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的一種狀態。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呈現一些共同特征。曾供職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經濟學者孔涇源對此有如下總結：

　　首先，經濟增長不穩定。1950至1980年間，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分別為6.8%、3.4%和6.5%，而在1981至2000 年這二十年間分別降至2.2%、1.7%和2.7%。1970至1980 年間，印尼、菲律賓GDP 年均增速分別為8%和6.6%，而在1981至1990 年間，則分別降至5.5%和1.6%。

　　其次，金融體系脆弱。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經濟體長期過分依賴外資流入推動經濟發展，向國外借款過多；監管法律法規不完善，中央銀行對金融市場風險缺乏足夠的巨集觀調控能力和有效的監督機制；大量資金投向了房地產業和證券業，泡沫經濟現象嚴重。拉美經濟體的歷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也往往與外債負擔沉重、本幣幣值高估、通貨膨脹嚴重等因素緊密相關。

　　第三，收入差距過大。以基尼繫數來衡量，拉丁美洲各經濟體的基尼繫數普遍在0.45 以上，遠遠高於經合組織國家0.35的平均水平。在馬來西亞，該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基尼繫數就在0.45 左右，到九十年代後始終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

　　第四，公共服務短缺。為贏得民眾支持，拉美經濟體的政府在社會保障、社會救濟、醫療衛生、教育、扶貧、就業、工資和稅收等領域都制定了社會政策，有些經濟體甚至通過頒佈法律法規來確保社會政策的穩定性。但由於政府財力不夠、利益集團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諸多原因，很多社會政策實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務短缺現象普遍存在，一般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受益更少。

　　第五，創新能力不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原有的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經濟體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經濟體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的動力。

　　此外，腐敗多發、效率低下、政策失靈、外債高築、政局動蕩、環境污染、信仰缺失等特征也被用來描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

　　截至2018年，先後有36個經濟體（國家和地區）由中等收入水平成長為高收入水平。其中部分經濟體在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之後，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水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來明以這36個經濟體中的11個（阿根廷、智利、捷克、希臘、匈牙利、南韓、波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克和烏拉圭）為研究對象，歸納了它們轉型成功的基本經驗，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首先，產業從勞動與資源密集型轉型升級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是各經濟體成功邁入高收入行列的基礎。其次，從引進成熟技術轉向自主創新是成功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基本動力。第三，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和不斷提升的勞動力素質是這些經濟體成功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基本條件。第四，穩定安全的金融體系是它們成功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的重要保障。第五，以市場為基礎，積極發揮政府巨集觀調控作用。第六，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是它們成功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的社會基礎。第七，積極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具體到亞洲地區，東亞的日本、南韓、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和臺灣被公認為是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而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於各種原因，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先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標準，日本1978年人均GNI達到7330美元，當時就已經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後其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到1997年金融危機，其發展才慢慢放緩。新加坡經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保持快速的增長。1970年新加坡人均GNI僅960美元，到1987年就已進入當時的高收入經濟體行列，1989年人均GNI達到10300美元。南韓經濟發展比日本和新加坡發展稍晚，但於1992年人均GNI達到7700美元，進入當時的高收入經濟體行列，1995年達10800美元。

　　相比日本、新加坡和南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這四個東南亞國家則不同程度上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四國中經濟條件最好的馬來西亞，早在1973年就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其人均GNI為600美元。但進入八十年代，其經濟增速迅速下降，2014年人均GNI達到10660美元（當年高收入經濟體標準是人均GNI高於12375美元）。泰國、印尼和菲律賓三國的人均GNI在七八十年代均達到四五百美元，到2014年增加到三千至五千美元不等。

　　集美大學財經學院副教授薑文輝對上述過程的總結是，日本、南韓和新加坡在跨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後，通過技術創新與科技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使國內產業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換，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從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則在邁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後，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不能及時從以要素驅動為主的經濟增長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主的增長，從而導致產業升級困難，先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表示：

　　“十四五”時期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重點做好以下幾件工作：

　　第一，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路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統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設交通強國，推進能源革命，加快數字化發展。

　　第二，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暢通國內大迴圈，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第三，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第四，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儘力而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制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要補齊民生髮展短板，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制度。

　　第五，處理好工農、城鄉、人與自然、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完善巨集觀經濟治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要優化國土空間佈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第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對內做好頂層設計，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對外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有這樣，才能從體制上、機制上築起應急處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強大力量。

　　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13個國家中人口超過2500萬人的只有3個。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世界意義，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重要經驗和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