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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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動機是指直接尋求利潤最大行為所表現的形式。

　　在西方思想史上，對於經濟動機的內涵的分析以及對其合理性的辯護的各種學說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當代新占典學派的經濟學家。他們的基本觀點集中在其“經濟人”假說之中，其要旨是所謂個人的經濟動機就是個人對於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在他們看來，經濟動機也就是滿足個人的偏好、利益的動機，具體地說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物質欲望的動機，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利潤動機。在經濟生活中活動著的是理性經濟人，即“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的個體”。這種理性是工具意義上的理性。如希普所說：“經濟人的稱呼通常加給那些在工具主義意義上是理性的人。他們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會選擇那些比其他行為更好滿足自己偏好的行為。”

　　他們的學說對“經濟人”假說的理論辯護，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種辯護是事實上的辯護，也就是認定經濟活動，事實上都是從利已的動機出發的。如斯密所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刺激他們的利己心，是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這就是說經濟活動中事實上人們是從自利出發的。經濟學的研究必須把這一事實作為前提、作為基本的假設。因此，“經濟學的第一原則就是，任何行為都必須透過個人私利才有可能實現”。

　　第二種辯護是從人性論出發的，假設人的本性是自利的。這種假設為經濟學家們所廣泛採用。但是，它是從近代以來的哲學和倫理學那裡得到理論支撐的。從霍布斯開始，英國經驗論的哲學就從感覺論出發.把快樂即欲望的滿足視為善，把“權力欲、財富欲、知識欲和榮譽欲”視為人的最基本的欲望。到18世紀，法國的愛爾維修則明確地提出了“利益”的概念，並且把利益視為人性的根本，強調“利益支配著我們的一切判斷”。

　　把這種人性學說同經濟思想聯繫在一起，並且為人們的自利的經濟動機作出最強烈也是最極端的辯護的，要數曼德維爾。他認為，人類社會是在分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社會分工中，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勞動和活動，來滿足自己私利的需要。他們的行為是自私心所支配的，這種自私心是有益的。人們之間的交換和互相幫助也是自私心的產物。他斷言：“人生來就是自私的、難以駕馭的動物，因為需要並意識到需要別人幫助才能夠使自己生活舒適，從而把他們聯合起來；讓別人從為其提供的服務中得到好處和利益才能使這種幫助自覺自愿和持續不斷”。“世上被稱為劣行的東西，才是我們成為社會造物主的偉大原則，才是無所不包的各種貿易和職業的牢固的基礎”。這裡他把人們的自利的經濟動機，以及由此產生的貪婪、奢侈和傲慢，視為經濟繁榮和技藝進步的動力。對人性的這種見解，在近代西方思想中，得到相當廣泛的認同，儘管許多思想家未必認同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益的主張。比如以倡導道義論著稱的康德，也承認私利在人性中的地位，承認它在歷史上是有積極作用的。他說：“人具有一種要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然而他也具有一種強大的、要求自己單獨化(孤立化)的傾向。”這兩種傾向之間的衝突形成了個人按自己的意願來行動時遇到的阻力。正是這種阻力喚起了人類的全部能力。“因此，讓我們感謝大自然之有這種不合群性，有這種競相猜忌的虛榮心，有這種貪得無厭的占有欲和統治欲吧!沒有這些東西，人道之中的全部優越的自然本性就會永遠沉睡而得不到發展。”

　　第三種辯護是倫理的辯護，就是強調狹隘的私人利益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古典的經濟學家事實上持這種看法，其倫理的和哲學的論據則主要來自英國經驗論傳統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功利主義把趨樂避苦作為人性的根本，把個人的行為後果達到最大量的快樂作為善。穆勒的學說雖然對此作出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他所提出的“所欲即可欲”的論證卻在客觀上為從“事實上人們在追求私利”推論出“追求私利乖身就是善”的結論提供了方法論的論據。總之，新古典學派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對於經濟動機的解釋，有三個遞進的觀點：一個是經濟動機的唯一的內容就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獲得利潤最大化的動機；第二，狹隘的私人利益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個美德，本身就是善；第三，追求狹隘的私利不僅是經濟行為的唯一動機，而且是人類各種行為的唯一的動機，甚至是生物的行為的唯一的動機，因此經濟人假說不僅能夠解釋人類的各種行為，包括政治的行為、利他的行為的動機，甚至可以解釋生物的行為。

　　(一)外部性補償動機

　　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可能對周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如污染空氣、水質、破壞植被生態、損害公眾健康等。企業對外部環境的負面影響，可能導致企業與社區關係的緊張，引發公共危機，使企業面臨法律訴訟及政府對其經營行為的嚴格管制。為了減少可能面對的以上風險，那些高污染性的行業更願意增加捐贈支出，以緩解企業面臨的風險和外部壓力。如果企業一旦對外部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企業也傾向於多捐贈，以改善企業在公眾中的形象，重拾公眾信任。如煙草、冶煉等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相比其他行業的企業而言，捐贈支出更多，彌補企業由於其違規行為所造成的聲譽(形象)損失(Brammer和Millington，2005)。這類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增加捐贈支出。改善企業與公眾的關係，是出於外部補償性動機的捐贈。

　　(二)減少政府管制動機

　　企業權勢理論認為，權力與義務必須保持平衡，擁有權力必須同時承擔一定的義務，否則會面臨政府管制。企業的社會責任來源於企業擁有的權力(Davis，1960)企業的規模越大，占有的資源越多，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應越多。因此，規模大的企業，為了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會主動增加捐贈支出，為政府分擔社會責任。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都發現這一顯著現象，規模大的企業。慈善捐贈的數額越高(Siegfried，1983；Adams和Hardwick，1998)；在加拿大還發現，規模大的企業更可能建立管理慈善捐贈的專門機構，以處理慈善捐贈事宜(Dunn，2004)所以，大規模企業會出於減少政府管制動機，主動進行慈善捐贈，履行社會責任。

　　(三)管理者機會主義動機

　　企業參與捐贈有時是出於管理者的機會主義動機(Galaskiewicz，1985；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企業管理者利用公司的財產進行捐贈，減少了股東可分配的收入，造成了對股東利益的侵害(Friedman，1970)，但通過企業的捐贈，向社會顯示了管理層利他主義傾向的高尚品格，贏得了社會公眾對管理層自己的尊重和認可(Arulampalam和Stoneman，1995)，提高了管理層的社會地位。但當管理層自己持有企業股份比例提高時，增加捐贈會減少管理層自身的可分配利益，研究發現，此時企業捐贈的數額就會減少(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這一現象說明，管理層確實存在出於機會主義動機的捐贈行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企業捐贈的受益對象各異，使得通過捐贈協調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提供了可能。在這種視角下，捐贈成為管理層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衝突的一種策略，也可能成為管理層的一種機會主義行徑。是管理層為了達到自身目標，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Haley，2007)。

　　(四)廣告宣傳動機

　　企業在參與社會慈善活動時，會把企業的慈善活動與企業戰略相結合，從戰略的高度來統籌企業的慈善行為。在履行慈善義務的過程中，樹立企業形象，提高企業聲譽，增加產品的銷售，發揮慈善營銷的作用。在汶川地震災害的捐贈中，產品直接與消費者接觸的公司更傾向於捐款，平均比其他公司多捐贈50%，而且產品直接與消費者接觸的公司也偏向於現金捐贈，比其他公司平均多捐贈現金約1.8倍(山立威、甘犁和鄭濤，2008)，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企業慈善戰略營銷的結果。而且研究發現，在汶川地震中進行了捐贈的公司，銷售費用發揮的廣告促銷效應明顯，提高了企業的銷售業績I陳小林，魏學強，2009)所以，不少企業也可能出於廣告宣傳動機進行慈善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