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诺什·科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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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什·科尔内(Janos.Kor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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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什·科尔内(Janos.Kornai)
亚诺什·科尔内(Janos.Kornai 1928— )

目录

生平简介

  科尔内·亚诺什是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现任会长。

  科尔内·亚诺什是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1928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青年时期曾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 1948—1954年在一家报社经济部工作,使他对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此专心研究经济问题。 1955年他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56年获匈牙利科学院理学硕士。 1961年获匈牙利卡尔·马克思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6年获匈牙利科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并于翌年担任该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2 年至1977年他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他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教授。

  科尔内是匈牙利经济改革最早的倡导者。1957年,在他20多岁时,就发表了《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一书,对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性剖析。70年代和80年代,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进行理论描述,提出《短缺经济学》理论等、90年代他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政治经济学思考与研究。80年代前期他曾访华研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科尔内的著述甚丰,尤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论著而闻名于世。特别是通过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他力图以经济系统理论来建立一套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的语言和新的理论体系。这是他的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科尔内的《反均衡论》是他对经济体系进行理论考察的一般方法论基础,《非价格控制》讨论了数学控制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增长、短缺和效率》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理论,《短缺经济学》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理论。《短缺经济学》是他的代表作。在其中,他以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为主线,以企业行为分析为重点,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方面剖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说明短缺是社会主义常见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国家与企业存在“父子”关系,短缺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消除的目标之一。他还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了研究,较早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科尔内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

  科尔内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一、关于短缺经济

科尔内认为,与短缺相联系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之一。短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科尔内将短缺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水平短缺,二是垂直短缺。水平短缺存在于买方和卖方间,表现买方和卖方间的关系。这里的问题是买方意愿是否得到实现,实现了就不会有问题,实现不了就有问题。垂直短缺存在于中央物质分配机关和要求者之间。如果要求者提出的总量超过了中央机关所能分配物质的总量,就会发生垂直短缺的现象。这两种短缺分别体现了买方和卖方、中央物质分配机关与要求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短缺成为一般的普遍现象时,则会发生内部短缺现象,即一个组织内部例如企业内部的短缺。短缺与剩余(指未被利用的资源)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发生因果关系:生产要素的不配套;囤积备用。

  科尔内将短缺的后果归结为四种:第一,损害消费者利益;第二、影响经济效率;第三、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四,丧失对技术革新积极性的刺激。

  在科尔内看来,短缺的原因一是摩擦,二是吸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正常状态下是剩余少而短缺多。科尔内列举了四种摩擦现象。(1)卖方的预测误差。卖方在观察买方的行为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会据此对买方的初始需求进行预测。卖方的预测与买方的实际需求间存在着误差。(2)买方的动摇不定。买方的初始需求可能因为某些因素而改变。(3)买方的信息不完全。买方不能及时知道所要购买商品的到货时间与地点。(4)卖方调节的延滞和刚性。在买方改变初始需求,卖方由于主观抵制和客观抵制,不能及时使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科尔内将信息缺乏、决策失误和执行偏差称为摩擦。

  科尔内认为,仅仅用摩擦是不能完全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短缺现象。为了说明短缺现象,必须把持续吸纳剩余劳动力、物资、土地及其他资源的吸纳机制搞清楚。为此,科尔内对企业的约束条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概念。

  由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企业的需求就是无底洞,永无止境,因而形成了持续的吸纳过程。形成吸纳过程的机制有如下五种:第一,投资渴望与投资扩张。只要预算约束软化,企业就不会倒闭,它就会感到对投资不承担任何风险,而放手进行投资,反正失败了有国家支持。第二,追求数量和囤积。因为短缺的存在,企业在短期决策时,力争事前在数量上尽可能多地囤积库存,以免届时因投入物质供应不上形成生产瓶颈,使其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追求数量和囤积同样会造成短缺。第三,企业为扩大出口而吸纳国内资源而造成短缺。上述三者均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有关。第四,消费者对于市场商品的过度需求。第五,消费者对于免费服务的过度需求。

  科尔内强调短缺绝非单纯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格和工资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它反映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短缺并非主观失误的结果,而是制度的产物。

  1、概念的界定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着三种约束:资源约束需求约束预算约束。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体制,而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为需求约束型体制。如果企业必须最终从销售收入中弥补其各种支出,那么企业的预算约束就是硬性的。企业发生亏损,没有偿债能力,企业就倒闭。这适用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企业而言,企业的约束约束是软的。如果企业亏损,会得到国家的帮助和关照。

  2、软预算约束的表现方式

  软预算约束有四种表现方式:一是企业从国家获得用来弥补亏损或成本提高而给予的补贴。这种补贴可以是定期的,也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针对企业的某种产品,也可以对企业的全部活动进行补贴。二是企业获得税收优惠以弥补因成本提高造成的亏损。三是信贷制度是软性的。这并不表现在利率上,而是表现在为获得贷款而竞争的规则上,如按照何种原则选择贷款对象、给予那些企业优惠和有利条件等。四是国家行政机构规定某些价格或者确定提高价格的上限。软补贴、软税收、软信贷和软价格这四种表现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相继发生。

  3、软预算约束的实质

  衡量预算约束是软的还是硬的,主要有两个尺度:一是企业的寿命。在硬预算约束体制下,是否盈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的倒闭率高。而在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企业长生不老,企业的寿命是有保证的,因为国家起了保险公司的作用。二是企业的发展与盈利与否的关系。在软预算约束体制下,两者关系不大,没有盈利的企业得到发展,而盈利的企业反而得不到发展。科尔内指出,软预算约束不仅是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是国家与企业间关系的问题。国家与企业间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国家视企业如同自己的子女,不能放任不管。

  科尔内将国家与企业的这种关系称为“父爱主义”。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和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重要原因。根据预算约束的程度,科尔内将父爱主义分为五种类型:程度0:自立—无助,即企业完全依靠自己,国家不给予任何帮助。程度1:自立—有助,即企业基本靠自己,自负盈亏,但在企业遇到困难时国家给予帮助。程度2:货币津贴,即企业可以讨价还价地从国家获得帮助,但企业经营活动基本上是独立的。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即国家在做决策时考虑企业的愿望,企业也主动向国家提出要求,进行讨价还价。程度4: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即国家按照配给方式在企业之间进行投入品的实物分配,不会考虑或不认真考虑企业的意见。程度1—3的父爱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软预算约束反映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这对于分析传统经济体制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4、软预算约束的影响

  软预算约束对于企业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价格敏感性的影响。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对价格的敏感性下降。第二,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企业领导人的注意力从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转向寻求补贴,从车间和市场转向政府机构。第三,造成过度需求。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需求得不到限制,特别是投资需求成为一个无底洞。

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科尔内对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看法是建立在对于经济协调机制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存在着四种基本协调机制,即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和强制协调。行政协调有下列特点: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鼓励个人和组织接受协调者运用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经济交易不一定货币化。市场协调有以下特点:在个人和组织间存在着横向和法律上平等的关系;它们都受到盈利和赚钱动机的驱使,买卖实行自由价格;交易是货币化的。伦理协调有下列特点: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的关系;它们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挥,也不受盈利目的的驱使。协调是基于互惠和互助,参加者将基本原则提高到道义或义务的高度,并通过惯例或传统方式确定下来;交易不是货币化的。强制协调有如下特点:上级和下属的个人或组织之间是纵向关系;与行政协调不同的是,上级对下级施加一种随意的强力,不必受法律和道德的认可;交易可能货币化的,也可能非货币化。

  经济运行的协调机制可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大类。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各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行政协调(ⅠA)、间接行政协调(ⅠB)、自由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

  在行政协调机制中,信息在一个控制中心和企业间纵向地往返运动,控制中心和企业间存在着主管和从属的关系。直接行政协调ⅠA与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都属行政协调,区别在于纵向调节手段的运用。直接行政协调就是中央向企业发号施令,下达详细的产出指标及投入限额,企业执行上级的命令。间接行政协调就是中央不直接向企业下达命令,而是掌握一整套杠杆,借助于这些杠杆中央以间接的方法调节企业的行为。自由的市场协调ⅡA与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同属市场协调,但区别在于国家是否实行宏观控制。ⅡA是指取消了行政指令性控制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宏观控制体系,经济完全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与引导。ⅡB是指社会控制中心不再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经济运行,而是借助于宏观约束手段和宏观经济参数进行管理,但对于铁路、通讯、电力等公共部门实行直接管理。

  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与有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都是间接控制,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第一,ⅠB体制中税率是主管部门与企业讨价还价的产物,而ⅡB体制中,国家有统一的税率。第二,ⅠB体制中利润分割的比例也是国家与企业间讨价还价的对象,而ⅡB体制中利润分割的比例是以法律形式确定的。第三,ⅠB体制中,国家救活的是少数大企业,企业被救活后不仅不存在还债问题,而且会继续向国家伸手要钱,而ⅡB体制中国家挽救的只是少数大企业,而且企业救活后会立即设法还债。国家挽救破产企业在ⅡB体制中是例外,而在ⅠB体制中则是常态。

  科尔内根据匈牙利的改革经验,认为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ⅡB体制。

四、经济改革的方式

  科尔内认为,经济改革需要同时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的方式,即改革需要一步步地进行,不能一蹴而就。例如所有制的变革中无论是国家所有制的调整还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扩大都是如此。另一种是“一揽子”的,即改革必须配套展开,同步推进。例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就必须进行工资改革和价格改革,建立某种形式的资本市场,硬化预算约束,实行财政和金融的严格控制等。所有这些都是“一揽子”改革的各个组成部分。只进行单项的改革,决不会取得成功。“一揽子”改革的特点在于各项改革的同步配套,如果把改革的各个部分拆开,然后再逐项分阶段进行改革,那么危害比受益还要大。“一揽子”改革很象一次大手术,在手术之前要慎重,要下大的决心,在手术后往往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恢复期。

  科尔内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洞察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提出的“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等概念是分析中央计划经济的特征必用的概念,研究转轨经济的学者都从科尔内的著作中获益颇深。

科尔内关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

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

  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 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 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 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

  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 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 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 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

  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 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 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在进行所有权置换的政治经济变革过程中,应该加强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蔓 延与灾变。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九条经验教训是,应尽可能多地采用各 自独立的政治、政府行为与商贸活动,并确保其透明度;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腐败行 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癌症。

主要著作

  • 《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1957年)
  • 《投资的数学规划》(1962 年)
  • 《结构决策的数学规划》(1965年)
  • 《反均衡论》(1971年)
  • 《短缺经济学》(1980年)
  • 《非价格控制》(1981年)
  • 《增长、短缺与效率》(1982年)
  • 《主路与辅路:社会主义改革和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1995)
  • 《挣扎与希望: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稳定化文选》(1997)
  • 《论医疗保障改革》(1998)。

  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及其有关中央计划经济的诸多理论和著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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