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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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Li Yi Ning,1930.11.22-2023.2.27）：中国经济的股份制改造的先行者,在海内外享有"厉股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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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厉以宁于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至1992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年至1994年担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2005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988年至200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八届、九届常务委员；2003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常务委员；2013年获得第十四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得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8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奖章 。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 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尊称厉股份。
厉以宁的研究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等。因论证倡导中国股份制改革，被尊称厉股份。
厉以宁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1]。
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2]
-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
-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
-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 1994年-2005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 1998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贡献奖（个人最高奖）、国家教委科研一等奖等。曾主持《证券法》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
- 2005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 2008年至今任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 2013年起，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 2013年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终身成就奖
- 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2]
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厉以宁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其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厉以宁还是经济史专家，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厉以宁自1955年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工作，直到1962年第一此登上讲坛，讲“外国经济史”，第一节课便是“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后一直在这方面研究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终止研究。到改革开放后便把主要问题转到中国国民经济上，但一直仍然在从事经济史研究，在1999年《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完成后便又重新着力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于2003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该书将封建社会分为“刚性体质”和“弹性体制”，把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分为体制内异己力量和体制外异己力量，把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以此为前提对资本主义起源进行了深入探讨。进入新世纪后，厉以宁力主改革城乡二元制和土地改革等新一轮农村改革，是这一轮改革的重要推动者。2008年初，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长文《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出搞活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他指出，城乡二元体制不改革,农民收入不会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无法有较大程度的缩小 。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
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
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厉以宁基尼系数算法
厉以宁教授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重新定义了基尼系数的算法，通过他的算法，中国的基尼系数被大幅降低。
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指出，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较好的计算方法是先计算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家庭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由下向上，逐级加权平均，算出总基尼系数。只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才能正确评估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这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掩饰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一个算法就可以掩饰过去的。算法只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并不是说我们不理解。在这一点上，厉以宁的行为是比较政府的。
改变基尼系数的算法，或是重新定义，则评判基尼系数的标准也需要改变。如果依旧以原有算法的评判标准来进行评判的话，已经失去了基尼系数本身的意义，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用新算法就能掩盖过去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试图改善指标应从民生措施上下功夫，而非算法上的数字游戏。举例说明，就像满分为150分的考试，当厉以宁的解答可以获得90分，却试图告诉家长他在一场通常为100分的考试中取得了90分一样。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人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创业道路。
作为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我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回到家乡，有经验又懂得技术。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做生意去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发现中国家族企业有个问题：家族企业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经济账，一本账是社会账。经济账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账，就是要救济家族的人，尽到帮助家族的责任。
但是两本账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地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两个道理：
第一，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亲人、家族。
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形成的时间是在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有矛盾，企业有互相竞争，如果按照“经济人假设”，那就会两败俱伤；按照“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没有提出怎么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几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是没关系的。
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但它为什么不敢浮到水面上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他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关注三次分配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伊始，当学界和社会尚处于讨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问题时，厉以宁就开始了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和思考。
初次分配可通过三个途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准不提高，就无法提高劳动收入水平问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二是要逐步提高农产品销售和售后价格。在农村，种粮食是最不挣钱的，种粮食的人是比较穷的，所以农产品销售和售后价格需要逐步提高。三是要大力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结合实际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让农民从延伸产业链条中得到更多实惠。
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推进：一是对贫困户和灾民的救济。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二是利用税收调节。个人所得税问题，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有家庭有孩子的人的负担是不一样的。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四是适时考虑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等问题。这些是二次分配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以第三次分配 协助解决收入分配难题：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厉以宁对第三次分配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进行的分配，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以称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很少或者不存在的，只有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一部分社会成员积蓄了较多资产后才可能引起社会注意。对于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以便鼓励、引导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相信这会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其他经济观点
- 扩大内需最要紧的有五个措施：给农民以产权；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给低收入者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生产群众需要的、喜欢的新型消费品。
- “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
- “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 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
- 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政府有责任采取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要加大就业培训、再培训，鼓励人们去各类企业工作。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地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 “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
- “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
厉以宁的著作 [1]
个人专著
- 《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 《教育经济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 《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消费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简明西方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
-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 《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
- 《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998年（修订版）。
-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 《转型发展理论》，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
-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湖南出版社，1997年。
-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 《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 《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论民营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西方经济史探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个人文集
- 《厉以宁经济论文选（西方经济部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厉以宁选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年。
- 《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
- 《转轨与起飞：当前中国经济热点问题》，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经济、文化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 《经济漫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市场经济的足迹》，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面对改革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 《厉以宁北京大学演讲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 《厉以宁经济评论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 《厉以宁论文精选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 《厉以宁改革论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 《厉以宁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年。
-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汉英对照），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 《厉以宁论文选（2008-2010）》，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合著
-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 陈振汉、厉以宁：《工业区位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 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李宗正、厉以宁、陈孟熙：《经济学常识（经济学说史部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
- 厉以宁、秦宛顺：《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 厉以宁、吴易风、李懿：《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 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 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
- 厉以宁、曹凤岐、张国有：《怎样组建股份制企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998年修订版，改名为：《怎样组建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企业》）。
- 厉以宁、章铮：《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 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
- 胡代光、厉以宁、袁东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主编
- 厉以宁主编，陈良焜、孟明义、王善迈副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厉以宁、秦宛顺主编：《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 陈岱孙、厉以宁主编：《国际金融学说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
- 厉以宁主编：《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秦宛顺主编，厉以宁副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厉以宁主编，陈良焜、秦宛顺副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厉以宁主编，陈良焜、秦宛顺副主编：《中国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厉以宁、秦宛顺、靳云汇主编：《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
- 厉以宁主编，陈良焜、荣志刚副主编：《中国社会福利模型：老年保障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厉以宁主编，王立彦副主编：《乡镇企业股份制：组建和运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 厉以宁主编，闵维方副主编：《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厉以宁、曹凤岐主编：《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
- 董辅礽、厉以宁、韩志国主编：《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 厉以宁、J. Warford主编：《中国自然资源定价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 董辅礽、厉以宁主编：《中国经济与21世纪对话》，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
- 厉以宁主编，曹凤岐、王其文、张维迎副主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厉以宁、董辅礽、韩志国主编：《中国经济跨世纪的主题和难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 厉以宁、曹凤岐主编，何志毅副主编：《中国企业管理教学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厉以宁主编，胡健颖、孟晓苏、顾云昌、于鸿君副主编：《中国住宅市场的发展与政策分析》，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年。
- 厉以宁主编，胡健颖、胡兆量、马戎、于鸿君副主编：《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
- 厉以宁主编：《中国经济运行与增长》，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
- 厉以宁、曹凤岐主编，于鸿君副主编：《跨世纪的中国投资基金业》，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厉以宁主编，章铮副主编：《西方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厉以宁、吴易风、丁冰主编：《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厉以宁主编，章铮、黄涛副主编：《中国城镇就业研究》，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
- 厉以宁、蔡曙涛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管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厉以宁、J.Warford主编：《中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CCICED环境经济工作组研究成果概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 厉以宁、单忠东主编，王咏梅、刘伟副主编：《风物长宜放眼量：“非公经济36条”落实情况区域调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 厉以宁主编，程志强副主编：《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御用所谓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