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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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
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院长、秘书长）并积极推动“PPP研究院”（任院长）等交流活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
贾康，男，1954年7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下过乡、当过兵、1977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现就职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2年2月至1985年4月入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5-1998年于财政部科研所完成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博士学位。
1985年至今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所长，中国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财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十余年的丰富工作经验，曾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级、部级研究项目，著有书籍十余部，论文两百多篇。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贾康求学之路
1978年，贾康手捧录取通知书，站在北京经济学院的大门前，如沐春风。他的心情不是简单的“激动”二字可以概括的：经历了十年浩劫，他们这些从工厂、农村、部队走出来的青年学子终于跨入了大学校门。
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贾康求学历程颇为坎坷。1954年7月，他出生于江城武汉，一岁多时，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尚未完成小学学业，“十年浩劫”便开始了。断断续续，贾康又曾在北京和湖北农村读了两年初中，主要的知识积累基本是靠自学来完成的。
1970年，贾康应征入伍。度过了三年军旅生活，又返京做了五年装配钳工，他一直没有放弃求学的念头。当时盛行的是“工农兵占领大学”，尽管贾康年年申请，工人师傅们也年年“推荐”，大学还是离“没有门路”的他太遥远了。
不甘心青春时光白白逝去，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促使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学习。即便是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他也在阅读马列、鲁迅著作和可借到的各种各样的“旧书”。终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贾康迎来了春天——通过勤奋的自修和对解析几何等课程的突击补习，他考上了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
此时的贾康已近24周岁。带着多年以来的期望、梦想以及自学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如饥似渴般地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室，并最终以八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求学道路上贾康并未打算就此止步，但他认为自己若搞理论经济学研究，容易走上“空对空”的路子。抱着可以将经济理论与实际经济部门的运作结合起来研究的念头，他报考了财政部科研所，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财政部科研所是我国最早开办研究生部的部委研究机构。在贾康看来，科研所提供了许多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状态和深入基层调研的机会，能够将“务虚”与“务实”较好地结合起来。果然，自第二年开始，他便跟随由资深研究人员担任的指导教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机关工作、学术活动和基层调研交织进行，十分繁忙。
在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光，贾康初步学到了如何站在全局视角观察我国复杂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现象，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问题和财政状况的理论探索。1984年，他离京赴江苏调研，从南京只身一人坐火车，转汽车，乘江轮，辗转于常州、无锡、南通、镇江，走访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调查了数十个工商企业及乡镇企业，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江苏之行的调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文章随后陆续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受到了专家的好评。而他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工作情况，也被财政系统称之为“常州经验”而得到推广。此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止如此，贾康还找到了一条科研之路——他确定了自己未来“从事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深入社会并奉献社会”的人生主线。
留财科所工作后，1988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顺利地申请到每年只在全球资助两人、入选率极低的美国亨氏基金进修项目，去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在大洋彼岸，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努力学习有用的知识与方法，除财政经济方面的学习调研之外，还尽可能参加了各种学术交流、社会考察。国外的进修生活使他眼界和思路大为开阔，也对“中国国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考与探索进一步深化。1989年9月，贾康如期归国，随身携带的是《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并托运回了四大箱书籍资料。
回国以后，贾康继续在财科所工作。1994年担任财科所副所长，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5月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并出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财政研究》主编，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为顾问或兼职教授……
纷繁的行政事务、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贾康的学术研究。他潜心工作，边调研边写作，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报告：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财税改革方向、预算外资金的宏观管理、振兴财政的战略性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多篇论文被权威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参加了数十个国家级研究课题和中外协作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有关方面和财政部领导的重视与肯定，博得学术界前辈和平行的高度评价。
贾康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至今提起最初的也是最难忘的专题之一，还是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宏观层面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国家宏观间接调控新体制，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体系制度建设里程碑。这次改革中，财税配套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而核心就是实行分税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灶吃饭（地方包干）”等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原有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中央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度下降，中央财政吃紧，财政分配状况紊乱。
1993年4月，中央领导听取了关于财税改革的汇报，指示财政部要研究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问题，指出现行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施。
而贾康正是这场变革的经历者，更是推动者之一。早在1986年，贾康就率先提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必须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他坚持围绕这一思路作了系统的研究，就财政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理论依据，我国的现状、特点，借鉴国外经验，过渡性方案与整体配套设计等方面，撰写了多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受到领导、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
财政改革前后，他执笔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1991年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奖一等奖）、《我国财政平衡政策的再认识》（1993年全国财政征文二等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993年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1994年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等文章、调查报告，以及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所作的关于分税制的谈话，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对推进分税制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分税制实施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分税制调动了中央、地方政府的理财积极性并促进了企业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公平竞争，开启了后续深化改革、推进公共财政转型的空间。
从1986年的设想到1994年付诸实施，分税制改革从提出到最后出台，历经八载以上时间。这期间，贾康一直把主要研究重心放在宏观经济和财税改革上。能亲历改革历程，有幸成为分税制改革的推动者，至今仍是贾康感到骄傲的工作之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非完美。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分税制的优势展现出来，但运行中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也很快显露端倪。在中央把财权适当上收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以下的财权上收。县乡基层政府财力捉襟见肘，许多地方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当舆论对“分税制改革”愈益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贾康认为，分税制改革对我国财政经济的正面影响毋庸置疑是里程碑式的，问题出在分税制的落实而不是分税制本身。他在与白景明博士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中指出“县乡财政困难”的源头在于“五级财政、五级政府”的行政体制和财政层级构架，使得20多个税种的分税在其中无法落实。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思考与在各地普遍调研的分税，贾康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的思路，从财政体制创新入手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通过财政层级扁平化——将五级渐次归为三级，进而才能摆脱体制难题，扫清改革障碍，走上真正的分税制和健康循环之路。
这篇文章获得2003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贾康被称为“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的推行者”，具有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之力的改革思路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后几年间，与这个思路相关的改革事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和认同，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试验（“乡财县管”与“省管县”）开始在各地积极尝试和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