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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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假設（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經濟人”（economic man）又稱“理性—經濟人”、“實利人”或“唯利人”。這種假設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他認為人的行為動機根源於經濟誘因，人都要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工作就是為了取得經濟報酬。為此，需要用金錢與權力、組織機構的操縱和控制，使員工服從與為此效力。這種假設起源於享樂主義，再經19 世紀合理主義的影響而形成是雪恩 在《組織心理學》中提出。

　　此假設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利益，工作是為了獲得經濟報酬。

　　美國管理學家麥格雷戈（D.M.McGregor）在他所著《企業的人性面》一書中，提出了兩種對立的管理理論，其中，X理論就對“經濟人”假設的概括。其基本觀點如下：

　　（一）多數人十分懶惰，他們總想方設法逃避工作。

　　（二）多數人沒有雄心大志，不願負任何責任，而甘心情願受別人指導。

　　（三）多數人的個人目標都是與組織目標相矛盾的，必須用強制、懲的方法，才能迫使他們為達到組織的目標而工作。

　　（四）多數人十工作都是為了滿足基本的需要，只有金錢和地位才能勵他們工作。

　　（五）人大致可以劃分為兩類，多數人都是符合於上述設想的人；另類是能夠自己鼓勵自己，能夠剋制感情衝動的人，這些人應擔當管理的責任。

　　基於這種假設所引出的管理方式是，組織應以經濟報酬來使人們服從作出績效；並應以權力與控制體系來保護組織本身及引導員工，其管理的點在於提高效率，完成任務。其管理特征是訂立各種嚴格的工作規範，加各種法規和管制。為了提高士氣則用金錢刺激，同時對消極怠工者嚴厲懲罰即採取“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泰羅制就是“經濟人”觀點的典型代表。

　　這種假設實質上是早已被駁斥的遺傳決定論的人性觀。把人劃分成多的被管理者和少數的管理者，代表了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早期段的管理。這種假設和Ｘ理論雖然已經過時，但對管理並非全無意義。^[1]

　　1、多數人天生是懶惰的，他們儘可能逃避工作；

　　2、多數人都沒有雄心大志，不願負責任，而心甘情願受別人指使；

　　3、多數人的個人目標都是與組織的目標相矛盾的，必須用強制、懲罰的辦法，才能迫使他們為達到組織目的而工作；

　　4、多數人乾工作都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只有金錢和地位才能鼓勵他們努力工作；

　　5、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多數人都是符合於上述設想的人，另一類是能夠自己鼓勵自己，能剋制感情衝動的人，這些人應負起管理的責任

　　6、經濟人假設是指每個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7、經濟人假設是指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它是個體行為的基本動機.理性選擇假設是指個人在選定目標後對達成目標的各種行動方案根據成本和收益作出選擇。

　　8、所謂經濟人假設是指作為個體,無論處於什麼地位,其人的本質是一致的,即以追求個人利益,滿足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動機。

　　9、經濟人假設是指:當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面臨若幹不同的選擇機會時,他總是傾向於選擇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經濟利益的那種機會,即總是追求最大的利益。

　　10、經濟人假設又稱為X理論,X理論認為人類本性懶惰,厭惡工作,儘可能逃避,唯一的激勵辦法就是以經濟報酬來激勵生產,只要增加金錢獎勵,便能取得更高的產量.

　　基於“經濟人”的假設，必然會採取相應的管理措施。這些措施可歸納為以下3點：

　　①管理工作的重點是在提高生產率、完成生產任務方面，而對於人的感情和道義上應負的責任，則是無關緊要的。簡單地說，就是重視完成任務，而不考慮人的感情。從這種觀點來看，管理就是進行計劃、組織、經營、指導、監督，這種管理方式叫作任務管理。

　　②管理工作只是少數人的事，與廣大工人群眾無關。工人的主要任務是聽從管理者的指揮。

　　③在獎勵制度方面，主要用金錢來刺激工人生產的積極性，同時對消極怠工者採用嚴厲的懲罰措施。通俗地說，就是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

　　“泰勒制”就是“經濟人”觀點的典型代表。泰勒所提倡的“時間一動作”分析還發現工人中有聯合起來對付管理當局的傾向。為此，他在伯利恆鋼鐵公司明文規定，除經特殊批准外，不得有4名以上的工人在一起工作，以減少工人對管理當局的反抗。此外，泰勒提倡的“計件工資制”則完全依靠金錢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① 管理者只能指望人們所做的工作不會超過獎酬與控制制度所鼓勵並允許他們所做工作的範圍。

　　② 管理者認為人們只靠金錢才能激勵，所以採取的管理策略，客觀上把人們訓練成僅僅以此方式工作的人，其後果就是多給錢多乾、少給錢少乾、不給錢不幹的一切向錢看的消極後果。

　　"經濟人"假設及其相應的X理論曾風行於20世紀初到30年代的歐美企業管理界。這種理論改變了當時放任自流的管理狀態；加強了社會上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心，促進了科學管理體制的建立。這對我國目前的管理實踐，有一定借鑒作用。但"經濟人"假設及X理論，也有很大局限性。

　　1、"經濟人"假設是以享樂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它把人看成是非理性的，天生懶惰而不喜歡工作的"自然人"。這是20世紀初個人主義價值觀點統治思想的反映，泰勒從企業家與工人都有的營利心來錄求提高效率的根源，把人看成機器。這是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就是社會關係總和的觀點相對立的。

　　2、"經濟人"假設的管理是以金錢為主的機械的管理模式，否認了人的主人翁精神，否認了人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與責任心。他們認為由於人是天性懶惰的，因此必須用強迫、控制、獎勵與懲罰等措施，以便促使他們達到組織目標。

　　3、"經濟"假設認為大多數人缺少雄心壯志，只有少數人起統治作用，因而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絕對對立起來，反對工人參與管理，否認工人在生產中的地位與作用，其人性觀是完全錯誤的。

　　所謂經濟倫理，並不是指任何談論經濟活動的善惡的道德理論。實際上，經濟倫理只有在經濟學取得了學科的獨立地位之後才能產生，即通過把以前以道德哲學形式出現的利己和社會利益之間的問題系統地轉化為經濟學的偉大主題，人類把經濟活動看作是人類一項正常的、成體系、不斷擴展秩序的活動來考慮它的倫理特點、道德要求和對人的精神氣質的塑造，這樣，才會有對經濟活動的倫理考量。經濟學的自覺，是以斯密《國富論》的出版(1776年)為標誌的。

　　斯密看到了英國當時的工商業發展，那種雄心勃勃的經濟擴張態勢、一個新興的工商業階層的生存方式和激情，各方面、各環節都逐漸整合到了一個合理的體系之中。也就是說，必須看到經濟活動不可忽視的巨大存在力量，它的完全不同凡響的合理性的行事方式。新興的工商業階層人士不是高深的學問家，也沒有騎士的浪漫風度，他們是擁有平實的普通知識和平實的理智的人。所以，經濟倫理的道德主體是這些人，在一個經濟時代，他們成為倫理實踐的主角。

　　第一，一種合理性的經濟追求的體系，其發展是不可限量的，它將使社會不斷走向進步。因為合理性就在於它的可普遍化的性質，可以有條理、持久地發展。它不像瞬間激情、或者偏執的宗教熱狂，或團契主義的小範圍的忠誠情感聯繫，這些方式可能在短時間爆發出巨大能力，卻不能持久，也不能普及。由此，他明白，真正巨大的經濟推動力存在於一般人的最基本、最持久而又是冷靜沉著的願望之中，這種願望就是“改善自身狀況的願望咽。但是怎樣“改善”呢?“一般人都覺得，增加財產是必要的手段，這手段最通俗、最明顯”。而且，“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正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這不斷的努力，常常強大得足以戰勝政府的浪費，足以輓救行政的大錯誤，使事情日趨改良。”他也承認，其實物質生活資料方面的追求是不難滿足的，但為什麼人們對經濟利益有無限追求的願望呢?他認為這是由於虛榮，主要是攀比和依耀之心在作怪。這真是一種絕妙的安排，似乎不是享受財富，而是取得財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才是幸福之所在。這從經濟上、文化上看都是有益的。“正是這種虛幻的財富夢激起人類的勤勉並使其保持下去”。

　　第二，從經濟活動已經占據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主導地位來看，人們都是“經濟人”。當然，這並不是說，人們的心理動機就沒有求利以外的動機，而是說，這種動機有了最大的發揮其功能的空間。所以，“經濟人”概念並不是對人的全面描繪，而是對經濟時代的人的特寫。它確認的是經濟時代的道德主體的最典型特征。所以，道德評價的對象就從風度、慷慨大度等轉向謹慎、合理等。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概念，實際上是認為自利動機在一種相對公正的環境中逐漸能演化出一種秩序，能實現社會福利、國民財富的增進。這裡要明確一點，斯密決不是說政府根本就不要管經濟活動，而是指不要讓政府強力介入經濟活動，干擾經濟秩序的正常演化。政府應該成為社會公正環境的創立者和維護者，以使經濟活動不致被某些反秩序力量所摧毀。斯密也在為“經濟人”的自由競爭尋找外部制度的保障，公平、正義是這種外部制度的本質特征，經濟人的思想情感氣質在其中受到熏染和陶冶，從而能認識、贊同這種制度的普遍性本質，這就表明獲得了與之相應的德性。

　　第三，經濟人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有理性。當然，這裡要避免所謂“潔白無理的‘經濟人”’之類的誤解。經濟人假設其實只是一種理論模型，也就是以市場經濟競爭的公正環境、經濟秩序的擴展等為目標，來理解行為主體的應有特點。在這一模型中，經濟人的理性包括兩點：

　　(1)看重並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是理性的最基本含義，也就是說，本能地追求對自己不利的東西，那是非理性的；

　　(2)由於利益的性質與生活、活動過程的複雜程度是一致的，所以，利益有長遠與短期、根本與細微、全體與局部之分，能很好地平衡利益的這些關係也是有理性的表現。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人們能受到市場體系的普遍現實的塑造，能夠彼此使自己的任性受到琢磨。所以，培養起在交易中的誠實、守信、尊重他人權利等德性，與自利的理性思考並不矛盾。

　　如果我們考慮到社會經濟生活的相互作用的過程，那麼，我們必然可以推論出，經濟人的理性能夠容許道德偏好和道德選擇。經濟人從相互影響的互利行為中可以學到許多東西，換言之，不能把人性看作是不可塑造和改善的，其實它有著很大的可塑性。從行為的主體來說，出自自由意志的尊重社會公正規則、誠實守信的行為正是以對市場體系的理性理解和情感服唐為前提的，它與純粹的利益博奔作出的行為調整還是有些不同，前者表明培養了一種道德情懷，有了德性，而後者則是偶然調整的權育夕計。所以．關鍵的還是要使這種市場交換經常化、體系化，通過這一過程，個人決策的相互作用會系統地產生出一種共R意識，這種共同意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作為一種穩定的情感氣質而留存下來，形成品質。如果說，這種共同意識只是一次伯的，那麼，就表明人們並不善於學習，不能形成一種理性的人生態度。

　　第四，斯密曾經就經濟人的其他素質的經濟價值作過探討《他顯然認識到了純粹自利的行為是狹隘的，與市場體系不相涅應的。他轉向道德心理來尋求幫助，他認為人除了自利情感、反社會情感之外，還有一種社會情感。只有具有豐富的社會情慰的人才能具有“這種多同情別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這和抑制自私和樂善好施的感情，構成盡善盡美的人性。”田他通過對兩個著名的觀念即“同感”和“旁觀者”的闡釋來整合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通觀《道德情操論》，我們可以看到，斯密對經濟人道德品質的思考集中在個人利益的合理獲取上。於是，他對作為最高德性的“仁愛”並不抱有太高的奢望，而更註目於一般6t以自利為中心的“謹慎”和“正義”德性。所謂謹慎，就是長遠地考慮自己的利益，以使這種利益不能最後自相矛盾，這就要求能顧及他人，能維護自利之所以可能的市場秩序，它是所有美德中對個人用處最大的美德；而正義則是同等地看待自己與他人的利益，從而期望人們都在社會的公平規則中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