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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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和中國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天津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廣東商學院、首都經貿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財經文稿。
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院長、秘書長）並積極推動“PPP研究院”（任院長）等交流活動，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和跨界、跨部門學術交流平臺。
賈康，男，1954年7月出生，湖北武漢人，下過鄉、當過兵、1977年考入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現就職於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北京經濟學院經濟系學習，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2年2月至1985年4月入財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5-1998年於財政部科研所完成在職研究生學習，獲博士學位。
1985年至今在財政部科研所工作，歷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長、所長，中國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在財政稅收與國民經濟的理論、政策研究領域有十餘年的豐富工作經驗，曾主持或參加多項國家級、部級研究項目，著有書籍十餘部，論文兩百多篇。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7年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
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
賈康求學之路
1978年，賈康手捧錄取通知書，站在北京經濟學院的大門前，如沐春風。他的心情不是簡單的“激動”二字可以概括的：經歷了十年浩劫，他們這些從工廠、農村、部隊走出來的青年學子終於跨入了大學校門。
和那個時代的同齡人一樣，賈康求學歷程頗為坎坷。1954年7月，他出生於江城武漢，一歲多時，隨父母工作調動來到北京。尚未完成小學學業，“十年浩劫”便開始了。斷斷續續，賈康又曾在北京和湖北農村讀了兩年初中，主要的知識積累基本是靠自學來完成的。
1970年，賈康應徵入伍。度過了三年軍旅生活，又返京做了五年裝配鉗工，他一直沒有放棄求學的念頭。當時盛行的是“工農兵占領大學”，儘管賈康年年申請，工人師傅們也年年“推薦”，大學還是離“沒有門路”的他太遙遠了。
不甘心青春時光白白逝去，強烈的求知欲和上進心促使他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學習。即便是上下班乘坐公車，他也在閱讀馬列、魯迅著作和可借到的各種各樣的“舊書”。終於，恢復高考的第一年，賈康迎來了春天——通過勤奮的自修和對解析幾何等課程的突擊補習，他考上了第一志願：北京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系。
此時的賈康已近24周歲。帶著多年以來的期望、夢想以及自學過程中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如饑似渴般地泡在圖書館、閱覽室和教室，並最終以八個學期各門考試課程全優的成績完成了大學學業。
在求學道路上賈康並未打算就此止步，但他認為自己若搞理論經濟學研究，容易走上“空對空”的路子。抱著可以將經濟理論與實際經濟部門的運作結合起來研究的念頭，他報考了財政部科研所，繼續攻讀碩士研究生。
財政部科研所是我國最早開辦研究生部的部委研究機構。在賈康看來，科研所提供了許多瞭解國家機關工作狀態和深入基層調研的機會，能夠將“務虛”與“務實”較好地結合起來。果然，自第二年開始，他便跟隨由資深研究人員擔任的指導教師，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機關工作、學術活動和基層調研交織進行，十分繁忙。
在攻讀研究生的三年時光，賈康初步學到瞭如何站在全局視角觀察我國複雜的改革和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現象，也開始了對中國經濟問題和財政狀況的理論探索。1984年，他離京赴江蘇調研，從南京隻身一人坐火車，轉汽車，乘江輪，輾轉於常州、無錫、南通、鎮江，走訪財政部門和有關綜合部門，調查了數十個工商企業及鄉鎮企業，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江蘇之行的調查報告和其他一些文章隨後陸續在有關刊物上發表，受到了專家的好評。而他向領導和有關方面彙報介紹的常州市綜合財政工作情況，也被財政系統稱之為“常州經驗”而得到推廣。此次調查研究的成果不止如此，賈康還找到了一條科研之路——他確定了自己未來“從事財經理論和政策研究，深入社會並奉獻社會”的人生主線。
留財科所工作後，1988年夏天，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他順利地申請到每年只在全球資助兩人、入選率極低的美國亨氏基金進修項目，去匹茲堡大學進修一年。在大洋彼岸，他像海綿吸水一樣地努力學習有用的知識與方法，除財政經濟方面的學習調研之外，還儘可能參加了各種學術交流、社會考察。國外的進修生活使他眼界和思路大為開闊，也對“中國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思考與探索進一步深化。1989年9月，賈康如期歸國，隨身攜帶的是《美國財政體系的特點及其對我國財政改革的啟發》研究報告中英文本，並托運回了四大箱書籍資料。
回國以後，賈康繼續在財科所工作。1994年擔任財科所副所長，1995年破格晉升為正研究員，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98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2001年5月出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成立以來最年輕的所長，並出任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財政部高級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副主任，《財政研究》主編，先後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為顧問或兼職教授……
紛繁的行政事務、應接不暇的社會活動，並沒有影響賈康的學術研究。他潛心工作，邊調研邊寫作，完成了大量有價值的報告：巨集觀經濟政策、國民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財稅改革方向、預算外資金的巨集觀管理、振興財政的戰略性思路、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等多個方面的多篇論文被權威刊物轉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他參加了數十個國家級研究課題和中外協作研究課題，研究成果受到國務院有關方面和財政部領導的重視與肯定，博得學術界前輩和平行的高度評價。
賈康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至今提起最初的也是最難忘的專題之一，還是分稅制改革。
1994年的巨集觀層面財稅體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的國家巨集觀間接調控新體制，也因此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為重要的政府體系制度建設里程碑。這次改革中，財稅配套改革處於中心地位，而核心就是實行分稅制。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先後實行了“統收統支”、“總額分成”、“分竈吃飯（地方包乾）”等財政體制，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擴大，原有財政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中央財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過度下降，中央財政吃緊，財政分配狀況紊亂。
1993年4月，中央領導聽取了關於財稅改革的彙報，指示財政部要研究財政與稅收制度改革問題，指出現行包乾體制是一種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落後體制，沒有哪一個國家是這樣搞的，財稅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1994年1月1日，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實施。
而賈康正是這場變革的經歷者，更是推動者之一。早在1986年，賈康就率先提出：以分稅製為基礎的分級財政是我國財政改革的方向，必須改變“分竈吃飯”的財政體制。他堅持圍繞這一思路作了系統的研究，就財政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理論依據，我國的現狀、特點，借鑒國外經驗，過渡性方案與整體配套設計等方面，撰寫了多篇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受到領導、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重視。
財政改革前後，他執筆的《有計劃商品經濟下的財政體制改革》（1991年全國財政理論研究優秀獎一等獎）、《我國財政平衡政策的再認識》（1993年全國財政徵文二等獎）、《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1993年中國科學院評為“八五”優秀科技成果）、《關於我國巨集觀經濟不穩定的制度性原因》（1994年全國財政科研成果一等獎）等文章、調查報告，以及在中央電視臺《經濟專家論壇》所作的關於分稅制的談話，引起了社會上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對推進分稅制的順利進行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分稅制實施後，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上升，中央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分稅制調動了中央、地方政府的理財積極性並促進了企業擺脫行政隸屬關係的公平競爭，開啟了後續深化改革、推進公共財政轉型的空間。
從1986年的設想到1994年付諸實施，分稅制改革從提出到最後出台，歷經八載以上時間。這期間，賈康一直把主要研究重心放在巨集觀經濟和財稅改革上。能親歷改革歷程，有幸成為分稅制改革的推動者，至今仍是賈康感到驕傲的工作之一。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並非完美。隨著綜合國力提升、全國財政收入強勁增長、地方財政收入不斷提高，分稅制的優勢展現出來，但運行中存在和出現的各類問題也很快顯露端倪。在中央把財權適當上收的同時，各省也依葫蘆畫瓢把地市以下的財權上收。縣鄉基層政府財力捉襟見肘，許多地方出現了縣鄉財政困難問題。
當輿論對“分稅制改革”愈益提出質疑的情況下，賈康認為，分稅制改革對我國財政經濟的正面影響毋庸置疑是里程碑式的，問題出在分稅制的落實而不是分稅制本身。他在與白景明博士合作的《縣鄉財政解困與財政體制創新》一文中指出“縣鄉財政困難”的源頭在於“五級財政、五級政府”的行政體制和財政層級構架，使得20多個稅種的分稅在其中無法落實。經過長時間的理論思考與在各地普遍調研的分稅，賈康提出標本兼治、治本為上的思路，從財政體制創新入手解決縣鄉財政困難問題，通過財政層級扁平化——將五級漸次歸為三級，進而才能擺脫體制難題，掃清改革障礙，走上真正的分稅制和健康迴圈之路。
這篇文章獲得2003年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賈康被稱為“中國最誠實、堅定的公共財政改革理念的推行者”，具有高屋建瓴、振聾發聵之力的改革思路引起了理論界和實際部門的高度重視。以後幾年間，與這個思路相關的改革事項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提起和認同，財政層級扁平化的改革試驗（“鄉財縣管”與“省管縣”）開始在各地積極嘗試和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