其他方法來協調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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