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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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理性人”假設是指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 既不會感情用事, 也不會盲從, 而是精於判斷和計算, 其行為是理性的。在經濟活動中, 主體所追求的惟一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優化。如消費者追求的滿足程度的最大化, 生產者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理性人”假設實際是對亞當·斯密“經濟人”假設的延續。

　　在經濟學里，“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設通常簡稱為“理性人”或者“經濟人”的假設條件。西方經濟學家指出，所謂的“理性人”的假設是對在經濟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個一般性的抽象。這個被抽象出來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說，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採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在任何經濟活動中，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否則，就是非理性的人。

　　“理性人”是對經濟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

　　一是自私。即人們的行為動機是趨利避害，是利己的。

　　二是完全理性。即每個人都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所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

　　具體而言，在信息充分的前提條件下：

　　第一，理性人具有關於他所處環境的完備知識，而且，這些知識即使不是絕對完備的，至少也相當豐富，相當透徹；

　　第二，理性人有穩定的和條理清楚的偏好；

　　第三，理性人有很強的計算能力，能算出每種選擇的後果；

　　第四，理性人能使其選中的方案自然達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點，即理性人總是選擇最優。用程式化的語言說，就是由於具備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理性人能夠找到實現目標的所有備選方案，預見這些方案的實施後果，並依據某種價值標準在這些方案中做出最優選擇。所以，所謂“理性人”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李嘉圖將數理方法運用到經濟分析中，用抽象的邏輯演繹系統代替現實經濟運動。由於引入了邊際的概念，“理性人”的理性性質就有了量的表示，即個人追求財富最大化就可以直觀地表示為對經濟變數求極值。至此，“理性人”假說的內容被轉化為“理性人的最大化”：就是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產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此後，瓦爾拉斯和帕累托分別發明瞭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量化了“理性人”的價值目標；希克斯解決了效用與貨幣收入之間的聯繫，並且用預算線與無差異曲線的切點確定最優消費組合，避免了可能涉及道德的價值判定。

　　20世紀50年代，“理性人”假說發展到了極致，獲得了純粹工具主義的屬性，徹底放棄了任何道德倫理觀。阿爾欽提出完全“自利性”作為一種工具主義假設，放棄任何利他考慮；弗里得曼認為經濟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必受到現實檢驗，但一定要有猜測能力，假如理論的假設能夠用來猜測未來，那麼從理論導出的各種命題就是對世界的正確描述。一切命題只要推導邏輯正確，都是現實世界一部分，只不過有的命題尚未從現實可能轉變為現實。

　　經濟學的“理性”是指：確知所有選擇集合中正確的解。 經濟學中的“理性人”是指一種抽象的人所進行的理性選擇。什麼是理性選擇？這就是說，參與經濟交換關係中的人對他們的偏好和目標具有理性的認識，對如何實現這些偏好和目標也具有理性的認識，對每一種可能出現的變化都能正確衡量其機會成本。 實際上，理性選擇就是在人所面臨問題的那種機會集合中，總是能夠選擇正確的一種組合。西方經濟學在這個假設的前面又暗含了以下假設：

　　1，信息是完全的。即當事人確知所有與其偏好和目標相關的信息。

　　2，信息收集成本是可接受的。

　　3，當事人是全能全知的，他能確知所有相關信息的價值以及用處。有史以來可能只有上帝具備這種能力。

　　4，信息處理是及時、完全和準確的。

　　5，人始終是具利己心的。

　　但是，以上這些假設在現實中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這個假設將面臨下麵絕對無法解決的問題：

　　1，既然人是理性的，那麼，每個人的最初行為就是最佳的，帕雷托最優在市場運行一開始就已經達到，其表現為平均利潤為零。

　　2，既然帕雷托最優是一個市場運行的最始配置，那麼這個市場運行的結果一開始就平均利潤為零。

　　3，既然人始終是自利的，那麼在理性狀態下，每一個參與市場的當事人都事先知道了平均利潤為零的結果，即他的所得只能抵償他的付出，沒有利潤，因此他的將選擇應該是不參加市場。

　　4，既然當事人始終只能選擇不參加市場，因此，市場將是永遠也不會存在的。

　　我們知道，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證明市場機制是有效的，可是結果卻將整個市場都證了偽。不僅如此，西方經濟學是反對計劃經濟的，但是，理性人假設只能證明計劃經濟的有效性。計劃經濟是假設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中央計劃系統，可確知全部經濟信息，並且及時、準確和有效地做出決策並實施。在一個現實的世界中，計劃經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維持的，因為那些假設都不存在。但是，計劃經濟符合理性人假設的，因而計劃經濟也可達到帕雷托最優的。西方經濟學已承認了現實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因而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但是迴避了人是否可以全知全能這一問題。

　　即便我們不追問人是否全知全能的問題，西方經濟學這種有限的讓步實際上也是否決了理性人假設的全部存在。我們要問：有限到什麼程度才叫“有限理性”，是1%一直到99%都可以叫“有限理性”嗎？顯然，這個問題也是西方經濟學絕對無法回答的。 有限理性人假設，實際上是取消了這一假設。

　　理性人假設即便在西方，對它的懷疑也由來已久。如同時獲得了200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史密斯（Vernon L. Smith）經過三十年的實驗證明，人不可能是理性的。

　　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與思考自從“理性人假設”誕生以來，就成為了經濟學界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界爭論的焦點，不曾擺脫過來自經濟學內部和外部的批判與思考。這些批判主要來自五個方面：

　　（一）來自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批判

　　“理性人”是把人抽象為利己主義，看作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否定了個人作為社會存在的其他一切特征。他是以完全競爭的市場為活動場所或背景，對其行為產生影響的唯一信息是市場價格，其個人利益最大化唯一地表現為利潤最大化。在新古典經濟學那裡，“理性人”的利益內涵被擴大了，表現為主觀效用最大化。這就使“理性人假設”對人類行為的解釋範圍擴大了。20世紀20年代以來，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複雜人等人性假設，認為人性是複雜多變的。與之相對應，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了聞名的需要層次理論。該理論認為人是有需要的動物，需要有輕重層次，只有較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後，較高層次的需要才會出現。這些理論否定了傳統的“理性人假設”把經濟利益作為人的唯一需要的觀點，使“經濟人假設”向現實邁進了一大步，提高了對現實的闡釋能力。如這種理論把人類的利他行為視為最終利己的手段，是為了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的一種更高層次的需要，用西蒙的話說，“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需要層次理論提出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經濟人的需求偏好是非常複雜多樣的，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因素都會影響其需求偏好。因此，人類追求的利益目標是一個多元的效用函數。

　　（二）來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

　　經濟人最大化行為假設是以完全理性為條件的，由於具有完全理性，經濟人才能夠找到實現目標的所有備選方案，預見這些方案的實施後果，並依據某種價值標準在這些方案中作出最優抉擇。但在赫伯特·西蒙看來，這種理性的定義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備選方案，外部環境是不確定的、複雜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熟悉能力和計算能力是有限的，經濟行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中，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於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瞭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後果，對不確定的未來估計出一致的現實概率，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因此，決策過程中人們遵循的並不是最優原則，而是滿足原則。也就是說，現實中消費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適度效用；廠商追求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適度利潤。有限理性說修正了經濟人最大化的約束條件，從而使經濟人置身於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中。從決策過程來看，經濟人在約束條件下仍然是追求最優解的，儘管從決策的結果來看，他只得到了滿足解。

　　（三）來自制度學派“社會－文化人”的批判

　　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指出：人類行為比經濟學家模型中的個人效用函數所包含的內容更為複雜。有許多情況不僅是一種財富最大化行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約束，它們會根本改變人們實際作出選擇的結果。他把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願負擔約束等其他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從而建立了更加複雜的、更接近於現實的理性人假設。他認為人是社會的人，人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地點會處於不同的制度環境中，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人的具體回應是不同的。同時，由於人總是社會中的一員，在一個人的生活目標中，不可能僅僅只有自己，也就是說，人的行為目標是複雜的、多樣的，因此，人的決策不是也不可能是使個體利益最大化，而是取決於四周環境的制約，以及本能、習慣、習俗、從眾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用“社會—文化人”來取代“理性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標、並且其目標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他人決策及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態影響的人，來取代單純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獨來獨往的人，無疑是一種意義深遠的努力。它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把對人的假定向現實又推進了一步，並且把人們的研究目標從給定的一種效用或福利函數引向研究個人目標或偏好的形成過程。

　　（四）來自行為科學心理實驗的批判。

　　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理性人是完全理性的，他不僅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標是最大化，而且知道怎樣實現最大化這一目標。而理性人的這種理性行為是以一系列的假設前提，如可比性假設、連續性假設、傳遞性假設、省略性假設、主導性假設和不變性假設為保證的。然而，許多行為科學的心理實驗結果卻表明，現實中人的選擇行為經常背離理性人理性行為的一系列假設前提。這幾個公設對理性選擇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們在心理實驗中或在現實中又的確有反例。從心理學家實驗所用的數據中，可以看到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行為違反了上述公設。行為科學對理性人假設的心理實驗批評的貢獻是在假定了單個人在瞭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結果之後，揭示出人類選擇的非理性（非最大化）和做到理性選擇的困難一面。

　　（五）來自萊賓斯坦Ｘ效率理論的批判。

　　1966年哈維·萊賓斯坦抓住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與現實不一致的缺點開始對它進行全面的批判。他用Ｘ效率理論揭示了人在生產領域中同在消費領域中一樣，其行為也不是最大化的。所謂“Ｘ效率理論”，是考慮生產組織內部因錯過了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的機會而造成的某種類型的低效率。這個Ｘ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Ｘ低效率表現為企業的生產活動沒有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上進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盡全力有效利用各種經濟機會的動力。”由於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特別是由於直接從事生產組織工作的治理階層和工人（即“內部人”）能夠對自身的努力程度進行相機抉擇，治理者和工人的行為在大部分時間里就成為最大化的了，此時，最大化成了一個特例。經過以上綜合和修正後的主流經濟學中的“理性人”是在市場制度中具有多元效用函數的個人，他能在給定的硬約束下通過成本 ——收益分析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時其行為還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識形態軟約束的影響，從而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他不再僅僅是以純粹的物質利益為目標，而是明確地包括非經濟利益和精神滿足。他融合了利己和利他主義，不再是用“成本一收益”核算做出決策，而是在若幹取捨之間做出選擇，各種選擇結果都將對個人福利產生不同的影響，選擇的標準即是那些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行為。然而，應當看到，以上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並沒有脫離“理性人假設”原有的框架，也沒有本質上的創新，只是在原有理論上的修補，所體現的仍然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理性本質。筆者認為：利他主義者之所以樂於助人，是由於其偏好有別於利已主義者。利已者往往有這樣的偏好——助人無益於自身利益，不助人無損於自身利益。但利他者的偏好則是——助人會大大增進自身利益，會使自己心情愉悅；不助人則會大大減少自身利益，會使自己寢食不安甚至久積成病，終疾而亡。可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利他主義者同樣也屬於利已主義者的範疇，只是偏好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