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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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创造的价值财富在不同部门、地区及群体之间分配的制度安排，可以由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构成。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初次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强调效率原则、等价交换；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的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强调公平原则；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有益补充。^[2]

　　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仅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换句话说，既是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2]

　　从这个意义上讲，初次分配是从经济维度上进行调整，意味着遵循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按劳分配原则，从而形成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既保证了经济效率最大化，也实现了初次分配的效率最大化。^[2]

　　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依据公平公正原则来调节收入差距并防止两极分化，从而构建税收和财政制度。通过财政支出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需求，强化税收调节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是弥补初次分配功能性、结构性缺失的重要矫正器。^[2]

　　第三次分配是从社会维度上进行调整，基于社会成员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进行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第三次分配的形式众多，包括社会捐赠、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与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完全契合的，其发展将推动形成乐于助人的社会风气，不断夯实思想道德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日渐增强，第三次分配有利于改善分配结构，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2]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一个跨越诸多学科、内涵极为丰富、层次非常多元的范畴，应站在比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高的维度上来理解分配制度的科学内涵。从整体上看，既兼顾了我国现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实需求，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同时，把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起来。分配制度具有基础性和能动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完善分配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是发挥多层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作用的重要举措，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等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完整体系。^[2]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仍处于转型时期，结构性调整仍未结束，我国人均GDP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较大，收入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一是整体上，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处高位徘徊：近年来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6～0.48，远高于国际界定的警戒线水平。二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8779元和6272元，2021年分别上涨至47412元和1893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3 : 1下降到2.5 : 1，但绝对差距从12507元上升至28481元；城乡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养老服务、住房保障、就业机会等存在较大差距。三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依然较低，社会结构仍处于金字塔型社会，居民财产存量的基尼系数达到0.7以上，并超过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共同富裕强调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效率是做大蛋糕的基础，公平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保障，同时要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补齐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不足，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解决上述发展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是构建公平合理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应由市场配置，并按照各自贡献领取回报。初次分配重效率，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是做大“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初次分配制度仍不完善，行业间、地区间、不同所有制主体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快速扩大。

　　行业垄断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拉大收入差距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公有制企业平均工资大幅高于私营企业。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等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2倍、1.52倍，而最低的农林牧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69%。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不但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增长迅速，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间的差距逐步扩大。

　　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合理工资收入降低，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地方政府希望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以低成本优势吸引投资，导致劳动者难以获得与自身边际产出相当的劳动报酬，出现工资扭曲的现象。各地政府“筑底竞争”的不良博弈带来的逆向淘汰，外资进入带来负向工资的溢出效应，中国大学扩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导致的结构性人才错配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劳动份额占比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随之下降。

　　再分配注重公平，是建立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其中包括转移性支出和个人所得税缴纳及社会保障缴费等。然而，我国政府再分配职能发挥不充分，未能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1)税收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仍以间接税为主，累进性的直接税比重较低，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征收力度不足，对工资性收入占主要收入来源的人群不利，加剧了群体间收入的不公性。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出现税负不公，税前费用扣除没有充分考虑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差异，且没有充分考虑物价水平等因素，超额累进税率适用范围小，税负出现以工薪阶层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承担较多的逆向调节现象。直接税的征管体系较薄弱，易出现逃税漏税现象，同时难以对高收入者征税等均影响了再分配的公平性，削弱了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2)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和效率不足。一是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存在差异。以大中城市为例，保障性住房主要倾向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即使常年工作和生活在本地，也难享受到相关住房优惠政策，外来人口子女在受教育和在当地参加高考等仍存困难。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内部不均衡现象非常明显，如北京基本公共服务呈环状方式，差距不断扩大。二是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效率仍需完善。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转移支付后，大部分转移资金无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由分配，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统筹能力和社会建设能力；部分欠发达地区过度依赖财政转移，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影响发达地区积极性；各专项支付出现管理分散、项目不清、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李实、万海远，2018)。总体来看，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可以保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激发社会的整体活力，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相较发达国家，我国的第三次分配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一是社会参与度较低，企业是参与的主要力量，群众基础不牢固。2020年，我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38.21%，但仅占国民总收入的0.18%，发展空间较大。二是配套激励政策不健全。虽然我国已建立了《慈善法》等相关制度，但通过税收立法对慈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力度较小，税收抵免额度低，频繁出现“捐款越多，纳税越高”的不良现象；税收减免程序繁琐，捐赠者时间成本高，降低了捐赠者的积极性，税收激励效果打折；同时，由于尚未建立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无法有效调节高收入阶层的代际财富积累，难以鼓励个人将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三是行业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我国慈善组织发展迅速，但透明度不高，常有私吞或挪用公款事件，私人捐赠的基金会缺乏完备的监管，严重影响公众的捐赠热情和慈善组织公信力。四是第三次分配捐赠笼统集中在部分领域，覆盖范围较窄。目前，我国的捐赠主要流向医疗、教育、扶贫领域，但科学、文化等领域缺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