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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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Li Yi Ning,1930.11.22-2023.2.27）：中國經濟的股份制改造的先行者,在海內外享有"厲股份"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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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江蘇儀徵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學戰略研究所名譽理事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厲以寧於1955年從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1985年至1992年擔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繫系主任；1993年至1994年擔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至2005年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1988年至2002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屆、八屆、九屆常務委員；2003年至2018年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常務委員；2013年獲得第十四屆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2016年獲得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2018年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獎章 。
厲以寧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等。 因論證倡導我國股份制改革，被尊稱厲股份。
厲以寧的研究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國民經濟管理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巨集觀經濟學、比較經濟史、西方經濟學、中國巨集觀經濟問題、巨集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等。因論證倡導中國股份制改革，被尊稱厲股份。
厲以寧的主要著作包括：《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論民營經濟》、《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等[1]。
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2]
-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
- 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留校任教。
-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繫系主任。
-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 1994年-2005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 1998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曾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貢獻獎（個人最高獎）、國家教委科研一等獎等。曾主持《證券法》起草、《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
- 2005年至今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 2008年至今任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還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貴州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
- 2013年起，任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 2013年第十四屆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終身成就獎
- 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2]
厲以寧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併發表了大量文章，是中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雙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另外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厲以寧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西方經濟學、中國巨集觀經濟問題、巨集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和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其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厲以寧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它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論界與政策制定者廣泛接受，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
厲以寧還是經濟史專家，在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有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厲以寧自1955年畢業後留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資料室工作，直到1962年第一此登上講壇，講“外國經濟史”，第一節課便是“西歐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後一直在這方面研究多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終止研究。到改革開放後便把主要問題轉到中國國民經濟上，但一直仍然在從事經濟史研究，在1999年《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完成後便又重新著力於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於2003年出版了《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一書，該書將封建社會分為“剛性體質”和“彈性體制”，把封建社會的異己力量分為體制內異己力量和體制外異己力量，把資本主義分為原生型資本主義和非原生型資本主義，以此為前提對資本主義起源進行了深入探討。進入新世紀後，厲以寧力主改革城鄉二元制和土地改革等新一輪農村改革，是這一輪改革的重要推動者。2008年初，厲以寧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長文《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提出搞活農業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關鍵在於改革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他指出，城鄉二元體制不改革,農民收入不會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城鄉收入差距也無法有較大程度的縮小 。
認識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後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註和認同。
厲以寧教授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於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
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教授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並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於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於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後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教授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於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併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更為重要的是，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理論，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論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係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教授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厲以寧教授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於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於企業並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於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主權並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於中國經濟處於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於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
厲以寧基尼繫數演算法
厲以寧教授在接受光明日報採訪時重新定義了基尼繫數的演算法，通過他的演算法，中國的基尼繫數被大幅降低。
厲以寧教授的新基尼繫數理論指出，以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複雜的社會發展狀況，較好的計算方法是先計算中國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單元――家庭的基尼繫數，然後再由下向上，逐級加權平均，算出總基尼繫數。只有這樣的計算方法才能正確評估中國的貧富分化狀況。
根據這種計算方法，中國的基尼繫數將是一個低於0.2的數值。厲以寧教授表示，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但是事實就是如此－－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分化太小，這表明中國仍然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必須徹底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GDP才能上去，中國才能進步。 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在掩飾中國出現的貧富分化的問題，因為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並不是一個演算法就可以掩飾過去的。演算法只是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他，並不是說我們不理解。在這一點上，厲以寧的行為是比較政府的。
改變基尼繫數的演算法，或是重新定義，則評判基尼繫數的標準也需要改變。如果依舊以原有演算法的評判標準來進行評判的話，已經失去了基尼繫數本身的意義，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並不是用新演算法就能掩蓋過去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試圖改善指標應從民生措施上下功夫，而非演算法上的數字游戲。舉例說明，就像滿分為150分的考試，當厲以寧的解答可以獲得90分，卻試圖告訴家長他在一場通常為100分的考試中取得了90分一樣。
厲以寧教授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於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並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於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教授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巨集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並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於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於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並不取決於價格改革，而取決於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於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禁區”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教授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中國正在發生一場人力資本革命。國外有一種說法是，中國舊的人口紅利沒了，現在中國農村沒多少人能進城了，中國改革的路也走到頭了，改革紅利枯竭了。唱衰中國的一個理由就是中國舊的人口紅利沒了，舊的改革紅利枯竭了，這些觀點都是錯的。
其實，中國正在發生一場人力資本革命。過去只有“海歸”，現在出現一個新詞，叫“城歸”，無論男女都在向回走，他們在尋找自己的創業道路。
作為貴州畢節試驗區的總顧問，我對畢節的情況瞭解比較多。那個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現在又自動回來辦小微企業。他們在城市中工作了幾年，回到家鄉，有經驗又懂得技術。
浙江土地確權以後，有些農民到城裡開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總得有人種的，我們在浙江發現是安徽人在種田。在蘇南考察時發現，蘇南的田是蘇北人在種，蘇南人自己做生意去了，而農民也在自費學習農業技術。所以中國正在發生人力資本的的巨大變革，中國人口資源枯竭的理論只能說明他們不瞭解中國。
我們在南方企業調查發現中國家族企業有個問題：家族企業有兩本賬，一本賬是經濟賬，一本賬是社會賬。經濟賬就是一定要把這企業搞好，讓全家族都能夠得到更大的利益。至於社會賬，就是要救濟家族的人，盡到幫助家族的責任。
但是兩本賬一定會出問題，我們在農村調查時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有人說不合理，如果是孤兒寡母，喪失勞動力，幫助他們沒問題，但如果是吃喝嫖賭變窮的，這樣的人我幫助他乾什麼？所以家族不斷地分離。
企業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兩個道理：
第一，無論是什麼樣的企業家，都不可能憑一個人的力量來創造，總要有同伴、親人、家族。
第二，企業家一定要懂得經濟學的一個重大變化。
從古典經濟學開始就提出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們都是以最大的利潤、最小的成本來進行判斷的。但實際上古典派形成的時間是在工業化的初期，現在的觀點已經開始改變了，叫“社會人假設”，意思是說，人不一定全按經濟學的理性人方式來做。比如說企業有矛盾，企業有互相競爭，如果按照“經濟人假設”，那就會兩敗俱傷；按照“社會人假設”就不一樣了，人是社會人，人是現實的人，人應該考慮到“協商、和解、雙贏”。
這六個字表明，“社會人假設”不是最優選擇，而是各自退一步海闊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後的結果是雙贏的。企業家也應該是社會人，懂得協商、懂得和解、懂得雙贏。企業家也不是一個身份，是精神。
最後一個問題，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世界銀行報告中提出，有一些國家到了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就停滯了。拉丁美洲有幾個國家、東南亞有幾個國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報告沒有提出怎麼解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原因也沒有說清楚。實際上從國外的很多資料來看，事實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實際包含三個陷阱：
第一個陷阱是發展制度陷阱。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及時進行改革，沒有進行土地的重分，到現在變成制度性的問題。
第二個陷阱是社會危機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沒改，傳統的統治方式也沒改，內戰就發生了，形成了長期的社會不和。
第三個是技術陷阱。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沒有資本市場，國內沒有人才。大部分出國留學的人畢業後不願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術怎麼能夠有突破？必須有技術上的創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國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計劃經濟時代儘管有各種缺點，但在當時是必然的。因為中國處在受孤立、受封鎖的情況下，多次應該進行的改革都沒改。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提出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這種局面。
儘管改革開放是很難的，但是畢竟有了幾個突破。
第一個突破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了這個之後，多年憑票供應糧食的情況沒有了，集市貿易，雞鴨魚肉什麼都有了。
第二個突破是勞動力多了。過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幹活，現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麼多，就開始創辦鄉鎮企業。這是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破的結果。
第三個突破是經濟特區的建設。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鄉鎮企業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市場開拓。經濟特區的建設，是在平靜的水面上丟下了幾塊石頭，從此激起了層層波浪，中國經濟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們應該是這麼來看待的。有什麼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國是沒關係的。
十八大以後各方面的改革都在進行，所以中國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國正在變化，而且變化會越來越多。
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比方，他說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者必然擁有的一種魅力。這話什麼意思呢？創新者就是企業家，企業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勞、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開這市場。這看法到今天同樣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業家精神，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國企需要企業家精神，民營資本同樣需要企業家精神，需要靠企業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麼來培育企業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護產權。不保護產權怎麼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所以中央文件裡面講到，不僅是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和其他各種無形資產都應該受到保護，這樣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很多人怕什麼呢？“我一發明出來，你就盜用了”，這是知識產權的問題，需要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各種產權一律保護。公有經濟產權要保護，私有、非公有的產權同樣需要保護，這一點很重要。
在談到保護產權的時候，歷史問題怎麼辦？中央文件中也隱隱約約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問題還要進一步深挖，處理歷史問題得有歷史的眼光。我到廣東、福建去調查民間信貸問題。很多人就說，應該讓民間信貸浮到水面上來，在陽光下公平競爭。但它為什麼不敢浮到水面上呢？因為它在歷史上可能跟某個走私案有關，他有可能放過高利貸或者走私過，他怕人家追查舊帳，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怎麼做？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還有很多路需要走。
厲以寧是我國最早關註三次分配的經濟學家。改革開放伊始，當學界和社會尚處於討論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問題時，厲以寧就開始了對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和思考。
初次分配可通過三個途徑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因為物價上漲，最低工資標準不提高，就無法提高勞動收入水平問題，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二是要逐步提高農產品銷售和售後價格。在農村，種糧食是最不掙錢的，種糧食的人是比較窮的，所以農產品銷售和售後價格需要逐步提高。三是要大力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社會化服務組織，結合實際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讓農民從延伸產業鏈條中得到更多實惠。
二次分配的重點應該是解決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問題，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考慮推進：一是對貧困戶和災民的救濟。政府要加大對貧困地區扶持力度，出台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實施不同的扶貧項目。二是利用稅收調節。個人所得稅問題，不僅僅在於提高徵稅的起徵點，更重要的是根據家庭的負擔，根據家庭的收入來調節稅收，有家庭有孩子的人的負擔是不一樣的。三是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推進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政策的實施。四是適時考慮開徵遺產稅、贈與稅、房產稅等問題。這些是二次分配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
以第三次分配 協助解決收入分配難題：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一書中，厲以寧對第三次分配又做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收入分配，稱為“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進行的分配，稱為“第二次分配”；個人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可以稱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很少或者不存在的，只有在市場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一部分社會成員積蓄了較多資產後才可能引起社會註意。對於用於社會公益事業的捐獻，應該免稅，以便鼓勵、引導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財產用於公益事業，相信這會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
其他經濟觀點
- 擴大內需最要緊的有五個措施：給農民以產權；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業，給低收入者更多創業的機會，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快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生產群眾需要的、喜歡的新型消費品。
- “充分就業是國家巨集觀經濟發展的第一目標”，“股份制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
-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業不平等，就業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導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經費應該占到國家財政支出的4%以上。
- “減員增效從巨集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政府不應該提倡“減員增效，”“政府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增加就業機會”。
- 城鄉二元體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
- 對待證券市場，政府必須做兩件事情：第一，加強監管，防止出現詐騙、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第二，始終把對股民風險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 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業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業)，政府有責任採取稅收、補貼等優惠政策幫助“零就業家庭”至少一人實現就業，要加大就業培訓、再培訓，鼓勵人們去各類企業工作。發展民營經濟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
- “改革開放三十年最遺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地極慢。一定要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讓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具體體現在，比如說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醫療的保障，比如說養老的保障，還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 “農民的土地流轉必須和社會保障連在一起。”
- “城市中，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在當前情況下，就業問題這麼重要，你給人家開條路，給小攤販留條路，不要讓這些小攤販整天躲來躲去的。”“通過增加環衛工人和交通協管員，可以解決小販帶來的衛生與交通問題”。
厲以寧的著作 [1]
個人專著
- 《論加爾佈雷思的制度經濟學說》，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教育經濟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 《關於經濟問題的通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消費經濟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簡明西方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5年。
-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年。
- 《國民經濟管理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998年（修訂版）。
-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廣東，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北京，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 《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 《轉型發展理論》，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
- 《巨集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湖南，湖南出版社，1997年。
- 《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
- 《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論民營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西方經濟史探索》，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個人文集
- 《厲以寧經濟論文選（西方經濟部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厲以寧選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
-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年。
- 《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
- 《轉軌與起飛：當前中國經濟熱點問題》，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經濟、文化與發展》，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
- 《經濟漫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市場經濟的足跡》，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面對改革之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年。
- 《厲以寧北京大學演講集》，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
- 《厲以寧經濟評論集》，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
- 《厲以寧論文精選集》，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
- 《厲以寧改革論集》，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
- 《厲以寧自選集》，北京，學習出版社，2008年。
- 《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漢英對照），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
- 《厲以寧論文選（2008-201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
合著
- 張培剛、厲以寧：《巨集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 羅志如、厲以寧：《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 陳振漢、厲以寧：《工業區位理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 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 李宗正、厲以寧、陳孟熙：《經濟學常識（經濟學說史部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
- 厲以寧、秦宛順：《現代西方經濟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 厲以寧、吳易風、李懿：《西方福利經濟學述評》，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 張培剛、厲以寧：《微觀巨集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厲以寧、吳世泰：《西方就業理論的演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
- 羅志如、範家驤、厲以寧、胡代光：《當代西方經濟學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 厲以寧、孟曉蘇、李源潮、李克強：《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年。
- 厲以寧、曹鳳岐、張國有：《怎樣組建股份制企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998年修訂版，改名為：《怎樣組建股份制與股份合作制企業》）。
- 厲以寧、章錚：《西方經濟學基礎知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
- 厲以寧、章錚：《環境經濟學》，北京，中國計划出版社，1995年。
- 胡代光、厲以寧、袁東明：《凱恩斯主義的發展和演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主編
-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孟明義、王善邁副主編：《教育經濟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厲以寧、秦宛順主編：《中國對外經濟與國際收支研究》，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 陳岱孫、厲以寧主編：《國際金融學說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
- 厲以寧主編：《凱恩斯主義與中國經濟》，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秦宛順主編，厲以寧副主編：《教育投資決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秦宛順副主編：《中國巨集觀經濟的實證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秦宛順副主編：《中國商品經濟運行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厲以寧、秦宛順、靳雲匯主編：《中國經濟增長和波動》，北京，中國計划出版社，1993年。
-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榮志剛副主編：《中國社會福利模型：老年保障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厲以寧主編，王立彥副主編：《鄉鎮企業股份制：組建和運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 厲以寧主編，閔維方副主編：《教育的社會經濟效益》，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厲以寧、曹鳳岐主編：《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北京，中國計划出版社，1996年。
- 董輔礽、厲以寧、韓志國主編：《國有企業：你的路在何方》，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 厲以寧、J. Warford主編：《中國自然資源定價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
- 董輔礽、厲以寧主編：《中國經濟與21世紀對話》，廣東，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
- 厲以寧主編，曹鳳岐、王其文、張維迎副主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厲以寧、董輔礽、韓志國主編：《中國經濟跨世紀的主題和難題》，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
- 厲以寧、曹鳳岐主編，何志毅副主編：《中國企業管理教學案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厲以寧主編，胡健穎、孟曉蘇、顧雲昌、於鴻君副主編：《中國住宅市場的發展與政策分析》，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9年。
- 厲以寧主編，胡健穎、胡兆量、馬戎、於鴻君副主編：《區域發展新思路—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與對策》，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
- 厲以寧主編：《中國經濟運行與增長》，北京，學習出版社，2000年。
- 厲以寧、曹鳳岐主編，於鴻君副主編：《跨世紀的中國投資基金業》，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
- 厲以寧主編，章錚副主編：《西方經濟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厲以寧、吳易風、丁冰主編：《經濟全球化與西部大開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厲以寧主編，章錚、黃濤副主編：《中國城鎮就業研究》，北京，中國計划出版社，2001年。
- 厲以寧、蔡曙濤主編：《鄧小平理論與當代中國管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厲以寧、J.Warford主編：《中國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CCICED環境經濟工作組研究成果概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 厲以寧、單忠東主編，王詠梅、劉偉副主編：《風物長宜放眼量：“非公經濟36條”落實情況區域調查》，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
- 厲以寧主編，程志強副主編：《中國道路與新城鎮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御用所謂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