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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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製度(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收入分配製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規則的總和．是以規則和條文體現出來的各個分配主體之間的權力與利益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主體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團構成，即工人(勞動力所有權)、雇主(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府(公共政治權利)三者共同分割國民收入。

　　新中國成立後的60年裡，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經歷了較大的發展與改變，總體來說，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改革開放為分界點，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的改變：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主要體現了平均主義的思想。在傳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由國家直接決定收入分配的體制。從農村來看，由國家統一決定農產品的種類、數量、價格和購銷等方面，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以生產隊為單位，憑工分取得報酬。從城市來看，國家統一調控城市職工的等級工資，職工的勞動報酬同樣趨於平均，並不能反映出企業經營狀況及勞動者的勞動技能與勞動成果等。

　　改革開放後，我國的收入分配原則所作出的改變主要是側重效率兼顧公平。1978—1992年這段時期內，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提出了將“先富”與“後富”有機統一起來，也就是說，既要允許部分地區、部分企業的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辛勤努力、合理經營，使之生活先好起來、先富起來，又要鼓勵“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成為示範力量，通過影響身邊的人，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在分配政策的制定上，調節好“先富”與“後富”人們的收入差距，防止貧富懸殊，努力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

　　1993--2004年這段時期的分配原則重點突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中央、國務院所提出的分配原則主要有：“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註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這一時期的分配政策強調了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概念。其中，初次分配是指存在於企業單位內部的分配，即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發揮的效率帶來總收益多少而進行的分配，通俗地說，高效率的生產經營才能獲得高回報，因此，初次分配是更為基礎性的分配關係，強調的是市場的作用，更主要遵循效率原則。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調節各收入主體之間現金或實物的分配過程，也是對要素收入再次調節的過程。再分配過程中，更為強調對公平的重視，通過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

　　2004年至今的收入分配製度則更為側重強調公平。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改革的繼續深入，由於收入差距過大而導致的貧富分化問題成為新的經濟社會矛盾，社會公平問題也再次成為焦點。於是，關於公平與效率關係的提法又出現了新的調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

　　按勞分配為主體可以理解為在公有制經濟中，在對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扣除之後，以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勞動(包括勞動數量和質量)為尺度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我國現實的經濟條件決定了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應該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首先，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前提，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實行按勞分配的物質基礎，而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勞動的性質和特點，則是實行按勞分配的直接原因。從現實意義來看，如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激勵勞動者努力學習科學技術，提高勞動技能，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體現了勞動者共同勞動、平等分配的社會地位。

　　具體來看，當前的收入分配製度更為強調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勞動報酬的比重，針對低收入勞動者，則通過加大扶貧力度與最低工資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通過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來創造機會公平，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所代表的含義主要是指按個體勞動者勞動成果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並存。其中，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是生產要素所有者憑藉對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允許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直接原因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既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所有權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確認，體現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對勞動、知識、人才、創造的尊重，更有利於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一、政府積累財富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個人收入占比越來越小

　　按發達國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麼多錢就不該收那麼多稅，百姓把錢交給政府是為了讓政府把錢花到為百姓服務上。然而我國各級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筆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時地方政府還通過扮演“賣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賣地款，而且還屬於缺乏監管的賬外資金。央行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政府存款”項目下的資金額從1999年的1785億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億元，猛增了9.5倍！20年來在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的同時，政府儲蓄率卻在節節攀升，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因此，錶面看起來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屬於百姓的儲蓄占比並不高，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7年我國企業儲蓄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儲蓄所占比重卻一直徘徊在20%左右。醫療及社會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儲蓄也不敢輕易花掉，從而導致居民消費能力受到嚴重抑制。

　　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而工農大眾收入偏低

　　30多年來，我國企業特別是廣大職工和基層科技人員為發展我國製造業、擴大對外貿易和開拓國內外市場都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財富卻越來越多地向企業高管集中，而廣大職工卻沒有相應提高收入和福利。從中國與發達國家小時工資水平比較看，中國大約是0.2美元左右，歐美國家大體上是25—30美元。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勞動力價格低估和扭曲的問題。全國總工會2010年4月發佈的一個調研顯示，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卻大幅提高。從1997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企業盈餘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平均17.21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業人均8.767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業人均7.58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而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近幾年來，大企業特別是金融業領域高管與廣大職工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特別是國企央企管理層自己給自己定的天價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體，已經引起國人的強烈不滿。據統計，我國現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新近發生職工罷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鋼鐵集團，據職工們反映，企業高管年薪上百萬，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資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嚴重脫離我國國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則，而且有違公平。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三、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消費嚴重不足

　　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在農村，不僅社保、醫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長期在城市從事建設和服務業的農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醫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國農村外出務工者達1.51億人，其中參加養老保險者占15.88%，參加醫療保險者占27.5%，參加失業保險者占10.1%，參加工傷保險者也僅占33.5%。按三人之家計算，1.5億農民工涉及到4.5億人的負擔。由於大多數農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消費能力被極度壓抑。

　　四、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由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對權力沒有形成有效約束，腐敗官員的比例逐年擴大，動則貪污受賄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官員呈增長之勢。不少官員或通過審批項目和提拔官員大舉斂財，或在各類企業中擁有乾股分紅，讓擁有官股保護的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卻使通過正常渠道辦事的普通守法企業步步艱難，使社會的整體運行效率大大降低。這種現象不僅會直接動搖我黨根基，加大民眾的離心力。

　　國有企業賤賣使許多有權者獲得了暴利，而大多數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近幾年的土地買賣，也在不斷上演少數人暴富而大多數農民被嚴重剝奪的過程。許多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失去今後的生活來源，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工具。通過不公平的發行制度，公眾投資者比大小非等機構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幾倍，超高市盈率發行使股市在成批製造億萬富豪的同時，卻使億萬股民辛苦積蓄一生的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這樣的制度形成對一部分人明顯的利益輸送，而對上億股民、基民則構成財富掠奪，使大多數投資者的消費能力受到重創。

　　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從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在此期間，統計口徑的調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慮這一因素，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下降過快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影響了居民消費的增長。近年來我國儲蓄率持續上升，主要是企業儲蓄上升的結果。企業儲蓄率1992年為13.3%，近年超過20%。對於居民來說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費相對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對下降了。

　　從國際比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占比明顯低於發達國家，而企業盈餘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近年一般介於50%到57%之間，比我國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個百分點。而這些國家的企業營業盈餘介於20%~25%之間，比我國31.3%的水平低6~11個百分點。

　　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收入差距明顯偏大

　　城鄉間、行業間、人群間收入差距擴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問題比較突出，也是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

　　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86倍，2007年時達到3.33倍的高位。這說明，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鄉差距問題。

　　行業間收入差距問題日益突出。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各行業間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除了行業特征和技術密集等合理因素外，當前我國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壟斷因素導致的。

　　二次分配的收入調節效果不明顯。1990~2005年基尼繫數從0.35上升到0.45,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0.48。最高20%的收入組的收入相當於最低20%收入組的8.3倍。這說明二次分配既沒有在總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狀況，也沒有在結構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

　　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占比偏低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一國發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現逐步上升趨勢。特別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階段，隨著居民消費逐步由耐用品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公共服務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將顯著提升。以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主要公共服務為例，國際平均升幅達到13個百分點。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對穩定，而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分別大幅增加了4個和10.7個百分點。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比將逐步趨穩。

　　雖然經過近年持續加大投入，我國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只有29.2%，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國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5和24.8個百分點。其中，醫療支出比重分別低4.7和8.2個百分點；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分別低9.9和18.3個百分點。我國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不足問題十分突出，在主要經濟體中僅略高於印度的水平。我國政府教育支出總量儘管達到了較高水平，但也存在資源分佈不均衡等問題。

　　由於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來支付快速增長的教育、醫療、社保等支出，不僅擠壓了居民的其他消費增長，而且強化了居民的謹慎預期，降低了居民消費傾向。以2007年為例，我國城鎮居民用於教育的消費支出比重為6.4%，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國和英國分別為1.l%和1.5%，美國和日本分別為3%和4.2%。我國城鎮居民用於醫療衛生消費支出比重為7%，而發達國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務具有明顯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不足成為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歸結起來，我國現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確有要素稟賦、發展階段、國際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體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一方面，初次分配過於“親資本”，勞動者報酬占比總體偏低，而且行業間差別過大，使廣大居民相對沒有錢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不健全，使得有錢也不敢花。居民“沒錢花”和“有錢不敢花”正是當前收入分配格局引發的內需相對不足的癥結所在。

　　另外，由於對內開放不足，金融、電信、電力、石油等基礎產業，教育、醫療、文化、出版等服務業，社會資本和民營經濟依然難以進入，結構性供給不足問題同樣突出。高收入群體消費意願不足和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不足同時並存，有效供給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同時並存，成為制約我國內需驅動增長和長期經濟平衡發展的重要原因。

　　一、法國收入分配製度的結構與特點

　　居民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勞動收入，其形式是工資；財產收入，如資本收入、房地產收入、金融資產收入等；轉移性收入，來自政府、他人的轉移性支付，即再分配收入。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包括初次分配收入公平及再分配收入公平，而法國的收入分配政策在這兩方面都做出了努力。

　　(一)初次收入分配公平

　　首先，法國政府制定實施全社會工資指導制度．這一制度的主旨在於將全社會分為兩大部門，即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對於私人部門來說，國家不直接干預，但是要通過指導和控制最低工資標準和行業工資水平標準來實現間接的管理調控。其中，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國家根據物價指數、就業狀況、經濟發展、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確定，每年再根據情況做適當的調整，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對於公共部門，工資的管理主要是針對那些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的公務員，政府對他們制定相應的福利制度和薪酬等級。

　　其次，法國政府採取積極的就業政策，以保證居民的充分就業．在勞動力供給方面實行增加就業的措施包括：增加年輕人的就業，政府為年輕人的就業提供在職培訓以及在職業變化時的各種培訓，並且年輕人還享受社會分攤金的減免；對於殘疾人和長期失業者，政府努力為其提供就業實習機會和新技能的培訓；對於婦女制定了職業平等的同工同酬公約；對於自主創業人士，政府資助長期失業者創業開業前的費用，資助開展家庭加工業、個體企業雇佣個人可減免其部分社會分攤金等。在勞動力需求方面，採取增加就業範圍的措施包括縮小勞動時間並實行計時工作制，實行35小時工作制可以調控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和降低失業率。

　　(二)再收入分配公平

　　首先，法國實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低收入群體為重點保護對象．法國是個高福利國家，居民的生老病死、住房、失業等均有社會保障的支持。法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5項基本制度，即養老、失業、醫療、家庭補貼及工傷事故。法國的有關規定，凡在法國的受薪者或達到高中畢業的會考年齡學生，須參加社會保險。家庭生活補貼是設計最廣範圍的法國社會保障，其名目繁多，也被視為法國福利高水準的體現。

　　其次，法國政府調節收入差距主要是依靠個人所得稅制度和財產稅制度．法國對於所有有收入人群徵稅採取的是高額累進位，即根據收入數目的不同劃分不同徵稅檔。與此同時，根據每個人及其家庭不同情況扣除職業、家庭等開支，再計算是否有孩子家庭的徵稅參數。除了採取個人所得稅外，政府也採取對居民的存量財產進行稅收調節。主要的稅種有財產升值稅、財產轉移稅、巨富稅等。

　　再次，法國實行的是全民共同負擔社會分攤金制度，指由人們獲得的工資、退休金等收入中提取特定比例支出的．除了領取工資的雇員，他們的雇主也須繳納其相對分攤金，另外即使是失業者也應當按照一個較低的比例繳納社會分攤金。另外，法國政府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已經成為法國財富再分配製度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補貼包括生產、流通和生活領域的補貼三種。六十年代後，法國農業補貼政策經過了按產品價格補貼，按生產規模直接補貼和按農村環境、發展、農產品質量及動物生存條件直接補貼的演變過程。法國農業補貼的項目繁多，主要有三類包括農業生產補貼、農村發展補貼、林業持續管理補貼。

　　二、對中國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中國經濟持續走高的發展道路上，在廣大人民收入水平增長的背後，存在著收入分配蕃距不斷擴大的現象。這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此，借鑒法國在平衡收入分配差距的經驗和做法，我們可以採取如下積極的政策措施：

　　首先，政府應當加強對工資的管理。法國對全社會成員工資實行分類管理，而對於私人部門，法國政府並沒有直接干預，在保證勞資雙方協商空間的同時制定了最低工資和行業最低工資水平，其工資確定的機制比較靈活。而對於公共部門的工資，政府做了嚴格的等級限制，同時也適當地保持著合理增長，這樣對於公共部門來說更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保持企業競爭力。另外，法國的國有經濟比重較大，國有企業與我國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公共部門中國有企業工資的確定比我國國有企業工資的設定更加清楚和明晰。就這一點法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國應當加強和改善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調控和管理，尤其對一些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加以管理，壟斷企業工資過高問題的討論愈演愈烈，這樣不利於社會的穩定與團結，也不利於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另外，我國應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加強行業工資水平的監管。法國的地區間發展差距不大，而我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工資水平差距很大，因此適時分析、平衡和監管全社會的工資變動水平成為當今重要任務。

　　其次，我國應加大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由於我國徵稅環境的不完善，稅制的不合理以及部分居民缺乏納稅意識等原因，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還沒有發揮出其在調節個人收入差距中應有的作用。而最近通過的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對於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起到了促進作用，本次決定將個稅起徵點由二審稿的3，000元提高到3，500元，並於今年9月1日起施行。這次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的調整對於縮減我國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於低收入人群說是有利的。

　　再次，法國是市場經濟機制發育比較完善的發達國家，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卻差距不大，這說明政府在起草和實行經濟政策時，比較重視社會的秩序和社會上可能引發的矛盾上，為此社會保障制度起到了很好的“社會安全網的作用，積極就業政策也發揮著其作用．而中國的國情與法國不同，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大量低素質的勞動力，且供給過剩。法國政府的經驗告訴我們，應將沉重的人口包袱轉變為巨大的人力資源，這就要求在穩定人口政策外，加強各階層勞動力的培訓，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又加強勞動者的工作技能，使我們的劣勢轉變為我們的優勢。

　　另外，我們還應當不斷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國已邁入老齡化社會，因此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法國政府的最低生活救濟和保障政策一直沒有動搖，他們把維持人口基本再生產的保障作為政府首要任務。這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儘管我國人口眾多，但維持我國人民基本的生產生活保障使我們不能放棄的。當然．在看到法國收入分配製度有利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當註意到高福利所帶來的弊端，2010年發生的法國大罷工就是高福利消極影響的體現，這也使我們認識到，我國必須建立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保體系，不能像一些發達國家一樣過早形成社會“富貴病”，通過國家法律的支持，分清國家、企事業單位和個人的責任界限，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改革需要有前瞻性，該改革的時候就要改革，決不能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