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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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

　　創新驅動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引擎，從主要依靠技術的學習和模仿，轉向主要依靠自主設計、研發和發明，以及知識的生產和創造。

　　創新驅動最早由著名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他以鑽石理論為研究工具，以競爭優勢來考察經濟表現，從競爭現象中分析經濟的發展過程，從而提出國家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生產要素驅動（factor-driven）階段、投資驅動（investment-driven）階段、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階段和財富驅動（wealth-driven）階段。前三個階段是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一般伴隨著經濟上的繁榮，而第四個階段則是個轉折點，可能由此開始衰退。

　　創新驅動的實質是科技創新，而科技創新的源頭，一是來自大學和科學院的科學新發現所產生的原創性創新成果；二是引進先進技術，並能消化吸收併進行創新。同時，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是針對全社會而言的，不只是企業的新發明轉化為新技術，更重要的是全社會推廣和擴散（洪銀興，2013）。創新驅動的內容是以產業創新形成新型產業體系，以科技創新形成完備的技術創新體系，以產品創新形成新市場和經濟增長點，以制度創新為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保障，以戰略創新形成協同創新體系（任保年，2013）。我國創新驅動重點應是自主創新，可以是原始創新、集成創新，也或者是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張曉第，2008）。創新驅動內容圍繞科技創新和國家創新的制度展開，通過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為創新型經濟提供創新人才。

　　要素驅動不能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生產要素報酬遞減和稀缺資源瓶頸”這兩個基本問題，需要走以知識和科技為先導的創新發展之路（張來武，2013）。我國經濟發展要素稟賦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化改革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作用達到頂點，整個經濟進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階段，高投資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不可持續，消耗資源為代價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過度依賴外資和出口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可持續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和經濟轉型升級需要創新驅動（任保年，2013）；封閉的創新模式容易造成“矽谷悖論”和“創新困境”，需要打破企業邊界和國家疆域搜尋外部可能的創新源，需要創新從單個企業到區域集聚地最大化利用創新源，需要從“硬創新”向“軟創新”轉變實現創新人本化，這樣才能實現從企業創新活動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飛躍，實現創新自身的創新（甘文華，2012）。創新驅動是經濟發展依靠內需拉動的重要保障，是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是經濟發展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的重要保障，是經濟發展依靠節約資源和迴圈經濟推動的重要保障（馬克，2013）。創新驅動是當前我國解決經濟增長方式、可持續發展，社會與經濟以及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

　　實施創新驅動的必要條件有經濟發展面臨資源枯竭的困境，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產業結構單一以及原有驅動模式的路徑依賴（胡婷婷，2013），需要通過創新驅動解決。實施創新驅動的突破點是制度創新，而需要突破的制度障礙有：政府仍然保持著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政府的政府績效評價要素價格扭曲以及政府未按市場進行相應的職能轉變和適應（張曉第，2008）。建立從多類型創新、創新效應模擬、創新措施調整，再從創新效應模擬到經濟高級發展的創新驅動發展立體的路徑，該立體路徑的實現需要做到創新文化建設、創新理論研究、創新體系建設和創新制度建設的突破（馬克，2013）。從我國投資驅動產生流動性過剩而產生的泡沫經濟，需要創新驅動模式改變現狀。一般地認為，國家進入創新驅動的條件是：科技進步貢獻率達70%以上，研發投入占GDP的2%以上，創新依存度小於30%，創新產出高，具有國際競爭優勢，以及創新擴散到多個領域（夏天，2012）。但是，創新驅動並不意味著減少要素和投資需求，從模仿和學習驅動到創新驅動實現創新經濟發展，決定我國創新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是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的轉型形成採訪效應的氛圍、嚴厲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定期壟斷制度、服務業全球化集聚高端人才以及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和建設創新文化等（劉志彪，2011）。需要深化改革，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需要創新改革的形式和回歸“多層參與和公共治理”（張來武，2013）。通過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形成創新型經濟，提高國家整體創新競爭力，實現經濟新增長方式，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