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莫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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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或稱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有時簡稱cost disease)

　　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是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在1967年所提出的一種現象，也叫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主要在說明一種部門的生產力相對落後於另一種部門的理由。

　　這一模型解釋了上世紀各主要經濟體產業變革的趨勢和規律，對當下數字經濟時代的諸多現象和問題亦足以鑒。

　　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Baumol）於1967年構建了一個兩部門非平衡增長模型，該模型成功解釋了主要經濟體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的產業結構變遷以及經濟增長趨勢。鮑莫爾把巨集觀經濟分為具有正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進步部門和不存在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停滯部門，併在幾個關鍵假設條件下得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進步部門的單位產品成本將維持不變（這裡指勞動力成本），而停滯部門的單位產品成本將不斷上升，因此，消費者對停滯部門產品的需求如果不是完全無價格彈性的，那麼停滯部門不斷上升的單位產品成本將會促使消費者減少對該部門產品的需求，結果會導致停滯部門不斷萎縮並最終消失。而假設停滯部門的產品需求完全無價格彈性，那麼雖然停滯部門的單位產品成本不斷上升，但仍然會有勞動力不斷向該部門流入，從而該部門不但不會萎縮還會逐步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進來，正由於勞動力不斷從進步部門向停滯部門轉移，因此整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漸變為零，這就是著名的鮑莫爾成本病與增長病，簡稱鮑莫爾病。鮑莫爾同時指出，進步部門主要是指製造業，而停滯部門是指服務業，包括教育、市政服務、表演藝術、餐飲、娛樂休閑等，鮑莫爾舉例指出，在表演藝術市場上，300年前演奏莫扎特的四重奏需要四個人，而300年後演奏同樣一首曲子仍然需要四個人，勞動生產率始終沒有發生變化。

　　如果停滯部門產品的需求不是完全無價格彈性的，那麼不斷上升的成本會促使消費者減少對該部門產品的需求，最終使得該產品部門萎縮甚至消失。反之，如果停滯部門的產品需求完全無價格彈性，那麼勞動力將會不斷從進步部門轉移至停滯部門，從而拖累整個國家經濟增速逐漸變為零。

　　“鮑莫爾病”要存在，就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進步部門”的生產率進步要高於“停滯部門”；二是“停滯部門”的工資會隨著“進步部門”提升；三是“停滯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是不斷增加的。

　　鮑莫爾病理論推理簡潔明瞭，也能解釋市場經濟國家服務業成本高企的現象。但是鮑莫爾1967年的理論模型假設過於簡單，比如只有兩個部門、服務業僅作為最終產品、不考慮開放經濟。

　　所謂的“鮑莫爾病”，是著名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n Baumol）提出的一個經濟現象。1967年，鮑莫爾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非平衡增長的巨集觀經濟學：城市危機剖析》（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鮑莫爾指出：一個經濟中，各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通常是不一致的。當存在這種差異化時，生產率增長較快的“進步部門”的工資上漲會同時帶動那些生產率增長較慢的“停滯部門”的工資上升，而這種效應會導致“停滯部門”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形成更大的產出。久而久之，“停滯部門”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將會越來越高，而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增長則會因此而降低。在後來的經濟學文獻當中，鮑莫爾所描述的以上現象就被稱為“鮑莫爾病”。

　　在後來的經濟學文獻當中，鮑莫爾所描述的以上現象就被稱為“鮑莫爾病”。

　　由於在現實當中，製造業生產率的增長率要遠高於服務業，因此在後續的文獻中，通常把製造業視為“進步部門”，而把服務業視為“停滯部門”。在這種預設下，所謂的“鮑莫爾病”也經常被重新表述為因服務業比重提升而導致的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2013年，鮑莫爾本人曾在《人民日報》的“國際論壇”版發表過一篇介紹“鮑莫爾病”的文章。在文章的一開始，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本科生每年需花費3500美元，到2008年，每名大學生每年需支付的費用已達20500美元，年增長率超過6%，遠高於美國的通脹水平。按照這種趨勢，至2035年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學生每年的費用將接近20萬美元。雖然鮑莫爾的文章說的是美國的事情，但面臨教育日益“內捲”的中國家長想必也會有似曾相識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並不是唯一價格飛漲的行業。事實上，對於大多數服務業而言，勞動力服務和價格的迅速上漲都是一種常態。很顯然，對於廣大的消費者群體來講，這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作為一種“病”，“鮑莫爾病”會給經濟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已經成為了每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都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

　　首先，可能嚴重影響生產率的進步，讓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比如，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國的服務業從1970年代初開始就一直在上升，到1980年代末時其在經濟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了60%以上，但與此同時，美國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卻出現了持續的下降。儘管索洛本人並沒有將這個發現和“鮑莫爾病”聯繫起來，但很多人認為，這一現象其實就是“鮑莫爾病”的一個典型“癥狀”。

　　其次，會導致商品和服務成本的大幅上升，讓消費者的福利受到很大損害。2013年，鮑莫爾本人曾在《人民日報》的“國際論壇”版發表過一篇介紹“鮑莫爾病”的文章。舉了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本科生每年需花費3500美元，到2008年，每名大學生每年需支付的費用已達20500美元，年增長率超過6%，遠高於美國的通脹水平。按照這種趨勢，至2035年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學生每年的費用將接近20萬美元。

　　再次，會導致公共服務的價格大幅上漲，給政府的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在現實中，有些服務業多由政府支出提供支持。作為服務業的子行業，它們也會受到“鮑莫爾病”的影響，其成本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迅速上升。由於這些行業事關國計民生，因此作為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的政府並不會像企業一樣，直接根據成本的上升來對它們提價。以教育為例，近些年，私立教育的學費已經經歷了數十倍的上漲，但公立教育的學費卻保持了相對穩定。為了支持它們的存在，政府必須不斷追加公共支出，而這就會給財政帶來很大的負擔。

　　（1）提升“進步部門”比例

　　第一種思路是，對產業的結構進行管控，調整“進步部門”和“停滯部門”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這個思路的理論依據很簡單：既然“停滯部門”在經濟中比例的不斷上升會導致整個經濟平均生產率的停止或下降，由此引發很多負面的後果，那麼只要我們能設法保證“進步部門”的比重不變或者上升，就可以讓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實現上升。而只要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是始終上升的，那麼即使“停滯部門”出現了成本上升的壓力，我們也可以通過增加政府開支等方法來對此進行對沖，整個社會不會出現太大的壓力。

　　至於如何保持“進步部門”的比重不變或者上升，又有兩種不同的實行方案。

　　一種方案是限制“停滯部門”的發展。

　　另一種方案則是，加大對於“進步部門”的鼓勵和支持，引導其迅速發展。

　　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需求將會趨於多樣化，很多原本“奢侈”的需求都將轉變為必需的需求，從而產生很多新產業。這些新產業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服務業的，而按照鮑莫爾的分類，它們則屬於所謂的“停滯部門”。

　　舉例來說，在過去，家政服務並不屬於人們必需的，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它越來越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種需求——至少對於相當一部分的城市人口來說，情況就是這樣。類似的這些行業，一旦產生，就只可能繼續壯大。因此，隨著人們需求的不斷多樣化，服務業的不斷壯大就成了一個必然。

　　在現實中，一個國家的製造業發展通常需要很多基礎設施的支持，如果政府可以在這些方面進行一些支持，那麼就有可能同時推動製造業的生產率增進並提升製造業在整個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而通過這些努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鮑莫爾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2）提高“停滯部門”的生產率

　　第二種思路是，設法提升“停滯部門”的生產率。雖然在理論模型當中，“停滯部門”的生產率被設定為是增長緩慢的，但這種設定更多是出於一種理論簡化的目的。在現實當中，所謂的“停滯部門”其實也可以實現生產率的大幅增長。

　　比如，鮑莫爾在其1967年的論文當中就舉了一個例子：一般來說，從事咨詢行業的人的勞動生產率是很難提高的，因為他們的工作成果是嚴重依賴於勞動的，要實現效率上的突破非常困難。但是，噴氣式飛機的發明和普及，大幅度縮短他們出差考察的交通成本，從而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用於有效工作。這樣一來，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也就隨之上升了。

　　除了類似直觀的例子，很多經濟學家也用更為嚴格的實證研究向我們證明瞭在現實當中，所謂的“停滯部門”是完全可以實現生產率的增進的。比如，特裡普利特（Jack E. Triplett）和波茨沃斯（Barry P. Bosworth）就曾經對20世紀90年代後期到本世紀初的美國服務業生產率的增長狀況進行過考察。結果發現，在這個時期內，一直被人們視為是“停滯部門”的服務業的年均生產率增幅為2.3%，要高於被視為“進步部門”的製造業（其年均增幅為1.8%）。根據這個發現，他們宣稱“鮑莫爾病”已經在美國得到了“治愈”。而在論及“治愈”的原因時，他們認為，同時期ICT產業的發展和在服務業中的利用應當被視為一個主要的原因。與此同時，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變化，生產性服務業在服務業大類中比重的提升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想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通過某些必要的改造，讓傳統上作為“停滯部門”的服務業實現生產率的大幅增進是完全可能的。而從具體的操作上看，以下幾個工作可能是值得重視的：

　　一是要積極應用數字技術，幫助“停滯部門”生產率的提升。數字技術可以從兩個方面讓“停滯部門”的生產率實現提升：

　　一方面，它可以減少工作中很多不必要的內耗，讓更多的勞動時間成為有效勞動時間。如前所述，在半個世紀前，鮑莫爾觀察到噴氣式飛機可以大幅壓縮差旅時間，從而在保證總工作時間不變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勞動時間；而在今天，依靠視頻會議，我們甚至能把很多差旅整個都取消。很顯然，這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將會遠遠大於噴氣式飛機。

　　另一方面，它可以幫助產品和服務觸達更多的用戶。在討論“鮑莫爾病”時，很多人都樂於引用他所舉的那個樂隊五重奏的例子。我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例子在數字經濟時代依然是成立的，因為即使有了各種數字技術的加持，我們也不能把五重奏的人數從五個減少到四個，把一首原本需要演奏兩個半小時的樂曲壓縮到兩個小時演奏完。但是，依托於數字技術，我們卻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場演奏。過去，這樣的音樂表演至多也只能在幾百人的音樂廳演奏。而假如把這場表演錄下來放到網上，那麼它的觀眾人數從理論上講就可能是無限的。如果在錄製和觀看過程中應用了VR技術，那麼觀眾即使遠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如身臨其境一樣地欣賞表演。這樣一來，雖然演奏者還是那些演奏者，演奏的音樂還是那個音樂，但觀眾的人數卻增加了無數倍，其可能產生的收入也將會大幅提升。如果依照這場音樂會產生的價值計算，演奏者們的生產率就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之下實現了巨大的提升。

　　二是要用好各種在數字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新商業模式，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更有效配置。依托於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很多傳統經濟條件下不存在的商業模式都被陸續發展出來。在現實中，它們都有助於幫助“停滯產業”實現生產率的提升。而在這些新的商業模式中，平臺經濟毫無疑問是最為重要的。過去，一些行業的生產率難以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生產階段之間、生產與銷售之間、銷售者和用戶之間很難實現有效的協調和匹配，這就導致了嚴重的“資源錯配”問題，阻礙了生產率的提升。而平臺作為一個中介，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類似的協調和匹配問題。通過平臺，買家和賣家之間、乘客與司機之間、需要共同完成某項任務的不同人之間，都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實現匹配和協作。這樣一來，這些活動所對應行業的生產率就會實現很大的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講，平臺和平臺經濟毫無疑問是破解“鮑莫爾病”的一劑良方，我們應該儘可能地用好它。

　　（3）控制某些額外的成本上升因素

　　儘管鮑莫爾一直聲稱，服務業等“停滯部門”的工資上漲是由製造業等“進步部門”的工資上漲拉動的，並且也有不少研究確實發現了兩部門的工資之間有共同變動的趨勢，但在我看來，造成服務業成本上升，生產率停滯的原因似乎並不完全來自上述機制。換言之，導致“鮑莫爾病”的還有一些其他的機制。

　　幾年前，我曾經做過廣東地區幾個市的營商環境調查，中間問卷訪談過幾千個不同性質的企業。從回收的問卷看，對廣東而言，導致各行業（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一個最重要趨勢其實是飛漲的房價。由於房價會同時影響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工資，因此如果我們僅對這兩個部門之間的工資關係進行考察，就可能得到一個看似因果的關係，而對它們背後的共同推動因素卻忽視了。在我看來，在考慮“鮑莫爾病”時，這些因素可能是要尤其註意的。尤其是像房價，造成其高企的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什麼實體因素，而是泡沫，因此為了實體經濟的健康，它必須得到相應的控制。

　　Baumol's cost disease (also known as the Baumol Effect) is a phenomenon described by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in the 1960s. It involves a rise of salaries in jobs that have experienced no increa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response to rising salaries in other jobs which did experience such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This goes against the theory in classical economics that wages are always closely tied to labor productivity changes.

　　The rise of wages in jobs without productivity gains is caused by the necessity to compete for employees with jobs that did experience gains and hence can naturally pay higher salaries, just as classical economics predicts. For instance, if the music industry pays its musicians 19th century style salaries, the musicians may decide to quit and get a job at an automobile factory where salaries are commensurate to high labor productivity. Hence, musicians' salaries are increased not due to labor productivity increases in the music industry, but rather due to productivity and wage increases in other industries.

　　The orig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sector. Baumol and Bowen pointed out that the same number of musicians are needed to play a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today as were needed in the 1800s; that is, the productivity of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has not in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 wages of musicians (as well as in all other professions) have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n a range of businesses, such as the car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 retail sector, workers are continually getting more productive du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their tools and equipment. In contrast, in some labor-intensive sectors that rely heavily on human interaction or activities, such as nursing, education, or the performing arts there is little or no growth in productivity over time. As with the string quartet example, it takes nurses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change a bandage, or college professors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mark an essay, in 2006 as it did in 1966.

　　Baumol's cost disease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lack of growth in productivity in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hospitals and state colleges. Since man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are heavily labor-intensive there is little growth in productivity over time. As a result growth in the GDP will generate little more resources to be spent in public sector. Thus public sector production is more dependent on taxation level than growth in the GDP.

　　Producers can react to wage inflation in a number of ways:

• Decrease quantity/supply
• Decrease quality
• Increase price
• Increase non-monetary compensation or employ volunteers
• In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ase of education, the Baumol Effect has been used as at least parti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fact that, in recent decades, college tuition has risen faster than the general rate of inflation.

　　The reported productivity gain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late 1990s can be mostly attributed t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roviders decreased the cost of ancillary labor through outsourcing or technology. Examples include offshoring data entry and bookkeeping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replacing manually-marked essays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with multiple choice tests that can be automatically marked (see Scantr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reatment is not available to the performing arts sector, because the consumable good is the labor itself. Instead,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increases in price of the performing arts has been offset by increases in standard of living and entertainment spending by consumer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ther treatments have been employed is subjective.