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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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除供給約束，積極進行供給干預促進經濟發展。這種改革具體而言，一方面將發展方向鎖定為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現在的一些抑制供給的體制或政策，比如縮緊的貨幣政策和繁瑣的審批制度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十三五”時期甚至更長的時間將處在一個突出位置上，將為中國經濟未來的行穩致遠、健康活力發揮重要作用。但在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前，首先要清楚其內涵和核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富有成效。

　　劉世錦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關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國各方面的要素生產力。現階段，政策著力點應放在加大供給側調整力度上，引導過剩產能供給側減量和結構調整，達到與需求側相適應的新水平，價格企穩，企業盈利能力恢復，才能實現轉型再平衡。

　　在徐林眼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種稅費、融資成本、社會保障成本等。這有利於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最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作為“新供給學派研究小組”的代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早在2013年就提出，中國未來改革的核心應從供給側入手。賈康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巨集觀調控。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建議》有別於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長本源創新，強調制度供給，構建發展新體制，以期通過供給端發力破除增長困境，釋放增長紅利。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發生在投入側而非產出側的改革”，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表示，供給側改革最終還是要落到結構改革上，結構改革最原始的意義就是通過比例的調整，實現改善效率的目的。

　　好的改革思路若要變革現實，離不開政策的落地。正如劉世錦所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的部署已經有了，關鍵就是把文件變成實踐，要具體落到實處。中國未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從何處入手，成為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

　　劉世錦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在減產能方面切實加大力度，並且取得實質性進展。工業企業盈利負增長已經持續一年多時間，如果這種局面再繼續拖下去，不僅企業經營困難加大，而且金融、財政的風險也會進一步加大或者凸顯。解決這種局面的關鍵，就是在減產能方面有實際性的操作。此外，劉世錦建議，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實現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加快培育有利創新的環境；進一步加快產業的轉型升級等。

　　賈康認為，需更註重以中長期的高質量制度供給統領全局的創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調控為主的凱恩斯主義模式，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中，強調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賈康建議，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力資本戰略；積極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切實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鬆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早在2012年就提出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周天勇告訴中國經濟網記者，此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強調五個“關鍵”：一是要技術創新，提高效率，特別是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二要通過改革一系列低效率、阻礙社會活力與發展的體制，來推動經濟增長；第三就是增加人口供給。如果光有技術供給沒有人口供給來平衡，可能導致過剩更嚴重；第四要通過減稅減費，促進製造業的發展。此外，還要解決高利貸問題。現在整個國民經濟已經高利貸化，民營企業的借貸成本很高，解決這個問題很有必要。

　　周天勇強調，現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增加人口的供給。人口供給的經濟學含義，首先是增加消費需求，使整個需求環境得到改善。此外，從長遠看，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不僅能推動經濟發展，還可以增加繳納社會養老金的基數，對於彌補養老金缺口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20年後可能迎來新一波增長。

　　來自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縱觀世界經濟歷史，美國曾在20 世紀70 年代陷入滯脹，英國也在20 世紀70-80 年代面臨滯脹疊加結構性問題的窘境。作為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分別採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學派的核心是減稅。以“里根經濟學”為例，1981 年裡根就任美國總統後，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稅率，減少政府干預，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其中，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從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勞動供給意願，也推動消費上行；而企業所得稅率從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業盈利，也提高了企業投資意願。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令美國經濟迎來“大穩健”時代，也為美國長期經濟增長打下了堅實基礎。

　　改革行政體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同樣大有可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護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具體改革力度有強到弱依次是加強反腐、打破壟斷、放鬆管制。中國企業不僅面對來自原材料、稅費、財務、人力等領域的顯性成本，更面臨來自上述領域的隱性成本。以反腐為例，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狠抓反腐，落馬官員人數有增無減，預計未來也將在這三個領域進一步推進改革。

　　推進國企改革，實現強強聯合。其二是加速國企改革，發揮好“看得見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國企作為中堅力量，通過合併重組提升競爭力，將為經濟增長提供長期動力。

• 巨集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巨集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巨集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巨集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蕩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巨集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 產業政策要準，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近年來，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瞭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電腦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游、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註。

• 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如何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髮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

　　1.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

　　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鬆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2.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

　　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更多的“出生證”；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註冊的800萬小微企業儘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3.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準入門檻

　　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併進。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儘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鬆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裡”提供有力的支撐。

• 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

　　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深入貫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可以說，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

• 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1.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

　2.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

　　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

　3.加強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

　　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範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用。

　　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準體系和勞動關係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供給側改革”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係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於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其四，“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瞭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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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