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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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製度(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收入分配製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創造的價值財富在不同部門、地區及群體之間分配的制度安排，可以由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構成。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1]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有著各自鮮明的特點。初次分配是按照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強調效率原則、等價交換；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礎上，對部分國民收入進行的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調節機制起作用，強調公平原則；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願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願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是有益補充。^[2]

　　一個國家的分配製度不僅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還遵循社會發展規律和文化發展規律。換句話說，既是經濟發展和效率提升的需要，也是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的需要。^[2]

　　從這個意義上講，初次分配是從經濟維度上進行調整，意味著遵循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我國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勞動者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強調按勞分配原則，從而形成了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收入分配製度，既保證了經濟效率最大化，也實現了初次分配的效率最大化。^[2]

　　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調節機制起作用，依據公平公正原則來調節收入差距並防止兩極分化，從而構建稅收和財政制度。通過財政支出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需求，強化稅收調節不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實現共同富裕。國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是彌補初次分配功能性、結構性缺失的重要矯正器。^[2]

　　第三次分配是從社會維度上進行調整，基於社會成員在自願基礎上，通過公益慈善事業的方式進行社會救濟和社會互助。第三次分配的形式眾多，包括社會捐贈、志願服務、慈善事業等。第三次分配與中華民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完全契合的，其發展將推動形成樂於助人的社會風氣，不斷夯實思想道德基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提高，全社會公益慈善意識日漸增強，第三次分配有利於改善分配結構，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2]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是一個跨越諸多學科、內涵極為豐富、層次非常多元的範疇，應站在比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更高的維度上來理解分配製度的科學內涵。從整體上看，既兼顧了我國現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實需求，又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同時，把公平和效率有機統一起來。分配製度具有基礎性和能動性，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完善分配製度。完善分配製度是發揮多層次分配協調配套制度作用的重要舉措，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通過經濟力量、社會力量等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分配製度的完整體系。^[2]

　　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經濟仍處於轉型時期，結構性調整仍未結束，我國人均GDP與世界發達國家相差較大，收入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一是整體上，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仍處高位徘徊：近年來中國收入基尼繫數一直在0.46～0.48，遠高於國際界定的警戒線水平。二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仍然比較嚴重，東中西部收入差距較大。201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8779元和6272元，2021年分別上漲至47412元和18931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3 : 1下降到2.5 : 1，但絕對差距從12507元上升至28481元；城鄉醫療資源、教育資源、養老服務、住房保障、就業機會等存在較大差距。三是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依然較低，社會結構仍處於金字塔型社會，居民財產存量的基尼繫數達到0.7以上，並超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共同富裕強調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效率是做大蛋糕的基礎，公平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保障，同時要積極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補齊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不足，實現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解決上述發展問題，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是推進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收入分配製度。

　　初次分配是構建公平合理收入分配結構的重要基礎，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應由市場配置，並按照各自貢獻領取回報。初次分配重效率，有效激發市場活力，是做大“蛋糕”、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然而，目前我國初次分配製度仍不完善，行業間、地區間、不同所有制主體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快速擴大。

　　行業壟斷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拉大收入差距水平。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公有制企業平均工資大幅高於私營企業。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信息傳輸、電腦服務和軟體業，金融業等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2倍、1.52倍，而最低的農林牧漁、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分別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6%、69%。壟斷行業的職工收入不但明顯高於其他行業，而且增長迅速，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收入行業間的差距逐步擴大。

　　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合理工資收入降低，導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部分地方政府希望通過降低勞動力價格，以低成本優勢吸引投資，導致勞動者難以獲得與自身邊際產出相當的勞動報酬，出現工資扭曲的現象。各地政府“築底競爭”的不良博弈帶來的逆向淘汰，外資進入帶來負向工資的溢出效應，中國大學擴招，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導致的結構性人才錯配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導致人力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勞動份額占比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隨之下降。

　　再分配註重公平，是建立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政府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的過程，其中包括轉移性支出和個人所得稅繳納及社會保障繳費等。然而，我國政府再分配職能發揮不充分，未能實現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

　　(1)稅收結構不合理。目前，我國稅制結構仍以間接稅為主，累進性的直接稅比重較低，財產稅、房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險稅等征收力度不足，對工資性收入占主要收入來源的人群不利，加劇了群體間收入的不公性。個人所得稅以個人為納稅單位出現稅負不公，稅前費用扣除沒有充分考慮個人和家庭之間的差異，且沒有充分考慮物價水平等因素，超額累進稅率適用範圍小，稅負出現以工薪階層為主的中等收入群體承擔較多的逆向調節現象。直接稅的徵管體系較薄弱，易出現逃稅漏稅現象，同時難以對高收入者徵稅等均影響了再分配的公平性，削弱了再分配的調節功能。

　　(2)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轉移支付的精準性和效率不足。一是不同群體、不同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存在差異。以大中城市為例，保障性住房主要傾向本地戶籍人口，外來人口即使常年工作和生活在本地，也難享受到相關住房優惠政策，外來人口子女在受教育和在當地參加高考等仍存困難。東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高於中西部，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內部不均衡現象非常明顯，如北京基本公共服務呈環狀方式，差距不斷擴大。二是轉移支付資金分配和使用效率仍需完善。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轉移支付後，大部分轉移資金無法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自由分配，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制約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統籌能力和社會建設能力；部分欠發達地區過度依賴財政轉移，缺乏內生增長動力，影響發達地區積極性；各專項支付出現管理分散、項目不清、效率低下的問題。

　　第三次分配是指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願者行動多種形式的制度和機制，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李實、萬海遠，2018)。總體來看，第三次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可以保護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激發社會的整體活力，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

　　相較發達國家，我國的第三次分配還處在初步發展階段。一是社會參與度較低，企業是參與的主要力量，群眾基礎不牢固。2020年，我國內地接收款物捐贈首次突破2000億元，同比增長38.21%，但僅占國民總收入的0.18%，發展空間較大。二是配套激勵政策不健全。雖然我國已建立了《慈善法》等相關制度，但通過稅收立法對慈善捐贈給予稅收優惠力度較小，稅收抵免額度低，頻繁出現“捐款越多，納稅越高”的不良現象；稅收減免程式繁瑣，捐贈者時間成本高，降低了捐贈者的積極性，稅收激勵效果打折；同時，由於尚未建立遺產稅、贈與稅等稅種，無法有效調節高收入階層的代際財富積累，難以鼓勵個人將財富捐贈給慈善機構。三是行業法律體系還不完備。我國慈善組織發展迅速，但透明度不高，常有私吞或挪用公款事件，私人捐贈的基金會缺乏完備的監管，嚴重影響公眾的捐贈熱情和慈善組織公信力。四是第三次分配捐贈籠統集中在部分領域，覆蓋範圍較窄。目前，我國的捐贈主要流向醫療、教育、扶貧領域，但科學、文化等領域缺乏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