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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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服務業(Modern service industry)

　　現代服務業，是指那些依靠高新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經營方式及組織形式發展起來的、主要為生產者提供中間投入的知識、技術、信息密集型服務部門，其核心是現代生產者服務，特別是高級生產者服務，如金融服務、商務服務、政務服務、信息技術與網路通信服務、教育培訓服務、物流服務，以及一部分被新技術改造過的傳統服務等。

　　從產業性質看，產品具有無形態性、中間消耗性以及經驗性商品而非搜尋性商品的特征，是現代服務業的三個重要產業特性；從企業戰略活動的方向看，隨著社會專業化分工的不斷深化和泛化，生產者服務逐步從企業價值鏈中分離出來，成為增值最大、也最具戰略性的高級環節；從產業的市場結構看，由於其供給多是“量體裁衣”式的“訂製化”生產，因而差異性極強、替代性較差，產業競爭呈現出壟斷競爭的特征；從生產要素和產出性質看，由於其提供者是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專家組，且多以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為主要投入，因而其產出中包含密集的知識要素，可以說是生產者服務將日益專業化的知識技術導入了商品生產過程；從空間載體看，生產者服務具有高度的空間集聚特性，因而是調整城市功能以及增強城市輻射功能的重要手段。

　　“現代服務業”是一個典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辭彙，它不像其他許多經濟學辭彙那樣是源於西方的學術文獻，而是最早出現在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十五大報告概括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產業結構轉換特征，認為這個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階段”。這個論斷實質上可視為對經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進行了本土化改造。配第和克拉克經過大樣本觀察發現，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將逐步由農業向工業、進而向服務業轉移，但配第和克拉克沒有指出勞動力在農業和服務業內部的分佈變化。十五大報告通過引入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概念，將農業和服務業各自一分為二，進一步描述了工業化時期就業人口結構的演變特征。此後，十五屆五中全會和十六大的報告均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主要包括增加值和就業人口）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現代服務業提出的背景

　　現代服務業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不斷豐富，人類的認識活動也逐步深化。服務業概念是在三次產業劃分的基礎上提出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最近又提出現代服務業的概念，其基礎就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轉型。

　　（一）服務業概念的起源和內涵

　　服務業的概念最早源於西方“第三產業”這個概念，西方不少經濟學家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第三產業進行過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揭示過第三產業的經濟範疇及發展規律。1935年，英國經濟學家、紐西蘭奧塔哥大學教授埃倫·費希爾在其所著的《安全與進步的衝突》一書中，最先提出了“第三產業”概念，並用於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劃分，從而形成三次產業的分類法。按照費希爾的觀點，“第三產業”泛指旅游、娛樂、文化、藝術、教育、科學和政府活動等以提供非物質性產品為主的部門。

　　1957年，克拉克豐富了費希爾第三產業概念的內涵，把國民經濟結構明確地分為三大部門，即：第一大部門以農業為主，包括畜牧業等；第二大部門包括製造業、採礦業等；第三大部門是服務業，包括建築業、運輸業、通訊業、商業、金融業、專業性服務和個人生活服務、政府行政、律師事務和服務軍隊等。

　　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全球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大趨勢， 服務業在就業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加大， 2000 年全球服務業增長值占GDP 比重63%， 主要發達國家占到71%，多數國家服務業就業人數已經超過第一、二產業的總和。

　　（二）現代服務業的產生和發展

　　現代服務業發展大大快於傳統服務業， 1970—1986年間美國現代服務業的產值和就業分別增長了173.3%和200.8%，遠高於傳統服務業91%和85.3%。作為現代經濟貿易增長的主要力量，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新焦點。當前，以現代服務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為特征的第二次產業轉移正在成為一個新的趨勢。2004 年9 月，聯合國貿發會議直接投資報告的主要觀點和結論之一就是外國直接投資已在全球範圍內逐步轉向服務業，從1970-2002 年間，服務業占全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從25% 上升到60%，而製造業則從42% 下降到34%。

　　現代服務業提出的背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隨著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出現的產業結構的軟化現象，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服務業的範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豐富；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和知識成為生產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從事與知識勞動有關的白領工人大量增加，知識密集性服務業快速發展；隨著專業化和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製造業價值創造活動中的一些環節獨立出來，如研究開發、設計、後勤供應等，製造業的服務成分不斷增加，如技術支持與培訓，售後服務等；信息技術等新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對信息技術服務的大量新需求，創造了新的產業和就業崗位，擴展了傳統服務業的內容；信息技術在服務業中大量應用，擴大了服務業的市場，推動了傳統服務業的產品和過程創新，傳統服務業向新型服務業轉變；隨著全球市場的開放，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上升，提高服務業的競爭力成為新的關註焦點。

　　總體上講，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取決於經濟發展總量和經濟發展階段。具體來說，主要取決於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一是市場化。現代生產者服務的外部化進程與專業化發展取決於市場需求的強度和實際容量。政府加快放鬆管制的市場化改革，也能促使現代服務業迅猛發展。

　　二是物質化。如果不能物化，知識就無法變成現實的生產力和財富。知識的物化必須通過機器設備、數據存儲介質等硬體來實現。現代複雜的機器設備一方麵包含了人類積累的豐富知識，另一方面又通過生產更高級的機器來實現人類知識的疊加和放大。由於知識的生產及物化在專業化分工體系中是由現代生產者服務部門承擔的，所以，向商品生產部門源源不斷地投入各種形式的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就成為這個部門的基本職能。

　　三是專業化。專業化生產者服務具有報酬遞增的規模經濟性，同時還有利於實現專業化分工效應。與垂直一體化的內部生產相比，專業化生產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更具有競爭優勢。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發展中的“外包”，就是基於競爭壓力和充分運用比較優勢作出的理性選擇。戰後大多數發達國家通過不斷完善市場規則、降低交易費用，促進了生產者服務的專業化發展。而我國目前由於市場信用差、交易費用高，缺乏分工協作等現代意識，許多生產者服務都是由企業內部自行提供的。

　　四是標準化。只有實現服務技術和產出的標準化，服務企業才會更容易實現複製式擴展，取得規模經濟效應，實現從依賴個人經驗的作坊式生產向社會化大規模生產的轉變。例如，麥當勞做成了標準的大規模連鎖企業，而很多美譽度、知名度極高的中餐卻因未能標準化而只能長期維持單體店規模。這個對比案例是很有說服力的。

　　五是迂迴化。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過程的迂迴化特征和智力資本在其中的巨大作用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舉例來說，相對於用簡單工具建設道路而言，通過使用高級機械和測量設備來建設高速公路，就是迂迴化生產。生產過程越是迂迴化，產業鏈就越長，附加值就越高；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越大，作為中間投入的生產者服務也就越重要。而生產者服務正是把智力資本引入商品生產部門的通道和飛輪。

　　六是信息化。信息產業發展本身就代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及其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正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因為信息化既可以創造對服務業的巨大市場需求，又可以顯著提升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技術水平，改變現代產業競爭的基礎。

　　首先，樹立服務是生產性勞動的觀念。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提供服務是非生產性勞動。而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清楚地表明，服務也具有生產性，而且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其次，深化對資本的認識。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決不單指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資本，還包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技術資本。忽視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技術資本的國家，就無法大規模發展現代服務業。

　　第三，打破行政壟斷。我國發展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的主要障礙，在於交通、流通、金融和通信等領域存在的行政壟斷。國外經驗表明，放鬆管制、降低產業進入壁壘、引入市場機制、強化競爭會顯著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

　　第四，構建專業化分工體系。要通過各種舉措引導企業實行主輔業分離，其中最根本的是強化企業的競爭。只有競爭，才能真正推動企業改變“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後觀念，充分利用專業化分工效應來降低成本。

　　第五，制定適宜的發展政策。比如對高科技企業，在註冊和上市方面應放寬對其物質資本的限制條件；在財稅方面應允許其提足進入成本的研發費用和培訓費用。

　　第六，應加大對生產者服務活動的投入，特別是加大公共服務平臺建設，促進服務業集聚式發展。

　　第七，應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力度，如通過引入競爭打破服務業的行政壟斷，通過開放引進國內緊缺的關鍵性人才，促使有條件的服務業企業“走出去”等，積極利用國際市場培育競爭優勢。

　　所謂現代服務業是指當前那些能夠向其他行業釋放出較強外溢效應，從而有利於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的服務行業的集合體。一旦明確了現代服務業的上述功能，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對“服務經濟”的影響作出明確的判斷。

　　自二戰之後，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日益提高，目前已經達到70%左右，學術界稱該經濟形態為“服務經濟”或者“後工業社會”。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註服務經濟可能引發的後果，但相關觀點莫衷一是。“樂觀派”認為服務經濟的興起是所有國家在經濟進步過程中呈現的最具一般性的規律，意味著生產資源的重新分配，會產生結構獎賞，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悲觀派”則把服務經濟崛起視為“非工業化”，認為其有可能削弱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和導致國家未來國際支付的惡化。Baumol（l967）基於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生產率存在差異的前提假定，通過構建所謂“成本病”的非均衡增長模型，為持否定意見的一方提供了嚴謹的經濟學模型。

　　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對於經濟發展到底意味著什麼？筆者認為答案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具體的服務業結構形態而變化，也就是說要看現代服務業在整個服務業中所占比重如何。在工業化前期以及更早的階段，滿足最終消費需求的服務部門占據整個服務業的主要份額，由於消費型服務產品勞動密集性和定製性程度較高，難以運用自動化的生產技術，其生產率通常會遠遠低於工業。而且，作為滿足最終需求的部門，它無助於延伸社會的生產過程和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簡言之，消費型服務業不能發揮較強的外溢效應。此時服務業比重的提高對應著“非工業化過程”，往往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導致Baumol所說的服務業“成本病”現象。但如今服務業已日益發展成一個內容龐大的非同質產業，同工業一樣，其產品不僅包含最終產品，還包括中間投入品。此時，對於經濟發展和工業化而言，服務業尤其是現代生產服務業發揮著Riddle（1986）所謂的“黏合劑”作用，充當著促進其他部門增長的過程產業角色，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成本。Markusen（1989）利用經Ethier（1982）重新詮釋的D－S函數①，將生產服務業作為中間產品引入模型，描述了生產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以及進行生產服務貿易的積極意義。Markusen認為，發展生產服務業意味著在增加中間投入品的種類，這可使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包含更多更先進的生產環節，此時的生產採用了更加迂迴的生產方式，可大大提高生產效率^[2]。

　　從功能方面看，現代服務業的關鍵特征是能夠發揮較強的外溢作用。從表徵方面看，現代服務業指那些依托信息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理念發展起來的、信息和知識相對密集的服務業^[3]。可見，現代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在表徵方面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技術基礎，二是微觀管理基礎。信息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在某些服務行業中的使用，改變了這些行業的服務產品的生產組織形式和傳遞方式，從而部分乃至完全改變了服務產品以往的諸多特性，比如低附加值、生產消費同時性、低規模經濟性等，使服務產品同工業品之間的差異在縮小。從這個角度看，即使不考慮生產服務業扮演的過程產業角色，現代服務業同樣可充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信息技術和現代管理理念被服務業廣泛使用的背景下，Baumol非均衡增長模型中有關服務經濟時代經濟增長速度將漸進停滯的預示，可能顯得過於悲觀了。

目前，理論界對現代服務業外延的界定就主要是依據這兩點表徵。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兩點區別是非常籠統和模糊的，這使得在現代服務業外延界定方面，出現了多種觀點，可分別稱之為窄、中、寬派。窄派觀點認為現代服務業和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是同義語，指為生產、商務活動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為最終消費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金融業、保險業、房地產業、咨詢業、信息服務、科技開發、商務服務、教育培訓等行業^[4]。中派的觀點認為現代服務業既包括窄派給出的範圍，還涵蓋藉助信息技術改造升級後的傳統生產服務業^[5]。寬派觀點則將那些滿足現代消費需求、符合現代社會文化理念、適應現代人生活品質的各類消費服務業，比如社區服務業、保健服務業等，也納入現代服務業的範疇（周振華，2005）。

　　在實踐中，我們該採用上述哪種現代服務業的界定標準呢？從我們給出的外溢功能標準看，將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和經信息技術改造升級後的傳統生產服務業劃歸現代服務業，應該沒有疑義。但現代消費服務業是否也應該劃入呢？我們傾向於做肯定回答，原因如下。首先，21世紀經濟的競爭主要體現為人才的競爭，而一個地區如果沒有現代化的消費服務業，無疑會在人才競爭中處於劣勢。所以，現代消費服務業可以通過有助於“人才窪地”形成的途徑，發揮著對整體經濟的外溢作用功能。其次，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已經建立起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不一樣，我國正處於經濟體制的轉軌階段。在這個特殊的階段中，體制改革相對滯後的服務業正承擔起破除工業體制改革“瓶頸”，減輕改革陣痛的功能。即使在信息經濟時代，現代消費服務業仍然屬於勞動相對密集的行業，通過發展這類行業，可以為安置工業釋放出的剩餘勞動力提供一個渠道。我們可將現代消費服務業這方面的外溢效應簡稱為“外溢改革效應”。

　　止步於基於現代服務業的性質比較清晰地界定出其邊界，對於指導各級政府制定匹配的產業發展政策，所能提供的幫助是比較有限的。首先，現代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的區分是動態變化的，現代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之間沒有一成不變的界線。傳統服務業以新技術、新管理方法改造後可以轉化為現代服務業；當前被稱為現代服務業的部門也可能隨著歷史推移逐步蛻變為後來的傳統服務業^[6]。因此，在實踐中應避免把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異化為某幾個行業發展政策的傾向。其次，由於不同區域在資源方面存在差異，而且資源又是稀缺的，齊頭併進、不分主次地發展所有所謂的現代服務行業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各級政府在制定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時，最為關鍵的環節不是識別何為現代服務業，而是區分出哪些現代服務行業同自身資源最為協調。而力爭實現能夠做的（組織優勢和劣勢）同可能做的（環境機會與威脅）之間的匹配，正是戰略管理的核心內容。

　　與現代服務業發展最直接相關的戰略模型乃是波特的“鑽石模型”。波特將產業競爭力置於企業、產業和國家這三個主體的互動過程中進行分析，認為特定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力取決於如下四個因素：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知識資源、資本資源、基礎設施等），需求條件（包括需求結構、消費者的行為特點等），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對手。

　　基於波特的“鑽石模型”，一個地區要想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就是要做好如下兩點。一、在詳盡分析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特點的基礎上，識別出最具有發展比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二、創造條件彌補上述四方面因素中相對薄弱的環節，使四因素能協調地發揮功能。波特認為，在鑽石體系中，每個因素最終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他因素的表現，任何一個方面出問題，都會限制整個產業進步與升級的潛力。

　　雖然波特的“鑽石模型”是公認的經典的產業分析框架，但它以“一己之力”遠不能勝任各地區制定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石的角色。因為根植於哈佛學派SCP分析範式的波特“鑽石模型”，有著同SCP分析範式一樣的弊端，那就是分析方法是靜態的和單向的。用該理論指導各地區制定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雖比較全面地考慮了制約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但卻忽略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這些制約因素的反作用。事實上，完全存在這樣一種可能：通過發展在當初看來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藉助現代服務業強勁的外溢效應這個“反向通道”，改善初始的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狀況以及企業特點，使二者在新的水平上實現匹配，刺激經濟達到更優的均衡。也就是說，事前貌似不理性的決策，在事後看來完全符合經濟理性。

　　為囊括上述發展路徑，各地區在制定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時，有必要引入動態的觀念。在分析現代服務業發展面臨的資源條件時，註重分析現代服務業同這些資源條件的互動效應，優先發展那些最能實現“能夠做的”同“可能做的”之間動態匹配的現代服務行業。這有這樣，才能說制定出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政策是正確的。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證該地區企業的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營銷成本有可能持續超過競爭對手。

　　現代服務經濟正在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

　　目前，發達國家基本確立了服務經濟的產業結構，發展中國家也加快發展服務業，開始逐步向服務經濟轉型。而且，現代服務業作為服務經濟時代下的支柱產業，正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主要表現在：

　　首先，現代服務業是知識經濟的主體，它的發展大大加快了信息流、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和物流，對提高國家經濟整體運行效率和質量，增強國家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起到了關鍵作用。

　　其次，現代服務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對GDP和就業貢獻的增長主要源於金融、保險、房地產、商務服務業、專業服務業和信息服務業等，這類服務業屬於知識技術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因此具有較高的生產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正是服務業經濟不斷深入的體現。而部分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連續數年經濟增長率在8%以上，成為僅次於中國的最優活力的經濟體，也主要得力於其現代服務業的發展。2006年，印度貿易和金融服務的增長幅度達到了 9.5%，超過了其8%的經濟增長率；印度人最引以為豪的信息技術外包服務業更為印度的GDP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三，現代服務業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推動了技術、新生產模式在產業中的滲透。隨著現代服務業成為服務業經濟時代的支柱產業，產業結構實現了想技術密集型的轉變，產品結構也呈現高技術化和高附加值化，產業組織在經歷了工業時代跨國化後，在服務業經濟時代正在出現全球化、網路化、虛擬化、協作化的新趨勢。

　　國際化大都市成為各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領頭軍”

　　國際化大都市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通常指那些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具有較強影響力、較大人口規模和集聚擴散能力的特大城市，一般具有全球或地區經濟活動控制、協調和指揮的作用。國際大都市在國際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一個或多個突出功能，其影響力和輻射功能超越地區、國界，波及全球。

　　就產業發展而言，國際大都市在各個國家都扮演著關鍵角色。世界不少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等在20世紀70年代或以前就完成了由製造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過程。尤其是高端服務業在這些區域製造業衰敗過程中的快速發展，使國際化大都市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領頭羊”；並且，由於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進一步擴大了這些區域的輻射半徑，其輻射力和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強大。

　　目前，發展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而且，北京、上海等城市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正在不斷加速，向著國際化大都市邁進已經成為這些地區進一步發展的目標。深入研究國外先進區域現代服務業發展及佈局狀況，對於國家有效的協調現代服務業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 經濟網路型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